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心王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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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基坦的理查,1157——1172

理查体现出的那些令穆斯林印象深刻的政治特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法兰西,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领地阿基坦成长时就已形成的。理查在阿基坦度过了他少年时光的大半,并从1172年起成为阿基坦公爵。由于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来自法国的安茹,从理查的家谱中找到一位有英格兰血统的祖先十分必要,而亨利二世将理查的血统追溯到他的曾祖母之一、亨利一世国王之妻伊迪丝(Edith)身上。这支与安茹王室相连的英格兰血脉尽管较为微弱,但它依然在欧洲王侯的宫廷间广为人知。家族渊源在理查生活的时代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着个人命运,还左右着诸多地区和王国运势的走向。当时一位对此颇有研究的学者、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迪切托的拉尔夫将理查的谱系从伊迪斯进一步上溯至威塞克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以及塞迪克(Cerdic),并通过他们将谱系再延伸至奥丁(Woden)和诺亚(Noah)时代。1尽管理查的英格兰先祖们声名显赫,甚至日耳曼人的战神也位列其中,但他们对生于英格兰的理查而言却几乎毫无意义。理查于1157年9月8日生于牛津,地点很可能就在博蒙宫中。幼年的理查以戏谑的口吻将自己称作异教恶魔的后代,不过,这并非对其先祖奥丁不敬的言论。理查所指的其实是安茹传说故事中的“梅露辛”(Mélusine),这位绝色美人嫁给了一位安茹伯爵,并为他生了四个子女。对她本人及其婚姻的所有描述都完美无缺,除了以下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她厌恶进入教堂,也对出席领取圣体的祝圣礼十分抵触。那些嫉恨梅露辛的言论也反复地对伯爵提及这些事实,最终伯爵决定对她进行考验。伯爵将他的妻子叫来教堂参加礼拜,在祝圣礼进行时,梅露辛打算离开教堂,但她被四名士兵阻止了。但当士兵们抓住了她的斗篷时,她将斗篷从肩上抖落,怀抱着她的两个孩子从窗口飞了出去,此后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被她留在丈夫身边的孩子便再没见到她。2理查的言论实际上表明: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传奇的家谱,对他而言更加亲近的都是来自法兰西西部,而非来自英格兰或诺曼底的家系。

至于理查双亲的结合,也是有着当时少见的强烈政治影响的婚姻。这桩婚姻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理查的人生。亨利与埃莉诺的结合是在1152年5月,当时距离埃莉诺结束与法王路易七世的第一桩婚姻不过8周时间。作为疆域广阔、占现代法国领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阿基坦公国的继承者,埃莉诺将这份令其新任丈夫财富和声望倍增的巨大赠礼带给了亨利。3这一选择也显然会令她的前夫路易七世震怒不已:毕竟亨利当时已身兼安茹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他从父亲杰弗里·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那里继承了安茹领地,4 又从他的母亲玛蒂尔达(Matilda)那里继承了诺曼底。此时他又与埃莉诺结婚,并以埃莉诺丈夫的身份统治了阿基坦,他的实力显然已经跃居法王之上。尽管法理上作为伯爵和公爵的亨利仍然要向法王效忠,但他与埃莉诺的婚姻仍令路易七世倍感不快。在路易七世看来,这无疑是本末倒置。5除此之外,作为前任英王亨利一世的孙子、英格兰王位有力争夺者的亨利二世也令路易七世更感恐慌。虽然路易七世离婚后仍然保持着阿基坦公爵的派头,并仍然将前妻视作他的被监护人,但正统的阿基坦女公爵、30岁的埃莉诺在目睹其前夫懊悔不已的情形时,感到十分自在。两年后,英王斯蒂芬被劝服,接受亨利作为自己的继承人。1154年12月,亨利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王。如今,他成了全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为富有。亨利的权势也完全压过了他名义上的封君法王路易七世。当埃莉诺与路易成婚后,路易七世曾一度是诸王国中最强大的君主,那么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决定要与她离婚呢?

路易与埃莉诺于1137年结婚,当时埃莉诺的父亲阿基坦公爵威廉十世(Duke William Ⅹ of Aquitaine)在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朝圣途中突然逝世,并未留下男性继承人。而埃莉诺的叔叔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Raymond, count of Tripoli)是一位十字军国家的统治者,他与埃莉诺相距甚远,既不能对她施以援手,也无法将她继承的领地占为己有。对一个失去父亲和叔叔庇护的15岁女继承人而言,与路易的婚姻能和他结成可靠的同盟。此外,同时代的人们也普遍相信,作为丈夫的路易七世给予了她关爱和保护。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桩婚姻变得令人失望。路易在婚后逐渐成了一个极度虔诚而清心寡欲的人。曾有故事说到,有一次路易身患重病,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若他愿意与女人同床,这将会增加他康复的概率。人们将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带到他的床前,可他甚至宣称自己宁可病死,也不愿遵照医嘱犯下如此通奸罪恶。6可想而知,美丽活泼的埃莉诺与清心寡欲的路易是何等格格不入,不过也有人说,埃莉诺在安条克时就以顽固而轻浮著称。不论这些评价真实与否,关于埃莉诺私生活的谣言都已广泛传播开来。最终,这些谣言几乎将埃莉诺描述成如同梅萨丽娜(Messalina)一般的传奇人物。米什莱写道,她才是真正的梅露辛。7难怪埃莉诺曾抱怨道,比起国王来说,路易更像是一个修士。8

到12世纪40年代末,埃莉诺和路易两人显然已经极不相容了,但仅仅因为性格的差异还不足以使他们解除婚姻。9在当时,婚姻的首要职责便是传宗接代,然而埃莉诺和路易的婚姻却未能给他们带来一位男性继承人。在他们14年的婚姻中,埃莉诺除了一次流产外,只为路易生了两个女孩。虽然埃莉诺本人得以继承她的领地,但近期于英格兰和诺曼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足以说明:一名女儿根本不可能成功保有她所继承的领地。假如路易七世要想避免在法国重蹈英王斯蒂芬的覆辙,他就必须要有儿子。所以,当1154年教会判决他与埃莉诺的婚姻无效后,路易与卡斯提尔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of Castille)结婚。然而她仍然只为路易生育女儿,1160年,康斯坦丝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不久去世。对法兰西王位男性继承人的极度渴求,促使路易在康斯坦丝去世5周后又找了第三任妻子:香槟的阿德拉(Adela of Champagne)。终于,路易在1165年8月有了自己的儿子。当时还是学生,住在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一间出租屋里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仍对多年前巴黎民众们听到这一期盼已久的喜讯时的欢乐情景记忆犹新:在一个温和的夏夜,他突然被响彻全城的洪亮钟声惊醒,同时看到窗外闪耀的焰火之光。杰拉尔德最初认为巴黎发生了火灾——毕竟在那个以木料作为主要建材的时代,火灾的威胁无处不在。但那火光其实是篝火,钟声传递的并非警报而是喜讯,狭窄的街道上此刻也挤满了人。杰拉尔德很快便明白了当时巴黎民众狂喜的原因:“感谢上主的恩典,今夜我们的新王降生了,他将给予英格兰王沉重的一击。”这个男孩被取名为腓力。10日后,他将成为理查的十字军战友,也将成为理查的劲敌。

不难想象,当理查于1157年降生时,还没有儿子的路易七世是何等恼怒:他与埃莉诺14年的婚姻没能给他的王国带来一个继承人,然而在埃莉诺第二段婚姻的前5年里,她就已经给亨利二世生下4个孩子,其中3个是男孩:他们分别是1156年早夭的威廉、小亨利和理查。事实上,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他们最小的孩子约翰生于1167年。这无疑说明亨利二世不是路易那样的苦行僧式人物。1157年时,亨利年方24岁,体格壮实,比他的妻子年轻了12岁,即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亨利二世35年的统治期间,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位老练政治家,他总是能够通过强力手段或巧妙智谋压制和挫败所有对手。只是在他晚年受困于疾病并与之斗争时才遭到失败。亨利二世富有智慧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用法语或拉丁语与人交谈辩论。此外,在那个视狩猎为贵族风范重要象征的时代,亨利二世对狩猎的热爱也无人能与之相比。对他来说,再没有比在拂晓前就跨上马鞍开始狩猎更好的事情了,11也总是有人目睹他简单地穿着耐磨的猎装的模样,不过他的廷臣之一沃尔特·马普(Walter Map)却说,“他经常穿着用华贵材料织成的与其身份相宜的袍子”。12亨利二世厌恶久坐不动,始终保持着不断活动的状态,看起来总是一副坐立不安、不知疲倦的样子,为避免无所事事的情况发生,他宁愿拿起针线亲自缝补自己的衣服。13沃尔特·马普认为,在亨利二世施政方式之中之所以会存在极易招人愤怒的一面,与他母亲的教育不无关系。正如理查和其他人所见的那样:

他应当尽可能地将所有人的事务拖延,将所有空缺的官职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官职空缺从中获利,始终让那些渴求高位者心怀得以晋升的希望。他还使用一个并不友善的比喻佐证自己的这一见解:当训练一只难以驯服的鹰时,若在给它喂肉时先以肉示之,然后将肉迅速拿开或隐藏起来的话,这只鹰将因为对肉的渴望加剧,表现得更加温顺服从。14

不过,由于亨利二世统治着北达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南抵比利牛斯山脉的广阔领地,他不得不比大多数王侯和统治者经历更多更加漫长也更为紧张的旅程。虽然谣传称亨利二世能够自在飞翔,但他实际上由于不停乘马四处奔走而双腿疼痛不已。

亨利二世的性格和他的上述举动,无疑会在理查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心中留下一个不易亲近、时刻奔忙的父亲形象。亨利二世可能将子女们留在相对安稳的英格兰,他则经常在海外居留,致力于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治理自己的大陆领地。亨利二世是如此与子女疏远,以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巴尔德(Theobald)在1160年夏季写给国王的一封书信中,提出了让国王返回英格兰的请求。除了讨论其他事务,大主教还提醒国王关心自己的子女:“即使是最铁石心肠的父亲,在如此长的时间内都不与自己的子女见面,也会于心不忍的。”15不过大主教在信中的这一劝告并未奏效,亨利二世直到1163年1月才回到英格兰,这时距他上次离开英格兰已过去了4年半的时间。应该说在亨利二世人生的这一阶段,他并没有什么关爱子女的表现,随后的另一件事也证实了这一说法:1165年5月,王后埃莉诺将理查和他出生于1156年的姐姐玛蒂尔达带回诺曼底。两周后,亨利二世渡过英吉利海峡回到英格兰,将他的家人抛在身后,发起了一场对威尔士人的不甚成功的大型攻势。16所有关于亨利晚年生活的记载也都表明:对理查来说,母子关系远比父子关系更为亲密。但埃莉诺也时常外出旅行,于是在埃莉诺旅行期间,理查的乳母自然地承担起每日关爱和抚育他的工作。12世纪时的传奇故事通常告诉读者,一位贵族妇女亲自哺乳并养育她的子女是极为少见的体现母爱的举动。幼年的理查被托付给一位名叫霍迪尔纳(Hodierna)的乳母抚养,而他也对这位乳母心怀感激。30余年后理查成为国王时,他慷慨地赠给乳母一笔不菲的年金。17霍迪尔纳也变得富有,并成为当地的知名人物——毕竟她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自己的姓名成为地名的乳母:威尔特郡的诺伊勒·霍迪尔内(Knoyle Hodierne)教区便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18

和其他所有王室子女一样,在理查的父母看来,理查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外交活动中担当人质的角色,而理查日后也十分擅长使用这样的外交手段。因为当时的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各国王室间的家庭关系开展的,王室子女们也都会被要求较早地订婚,早婚更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亨利二世在1158年和1159年订立的两个婚约,便深刻地影响了理查的一生。其中较早的婚约是他的兄长小亨利与路易七世之女玛格丽特(Margaret)订立的,这位玛格丽特是路易七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当时小亨利只有3岁,玛格丽特还是婴儿,但按照当时的风俗,她已经被指定获得一份嫁妆,这份嫁妆便是位于塞纳(Seine)河、埃普特(Epte)河与昂代勒(Andelle)河之间的诺曼维克桑(Norman Vexin)地区。一旦两人成婚,这片土地就将被纳入安茹王朝治下。此外双方还商定,两人成婚前路易七世仍然保有诺曼维克桑,不过玛格丽特应转由亨利二世监护。于是在1158年9月,亨利二世前往巴黎将玛格丽特带回了诺曼底。这一婚约的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的嫁妆——诺曼维克桑内的诸多城堡恰好控制着巴黎到鲁昂(Rouen)之间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维克桑地区以埃普特河为界分为两块:埃普特河东岸的法兰西维克桑(French Vexin)地区归法王所有,西岸的诺曼维克桑地区则归诺曼底公爵所有。然而1145年时,安茹伯爵杰弗里及其子亨利将诺曼维克桑划给了路易七世,以换取他对二人进行诺曼底征服行动的默许。现在亨利二世打算重夺诺曼维克桑,对他来说,只有重新占有吉索尔(Gisors)、诺夫勒(Neaufles)、当居(Dangu)等众多城堡,他才能在鲁昂地区高枕无忧。1160年11月时,他认为小亨利和玛格丽特已经到了能成婚的年纪,决定为他们举行婚礼——然而当时小亨利也不过5岁,玛格丽特的年龄则更小。婚后不久,亨利二世便将诺曼维克桑重新纳入自己治下,令路易七世甚感不快。19

此前,亨利二世也为理查订立了婚约。1159年初,亨利二世前往法国南部,穿过普瓦图(Poitou)和圣通日(Saintonge)后,来到吉伦特(Gironde)河畔的布莱(Blaye),在那里与巴塞罗那伯爵雷蒙德·贝伦加四世(Raymond Berengar Ⅳ)会面。虽然贝伦加四世当时已和阿拉贡女王结婚,并与他的妻子一同统治阿拉贡,但他拒绝了本应获得的国王称号,在他看来“以最伟大的伯爵之名为人所知,更胜于只做一位第七伟大的国王”。亨利二世不仅与贝伦加四世缔结同盟,还承诺理查将与他的一个女儿订婚,婚后还将把阿基坦公国封为理查的领地。20亨利二世之所以要订立这一婚约,是为了发动对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Count Raymond Ⅴ)的战争。这时富有而强力的贝伦加四世恰好与雷蒙德不和,这一婚约的订立无疑能使他成为亨利二世对付雷蒙德的强力盟友。然而,作为埃莉诺丈夫的亨利二世此举违背了昔日阿基坦公爵与图卢兹伯爵间的旧有盟约。埃莉诺的祖父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Duke William Ⅸ)娶了图卢兹伯爵威廉四世(William Ⅳ)唯一的女儿菲丽帕(Philippa)为妻,而菲丽帕此前已被她的叔叔、威廉四世的弟弟驱逐,但在她的后代看来,菲丽帕才是正统的图卢兹女伯爵。为此,他们时常发起战争,重申她的正统地位。对亨利二世而言,若因此放弃对图卢兹这片富饶之地的索求,这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传统上,作为阿基坦地区西哥特王国故都的图卢兹看来确实属于阿基坦的一部分。将拉罗谢尔(La Rochelle)、波尔多(Bordeaux)、巴约讷(Bayonne)等大西洋沿岸港口与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连接在一起的要道交点上的图卢兹,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为确保从波尔多到图卢兹的加隆(Garonne)河水道都能通行无阻,人们将周围的沼泽全部抽干,并清除了河岸上的树木。21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角度考量,埃莉诺对图卢兹统治权的主张对亨利二世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不过,现任的图卢兹伯爵显然不愿未经一战就将图卢兹拱手相让。作为路易七世之妹康斯坦丝(Constance)的丈夫,雷蒙德五世可以从他的这位连襟那里获得援助。1159年夏季,亨利二世发起了对图卢兹的远征,这也是他在位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管这次远征未能使他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迫使图卢兹伯爵臣服,但他成功地攻占了卡奥尔(Cahors)和凯尔西(Quercy)。22这时理查的婚约也无果而终,曾与他订婚的那位女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甚至时至今日她的姓名也无人知晓。不过这段短暂的外交经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标志着理查开始与阿基坦紧密相连。

阿基坦公国疆域广阔,它的总面积甚至比亨利二世治下的诺曼底和安茹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身兼普瓦图伯爵(Count of Poitou)的历代阿基坦公爵同时还长期统治着普瓦图和圣通日,并被昂古莱姆(Angoulême)、拉马什(La Marche)和佩里戈尔(Périgord)的伯爵们,以及利摩日(Limoges)子爵们视为他们的封君。到11世纪中叶,阿基坦公爵又获得了加斯科涅(Gascony),这使他们成为波尔多的统治者,广布于加隆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诸多领地也将他们视为封君,而这些领地的总面积约为普瓦图面积的两倍。在阿基坦东边的是贝里(Berry)和奥弗涅(Auvergne),阿基坦公爵虽然对它们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但当地人时常对此表示质疑。至于阿基坦地区内使用的语言则是五花八门:普瓦图的居民们说一种法兰西北部方言;圣通日以南通用的则是利穆赞(Limousin)方言,这是普罗旺斯语(Provençal)或奥克语的一支,也是吟游诗人用于写作诗歌的语言,它与法国北部使用的奥依语(Langue d’Œuil)有很大不同,而南部的人则使用奥克语(Langue d’oc)。在更南边靠近纳瓦拉(Navarre)地区的居民则说巴斯克语(Basque),这种语言除了当地人外无人能懂。23一个古老的故事曾说道:魔鬼试图学会巴斯克语,以夺取巴斯克人的灵魂,但经过7年不间断的学习之后,魔鬼最终却只学会了3个单词。在获得加斯科涅之后,阿基坦的政治倾向也有所变化。起初,身为普瓦图伯爵的阿基坦公爵们主要关注法兰西北部的政治形势,当他们身兼加斯科涅伯爵后,他们便开始更多地关注南方的图卢兹和西班牙,并投入到与穆斯林的圣战之中。随着阿基坦公爵将关注焦点转向南部地区,这一举措不仅使他们疏远了与北方地区的关系,也使他们在那些主要关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盎格鲁-诺曼领地的影响广泛的作家心中退居次要地位。

虽然从父系角度上说,理查属于安茹人,但他更像母亲一方的南部阿基坦人。在理查一生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母系祖先,是他的曾外祖父——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威廉九世不仅是一位十字军领袖,更以他的英勇、慷慨和英伟相貌受人仰慕。此外,威廉还是第一位知名的吟游诗人,堪称欧洲文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生活态度固然令同时代人们感到愉悦,却也使他们感到惊奇甚至担忧。根据当时的英格兰史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记载,威廉九世的缺点在于他对凡事都漫不经心,“他把所有事情都讲成笑话,让他的听众们都开怀大笑”。24不过从威廉九世抒情诗文中体现的精妙文采来看,他在创作诗歌和演奏音乐时还是非常严谨用心的。受威廉九世影响,阿基坦也成为当时法兰西境内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省,那时仅有的另一位知名吟游诗人旺塔多的埃布勒斯(Ebles of Ventadour)便来自利穆赞地区;下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们,比如塞尔卡蒙(Cercamon)、马卡布鲁(Marcabru)、若弗雷·吕德尔(Jaufré Rudel)和旺塔多的贝尔纳(Bernard de Ventadour)都在阿基坦的边境范围内生活创作。体现当时文化氛围的另一逸事是,理查的祖父、安茹家族的杰弗里·金雀花伯爵有一次将4位普瓦图骑士俘虏,但这4位骑士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颂其逮捕者的歌谣,最终他们也因此重获自由。在欧洲音乐史上,12世纪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式的共奏音乐让位于复调音乐,不过这种新式的复调却让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这样的传统学者感到十分厌恶,他对这类音乐颇有微词:“(复调音乐)不过是由繁杂矫饰的旋律演奏的、荒诞无比的靡靡之音,它们就是塞壬海妖(sirens)的和声。”若我们想了解12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特征,再没有较利摩日的圣马夏尔修道院(abbey of St Martials)更著名、更有代表性的地方了。修道院保存的抄本里不仅有教会音乐的记录,也包含了许多附带旋律的早期吟游诗人们的诗歌。25视觉艺术方面,利摩日也是当时欧洲珐琅工艺的重镇。在昂古莱姆的大教堂和普瓦捷的圣母大教堂(Notre-Dame-la-Grande)的正面,都能看到精美绝伦与繁复的雕塑。不过,更令人惊叹也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位于圣通日地区的许多罗马式小教堂里的雕刻。这里重要教堂的外部装饰大多在阿基坦公爵或昂古莱姆伯爵赞助下完成,无疑都出自国际知名的工匠之手,而村庄教堂也完全展现了地方传统精湛工艺的影响力。26

当然,阿基坦公国不只是法兰西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它也拥有足以支持优秀艺术创作的丰厚财富。博学的英格兰史家迪切托的拉尔夫就曾以热情洋溢的话语,描述了富庶的阿基坦:

阿基坦充满多样的财富,它所拥有的财富总量竟远远胜于西方世界的其他所有地区。历史学家们也总是将它视为高卢最为丰饶繁荣的省之一,它有着肥沃的田地、高产的葡萄园以及盛产珍禽异兽的森林。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整个乡村地带都得到了加隆河与其他许多河流的灌溉滋养,也正是这些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泉(aquae)将它的名字和丰饶属性都赋予了阿基坦(Aquitaine)。27

为阿基坦带来丰厚财富的两大主要出口物分别是盐和酒。作为维持生命不可或缺之物的盐,在阿基坦公国内临近大西洋的整个海岸地带都有出产,其中的主要来源包括:产自阿基坦北部普瓦图和布列塔尼(Brittany)交界处的布尔纳夫湾(Bay of Bourgneuf)的海盐、产自奥莱龙(Oléron)岛和雷(Ré)岛后部避风海岸晒盐池的布鲁阿日(Brouage)盐以及产自南部巴约讷地区的盐。不过,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所知更多的是,葡萄酒贸易在12世纪时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在波尔多地区已出现大量新的葡萄园,即使是普瓦图人也开始承认波尔多产的葡萄酒有着极佳的品质。但当时最重要的葡萄酒出口产地,还是位于阿基坦北部的奥尼斯(Aunis)和圣通日地区。28优质的白葡萄酒在尼奥尔(Niort)、圣让-当热勒(St Jean d’Angély)和拉罗谢尔生产完毕,随后在拉罗谢尔集中运往海外。拉罗谢尔港虽然直到12世纪30年代才建成,但它很快便具备了新兴城市的一切特征。29拉罗谢尔有当时最先进的码头,它十分适于容纳一种被称为柯克船(cogs)的新式大型桨帆船。到12世纪后期,柯克船已成为在波罗的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两岸进行海上贸易所使用的最主要船型。柯克船的使用,也使得拉罗谢尔的商人们得以在英格兰和佛兰德斯(Flanders)的市场上,与那些来自巴黎盆地附近和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同样从事葡萄酒生产的商人们竞争逐利。拉罗谢尔的葡萄酒成功打入英格兰市场后,很快使当地的葡萄园都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与这些进口酒相比,英格兰自产酒的质量正如一位12世纪晚期的作家所评价的那样:人们只有在紧闭双眼、咬紧牙关的情况下才能喝下英格兰葡萄酒。总之,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对阿基坦公爵可谓意义重大。阿基坦公爵在保护境内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同时,也通过向商人们征收通行费和关税获利——若公爵统治的范围扩展至所有进口阿基坦葡萄酒的英格兰和诺曼底港口,这些收入总额还会加倍。尽管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和计算它的总额,但它无疑帮助阿基坦公爵成为西欧地区最强大和富有的领主之一。30

安茹的亨利与埃莉诺的联姻,以及亨利在结婚两年后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两起重大事件,也促使那些生活在不同行省、互不相知的人们开始处于同一王权的统治之下。从1066年以来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英格兰和诺曼底已成为统一政治体的两大重要部分,英吉利海峡并未使它们疏离,而是成为连通盎格鲁-诺曼领地之间的重要通道。人们自如地来往于海峡两岸,许多富有的家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也都置办了地产。语言方面,即使那些对语言最为敏感的行家老手们很快开始嘲弄“带马尔伯勒口音的”法语,但海峡两岸的上层阶级们使用的却都是盎格鲁-诺曼法语。31不过,当时的英格兰人仍然对阿基坦知之甚少。为此,迪切托的拉尔夫在他的编年史中用心写下了介绍阿基坦公国及其居民概况的长篇记录。只有那些出于对宗教虔诚或出于冒险好奇心,踏上前往著名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旅的人们,才有可能在他们穿越阿基坦的行程中,了解到对理查一生都至关重要的阿基坦地区的一些知识。12世纪时,对“摩尔人屠夫”圣雅各(Santiago Matamoros, St James the slayer of Moors)的崇拜开始兴起,圣雅各崇拜也开始像葡萄酒贸易一样使英格兰和欧洲西南部地区建立联系。亨利一世在雷丁(Reading)修建的最大修道院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1156年时亨利二世也将他早夭的第一个儿子威廉安葬于此,这座修道院就是献给圣雅各的。另外,尽管雷丁修道院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圣物——比如亚伦(Aaron)之杖的一部分和基督的圣包皮,但这些遗物中价值最高的无疑是圣雅各之手,它是由理查的祖母玛蒂尔达王后从意大利带回到英格兰的。321173年时,一位雷丁修道院院长成为波尔多大主教,1181年时亨利二世还以圣雅各之名,在波尔多为贫穷的朝圣者们出资修建了收容所。33

至12世纪中叶时,为满足数量众多的朝圣者们的需求,一部阿基坦的旅行指南应运而生。这本指南的作者是一位对普瓦图十分熟悉的教士,他为来访的朝圣者指明道路,并告诉他们在行进途中将会看到的景观。书中提及的一些著名景点至今仍然存留,比如位于普瓦捷的圣伊莱尔大教堂(St Hilaire-le-Grand)和位于桑特(Saintes)的圣优特罗庇乌斯(St Eutropius)教堂,人们相信,这位圣优特罗庇乌斯就是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的后裔。不过许多景点如今已不复存在,比如当时富有的圣让-当热勒修道院,11世纪时,人们奇迹般地发现了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of Baptist)的头颅,此后它便在这座修道院里备受人们的尊崇。位于吉伦特河口北岸的布莱也是名胜之一,朝圣者们可以在此俯瞰《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的主角罗兰的墓,而《罗兰之歌》也是所有传世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a)中最为知名的。虽然罗兰实际上是在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隘口遭遇巴斯克人伏击,并于此役阵亡的,但12世纪的传奇故事却将罗兰描述成在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大战中光荣牺牲的人物。随着朝圣者们逐渐接近比利牛斯山,他们将更加深入一片乡村地区,这一地区的所有遗迹都或多或少地与罗兰相关。朝圣者们将在波尔多的圣瑟兰(St Seurin)修道院中看到罗兰当年携带的号角。尽管罗兰可以在刚刚遭遇伏击时便吹响号角,召集援军来到龙塞斯瓦列斯支援他与伏兵作战,但珍惜荣誉甚于生命的罗兰拒绝吹号求援,直到他发现自己身处死地,打算吹响号角时,已然回天无力。正是罗兰传奇故事遍布的这幅图景使理查认识到,反对萨拉森人的圣战理想是如此真切,如此近在咫尺。

另外,那位普瓦图教士的指南还为朝圣者们提供了他们途经地区内居民概况的实用信息。按他的记载,普瓦图人坚韧好斗,精通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艺。战争时期他们英勇奋战,在追击逃敌时迅速敏捷;和平时期的普瓦图人穿着优雅考究,给人以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慷慨大方、热情好客的印象。相较而言,圣通日人的谈吐富有乡村气息,波尔多人的言谈则更加粗野不堪。放荡不羁、衣着简朴的加斯科涅人喜欢搬弄是非,还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加斯科涅人在用餐时一般围坐在火堆旁而非餐桌上,他们不仅在用餐时共用酒杯,睡觉时无论男女主人,还是仆从和其他客人,都睡在同一张破烂的稻草垫上。巴斯克人和纳瓦拉人与加斯科涅人十分相似,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甚至比后者更加恶劣:用餐时,他们像是围着食槽的猪群一般围着一口大锅狼吞虎咽,他们说话时的声音则与犬吠无异。当他们打算在火堆前暖身时便掀起短裙,对暴露自己私处的行为毫不感到羞耻。此外,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他们的女人,兽奸行为也很常见。事实上,他们甚至还会出于嫉妒,为他们的母马和骡子戴上贞操带。34可悲的是,这部指南的作者对阿基坦南部的记载表明:他描述的地区越是靠近南方,他就越是不熟悉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他对陌生地区的偏见也以越来越尖酸刻薄的语句体现出来。实际上,朝圣者们也因为极少偏离他们前往圣地和客栈的固定线路,而对他们所经地区的社会情况知之甚少。像别的旅客一样,他们除了历史遗迹和旅店之外不会探访其他去处。在大多数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看来,甚至连普瓦图都是一片位于偏远南部地区的未知之地。因而,阿基坦仍被他们视作未曾探索的化外之境,阿基坦的居民更被视作以反复无常和背信弃义著称的人群,也没有任何思维健全的英格兰人会信任他们。

不过,上述偏见将无疑会导致我们对阿基坦产生错误认知,将它视作一片广阔的政治荒地——佃农在这里发起反对他们地主的叛乱,侄儿在这里与他们的叔叔交战,这些激烈的暴力事件也必将导致阿基坦公爵几乎无法有效统治他的领地。实际上,直至今日也仍然有历史学家以此种方式描述当时阿基坦的政治情况。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容易地举出这个案例:康伯恩(位于利穆赞地区)的埃贝尔斯二世(Ebles II of Comborn)与他的叔叔贝尔纳之间的著名纷争。埃贝尔斯在众目睽睽下强奸了他的婶婶,这起纷争随后以贝尔纳将他的侄子阉割并谋害告终。35但我们不宜由于对政治常识和政治地理学的无知而以偏概全,将此类极端案例视作阿基坦政治的常态。比如,仅仅依据在苏格兰边境地区的几起特殊事件便判定英格兰国王权力大小的举动无疑也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当时所有的君王都要面对在偏远动荡的边境地区发生的种种问题,相对来说,得到良好治理、境内保持安定的阿基坦公爵“直属领地”范围如下:领地最北端的界线从普瓦捷向西延伸至塔尔蒙(Talmont)海滨,领地西端的界线则以塔尔蒙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南抵达波尔多后延加隆河谷而上,一直到领地最东端的阿让(Agen)。这片 “直属领地”的面积,大致与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面积之和相当,领地里还包含着整个公国中一些经济最为繁荣、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诚然,诸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和迪韦齐斯的理查这些12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史学家们都将阿基坦描述成几乎无法统治的地区——但这不过是他们为赞美理查对它卓有成效的统治而故作曲笔罢了。36

不过,年轻的理查还是提前遭遇了此后将习以为常的与阿基坦公国的统治相关的特殊问题。当时,那些受两大贵族势力——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与昂古莱姆伯爵所控制的城堡偶尔会成为普瓦捷、桑特及波尔多这三座城市间陆路交通的阻碍。它们既是古老的罗马式主教城市,也是阿基坦公爵治下的三大行政中心。属于泰尔弗(Taillefer)家族的昂古莱姆伯爵及其封臣的领地和城堡包括雅纳克(Jarnac)、布特维尔(Bouteville)、阿尔夏克(Archiac)、巴伯齐厄(Barbezieux)、蒙蒂尼亚克(Montignac)以及昂古莱姆,这些领地都位于将普瓦捷和桑特与圣通日相连的大道上;属于吕西尼昂家族及其封臣的领地和城堡则包括库埃(Couhé)、武旺(Vouvant)、沙托拉尔舍(Château-Larcher)、弗隆特奈(Frontenay)以及吕西尼昂,这些领地则位于将普瓦捷与桑特和著名的拉罗谢尔港相连的大道上。而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材料便足以表明,阿基坦公爵在许多事务上都与泰尔弗家族和吕西尼昂家族意见相左,而与这些家族的纠纷,也成为12世纪早期的阿基坦公爵们的主要议题。37尽管吕西尼昂家族看似实力要弱于昂古莱姆伯爵——毕竟后者在阿基坦中心地区统治着一个独立伯国,且更为富裕,更具影响力——但在1168年初的一场暴动中,吕西尼昂家族却成为这次风暴的核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由于当时亨利二世正忙于围攻距普瓦捷西南部15英里处的叛乱者主城,无暇东顾,或者仅是由于昂古莱姆伯爵威廉的名望已经在1168年时被精力更为旺盛的吕西尼昂家族新领袖杰弗里·德·吕西尼昂(Geoffrey de Lusignan)彻底压倒。这时的杰弗里·德·吕西尼昂即将开始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日后的一系列经历也将使他成为整个欧洲世界和十字军中的伟大骑士,并使他的家族跃居普瓦图地区所有男爵家族之上,稳固地居于基督教世界主要王侯的行列之中。38不过,彼时的吕西尼昂家族还不是正值权力巅峰的亨利二世的对手,吕西尼昂的杰弗里(Geoffery of Lusignan)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亨利二世摧毁他的家族及其追随者们的土地,属于吕西尼昂家族的巨大城堡也被亨利二世攻克并夷为平地。39若不是亨利二世因忙于其他事务而调转兵锋,吕西尼昂家族将无法绝处逢生。

亨利二世之所以要在1168年3月选择率部北进,正是由于他和路易七世的谈判进行到了紧要关头。此前,亨利二世已对他的王朝和领土的未来做了慎重思考,并打算在此时完成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分配,但这并非易事:不仅因为亨利二世有众多孩子和幅员广阔的领土,更重要的原因是,亨利二世对这些领土的分配必须要经过埃莉诺的前夫、他的封君路易七世的准许,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亨利二世也深知路易七世对圣地的事务十分关注,于是他向路易表明:当下自己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将家务安顿好并确保孩子们无后顾之忧,完成上述事情后,他愿意率部加入封君前往圣地的十字军队伍。亨利二世的计划如下:他此前继承的所有领地(安茹、曼恩、诺曼底和英格兰)将由自己的长子小亨利继承;属于理查的领地,则是由他和埃莉诺的婚姻所带来的阿基坦公国。40路易七世暂时认可了这一安排,并要求亨利二世前来签署条约以最终确定此事。除了将理查指定为阿基坦公爵外,这份条约还为他和路易之女艾丽丝订立了婚约。条约中并未讨论安茹王室对图卢兹地区的所有权问题,不过卡佩王朝的立场十分明确:图卢兹问题只能在法王宫廷中进行裁决。41于是,亨利二世在北上与法王见面前,命王后埃莉诺负责普瓦图的事务,并指定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Earl Patrick of Salisbury)担任她的军事顾问。趁着亨利二世离开之际,叛军也重新集合在吕西尼昂,重新修建吕西尼昂城堡。亨利二世闻讯,决定再次返回普瓦图,委派自己的几位朝臣继续与路易七世讨论条约事宜。法王似乎将亨利二世此举视作对他的侮辱,于是他迅速与普瓦图地区的叛军取得联系(如果他之前尚未和他们联系的话),并在布尔日(Bourges)会见了叛军派来的使臣。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建立同盟,彼此宣誓绝不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与亨利二世议和。路易承诺帮助普瓦图人收复失地,作为他们遵守盟约的保证,普瓦图人则向法王交出人质。

到4月初时,亨利二世考虑到自己的家事尚未安排完毕,于是准备组织对普瓦图的赔偿,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但路易七世的行动更为迅速,在英王决定出兵的同时便宣布撤销他对理查和艾丽丝婚约的认可。正当亨利和路易在诺曼底边境为此事争执不休时,帕特里克伯爵与杰弗里·德·吕西尼昂的部下在普瓦图地区爆发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帕特里克伯爵的死亡。尽管对一位活跃的贵族而言,投身战争是家常便饭之事,但在当时,贵族殒命于战场实在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原因之一是,当危险来临时,贵族可以穿着防护良好的贵重护具——头盔和锁子甲——以抵御武器伤害;另一原因则是,即使他陷入极端不幸的境地,他的敌人们一般也不会将他杀害,而更愿意将他俘虏并利用他索取赎金,这样的做法不仅更加有利可图,同时也会给俘虏的朋友和家人们带来经济压力。换言之,在12世纪的战争中,人们认为只有拿不出赎金的穷人会战死。因此,帕特里克伯爵之死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42对此,普瓦图人宣称:他们在与对方进行和平谈判时遭受攻击,于是不得不实行自卫,伯爵之死绝非他们有意为之;然而包括伯爵的年轻侄子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在内的伯爵随从们却对此矢口否认,他们宣称伯爵是在未穿甲胄的情况下遭遇敌军伏击,从身后被刺死的。当时威廉尽管没戴头盔,却仍然如猛狮般奋战,希望为他死去的叔叔复仇,但被人数占优的敌军压制,威廉自己也因身后中了剑而被俘虏。时隔数年后,威廉仍对此事记忆犹新:由于惧怕亨利二世的暴怒,俘虏威廉的敌人借着森林掩护,暗中拖着未受包扎且伤口未愈合的威廉在不同的藏身处之间到处游走。这段令威廉极为痛苦的经历也使他对普瓦图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在他看来,普瓦图人都是不守信用、彻头彻尾的反贼。43

帕特里克伯爵死于这种混乱而令人极其难堪的境地,无疑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增大了议和的困难。双方虽然于1168年7月在贝尔纳堡(La Ferté-Bernard)举行了一次会谈,但由于彼此怀疑、互不信任,这次毫无成果的会谈最终破裂。此外,法军大营中不仅有来自普瓦图、布列塔尼、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使臣们,还有来自加斯科涅的特使,这也给未来的阿基坦公爵带来了另外一个令他不安的理由:如今公国内部正纷争四起、叛乱丛生。1168年的整个后半年也都在战争中度过。44所幸的是,亨利二世仍一如既往地在与路易七世的交锋中居于上风,他比后者更为富有,有能力招募大量雇佣兵的同时,还使用献金政策笼络路易七世的重要封臣——佛兰德斯伯爵、布洛涅(Boulogne)伯爵和布卢瓦(Blois)伯爵。为使他们在战时保持中立,亨利二世赠给他们大量金钱。我们可以通过路易七世对沃尔特·马普讲的话,了解到两位国王在战略资源方面的巨大差距:

“你的封君,英格兰之王应有尽有——他帐下兵强马壮、金银满仓,丝绸珠宝乃至各类物产皆无比丰富。身在法兰西的朕除了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以及由此带来的欢乐,一无所有。”以上便是我记录的路易国王言论,这虽听来轻松,却也是由衷之语。45

历尽艰辛之后,双方最终于1169年1月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达成和约。亨利二世重新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并看着他两位较年长的儿子——继承诺曼底、安茹和曼恩的小亨利,继承阿基坦的理查——行臣服礼。理查与艾丽丝的婚约也最终敲定,但艾丽丝不会为这桩婚事带来任何嫁妆。46

在这充满战事和外交谈判的一年中,我们并不知晓理查当时身处何方,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不仅因为阿基坦属于她的领地,也正是在她的授意下这片土地才被封给理查的。47理查的父亲则对《蒙米拉伊和约》的签订感到十分满意。为了回报路易对他的家庭安排的允准,他同意与普瓦图的叛军和解,并补偿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不过,路易其实并没有能力迫使亨利二世遵守这个承诺。无论法王是否清楚这一点,他都放弃了他的普瓦图盟友。处理完家事的亨利二世并不打算按照之前的约定踏上十字军征程,而是下定决心惩治叛军。在亨利二世看来,尽管他和路易七世已经在蒙米拉伊达成和平,但他对叛军作战的行为并不受和约束缚:毕竟他根本没与叛军互致和平之吻,约定彼此休战。

于是,亨利二世再度出兵平叛,在阿基坦南部度过了1169年的春季和初夏时光。亨利二世的军队攻占了许多由违抗国王权威的叛军控制的城堡,并将它们化为齑粉。昂古莱姆伯爵和拉马什伯爵只得向亨利臣服,与此同时,在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他们的盟友之一罗伯特·德·赛亚克(Robert de Seilhac)也已死去,据称他是在被亨利二世囚禁期间,遭遇酷刑虐待而死的。48另一方面,尽管理查和他的兄长已经为获得他们的封地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但他们的父亲无疑还不打算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不过到1170年8月时,纵使亨利二世再不情愿,他也因为身患重病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自觉大限将至的亨利二世再次确认了在蒙米拉伊达成的领地分配协定,并希望自己埋在利穆赞的格朗蒙(Grandmont)修道院中,因为这所修道院中的一位修士曾在议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康复后,亨利二世还前往凯尔西的罗卡马杜尔(Rocamadour)圣地朝圣。49此外,他还将他的女儿埃莉诺许配给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八世(Alfonso Ⅷ of Castile),谋划了一场在奥弗涅地区的战役,还宣称阿基坦公国对布尔日大主教辖区有正当统治权。上述事件都无疑表明,亨利二世在这几个月内仍然对他的南部领地事务极为关注。50即使是1170年12月29日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发生了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谋杀案之后,阿基坦境内仍有众多教堂向亨利二世寻求帮助和庇护。一个典型例子是,1171年3月时,处境窘迫的利摩日圣马夏尔修道院修士们虽然有些尴尬,仍请求亨利二世帮助他们平定由拉马什伯爵奥德贝尔(Count Audebert of La Marche)主使,爆发于拉苏特兰(La Souterraine)的镇民叛乱。51

在亨利二世镇压拉苏特兰叛乱后不久,理查也在母亲的陪伴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时距他在蒙米拉伊向路易七世行臣服礼只过了两年。1171年时,埃莉诺和理查一同为利摩日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奠基。大约在12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理查真正形成了对阿基坦方言和音乐的热爱,以及对埃莉诺的政治才能的信任,随后理查也将在不同场合中强调这一点。1172年6月,14岁的理查正式就任阿基坦公爵的时刻终于到来。典礼在普瓦捷的圣希拉里(St Hilary)修道院举行,4年前死去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帕特里克便安葬于此。理查坐在修道院院长的座位上,从波尔多大主教和普瓦捷主教手中接过了作为公爵权位象征的圣矛和旗帜。已是阿基坦公爵的理查自然不愿意仅行使普瓦图伯爵的职能,于是他前往利摩日,并在那里再度举行了公爵就任礼。当时还是圣马夏尔修道院修士之一的利摩日编年史家维茹瓦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geois)见证了这次典礼。52理查戴上圣瓦勒里之戒(ring of St Valerie)的举动,也成为典礼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12世纪的传说中,在利摩日生活并在此殉教的圣徒圣瓦勒里是阿基坦的化身,她安葬在利摩日的遗体“千年不朽”的故事也在利摩日广为人知,这无疑是为了表明,利摩日是一座比普瓦捷更为神圣崇高的城市。三年前理查还在蒙米拉伊向路易七世表示臣服,如今他已戴上圣瓦勒里之戒宣示着自己对公国的统治权,并与阿基坦的民众和天上的圣徒们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盟。总之,理查在普瓦捷和利摩日举行的两次典礼宣示着阿基坦公国事实上(de facto)已独立于法王统治,53它们也可能标志着理查获得了独立支配阿基坦公国,不受其父干预的权利。不过,无论这些典礼有着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当时的亨利二世仍然是王国唯一的实权统治者。

注释

1Diceto, i, 299.

2Gerald, Princ., 301.

3最好的埃莉诺研究论著包括以下著作。J. Martindale, ‘Eleanor of Aquitaine’, in Nelson, Coeur de Lion, 17–50; repr. in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Aldershot, 1997)。更实用的参考文献来自Eleanor of Aquitaine: Patron and Politician, ed. W. W. Kibler (Austin, Texas, 1976), 尤其值得关注的文章是E. A. R. Brown, ‘Eleanor of Aquitaine: Parent, Queen and Duchess’。

4尽管有差不多当时的证据表明杰弗里采用了“金雀花”(Plantagenet)的名号——参见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ed. L. Halphen and R. Poupardin (Paris, 1913), 170,不过“金雀花”开始作为家族姓氏使用应不早于15世纪,而“一小支金雀花”(sprig of broom)故事的成形时间还要在此之后。

5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法国政治状况的文献资料包括: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 1985), E. M. Hallam,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London, 1980) and K. F.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ies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in The Medieval Nobility, ed. and trans. T. Reuter (Amsterdam, 1979); S.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Oxford, 1994), ch. 7 ‘The Kingdom of France 1100–1300’; G.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91)。

6Gerald, Princ., 132. 另见Gerald, Opera, ii, 216–17。

7E-R. Labande, ‘Pour une Image véridique d’Aliénor d’Aquitai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l’ouest, 4th series, ii (1952), 175.

8Newburgh, Bk 1, ch. 31.

9‘Love,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J. Gillingham, Richard Coeur de Lion. Kingship, Chivalry and Wa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1994), 251–2.

10Gerald, Princ., 292–3.

11关于过度狩猎导致亨利缺乏时间和精力处理政事和制定法律的观点,可参见B. Lyon, ‘Henry Ⅱ: A Non-Victorian Interpretation’, in Essay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G. P. Cuttino, ed. J. S. Hamilton and P. Bradley (Woodbridge, 1989)。

12Map, 116–17.

13Magna Vita, i, 113–19.

14Map, 478–9.

15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ed. W. J. Millor and H. E. Butler, i (London, 1955), no. 121. 任何打算对这一时期的特定双亲与特定子女关系进行研究的尝试,都由于缺乏论据而停滞不前。Cf. R. V. Turner, ‘Eleanor of Aquitaine and Her Children: an Inquiry into Medieval Family Attachment’, JMH, xiv (1988), 321–35.

16Torigny, 225. 1163年时伦敦的郡长们为理查支付了一些经费;PR 9 Henry Ⅱ,71。

17PR 2 Richard Ⅰ, 118; PR 3–4 Richard Ⅰ, 118, 281.

18Norgate, 2–3.

19Torigny, 208.

20Ibid., 200; Newburgh, Bk 2, ch. 10.

21关于埃莉诺对图卢兹的主张,可参见J. Martindale, ‘Succession and Politics in the Romance-speaking World c. 1000–1140’, in England and her Neighbours: Essays in Honour of Pierre Chaplais, ed. M. Jones and M. Vale (London, 1989), 34–7; repr. in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关于经济地理的分析,可参见Warren, 82–8;关于加隆河河道的维护,可参见J. H. Mundy, Liber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oulouse 1050–1230 (New York, 1954), 4, 48。

22R. Benjamin, ‘A Forty Years War: Toulouse and the Plantagenets, 1156–96’, Historical Research, lxi, (1988), 271.

23R. Collins, The Basques (Oxford, 1986), 234–48.

24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vol. 1,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Oxford, 1998), c. 439. 相关评论参见J. Martindale, ‘“Cavalaria et Orgueil”: Duke William IX of Aquitaine and the Historian’, in The 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ii,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88), 87–116; repr. Martindale, Status, Authority and Regional Power

25关于南部宫廷地区对音乐发展的贡献,可参考这部著作的前几章:C. Page, Voices and Instr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87)。

26L. Seidel, Songs of Glory. The Romanesque Facades of Aquitaine (Chicago, 1981).

27Diceto, i, 293–4.

28C. Higounet, Bordeaux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Bordeaux, 1963), 246–58. 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59); X. de Planhol,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Cambridge, 1994), 228–9.

29关于拉罗谢尔在葡萄酒贸易中的地位,可参见R. Favreau, ‘Les Débuts de la ville de La Rochelle’, CCM, xxx (1987), 23–8。布列塔尼的威廉甚至将它称作“酒神之城”(the town of Bacchus),Philippidos, xii, 821。

30Martindale, ‘Eleanor’, 24–8.

31I. Short, ‘Patrons and Polyglots: French Literature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ANS, xiv (1991), 229–49.

32K. Leyser, ‘Frederick Barbarossa, Henry II and the Hand of St James’, EHR, xc (1975).

33Torigny, 255.

34J. Vielliard, Le Guide du pèlerin de Saint-Jacques de Compostelle (Macon, 1938), 16–32, 62, 66, 78. 对此可参考C. Hohler, ‘A Note on Jacobu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 xxxv (1972)。关于波尔多地区罗兰崇拜现象的讨论,可参见Higounet, Bordeaux, 142–3。

35Vigeois, Bk 1, ch. 25.

36Gerald, Top., 195–6: Devizes, 76.

37政治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参见J. Boussard, Le Government d’Henri II Plantagenêt (Paris, 1956),以及下面两篇未发表的博士论文:J. Martindale, ‘The Origins of the Duchy of Aquitain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s of Poitou’ (D.Phil., Oxford, 1964) and R. C. Watson, ‘The Counts of Angoulême from the Ninth Century to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Ph.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79)。

38关于吕西尼昂家族的论著可参见S. Painter, ‘The Houses of Lusignan and Châtellerault, 1150–1250’, Speculum, xxx (1955)以及‘The Lords of Lusign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Speculum, xxxii (1957), 它们都在下列著作中重新出版:Feudalism and Liberty: Articles and Addresses of Sidney Painter, ed. F. A. Cazel (Baltimore, 1961)。

39Torigny, 235–6.

40对相关问题的简短讨论可参见Gillingham, The Angevin Empire (London, 1984), repr. in Coeur de Lion。亨利的第三个儿子杰弗里当时已经与布列塔尼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订婚。

41关于上述计划及后续事件的原始史料,出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一封信件,参见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ed. W. J. Millor and C. N. L. Brooke (Oxford, 1979), no. 272。

42M.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 (Cambridge, 1996).

43HGM, 1623–881.

44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 279; Torigny, 237.

45Map, 450–1.

46Torigny, 240;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 288, 636–49. 关于“不附带嫁妆”的条款,参见前书648——649页。

47“按照他母亲的意愿分配”,Vigeois, Bk 1, ch. 67。

48Torigny, 241–2; Vigeois, Bk 1, ch. 66; A. 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de Poitou 778–1204 (2 vols, Paris, 1903), ii, 150; Norgate, 8, n. 1.

49Gesta, i, 6–7; Torigny, 247–8; Letters of John of Salisbury, ii, nos 287–8.

50Gesta, i, 10–11; Torigny, 247.

51Vigeois, Bk 1, ch. 66; 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 158–9.

52Vigeois, Bk 1, ch. 67. 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有多种观点,1170年说主要参见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150,许多作者也赞同此说;我和诺尔盖特则赞同1172年说,因为维茹瓦的杰弗里在叙述1173年亨利二世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在利摩日的会面时,称其为“在下一年里”(anno sequenti)发生的事件。

53关于这些典礼的意义,可参见Richard, Histoire des comtes, ii, 150–3; H. Hoffman, ‘Französische Fürstenweihen des Hochmittelalters’, DA, xviii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