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环境而生的回避型依恋

当然，有时遗传因素与后天因素会同时存在。拿前文提到的例子来说，父母具备致使共情能力低下的遗传基因，生出来的孩子就有1/4～1/2的概率受到遗传基因与成长环境的双重影响，共情能力就会更加低下。

讽刺的是，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与父母拥有同样的基因反而会让孩子活得更轻松。即便父母拥有降低共情能力的基因，孩子也有1/2～3/4的概率没有继承相同的基因。如果父母迟钝，孩子却很敏感，孩子就容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费心劳神，或者和父母的角色发生颠倒。

身处这种状况的孩子大致会做出两种反应。一是自己也变得和父母一样迟钝，学会了不再期待善意与关怀，这是形成回避型依恋的典型原因。

另一种反应是，在与迟钝的父母共处的过程中，孩子会受伤、悲叹。偶尔有些时候，孩子还要照顾父母，即便受到来自父母的负面影响，还是得与父母共同生活下去。这时，孩子往往会向其他具备共情能力的人寻求安慰。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型父母的孩子很容易成为焦虑型依恋者。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加小心翼翼，非常懂得看人脸色。

要说哪种孩子活得更轻松，答案当然是前者。孩子情感迟钝，就不会受伤，情绪也更加稳定。而后者不仅会变成焦虑型，在长久遭受父母施与的心灵创伤后，还可能呈现出混乱型倾向。

因此在短期内，焦虑型和混乱型人类会暂时增加，不过从更长久的维度来看，回避型人类将不断增加，与前者达到均衡。所有人都变得迟钝，对他人漠不关心，反而便不会引发新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只要遵循弃难就易的原则，就能营造出均衡的状态。听起来略显可悲，然而这就是驱动现实运转的原理。

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的是回避型，而非焦虑型。在发达国家，女性进入职场，离婚人数增多，育儿的重要性被推后。没过多久，边缘型人格障碍等情感障碍群体的人数也开始急速增长，这些症状与焦虑型及混乱型群体的增长关联尤深。

然而在北欧等地，对职场女性的支持措施细致到位，对留守儿童的保障措施也非常全面，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增长趋势也随之趋于平稳（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依然在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障碍的问题真的消失不见了，而是人们已经不再期待感情，变成了回避型，政府的举措便足以保持社会平稳。

总之，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够、感情受创，最先增加的就是希望得到更多关怀、过度寻求情感慰藉的焦虑型，以及饱受情感创伤之苦的混乱型。不过，事态进一步发展后，人们会干脆放弃情感需求，大幅降低期望值，此时回避型便会持续增多。

从社会整体来看，虽然焦虑型依恋与随之而来的情感障碍会在短时间内激增，但人们渐渐都会转变为回避型，伴随回避型而生的相关问题才是核心所在。

焦虑型试图找回分量不足的感情与关怀，他们依然有需要满足的渴求。因此，在物质丰富、精神富足的社会里，焦虑型更有可能增多；而在情感淡漠、人心紧绷的环境里，焦虑型只能大幅降低自己对感情和安全感的期待，回避型就会由此增多。

事实上，从更久远的时代开始，回避型已经在持续增加了，但当时它在所有情感障碍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回避型在过去几乎没有引起过太多关注。随后不久，回避型的数量开始逼近焦虑型。与数量保持稳定的焦虑型相比，回避型一直在持续增长。

举个例子，把以焦虑型为基础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和以回避型为核心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尽管如今边缘型人格障碍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但它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人数多少已经发生了逆转，过去占比还不到1%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已经涨到了4%～5%，超过了一般认为占比为2%～3%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如果把回避型依恋包含在内，欧洲有三成成年人都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日本的年轻一代里患病人数则恐怕有半数以上。

这一全新局势正是一种更为长期、持续的变化的开端，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这就是本书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