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承

冯先生有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这方面的成就如何，应该由专家来评价。从师承的角度，我认为它不是来自金先生，而主要源于冯先生自身的经历。

1935年冯先生上大学报考哲学系，为的是“救国”⁽¹⁾。“七七事变”后，冯先生离校两年去前线参加抗战，至延安，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第十卷第378—382页）；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任教期间，还“在中学组织读书会，读革命书刊”（第十卷第384页）；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翌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副主任（参见第十卷第386页），同时期讲授的课程也以辩证唯物主义居多。这一段经历表明，冯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怀有报国愿望和政治激情，不仅有革命理想，也有亲身实践，而且这些活动从一开始就与他对哲学的看法紧密结合。因此可以说，冯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不仅是学术，也是政治理念。他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打上这一理念的深深烙印，终生不渝。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怎样认识世界》，还是“文革”后的《哲学要回答现实问题》《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一些设想》，记录的是冯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体现的却是冯先生一生的政治情怀。冯先生的这种经历和情怀，金先生身上是没有的，我所接触过的其他几位老师身上也是没有的。

冯先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哲学史，这与金先生是有师承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师承与其说来自金先生，不如说来自汤用彤先生⁽²⁾。冯先生在读书期间，与汤先生接触很多，对汤先生的学识表示敬佩。由于参加革命活动，冯先生经常缺课，但是汤先生的课“总是认真学习的，除非生病，绝不缺席”（第八卷第592页）。此外，读书有了问题，西学问金先生，中学问题则问冯汤两位先生。由于离汤先生家近，去得也多，讨论也多（参见第八卷第594、384页）。特别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用冯先生自己的话说，“金先生给了我启发”，而“汤先生叫我系统地研究一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我照他的话做了，并着重读了老庄一派的书”（第八卷第598页），最终的论文则是“读《庄子》时获得的一点心得”，并把它“加以发挥”；该心得获得汤先生“连声称赞‘好’”（同上书第598—600页）。

研究生论文对研究者的影响巨大，甚至可能会是一生的。冯先生的论文以《智慧》为名发表在1947年的《哲学评论》上，一如冯先生所说，它是冯先生数十年来的哲学探索的“起点”（同上），主要思想也是冯先生晚年整理自己思想体系《智慧说三篇》的核心内容。按照冯先生的说法，该文深受金汤两位先生的影响，术语“都按照金先生的用法”，而内容上“则正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同上）。作为后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冯先生的表达方式或者方法论方面受金先生的影响，而学理内容受汤先生的影响？一方面，该文从元学开始谈起，而且涉及许多方法论内容的讨论，它们无疑得益于跟金先生读休谟和布莱德雷，以及读《知识论》和讨论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该文主体内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冯先生学习过程中积累和收获最多的，也是比较熟悉的东西，而这方面恰恰深受汤先生的影响。认识到这两个方面的师承，也就可以看出，在冯先生一生研究中，说出的是汤先生所影响的东西，而显现的则是金先生影响的东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冯先生一生治中国哲学的典型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晚年给学生讲述金先生的《论道》，共八讲，未完。编者称其为“最后的哲学沉思”。我的阅读体会是：题目是金先生的书名，内容涉及对金先生的思想和方法，包括其几部主要著作以及生平经历的认识体会，还有冯先生自己一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反思和认识。在不少地方，与其说是在讲金先生之思，不如说是在讲自己之想，大有借金先生之砖引自己之玉的意味，尤其是在涉及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之间的区别、逻辑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的地方。我觉得，研究冯先生的思想，这个讲演特别值得重视。它如实反映了金先生与冯先生的思想传承，特别是，它出自冯先生之口，是冯先生一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