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戏梦人生 人间有戏
我在高中阶段就认识汪曾祺先生了，那时我们胡同住着一位中国画老画家陈半丁。我因为与他最小的儿子同学，我的业余时间几乎消耗在陈半丁的家里。我把买来的宣纸纵向裁开，然后不打草稿，直接用这样的方式给各方面朋友写信，也包括刚认识的汪曾祺。汪看见字很高兴，回信中则称我是“字第一，诗第二，戏第三”，因为我还寄去了我在诗词与戏曲方面的习作。他亦用毛笔给我复信，几乎每次都这样。我那时非常敬佩能够抓起毛笔就写的文人，每当拿到这样的信，玩味其书法的时间要多于品味信的内容。但可惜此后能抓笔就写字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从这一点来说，小小之我从气味上就与汪相投。如今我坚决认为，在汪先生身后给他出书，最合适的写序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汪先生多年的“兄弟”林斤澜。林是他的“哥们儿”，多少年俩人在文坛出双入对，大家也习惯了。当然，林斤澜写序属于“小说者言”，“小说”也是汪先生的主项，所以林先生合适。如今找我，大约是为了应和《人间有戏》的书名。我也想借此讲讲这一点，今天和今后的梨园要发展，自然要正确认识昔日的梨园。当然，我很久没敢答应，是因为我不是汪先生的同辈人。但我这篇东西因为涉及梨园，所以借机发表出来，也只有冒着背后挨骂的风险了。
当时首都的梨园有两大家：一是中国京剧院，二是北京京剧团。前者建立时以莫斯科大剧院为样板，是京剧的国家剧院，每年上演的剧目有规划，并接受国家的拨款。后者演员阵容特强，有“马谭张裘”四大头牌，民办公助，每年还能上交若干。我1979年调入中国京剧院做编剧，大家都说我运气好，一下子在梨园就拜定了“四位名师”。他们分别是：中国京剧院的翁偶虹与范钧宏，以及北京京剧系统的吴祖光与汪曾祺。我院领导劝我稍安毋躁，先沉下心看戏，慢慢去理解传统。他曾寄给我两个剧本，一是《凌烟阁》，二是《一匹布》。前者是他独力创作，很类似今天的历史剧。后者根据传统戏改编，当年小翠花、马富禄主演过，很红的戏。这一次由汪改过，曾由张胤祥导演，主演为名丑郭元祥。但北京不大习惯看以丑挑梁的演出，结果戏只演了一场，第二场就“收”了。这说明尽管有像汪先生这样的“大牌”支撑，写剧本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可以动手的。他在北京京剧团中的实际地位，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证明的。汪先生有一种期望：争取抓到一个“对脾气”的素材，用尽全身气力写成，然后把本子上交上去，期望排练到最好。在“文革”前的北京京剧团，没有后来“文革”后的气势，所以他的实际处境，也还远不是《沙家浜》或《杜鹃山》时观众所悬想的那样。
汪先生至多是个逍遥派。每月照领工资，别的事就与剧院无关了。剧院没有严格的纪律。他独来独往，与同行没有深交，本质上还是从前文坛的那种自由人。你能在本职上有成就，当然好。没有，就老实待着吧，也没人再找你的茬。几十年下来，汪先生虽然因作品大红大紫，但他的内心，还是我行我素。出门吃饭，常顺道去荣宝斋买宣纸，回家画了花鸟，装裱出来再送给他喜欢的青年。对此，他苦笑着对我叹息：我欣赏的青年，如果懂得我的内心，也就算不错了。他觉得自己的画，悬挂在演员家里，让来往的客人一眼就看见，也算是“值得”了。
办剧团与剧院，都没有固定的格式。汪先生这种人，适合待在从前北京京剧团的格局之中。所谓编剧，也就是一种旧文人，松散一些，旧文化的存在多一些，气味上也旧一些。把这样的人放在编制之内，其实对剧团是有好处的，同时也更适合保持剧团的民办公助的性质。今天，戏曲剧团的存在，不光是排新戏大戏去对付评奖，日常时还有些勾勾抹抹的活路要人去做。像《锁麟囊》《野猪林》这样公认比较成熟的戏，由不同演员演出时，也还需要进行一些勾勾抹抹的活计。还有，今天出自国际文化交流之需，北京的一些重要剧场也经常举办国外的交流演出。能否把国外那些久经考验的艺术精品再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改编？这问题很大胆也很唐突，可事实会证明是需要的。这样，原来保留在戏曲剧团当中某些“不得烟儿抽”的人或许就有了用途。事实会证明这也是戏曲未来很需要的一种活儿。
记忆中似乎还有这样一件事：距今二三十年之前，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曾召见汪曾祺等，鼓励大家进行戏曲的改革与继承。这使得梨园一些人物回忆起对昔日曾进行过“一字诀”式的点评。如王瑶卿称赞当时的梅兰芳的“有像儿兼有样儿”，称赞程砚秋的“有唱”，称赞尚小云的“棒”，以及荀慧生之“浪”。王瑶卿提出的这些，结果荀因“浪”颇不高兴，当面回敬了一句“您老（指王瑶卿）讲话也够‘臧’的……”汪曾祺对此基本首肯，但对我提出的说梅兰芳是“像儿”的提法，他认为不确。我后来考察，应该是梅兰芳“很有样儿”。
前几年汪先生出版了一本忆旧的书，似乎就是这本，其中说到他家故宅不远有个废园，充满着一种凄清之美。他父亲有一段时间也生活在那里，父子俩非常默契，父亲抽烟，随手就扔给他一根。我喜欢这个情调，汪说他们老爷子与自己则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啦。
20世纪60年代初，吴祖光先生写过一出《凤求凰》，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的戏，中国京剧院曾有以李少春与杜近芳排演之议。这个阵容曾在吴先生家聚会深谈，涉及排演事宜种种。汪曾祺随后赶来，在赞叹之余，又引述莫里哀的话，指出“只有把卓文君写成荡妇，才可能把这出戏彻底翻新”云云。事实证明，汪是个戏曲圈中见识上很不一般的人。高层文化人或许能欣赏其言论，至少还能容他。
汪曾祺有过《沙家浜》或《杜鹃山》的高峰，也有《凌烟阁》及《一匹布》的寂寞。他的一生起起伏伏，特别是与裘盛戎的相知，是很值得总结的。但另一方面也证明，像汪这样资历与声望的编剧，在剧团里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
他很爱惜梨园编剧中的后辈，他送了他们许多自己的书画，都是自己裱好了再送到对方手里。他曾苦笑着说：“爱惜青年到了我这样——（把字画裱好了寄到对方手上）——应该说为数不多了吧？”
在一次笔会中，他又信笔作画，随画随送，最后看我站在他身边，许久没有说话。他转身问我：“这半天没说话，我送你一张画吧？”随后，问了我妻子的名字，准备下笔了。他起笔画了两枝梅花，很有姿态地倾斜在一个古瓶旁，又在瓶旁认真画了两只正在啄食的小鸡，浑身毛茸茸的，然后题字：“城北稚珊平平安安。”他身体已经不好，自己写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在余生中“平平安安”应该是实在的祝词，我们晚一辈，正在做事情的年月，于是就要我们“平平安安”，岂不太消极了？如今我病了，而且一病就病倒了，再看他的题词，就看出了深意。
在他患病严重之时，他曾说自己写书已无兴趣，唯独希望最后能出版一本画集。现在此目的已然做到，唯独对他的画和字，还缺少有分量的评点……
我现在也是受人之请，写了如上的一些话，算是对前辈故人倾诉了一些衷肠。我是晚辈，如果说错了话，罪我责我，也都是应该的。
最后，汪老在天之灵安然上位，容学生向您致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徐城北
2014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