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吝啬？

2017年，中国在全球捐助指数中居第138位，全球被调查的一共有139个国家，无论这个指数是否科学客观，都需要我们反思。

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众筹活动极大地调动了中国民间公益的捐助热情，它以简洁的高度技术化和符合青年大众的娱乐化形态，推动了中国公益向更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很多国外的公益界人士都对“99公益日”活动期间全国的公益热情予以高度评价，他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高度技术化和娱乐化的公益筹资形态在几千万人的手机上转动，以及各种类型的公益高峰论坛的号召极大地传播了慈善公益理念，给中国的现代公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符号。在喧哗和热闹之中，我们看到上亿元公益善款流到各种类型的捐助项目中时，我们一定会觉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也已经是一个公益大国。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慈善历史和慈善文化的文明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仍然被看成是一个“慈善小国”。根据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发布的《2017年世界捐助指数报告》（CAF World Giving Index 2017），中国在被调查的139国家中排名第138位，居倒数第二位（2020年为114个国家中的第95位，有所进步，但仍然居后）。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是由该基金会开发的、用于对比全球各国慈善事业的比较指数，每年通过《世界捐助指数报告》发布。出于简便和易于对比等几个方面的考虑，该指数只选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1）是否帮助过你不认识的但需要帮助的人；（2）是否给慈善组织做过捐赠；（3）是否为一个机构提供过志愿服务。该基金会与全球顶级调查公司盖洛普合作，将上述三个问题导入到盖洛普调查系统，然后由盖洛普在世界各地展开调查。慈善援助基金会从2002年开始发布世界捐助指数。虽然，慈善援助基金会与盖洛普充分考虑了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并尽可能地提取出最能够反映全世界慈善公益中的核心内容，但是这样的指数仍然不可避免有不同程度的偏颇，甚至失真。我并不是希望用这样一个指数来绝对地衡量不同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任何的指数与所反映的内容之间都可能存在着不同程度（有些时候可能会是很大）的断层。但是从世界捐助指数的内容来看，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捐助趋势。

2017年，按照世界捐助指数衡量的全球20强捐赠国依次是：缅甸、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沙特阿拉伯、荷兰、英国、塞拉利昂、马耳他、利比里亚、冰岛、泰国、伊朗、赞比亚、德国、挪威。按照平均指数计算过去5年中的20强依次为：缅甸、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英国、斯里兰卡、荷兰、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肯尼亚、不丹、马耳他、挪威、冰岛、马来西亚、奥地利、科威特、德国、澳大利亚，中国依然无名。中国甚至都排不到前100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数量大，人均GDP并不高，因此捐助指数显然不能与那些人均GDP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相比。但是，中国的捐助指数不仅低于大多数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国家，也低于类似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印度2017年世界捐助指数排名为第81位），更是低于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被排在138位的中国与自己的公益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实际感受和对比很不相称，我对此指数的代表性也深表质疑，估计中国公益界也会质疑和反对。这样的排名在全球发布，让人联想到中国游客在全世界各地出手阔绰，也让人想到中国悠久的慈善历史和文化，所以无论这个指数是否科学客观，都需要我们反思。

尽管我们都在讲公益创新，我也在积极响应和实践，但这都是公益的工具性维度，而不是公益的实质性维度。我一直主张公益的实质是维护公平的隐形社会契约。税收是显性的强制性契约，但还不足以解决社会的公平，所以需要公益。公益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有道义上的义务性。如果在所谓“公平”的条件下出现了福利的差异，比如你的身体好、受教育程度高、获得了高收入，有些人却因为身体不好或者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生活艰难，这些主要应该通过税收的转移来解决，我们也没有义务帮着他们“致富”，但是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同时，我们也需要这个补充性的义务，这就是公益的元问题。实现公益在确保社会公平上必要性的补充作用的基础不是绑架富人捐助，而是发育“人人公益”的社会价值，美国公益资源的80%都来自大众的捐赠。就这个角度上说，众筹的意义远远大于所筹集到的资金。富豪捐助多少都是好事，如果腾讯能够动员十亿人都参加“一元公益”，那我觉得腾讯可以被提名“诺奖”，我期待新技术能够让中国“人人公益”的时代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