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一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南朝刘宋时的范晔所著，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作者是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而完成。内容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可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才成为今天的《后汉书》。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出生在著名的士族家庭。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十纪，八十列传。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其曾祖、祖、父都博学多通，著述丰厚。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他以之前官修的《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参照华峤的《后汉书》，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使《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后汉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七种新的类传，而后六种类传被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把握所传的人物，这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

除了体例上的创新，《后汉书》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杨震传》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的宗旨。他探讨历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正是“至公均被”之举。

在文学价值方面，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基本上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其中也大量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有力地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了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作者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

此次我们整理出版的《后汉书》，是以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编纂的《群书治要》中的《后汉书治要》为底本，略有删节，原文中的小字是《群书治要》原有的小注，我们予以保留。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学习，我们还做了简要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译文。其中有错讹之处，悉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