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处理矛盾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认识问题的工具，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领导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他主张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29页）。由于周恩来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这些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并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在处理各种矛盾中坚持了他认为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实践证明，他所主张处理矛盾中应予坚持的这些原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一 党性原则
党的战斗力依赖于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在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而这种团结和统一，又是建立在领导成员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周恩来视党的团结如生命，竭尽全力加以维护，不惜委曲求全。但他又是党性极强的人，在领导集体中，他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承担的岗位职责，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仅敢于发表意见，展开争论，而且能根据当时的认识和所处的环境，对错误倾向敢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存在的矛盾勇于积极处理。
第一，坚持党性原则，并以自己的努力和影响，说服党的主要领导人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江苏省委，是全党一个主要的省级党组织（南京和上海均在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的1/3以上，党组织也比较健全。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及李立三，主张由中央就地直接管辖江苏党的工作，这样既可以加强党对江苏的领导，又可使中央取得实际工作经验，有利于对全国工作的指导。于是他们于1929年1月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由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建议为政治局所通过，只是尚未下达江苏省委。
这时周恩来正在北方处理顺直省委的纠纷，他回到上海后，发觉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不正确，不仅会影响党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指导，中央也不可能集中很多人力和精力，去加强江苏党的工作，因此，那样做很可能造成两头失算的后果。周恩来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了决定，仍然向中央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阐明此举的危害，耐心地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原来的主张，促使政治局改变了原有的决定。可是政治局原来做出的决定，已通过非组织渠道传播开了。江苏省委知道后，对此决定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的不信任，于是进行了一些反对中央的宣传，反应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十分耐心地做了江苏省委的工作，肯定他们正确的意见，严肃批评他们同中央对立的做法，指出这是纪律和党性所不容许的，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1955年底，中国经济工作中开始出现冒进倾向，这与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分不开。这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并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制定了《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耀1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一冒进计划公布后，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也纷纷响应，修改原来比较实际的计划，开始迈出了冒进的步子。
周恩来对中国国情及现状比较熟悉。他对上述情况经过一番冷静地理性思考和周密计算后，敏锐地觉察到当前提出的各项指标是脱离实际的，党内已经滋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他虽然很清楚，当前的冒进倾向，是毛泽东倡导和推动的，而毛泽东的威望正处在高峰期，那时又正是清算了高岗反党集团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纠正冒进倾向是有风险的。但周恩来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他唯一的行动准则是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唯一的出发点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他针对那种急于求成的浪头，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晚一点宣传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他说：“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基于这些冷静的思考，他在指导起草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稿中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倾向。”这一思想为刘少奇主持的一次党中央会议所肯定，并被提炼概括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同时，这一方针被贯彻到国家计划中，削减了1956年预算指示，把基本建设费用由原来的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再削减到140亿元。还否定了冒进的“二五”计划方案，重新制定了积极稳妥的“二五”计划。
这次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方法对头，效果也好。周恩来、陈云等敢于对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同时提出正确的处理矛盾意见和决定。对此，毛泽东当时接受了，容忍了，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说明这时党内政治生活正常，领导人之间能平等地讨论问题，开展批评。
上述事实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在处理矛盾中坚持党性原则的态度。对于错误的决策，即使是主要领导人做出并经中央认可了的，只要他看准了，也不计个人得失，坚定地起来制止和纠正。因为他的行动准则是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唯一的出发点则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他正是以所确立的宗旨，作为自己处理任何矛盾的基本准则。
第二，为坚持党性原则，他借助权威组织的支持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以便扭转局势。
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时，周恩来自己对形势也估计过高，但由于他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看法和主张，反对过李立三要求盲目暴动的计划。但由于李立三固执己见，周恩来未能阻止这一“左”倾趋势的发展，以致当周恩来不在国内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得以统治党中央，并加紧在全国推行，党的事业和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一个主要领导成员，清醒地意识到党和革命的利益、历史赋予的重任。他没有因自己的意见未被接受而放弃纠错的努力。但是他也很清楚，仅凭他个人的作用，要立即停止立三路线的推行已是很困难的。那时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它的决议指示对中国党很有约束力，是必须奉行的。于是，周恩来趁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机，不断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言，终于说服共产国际看清了立三错误的危害。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贯彻执行。
周恩来回国后，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立三对错误有了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执行错误路线。接着，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也做了检查，离开了原来的领导岗位。
可见，周恩来在危害党的事业的错误面前是不含糊的，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去纠正和制止，使所出现的党内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第三，根据认识程度和所处环境，因势利导，尽量减轻和缩小国家灾难的程度。
周恩来头脑聪慧敏锐，为了党和国家的建设大业，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但他也是人不是神，并不是对什么事都能一下全盘通晓，也不可能不出任何差错。他只能依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做可能做到的事。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他党性原则的重要表现。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忠诚相信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出于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需要，所以一如既往，跟着毛泽东走。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虽然逐渐看清了局势的严重性，但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的个人迷信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已不可能正常地交换意见，开展批评，纠正错误。显然周恩来个人已无法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于是他因势利导，尽量减轻和缩小这场灾难的程度和后果。然而，即使在这一反常时期，对于毛泽东某些“左”的具体错误，周恩来也曾经表明过看法，提出过建议，或尽可能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发挥。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合适吗？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时，周恩来也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666页）。周恩来从党性原则出发，不同意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力图来说服毛泽东放弃这种认识。当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一提法时，周恩来也没有为迎合领袖而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去纠正毛泽东的这一提法，以尽量减轻党和国家损失的程度。周恩来是我们领导干部和党员坚持党性原则的楷模。
二 实事求是原则
周恩来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40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周恩来哲学思想的基本前提，也是他一生伟大实践的出发点。实际就是唯物主义坚持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的通俗表述。从实际出发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照事物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解决矛盾。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把注重实际放在第一位。无论是革命战争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是首先要了解中国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而后去制定有关的策略方针，并以此原则去处理矛盾。
第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1930年7月，李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于是从城市到农村，应该全面进攻，要掀起攻战武汉、南京、长沙的革命高潮。
此时，周恩来以冷静的头脑，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坚决驳斥了“革命高潮”的论调。他说：“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前夜，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记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计，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记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在这样条件下，估计各种可能，针对各种可能设计，这样才能决定敌我的胜负。”（《周恩来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434页）以此为出发点，他坚决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左”倾比右倾好的观念，指出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群众发动，以代替空喊的冒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对纠正当时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起了极大的阻止作用。
第二，审干“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该不怕麻烦，允许本人申诉”。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当时，审查干部工作已经开始。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极端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并且说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强调：审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该不怕麻烦，允许本人申诉。党员对党要说真话，在审干前可说一切话，对错都无问题，但背后说是不对的。方法是：要抓住大处，要照顾全局，要追根究底，要实事求是，发现了问题应负责解决。当有问题发生争执时，先弄清事实，再加以说服（《周恩来风范词典》，第436页）。而处分，是最后一种方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无差别，是平等的。因此，南方局的审干工作进行得比较健康，避免了肃反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
第三，他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照常处理内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地方同志的小组讨论。他在2月3日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讲了一篇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话。他首先强调，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他首先强调，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徵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接着，他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
第四，“不要护短，应该实事求是嘛，都应该展出来。”
1965年9月，周恩来到全国农业展览馆审查展览。他先看了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分布图，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县县有先进，处处有芳草”。当他来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模型前，仔细地看着。忽然他皱了一下眉头，指着模型问一位同志：“怎么少了三个县？那三个县哪里去了？”这位同志没想到周恩来看得那么细，赶紧回答说；“这三个县受灾了，如果都展出来，全地区就上不了《纲要》了”。当时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一个“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有的地方粮食产量明明没有达到《纲要》的指标，也弄虚作假，追求上《纲要》的虚假荣誉。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护短，应该实事求是嘛，都应该展出来！”当一位负责同志介绍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动排灌网“能排能灌，旱涝保收”时，了解广东情况的周恩来当即说：“今年广东省就涝了嘛，怎么能说旱涝保收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述之一。实事求是本是一个成语，毛泽东给它注入了新的内容，做了哲学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801页）可以说，实事求是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要求人们的主观思想要符合客观实际。这正是周恩来哲学思想的突出表现。周恩来对待客观事物，不是机械地去适应，更不是消极去等待；而总是积极去探索，以求得规律性的认识，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倡导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既是他独特的风格，又是他处理矛盾的基本原则。
三 一分为二原则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能不能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好对立，是理解不理解、会不会真正运用辩证法的关键所在。周恩来所以能把辩证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用得得心应手，就在于他巧妙地娴熟地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把握事物中对立面的统一，就应该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对立面的统一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套话。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关系的总和。每个事物都是自身对立的整体，并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结构系统同其他事物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正是这种事物内在的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规定了这个事物的具体存在、具体本质和具体发展趋势。“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3页）
既然事物都是由内部包含着的相互对立的不同方面构成的统一体，人们认识事物就应该认识对立着的各个方面，并对这些不同方面作具体分析，认识其间的错综关系。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周恩来就引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1页）可见，要正确认识事物就是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并且要一分为二地去认识问题、处理矛盾。
第一，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正确处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
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紧密地结合起采。周恩来指出：“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3页）但是，为了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国家的独立繁荣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我们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当然，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注意相应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周恩来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是，“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从政治高度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的战略家。他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高到兼顾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高度，提高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高度，认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把农民挖得太苦，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应该引为教训。
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正确比例关系，应当在实践中去探索，不能主观主义地盲目确定，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比例也需相应地调整。周恩来认为，农、轻，重的比例，“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232页）。
“一五”期间，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兼顾农业和轻工业。正如1956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指出的：“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220页）此后，由于工作指导上“左”的错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主要是“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2页）。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支农、强农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以后，周恩来在认真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提高到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战略高度。为了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周恩来反复强调，必须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把重工业和轻工业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再没有发生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错误。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指示及处理这一矛盾的方法，不仅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当前和今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1952年10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这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科学表述。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革命和建设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建设更是直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做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他说：“中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51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转引《周恩来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0页）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周恩来在处理矛盾时，所坚持的辩证思维方式，即把现实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以恰如其分的处理矛盾方式予以概括出来。如“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相辅而行”，何等精辟的概括啊！
四 顾全大局原则
周恩来革命生涯曾经有过种种艰难坎坷，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又要肩负着领导全党工作的沉重负担。但他从不因此闹情绪，在思想上产生退却，而是默默努力地处理个人与大局之间的矛盾，以高度的责任感顾全大局。
第一，他立党为公，完全不计个人得失。
周恩来处理矛盾时，总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局出发，完全不计个人得失；他的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完全不在乎个人恩怨。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莅临上海。他一面提携与他有私交的王明、罗章龙等人，一面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进行卡压，全面否定了中央的所有决策。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央事实上已处于瘫痪。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运筹帷幄下，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按米夫拟定的名单改选了政治局，王明出现在权力高层。
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之所以没有像瞿秋白那样被驱赶下台，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王明等缺乏实际领导经验，必须留用一大局观重的人；二是清退周恩来不能服众。但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有目共睹的。
四中全会后，机会主义侵占了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仍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的繁重的日常工作。
老实说，周恩来对王明等人的企图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大大小小的会上也进行过抗争，但要阻止有共产国际做后盾的王明等人的入主中央谈何容易。所以，四中全会后，他从顾全党的团结，防止出现大的分裂这个大局出发，极力地维护中央的权威，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周恩来以这种处理矛盾的原则并不是说他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淫威下，这更进一步说明：周恩来是立党为公，完全不计个人得失。总之，从大局出发，为了党的长远利益，他只能以这样的方法来处理此事。
第二，他抓住关键的、带有全局性的事情，为稳定大局进行了不懈努力。
关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写道：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了稳定大局处理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矛盾。
1966年，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周恩来也是无力制止的，也根本制止不了。对于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之中。但为了党和民族的利益，他已竭尽所能，力图将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伙同张春桥“借用上海攻北京”，矛头指向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文章炮制出来后也未经周恩来过目。1965年11月20日上海《文汇报》直接刊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迫使《人民日报》11月30日不得不转载。不过，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进行讨论。
1966年2月，在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给他乱扣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日夜奋战在灾区，无暇顾及其他。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之后，周恩来奔波于国外。等他回国后，已经是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承担了这件事的责任，说：工作组的问题我们应该负责，但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在这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反复商量并经毛泽东的批准，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字眼，加入了不少有利于团结的规定：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好的，团结的对象应是95%以上；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天下一片大乱，整个社会像被洪水猛兽肆虐。当此时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极力平稳局势。8月下旬，他指示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红卫兵联络总站，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他又亲自出马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达40多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就不计其数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的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苦口婆心地劝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他反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年，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正确对待矛盾的性质，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
9月中旬，周恩来下发了《关于县级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以维护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和生产的进行。他向毛泽东力陈党内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林彪、江青十分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指责他是“折中主义”，诬蔑他为“救火队长”。但周恩来不畏攻击，仍是采取种种举措将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到处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多次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不为所动。2月18日他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并不处处都有，有也是极少数。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加上：“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与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在周恩来等同志许可下，军队文艺界两派同时演出。由于林彪、叶群的介入，造成流血事件。这时，“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周为“老保”。六七月间，中央文革一伙多次声称建军日期应是“九九秋收起义”，而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同时，江青竟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所谓“伍豪（周恩来的代名——引者注）等脱党”事件诬陷周恩来。8月，王力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
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周恩来并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的坚韧的斗争。他抓住关键的、带有全局性的事情，为稳定大局进行了不懈努力。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证了国家的要害、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中；将武斗扑灭在萌芽状态中，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并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集团；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伏笔。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第三，“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1962年1月6日至2月6日，周恩来先后12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账，指出，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差100亿斤左右。3—4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5月底至6月下旬，他到东北三省调查研究，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解决粮食调剂问题。
黑龙江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当时的经济状况虽比有些省稍微好一些，但粮食也很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患浮肿病。但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1962年初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向黑龙江省主管财贸的杨易辰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援外地。
杨易辰认为黑龙江已经调出不少粮食，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亿斤粮食，实在有些困难。他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也不晓得转弯，当场就同周恩来争了起来，表示对再增调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
在杨易辰“顶牛”时，周恩来不是盛气凌人，强迫其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等待他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然后推心置腹地同他交谈。周恩来说：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
周恩来的话沟通了与杨易辰感情与思想上的交流。他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黑龙江的利益多了，想全国的利益少了。于是，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领导者除了会出主意、用人外，还要善于协调和理顺上下级的关系。周恩来非常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尤其是与下级的关系。即使在下级干部与他“顶牛”的情况下，他也不是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强迫对方，而是与对方讲清道理，耐心地等待对方的觉悟。他那高超的处理矛盾的艺术，能使那些倔强的领导干部在他的领导魅力下妥协。
五 无私无畏、迎难而上原则
真金不怕火炼，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大风浪的战斗洗礼中，更加成熟，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党在最困难时期的擎天大柱。
第一，“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建党以来的最低潮时期，反革命分子更加气焰嚣张，同情革命的人士对革命前途普遍表示怀疑，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更是脱党、叛党或投靠敌人。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个时候，由于党自身不成熟等主客观原因影响，主要领导人频繁更换，先后三次出现影响全局的“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左”，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最终把党和革命置于生死攸关的极为险迫的境地。
作为该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周恩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这是他跟其他“左”倾教条主义者截然不同之处。最难得的是，他始终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相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受尽委屈的情况下，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身心地负责各项工作的实施，十分恰当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恢复被打散了的党的组织，指导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第二，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的周恩来，置生死于度外，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28年，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周恩来等人先期赴苏，筹备中共六大。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刚上船，就发现气氛不对，船上的日本侦探活动频繁。当轮船刚刚停靠大连码头，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未来得及上岸，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了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周恩来沉着机智地应付，从容地化险为夷。邓颖超后来回忆过这段经历：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转引《周恩来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04页）
当他们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时，没有涉及到邓颖超。邓颖超不放心，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让邓颖超先到旅馆里住下。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来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接着，他们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去看望他的伯父。在车上仍遇到跟踪。邓颖超回忆说：
“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到长春后，周恩来立刻又乘车去吉林。抵达后，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去。正好他三弟周恩寿在，一看就认出是他的笔迹，就把他们接到伯父家。
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住在二弟周恩溥家。邓颖超隔一天后，由他三弟陪送到哈尔滨。但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只得在哈尔滨再等几天，在火车站上等到了李立三，通过他把关系联系上了。然后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后，继续乘火车赴莫斯科。
第三，他认为领导者是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代表。
周恩来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需要有勤勤恳恳为之服务的千百万领导者，也就是说，领导者是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领导，是因为领导者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并在其中进行组织、指挥、控制、协调，这是人民群众需要领导的原因，也是领导者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周恩来把领导的全部意义归结在“为人民服务”之中。这5个字不仅是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而且也是周恩来所揭示的领导与被领导相互依存关系的核心，正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服务与领导能够提供服务，才会构成领导活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领导的这种本质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发挥得很好的，有的甚至背离了人民的利益。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反对个人主义的教育。周恩来指出，导致此种原因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说：“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周恩来的智慧》，第45页）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被领导这种相互依存的本质内涵，而且将其贯穿于一生的全部实践中。1973年春天，周恩来得了癌症，显得十分瘦弱。当时谷牧刚恢复工作，看到总理很憔悴，就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周恩来随意地说：“我已经得了癌症。”谷牧听后心情突震，惊愕万分，可周恩来立即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总理的话，谷牧十分难过和激动。周恩来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却仍每时每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勉励全体领导干部要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四，有理有节，决不让步。
1949年4月2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和谈代表成员黄启汉说：“根据两天来商谈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么？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黄启汉无言以对，只好表示就此事回南京向李宗仁问明。三日后，周恩来再次会见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对帝国主义再抱幻想，不应对蒋介石再有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
接着，周恩来就南京方面“划江而治”的提法做了明确的地回答：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周恩来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斩钉截铁，一字千钧，表达我方毫不妥协，决不动摇的严正立场，粉碎了南京政府划江而治的幻想。
1949年4月15日，国共和谈的最后修正案已经完成，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包括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意见，但是，对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周恩来风范词典》，第302—303页）
关于签字的时间，周恩来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这一修正案，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长江去。”
在场的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携文件返回南京请示。周恩来赶往西郊机场面嘱两人，请他们明确告诉李宗仁、白崇禧，希望他俩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在这点上，亦不要向蒋介石让步。
但是，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于是，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事实雄辩地证实了，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几句话，都是算数的。
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同盟者的关系是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因此，要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统一战线中各党派有共同的利益，对于违反共同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姑息迁就，必须开展原则性的批评与斗争。至于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政党与集团，周恩来主张仍需坚持有理有节斗争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南京政府在谈判后拒绝签字，已表明他们毫无和平诚意，既然如此，只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六 变不利为有利原则
周恩来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在领导活动中，尤其在谈判桌上、社交场合，他机智巧妙，针对具体的环境和对象，以他冷静的谈吐，恰当的言词，往往使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窘迫的局面变得自如，僵持的形势得到松动，最后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
第一，抓住要害，有力回击，使对方不知所措或处在尴尬的境地。
周恩来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667页）
周恩来对同志诚恳宽厚，但对于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他有时语藏机锋，抓住其要害，悄悄地给以回击，使对方觉得隐痛，又哼不出声来。有一次，周恩来在办公室接待一位美国记者。当记者看到周恩来用的是一支美国派克牌钢笔时，便带着几分讽刺的口气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何使用美国钢笔呢？”周恩来听后付之一笑：“谈起这支钢笔，话就多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是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朋友说，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这支钢笔。”周恩来就着话头，大谈钢笔的来历，强调使用这支钢笔的理由，语气含蓄，不露痕迹地压下对方的气焰。那位记者听了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20世纪50年代末，赫鲁晓夫先后两次来华。那时，中苏关系已出现裂痕。一次会的空隙，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坐在一起随便交谈。赫鲁晓夫突然恶意地挑衅说：“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点，都是国家总理，然而我们两人的不同之点是：我出身于工人家庭，你出身于剥削家庭。”周恩来接过话题，说：“我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赫鲁晓夫意在以家庭出身攻击周恩来。周恩来顺势接过“出身”、“共同点”的话题，予以发挥，巧妙地选用“背叛”一词，给对方一个狠狠的回击，置赫鲁晓夫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第二，机敏过人，被动变主动。
周恩来在重大的决策活动中不仅能够慎重稳妥地进行决断，而且还善于在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事态中临时应变，驾驭事态的变化，显示了他处理矛盾的丰富经验和临危不乱的决策胆略。
周恩来遇到某些意外情况，或别有用心的提问和责难时，镇定自若，凭借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有时机敏地反意正解，轻巧地应付尴尬的场面，或回击对方的责难。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厅招待外宾。客人对中国菜肴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大为赞赏。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荸荠等雕成各种图案，简直成了美妙的工艺品。然而，冬笋是按民族图案“万”字形刻成的，在汤里一翻，恰巧成了法西斯的“畚”标志。贵宾见此，不禁大吃一惊，当即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发现了问题，感到很突然。但他随即坦然自若地对翻译说：“这不是法西斯标志，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着‘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一起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意外的一个被动场面，被周恩来反其意以释之，引发了一阵哈哈大笑，反增添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外事活动或社交场合，有时会有人提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对此若是直接回答，可能落入其圈套，或暴露机密；若不予回答，又可能造成误会或使人扫兴。这时周恩来就采用避实就虚的语言技巧，寓意于言外，委婉曲折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和观点。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一次酒会上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20多年……”真可谓“绝妙好词”，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隐含着大量的内涵。语中虽然未加表明，但言外之意，一清二楚。这样既避免了敏感的问题，缓和了气氛，又坚持了原则立场。尼克松十分佩服周恩来机敏的外交才干。
周恩来所具有的这些独特的，既聪慧又高妙的处理矛盾的艺术，首先是源于他有广博的知识，非凡的应变能力；其次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毅力；再次是他的爱国主义品格，和与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坚定的原则立场。鉴于此，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周恩来这些处理矛盾的艺术，不断提高我们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