4.1　中国书画艺术对彩塑艺术的影响

中国书法从早期甲骨文（见图4.1-1、图4.1-2）到后续青铜文，再到小篆、隶书、楷书等体系的形成，每个阶段书法风格的变化与朝代的更替和社会变化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历代名画记》曾说：“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同源，两者之间有着许多共性、互补性，但随着发展又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中国最早的古汉字是兴起于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角度看，这些字已具备了线条美、对称美、变化美、章法美和风格美。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的线条化和战国时期民间草篆的古隶化削弱了字的象形性，但随着书体的嬗变和字体的简化，文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艺术化。

秦代的篆书统一了六国文字，在加强封建统治或社会进步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对书法的艺术化发展并没有什么影响。汉代的隶书突破了秦代单一使用中锋的运笔方法，不仅形体娴熟，而且书体多样，尤其是将汉字规范成方正形，为后世各种书体流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见图4.1-3）。如刘勰《文心雕龙·碑》所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汉隶的流派纷呈为晋代行草、狂草也开辟了新的道路。

魏晋书法极具创造力，篆、隶、真、行、草诸体俱臻完善，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它上承汉之余绪，下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之朴。

这一时期，楷、行、草等字体被广泛应用，涌现了一批大书法家，开创了不同的风格，树立了不同的艺术典范。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讲：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又传之王献之。其中王羲之的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从冯承素临的《神龙兰亭序帖卷》（见图4.1-4）可以看出，其字墨气浓淡随气随行，行款疏密出于天然，具有雄秀之气和多资神清之特色。

进入唐代后，“书至初唐而极盛”。涌现了虞世南、欧阳询（见图4.1-5）、褚遂良、薛稷、陆柬之、李邕、张旭、颜真卿（见图4.1-6）、柳公权（见图4.1-7）、怀素（见图4.1-8）、钟绍京、孙过庭等一大批书法家，楷书、行书和草书由此也进入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绘画始于何时很难推论，随着近些年多个省份发现岩画，把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上推至旧石器时代。

唐代张彦远认为，象形文字统一了书写与绘画，而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是绘画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重要环节。这既说明了书画同源，也讲清了绘画独立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以来，多处商代墓葬中都发现有残存的彩绘布帛，或商代王室墓葬中残留在木质品上的漆画。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幅战国时期的帛画，代表了早期的绘画，其中一幅帛画表现了一对男女的形象，妇人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男子则驾驭着一条龙舟，两人的形象均由墨线勾勒，显示出了熟练的技艺。

秦汉时期，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和道德说教，在宫殿里制作了大量的壁画，遗憾的是，由于时代更迭、时间推移和人为破坏，这些绘制在宫殿衙署的壁画随着建筑物的消亡已几乎丧失殆尽。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咸阳宫壁画遗迹，使人们领略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这些壁画采用的直接绘彩方法，接近于中国后来传统绘画中的“没骨”法，有可能对汉代壁画有所影响。而汉代壁画，如西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宣帝时在麒麟阁绘制的11位功臣的肖像画、东汉明帝时洛阳白马寺绘制的《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等，也都显示出了对绘画的新探索。

源于汉代实行厚葬的风俗，使今天的人们可以一睹当时许多珍贵的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之风采。其中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夫妇升仙图、伏羲图、日轮图”墓室壁画（见图4.1-9）、河北安平的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等，描绘的内容都十分丰富，且含意复杂，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和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愿望。

除了宫殿衙署壁画和墓室壁画，汉代画在帛上的作品也很多，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有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中的西汉帛画。其中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将“没骨”与勾勒两种方法融为一体，勾线匀细有力，飞游腾跃，近似于后人总结的“高古游丝描，”显示了当时绘画技法已走向多样性的趋势。画采用矿物质颜料，设色沉稳厚重，艳丽夺目。

魏晋南北朝之前，绘画都是由画工来制作完成，到了六朝时期，社会风气有了新的变化。伴随着崇佛思想的逐渐上扬，一大批地位显赫、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进入绘画界，他们拥有精湛的技艺，对绘画和佛教绘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其中，由曹不兴和弟子卫协创立并发展出的佛教绘画为促使绘画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对外来凹凸画阴影法形成了宣传和传播的作用；北齐画家曹仲达创造的“曹衣出水”，将衣服皱褶表现成紧窄贴身的方式，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是一位精通诗文、书法和音乐的天才。他年轻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维摩诘像壁画，一笔点睛而名扬天下。他的绘画技法古朴细腻，人物情态生动传神，衣服线条流畅飘举，山水风景错落有致。从隋唐或宋人留下的摹本《洛神赋图》（见图4.1-10）中可以看出，画面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人物造型、笔墨表现，都展现出了大家之风范。

唐代张怀瓘曾将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评述为：“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

魏晋南北朝绘画展现出的对艺术的自觉和以文艺本身为终极目的的方式，与汉代绘画重视实用性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来说，书法和绘画既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自我修行的重要途径。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才涌现了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论》和陈姚最的《续画品》这样具有深刻艺术思想的画论传于后世。其中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不但成为中国绘画批评的基本准则，也成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普遍遵循的艺术准则。

隋代的绘画“细密精致而臻丽”，画家中有的擅长宗教题材，有的善于描写贵族生活。这期间从人物画的背景中还独立出了山水画，并在追求“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中为中国山水画开创了一条可发展之路。

唐代绘画在隋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初唐时期的绘画不仅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当时的墓室壁画和宗教壁画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技法。人物画，如阎立本画的《步辇图》（见图4.1-11），画面设色典雅艳丽，线条流畅，构图错落有致。而其他画种如山水画、花鸟画、走兽画，也都异彩纷呈，涌现出了许多经典之作。尤其是以吴道子、张萱和周昉为代表人物的仕女画及宗教画，都成为了后世争相效仿的摹本。

五代十国的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前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变化，它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见图4.1-12），用笔圆劲，设色浓丽，人物神情刻画细腻。

北宋和南宋时期，手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文化艺术的新繁荣，为绘画迈向新台阶奠定了基础。而北宋宫廷设立的“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与绘画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中国书画在用笔用色、经营位置等方面作出的种种探索，与同时期彩塑作品在塑形和彩绘方面的风格变化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书画在勾线和用色上对彩塑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彩塑运用的色彩平涂、勾线与晕染结合等方法与书画的发展都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