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语之善，开之苦，身心同调恙可康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认识到情志因素可致心身失调而致病，如《吕氏春秋》中有“百病怒起”的记载，而《黄帝内经》亦有“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及“百病皆生于气”之说，提出了心理情志的异常变化可伤及内在脏腑的心身医学观点，从而创立了精神内伤学说。在病机方面，中医学认为是由于情志过极影响了人体气机的调畅，使之升、降、出、入的功能发生紊乱，从而百病由生。在治疗上，中医学对于人的精神情志因素与疾病形成的关系方面尤为重视，提倡心身（形神）兼治，如华佗有“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之言，《黄帝内经》有“心病须要心药医”“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之述。同时，注重养生，未病先防，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老师对运用心身医学观点治疗不孕不育症有着深刻体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老师认为，情志变化、心理障碍是引起男性不育症和女性不孕症的重要因素。临床所见，男性疾病诸如阳痿、不射精、遗精、早泄以及精子异常等，如《素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景岳全书·阳痿》提出“凡惊恐不释者，亦致阳痿”。由上可知，因情绪抑郁、惊恐等皆可造成机体功能紊乱，导致性功能障碍和精子异常。女性疾病方面，诸如闭经、痛经之类，如《素问·阴阳别论》云“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又如《傅青主女科》在“嫉妒不孕”中云：“夫经脉出诸肾，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创“开郁种玉汤”，从“郁”论治不孕症。对于这种因以七情为主所致疾病，老师强调其治疗不能单纯依赖药物的作用，必须改变患者致病的心理社会因素才能使疾病痊愈，宜“身心同调”。正如《灵枢·师传篇》所谓“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使患者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树立治愈疾病的信心，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则对不育不孕的治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举例来说，老师在长期治疗阳痿过程中，不但创立了经验方三紫振痿汤益肾疏肝、活血通络，以兴阳事，还擅于心理疗法，提出“用心身医学观点治疗阳痿”的见解和看法。他认为，心藏神，主宰人的精神、意志、思维活动，因此人的性功能与性行为的产生、控制与调节有赖于心主神明的作用。同时，肝主疏泄，喜条达、恶抑郁，具有调畅气机与情志的作用。当肝气畅达、心情愉悦时，有利于性兴奋、阴茎正常勃起；反之，当肝气郁结、疏泄失常，宗筋所聚无能，遂致阳痿。如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指出“凡思虑焦作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据临床观察，在阳痿患者中，85%～90%的人属于心因性阳痿，若单纯使用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老师在治疗时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患者用药同时常进行心理治疗。通过疏导，患者肝之疏泄条达正常，人之精神愉快，则有利于性兴奋和阴茎勃起，疗效明显提高。如2013年老师曾治一例阳痿患者，主诉阴茎勃起不坚硬3个月，近1个月痿软不能行房事。询之，乃因其妻与其母长年不睦，故终日情怀抑郁，恚怒不悦，精神不振，嗳气频繁，夜梦纷纭，肢体倦怠，渐而性欲淡漠，阴茎勃起不坚，以致不能行房事。诊脉弦细，舌质暗苔薄白。四诊合参，辨证为肝郁肾虚、瘀阻脉络，予以益肾疏肝、兴阳振痿之三紫振痿汤加夜交藤、炒枣仁，同时对其夫妻二人说理开导，劝双方要正确对待婚姻与家庭，善待他人。首服10剂，患者自觉心情愉悦，欲念时起，阳器易举，原方继服10剂，夫妻来诊，共述性生活满意。继服五子衍宗丸及舒肝颗粒，以巩固疗效，两年之后喜得千金。

再如，现今二孩政策已全面放开，临床上常见高龄妇女前来求嗣，她们往往有着迫切的求治心理，精神压力很大，直接影响了其内分泌功能，导致性激素分泌失调、排卵障碍、输卵管痉挛、性生活不和谐等，大大降低受孕率。《女科辑要》有“求子心愈切，得之愈难”之语，可见备孕过急，求子太切，是受孕之大敌。因此，老师指出，对于此类患者，一定要体贴入微，互相沟通，帮助她们建立乐观向上的心态，从而放下心理负担，轻装前行。明代万密斋曾云：“种子者，女则平心定气以养其血……忧则气结，思则气郁，怒则气上，怨则气阻，血随气行，气逆则血逆，此平心之气为女子第一紧要也。”可见，放松心态，顺其自然，养精蓄锐，择时种子，心定神宁，方可如愿！

综上可见，情志因素尤其是肝郁可导致不育不孕。在临证时，老师强调首先应该建立信任、尊重、良好的医患关系，要充分了解患者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等各方面情况，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依照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做到医者、患者、家属紧密合作，使之“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动”（《灵枢·本脏》）。即通过从身心两方面的平衡入手，达到整体治疗的目的。除此之外，还要给患者普及性知识，指导其适时同房，以提高受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