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贺龙——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贺龙：1896—1969。他和林彪谈话时，叶群和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他和夫人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孩子被迫隐姓埋名在大海上颠簸。他睡在没有枕头和被褥的光秃秃的木板上，经常吃的是清水煮白菜。他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他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而且把最后的一笔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他很不甘心的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悲怨！
1.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31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就说嘛！”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6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林彪老婆），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送给他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与理会。
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停了一会，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会议结束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一起到广州休息。第二年3月，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并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攀枝花。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视察中，他翻高山、涉峡谷，深入工地各个角落，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规划，共同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了解工程进度，向职工和战士问好，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随后，又不顾疲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1966年4月9日了。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所以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反对。
2.林彪为何要打倒贺龙
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干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空、海军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时，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作文章。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然而，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3.毛泽东：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接着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以及护国、护法斗争中的一些往事，谈话时间很长。
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次谈话，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困难。”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如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下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问有关部门：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道：“么女哟，我们的么女来信喽！”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封也收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是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的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示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4.伤感的夫妻娱乐会
回到西山以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抄录的毛泽东在延安给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作为向疾病及当前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座右铭。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个战士告诉他，又有好几个老干部成了“反革命”。贺龙说：“这些干部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谈起了以前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几位老帅，愤愤地说：“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当年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他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尔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1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的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夜里，贺龙和薛明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安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5.迫害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一笔，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蒙蔽了。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俱怕，先是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作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多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这个时期，贺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想法和遭遇告诉党和群众。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出去时使用。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20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1尺左右。11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7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果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哪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6.治病不准接触病人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唱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饶恕。”
6月8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12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3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5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医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被送进了301医院。原301医院院长靳某在1974年9月23日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月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1个小时30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0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1个半小时，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9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301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6小时零9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她，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腹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14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员迎面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了？明明6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听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唇上的胡须，把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何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
7.贺龙骨灰之谜
1969年6月9日的晚上，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
灵车的发动机吼叫着，一路无阻地行驶在长安街上。开车的驾驶员是小张，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注视着前方，不时按下喇叭，提醒横穿马路的人们。坐在小张右侧的是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坐在后座的是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个人坐在车里谁也没说话，只有路灯飞快地掠过车内，从瞬间的光亮中可以看清三人严肃的表情。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彭志刚上身前倾，脸贴近挡风玻璃：“慢点开，可能快到了，是兵马司胡同。”灵车慢慢地开，三人看西边的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找。
“到了，是这条胡同。”小张打开转向灯，转动方向盘，开进一条胡同，在车灯射出的灯光里看见胡同口的墙上钉着一块掉了瓷的红底白字的铁牌，上面写着“兵马司胡同”。“进吧。”彭志刚看着深且黑的胡同说，“小张，留神看着点儿。”
向前走了不远，在路的左面有一盏较亮的路灯，十分显眼。
灵车开到跟前，小张一踩刹车：“是这儿吗？”彭志刚和王锋向外一看，只见一个古朴的朱漆大门，高高的青砖围墙圈成一个大宅院。离大门不远还有一扇铁皮大门的房子，看样子是车库。院子里竖着一个高高的烟筒，像是北京城胡同里常住大人物的院子。
“我下去问问。”彭志刚下车走上前。没待敲门，院里的人已听到车响打开朱漆大门。从院里射出一缕灯光，门开处一个军战士用身体堵住门问：“是八宝山来的车吧？”
彭志刚答应着，递上工作证。战士查验了证件，说让等一会儿，闪进门，随手又把大门关得严严的。
大门又开了。刚才那个战士又领着一个干部出来了。干部借着路灯看看灵车和彭志刚等三人，接着又四下看看胡同两头有无异常情况，然后点点头招呼道：“你们进来吧。”
他们进到院内的西屋里。西屋不大，也就十几平米，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靠墙的地方用两条板凳支着一张狭窄的床板。
床上停放着一具尸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裹个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好，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心里发冷，身上发紧，有些害怕。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见贺龙死后就这么用白布一裹，连个脸面都不准露，心里就不是滋味。看现在贺龙的样子，他临终前的日子也肯定好过不了，也不知贺龙是怎么去世的，是不是在这里去世的。
那位干部走进屋对跟进来的彭志刚等人说：“就是这个，你们抬走吧。”他指指床上贺龙的遗体。
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担架放在床前，彭志刚和王锋抬上身，小张抬下身，一齐用力抓住白布单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有人帮着打开屋门，彭志刚和王锋抬着贺龙头部在前，张克安抬着脚部在后向屋外走去。
院子里站着一些从各屋走出来的军人，他们默默地站在院当中，注视着彭志刚等把贺龙遗体抬走。
彭志刚等人真受不了这分寂静，平日到百姓家去接尸，都会遇到死者亲属难舍难离的悲痛场面，听到亲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对这些他们早已是习以为常，而像今天这么安静的场面却很少见过，反而有种不自在，感觉有些不对头。
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随后有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
院门口的卫兵给他们打开大门，出门后，他们见胡同两边已站了哨兵，不准闲杂人员靠近。其实是多此一举，现在已经11点多了，大多数家庭已经入睡，没入睡的也不会出来闲逛了，胡同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不知什么时候开来两辆军用吉普车，一前一后地把灵车夹在了当中。
“跟着前边的车。”车上的一个看样子是负责的军人对小张说。
灵车拐上长安街，小张从后视镜里向后看了看，见后面的吉普车亮着大灯紧随其后。灵车上没有人说话。军人们一脸严肃，目视前方，挺直腰板端坐在座位上。
人们决不会想到就在今天晚上，1927年8月1日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元帅贺龙就这样悄无声息，凄惨地送到八宝山火化。
灵车驶到八宝山已近午夜12点。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前边的吉普车向右一让，司机从车窗里伸出手挥动着让灵车先走。他们不熟悉八宝山的路，小张短促地按了一下喇叭，一加油开到前边带路。
公墓漆黑一片，万籁无声。灵车大灯射出笔直的两道光芒掠过一座座坟墓和一个个墓碑，墓碑上逝者像是在看着他们，猜测着又来了哪位客人。
灵车在古柏苍松遮掩下的水泥路上左拐右弯，远处突然闪现出一点灯光，车上的人都清楚那是火化车间的灯光，紧绷的一颗心也缓缓地放进肚子里。
灵车一直开到火化车间的门口。
彭志刚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
“好了，没事了，你们休息去吧。”为首的军人客气地对彭志刚说。
“那我们就走了。”彭志刚三人和军人们打个招呼算是告辞，知趣地离开了火化车间。
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出灰门，见尸体已火化完毕，一块块雪白疏松的骨灰已掉落在炕底，有的骨灰还通红，可以熄火了。于是他关油门，让风门继续开了一会儿，让炉内降降温，然后开始出灰。
这时军人们也围拢过来，好奇地观看人火化后到底烧成什么样子。
刘占海用钯子把灰扒出来，接在接灰斗里。骨灰还烫手，晾了一会儿，一个军人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白布袋撑开：“倒进来吧。”刘占海端起灰斗把骨灰倒进骨灰袋，心里却在想，又一个冤魂离开了人间。
军人把骨灰袋扎好，说：“好，辛苦你了，我们回去了。”军人们也不和刘占海握手，刘占海猜测他们可能也避讳这个，也就照干火化这行的规矩不说“再见”、“回头见”、“有空来”一类的客气话送别，只是说：“慢走，不送了。”
军人们上了车，马达一阵轰响，车子消失在林间小道上。
两天之后，有两个军人来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因为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任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盒。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位置请他们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7元一个最廉价的一种，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蓝什么的，工作人员摇摇头，啧啧嘴道：“人死如灯灭，人啊，是最无情无义的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或是死者的周年，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亡灵。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好心的骨灰堂工作人员见无人祭扫这个骨灰盒，便隔一段时间把它擦拭一遍，不让它蒙染灰尘。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人家一听，我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6月11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藉、军藉，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20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四人帮”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一晃距贺龙逝世6年了，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又神话般地出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的工作已经开始。中国的天空又出现晴空和阳光。被冷漠遗忘6年的黑色骨灰盒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个日子里，八宝山业务科的赵德路仍和往常一样忙碌办理丧葬业务。
“老赵，你出来一下。”
赵德路抬头一看，是副主任赵玉亭在叫他，便答到：“没看我正忙着呢，有事就在这儿说吧。”两个人都是很早就来八宝山工作的老殡葬工，彼此都很熟，说话也不用客气了。
赵玉亭见屋里人很多，就说：“你出来。有事，先把活放一会儿。”
赵德路见赵玉亭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估计是真有事，就跟他来到屋外。
走出屋，见有两个人已等在那里。一个军人他认识，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高级领导在北京去世的后事都由他具体来办，办手续时经常和赵德路打交道。另一位中等个，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就不认识了。
赵玉亭给他们互相介绍：“这是我们业务科的老赵。”他介绍穿中山装的人说：“这位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石科长就不用介绍了。”
赵玉亭说：“老赵，你陪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取个骨灰。”
“到老山骨灰堂？”赵德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可骨灰怎么没放革命公墓骨灰堂，却放老山骨灰堂。不对吧，那里是平民百姓存骨灰的地方呀。
赵玉亭见赵德路还想问什么，就说：“是老山骨灰堂，你陪他们去吧。”
赵德路那时也刚从干校下放劳动回来，办事说话还是习惯性的谨小慎微，见赵玉亭不说，他也就不再问，言多必失的道理他知道。
“老赵，上车吧。”军委的石科长催促老赵，“车在这边呢。”
赵德路这才看见不远处停着两辆黑色卧车。他和石科长坐进前边的那辆白牌的军车，中央专案组的人坐进后面蓝牌的卧车，一前一后向老山骨灰堂驶去。
老山骨灰堂在八宝山西面不远，坐车几分钟就到了。两辆小车顺着旁道开上高高的建在山坡上的骨灰堂，下车后，赵德路陪同他们一起走进骨灰堂。
一进骨灰堂大门，就见刘春生在门口值班，他见门口开来两辆车，就知道来者非同一般。1975年还不像现在，那时候能坐小车是一种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他又见来人由赵德路陪同，更知道是有来头的，来取的骨灰也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忙迎上去问：“老赵，有事吗？”
“嗯，这两位同志要取个骨灰。”赵德路指指旁边的石科长两人。
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就是这个人，麻烦你去取一下吧。”
赵德路接过骨灰证，低头看骨灰证上填写的名字是王玉。他脑子飞快地搜索着，那时重大活动报纸上刊登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名字，好像没有这个名字呀，何况这名字像个女人或小孩的名字。嗯，不用说准是为了保密而用的化名。他把骨灰证交给刘春生，刘春生看了看：“在地下室呢，咱俩去取吧。”“那好，石科长你们就稍等会儿吧”赵德路说，“要不到屋里坐会儿？”
石科长摆摆手：“不用不用，别客气，我们就在这等会儿行啦。”
刘春生在前引路，和赵德路沿着地下室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迎面扑来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阴湿气味。拐过两个弯就到骨灰室了。这里竖着一排排高大的骨灰架，上面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有许多格子，都按顺序编了号。此时，骨灰架上众多的骨灰盒上的死者遗像或微笑、或严肃地注视着这两位走进他们那个世界的人。静谧的地下室，即使极轻的脚步声也能引起很大的回音。赵德路搞了20多年殡葬工作，可每回来到这里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刘春生业务挺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拐了一个弯，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而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了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给，就是这个。”
“是这个么？不会错吧？”赵德路接过骨灰盒有些不太相信，这7块钱一个的骨灰盒能是大人物用的吗？连一般的群众，家庭稍微过得去的也会买个好点的骨灰盒，这对死者、对活人都是一种慰藉。再说这个骨灰盒边连个照片也没有，上面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摸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存放时间肯定有几个年头了，而且必定没有亲属来祭扫，否则骨灰盒不会这么脏。
“取来了。”石科长快步迎上来接过骨灰盒。他见骨灰盒上有许多灰尘，便说：“老赵，给找块布抹一抹吧。”
石科长把骨灰盒放在走廊下的石凳上，问赵德路：“没错吧？”
赵德路又看看骨灰证肯定地点点头：“没错！”
中央专案组的人也进来看了看：“对，是这个。”
刘春生找来两块干净的抹布，和石科长一起把骨灰盒上上下下擦得一干二净，显现出黑色大漆的本色。
石科长俯身捧起骨灰盒对中央专案组的人说：“那就交给我了。”
“可以。”
石科长又放下骨灰盒，从左上兜里掏出钢笔，四下摸索着口袋找纸。
“我给你找张纸去。”赵德路从办公室一张桌子上顺手拿了一张信纸给石科长，石科长就着石凳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下面是落款和时间。
赵德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原来王玉的这个骨灰就是贺老总的骨灰？！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从未听公墓有人说过呢。怪不得好几年听不见贺老总的消息了，原来他早已离开了人间。真想不到堂堂的大元帅竟会屈身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内这么一个廉价的骨灰盒里，多少年无人问津，悲哉，哀哉。今天取骨灰必定有缘由，说不定贺龙元帅要熬出头了。
石科长写好收条，递给中央专案组的人。那人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收在公文夹里：“那好，你们忙吧。我先回去了。”他和赵德路握握手，钻进卧车先走了。
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盒抱在胸前，告诉司机：“去公墓礼堂。”赵德路也不知他要去干什么。
到了礼堂，赵德路抢先下车，拉开车门，请抱着贺龙骨灰的石科长下车。
石科长捧着贺龙的骨灰盒熟门熟路地走进第一休息室，赵德路接着进来，见一室已经有所准备，迎面的长茶几上铺着雪白的缎布，上面摆放着一个高级领导人用的楠木骨灰盒。屋里已经有几个人了，赵德路没见过贺龙的家人，但从他们的身份和神态上可以猜出是贺龙的亲属无疑了。
石科长轻轻地把贺龙的骨灰盒放下：“老赵，帮我换一下骨灰盒。”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盒打开，取出白布袋装的骨灰。赵德路把桌上那个100元一个的骨灰盒打开，取出红绸布的骨灰袋撑开。石科长小心翼翼地把贺龙的骨灰倒进红绸布骨灰袋里。
这时，他俩身后传来贺龙亲属们轻声的哭泣声。是呵，谁能不难过呢！想亲人，盼亲人，几年间亲人音讯全无，所盼来的却是亲人的噩耗，见到的却是亲人的骨灰，这沉重的打击谁又承受得起呢？！
石科长倒完贺龙的骨灰，把那廉价的骨灰盒放到一边，把红绸布骨灰袋叠好放进骨灰盒，两人起身站在一旁。这时，赵德路发现这只楠木骨灰盒上放着一帧贺龙的照片，他从放照片和骨灰盒的规格上敏感地猜到贺龙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是一个好兆头，贺龙有出头之日了。
贺龙的亲属们缓步向前，在贺龙骨灰盒前列成一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赵德路知道此时再留在这里是多余的了，就和石科长打个招呼退了出来，石科长也跟出来，握住他的手：“老赵，麻烦你了。”
“别客气，有事再来找我。”赵德路走了。远远地听见石科长打电话向军委办公厅的领导汇报说贺龙的骨灰已取出来了。
赵德路碰见赵玉亭时便问：“老赵，你还和我打埋伏，你告我是取贺龙的骨灰不就得了吗！”
“上面不让说，我敢告诉你？！”
“贺老总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没听说过？！”
“都是政治任务，谁敢乱说。”赵玉亭转身忙别的去了。
正如赵德路所料，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之际，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
8.祭“龙”
贺龙的骨灰取出来后，就在礼堂一室设立了灵堂，骨灰放在靠东墙的地方，上面安放贺龙的一幅遗像，四周摆放着数个花圈和几盆鲜花。
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的几名领导轮流守灵。在贺龙骨灰盒两侧有一名仪仗兵持枪守灵，一小时换一次岗，昼夜如此，战士们神态威严，站得笔直，哪怕夜深人静也以最高礼仪陪伴贺龙。
6月9日上午，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准备完毕。礼堂大厅中央安放着贺龙的骨灰，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前方正中央悬挂着贺龙的遗像，骨灰堂的四周摆满了鲜花，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花圈。
大厅上方悬挂着“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开了为被迫害而死的领导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先河。从此以后，所有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死去的领导人，在平反昭雪的同时，都要在八宝山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是把骨灰迁入革命公墓的一种仪式，更重要的是表达党和国家对死者政治上的承认。
上午10时许，参加安放仪式的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当中以老军人居多。大厅里满满地挤站了300多人，礼堂早已为年老体弱的人准备了座椅，老同志在家人或警卫员、秘书的搀扶下走进大厅，在座椅上休息。
鉴于周恩来已患病住院，身体虚弱，中央就没请他参加，但在仪式开始前，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已抱病从医院赶来了，让仪式推迟一下。周恩来要来的消息在人群中轰动。人们议论纷纷，为周恩来能亲自来为贺龙送行而感到高兴和欣慰，这是中央和周恩来对贺龙的最大关怀，也是对老干部的最大关怀。但同时人们也担心周恩来的身体，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重病在身，已经很少外出参加活动了，今天他抱病而出，在场的人无不为周恩来关心同志和战友，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所感动。
邓颖超马上到礼堂西门等候周恩来。她静静地站在门口，眺望周恩来来的方向。
周恩来来了，左臂上戴着黑纱。人们好久没见到周恩来了，发现他瘦了，人也黑了，老年斑布满脸上，精神也不如从前了。望着为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人们从心底默默地祝福，盼望他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屋里的领导人见到周恩来全站起身迎接。叶剑英迎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您身体不好也来了。”
周恩来点点头，疲倦消瘦的脸上现出一丝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叶剑英拿过事先准备好的，原准备由他致的悼词递给周恩来：“总理，你来了还是你致悼词，请你过下目。”
周恩来接过悼词，向其他人招招手：“坐吧，你们坐吧。”说罢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拿出眼镜戴上，又掏出笔逐句逐字地审看悼词，不时在悼词上做几点修改。看完后周恩来抬起头问：“薛明同志来了没有？”当听工作人员说薛明已在二室等候，忙起身说：“我去看看薛明。”快步向二室走去。
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
在场的人们忍不住落下泪来。
工作人员到一室通知领导人，仪式马上开始，请领导人入场。
王洪文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率先走出一室，其他领导陆续走出去，周恩来和叶剑英、邓小平最后走出一室。
来到大厅正门，王洪文、李素文和吴桂贤等人，不约而同地收起脚，闪在一旁，让出大门，等候走在后面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先进。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未看王洪文等一眼，径直走进会场，王洪文随后才跟在后面走进去。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
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扫示了一眼大厅里的老同志们，慢慢拿出悼词说了一句：“同志们……”人们听到周恩来这句话惊得不约而同抬起头向他望去。他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苍老嘶哑过，他怀着巨大的悲痛继续说下去。他的声音哽咽，充满深情，从声音中就听出总理哭了。这是一个70多岁老人的泪啊，是一国总理的泪啊，人们也随之潸然泪下。
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颂他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是对“四人帮”一伙儿的严正抨击。在场的老干部在为贺龙悲痛的同时又为贺龙及老干部能获得平反昭雪而欣慰。
邓小平宣布向贺龙告别，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抬起头时，惊奇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人们齐刷刷地随着周恩来弯下腰去。周恩来怀着战友的无限眷恋之情和未能为老战友分担痛苦、保护好他的愧疚之心，一连鞠了七个躬。
参加安放仪式的除了党政军领导人外，还有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尤为引人注意，她就是湖北歌剧院的著名歌唱演员王玉珍。当年她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响遍全国，赞颂贺龙领导红军游击队英勇战斗的光辉业绩，“文革”中她也因此被扣上为贺龙歌功颂德的帽子，受到迫害。今天，在贺龙平反昭雪之日，她特地赶来参加安放仪式，她多想唱一首贺龙爱听的“洪湖水，浪打浪”呀，可是贺龙不在了，他听不见这优美的歌声了。想到此，王玉珍的泪水就忍不住一串串地流下来。
安放仪式后，贺龙家乡桑植县县委书记带10个老乡在礼堂东侧栽种了一片家乡的小树苗，愿小树日夜陪伴着贺龙。
贺龙的骨灰会后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方81号的骨灰匣里，此时，中国十大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先期来到这里，贺龙将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受到后人的瞻仰。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2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治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仍可治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说：“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英勇善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国防工业建设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际。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决定》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受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赞赏说：“贺龙同志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在医疗上横加限制、拖延，但贺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决定》还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受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原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