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过度沉迷手机的“潜在效果”

“看到课程标题时，大家脑海中应该会把‘沉迷手机’当作重点，事实上，我并不能帮助大家解决沉迷手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讨论一下传播效果问题。”施拉姆导师竟然也变成了“标题党”，想要依靠噱头来吸引眼球。当然即使不提这种标题，来听课的同学也不会少。

马鹏伟从上节课开始对传播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他知道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传播学的内容，但真正将理论与现实对照后，确实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马鹏伟开始逐渐放下底线，朝着目标进发了。

“谈到传播效果的问题，不得不谈传播效果模型，在传播学发展的这些年时间里，传播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寻找最为有用的模型。

“关于传播效果理论，相信我后面会有导师详细讲述，我在这里主要想介绍大众媒介的潜在传播效果。简而言之，就是大众媒介是如何一点一点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施拉姆导师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提什么问题，但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我这里有一些调查数据，放在现在可能早已过时，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借此推及自身，深入思考一下。

“在1979年时，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而这些电视机每天会有7个小时都在开着。这样算来，这些电视机每年会开2500小时以上，相当于100多个日夜。如果一个人这样生活10年，那相当于有3年时间他都在看电视。当然，电视机开着并不意味着一直有人在看，但就算人们每天看三四个小时，一年365天的总时间花费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数据看上去很惊人，其实不止在美国，根据研究表明，日本儿童看电视的时间要比美国儿童还多。欧洲一些国家看电视的人数会稍少于美国，但整体数字也是较高的。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程度较低，这一数据也会更低一些。

“但现在又如何呢？现在在座的各位可能对看电视并不感兴趣，甚至连电脑也不怎么经常使用了。但手机呢？你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呢？”施拉姆导师在论述之后向同学们抛出了一个问题。

施拉姆导师将话题从1979年的电视机观看量转到了2019年的手机使用率，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但仔细思考后会发现，结果确实让人吃惊。施拉姆导师挑选了几位同学回答自己的问题。

“一天都在使用手机啊！当然，上课的时候不用。”林凯回答道。

“现在基本上都是手机不离身吧，早上、中午和晚上用得比较多。”李月婷回答道。

“我会有意控制自己去玩手机，虽然考研准备要从大三开始，但我会有意减少玩手机的时间，省得在学习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但由于社团活动比较多，手机的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胖胖的李文文回答道。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施拉姆导师似乎非常满意，这些答案正是他想要的。接过同学们的回答，施拉姆导师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花费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但却只花了较少时间去研究因为看电视占据时间，从而让我们无法去做的事情。当然，现在看电视这项活动已经转变成了刷手机，虽然形式变了，但我们都会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都有什么代价呢？可能我们会因此晚睡30分钟，可能会因此少与朋友交谈10分钟，也可能因此失去30分钟的读书时间、做家务时间。我们将如此多的时间用在刷手机上，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隐性的。它让我们不再想去做其他事情，而将它作为一项需要花费3个或4个小时去做的事情。”

“这就是大众媒介的潜在效果吗？但如果我确实有这3个或4个小时的时间通过刷手机，我同样可以与朋友们交流、获取新的知识、了解时事新闻，这与看书和上课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们透过手机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不是现代唯一的选择吗？”在施拉姆导师讲述的间隙，卢方娜起身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没错，你的论述很正确，你似乎喜欢通过比较价值的方式来做出判断，而你的结论也似乎无懈可击。可是，世界太大了，我们不仅需要窗子，而且需要一台智能化的望远镜，手机确实承担了这个角色，但上面我所提到的只是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下面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它的潜在效果。”施拉姆导师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并引出了自己新的论点。（如图1-4所示）

“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手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可以借此去获得各种各样的外界知识。实际上，一个事件或一个知识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要借助大众媒介去获取。如果想要知道自己家的狗狗更爱吃哪种狗粮，那只要问一问每天喂狗的妈妈就可以了，这种事情是不需要大众媒介的。因为相比于大众媒介，妈妈给出的答案肯定更为可靠。

“一些学者曾研究过人们是通过哪种途径来获得选举结果信息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报纸是主要渠道，电视则排在其次。似乎是在1961年调查时，电视第一次超过报纸，成为‘最可信任的’媒介，而到了现在，互联网大有取代电视占据首位的趋势。实际上，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最信任的大众媒介了。

“但是，你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内容，就一定是真的吗？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天真，认为大众媒介中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问题在于，还有很多的儿童和成年人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理解，而依然相信自己从大众媒介中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听起来不够可怕吗？”施拉姆导师谈到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些情绪，他稍稍平复了一下，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没办法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把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子关上，我们需要通过大众媒介扩大自己与孩子的认知和眼界。另外，我们还需要担心大众媒介给孩子看到的是何种世界、何种行为，它们是在以什么标准来为窗子里的我们传递信息，它们所传递的真实是事件的真实，还是它们自己的真实。这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地方。

“当儿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收看、阅读、倾听大众媒介传来的信息时，很多效果不会立刻显现，但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一定会带有这些效果的影子。我们将这些称作‘潜在效果’，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寻求的，也不会立刻显现，但其影响力量却是异常强大的。”施拉姆导师停顿片刻，准备进行最后的总结论述。

“您说的这些效果，有什么具体的现实事例可以解释吗？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林凯似乎对施拉姆导师的理论仍有不解。

“如果让我做个比喻，我会把这个效果比作岩洞中的石笋，含有石灰质的水滴不断滴在上面，每滴水中的沉淀物小到我们用肉眼无法察觉，但水滴经年累月地滴着，数百年后，我们会看到原来的石笋已经改变了形状，长成了其他的样子。我认为这种非即时性也非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大众媒介对人类的主要影响效果。

“这种生活实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以大家现在比较热衷的用手机刷微博，如果你连续一周时间都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视频，那渐渐地你就会觉得驾驶汽车真的很危险。如果连续一周时间都看到情感纠纷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那你就会觉得整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事实上，如果你点击了某方面内容，这些媒介便会不停为你推送相关内容，美其名曰为兴趣推送，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手段。

“上面我对例子的论述可能不够客观，但现实就是如此。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时间，尤其是成家育儿之后要多多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其让那些我们不知道，甚至从来都不了解的大众媒介来决定我们将看到和听到什么，让它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获得知识，不如带着孩子一起走出去，从生活中去获得真知。

“我们虽然仍无法确切判断大众媒介中的各类节目内容将会给我们的具体效果，但其长期效果依然会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如此。”施拉姆以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结束了这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