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何应钦 位极人臣的台岛顺民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20多年中，何应钦可谓位极人臣。他与蒋介石既是校友又曾共事，虽未结金兰却有知遇之恩。但两人既有权力之争，又要互为利用，关系极为微妙。诚如老蒋所说：“没有我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赴台之后，何应钦非常识趣地做了顺民。
姓名字号：何应钦 字敬之
籍贯：贵州省兴义县
祖籍：江西临川
生卒年月：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 卒年97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中国陆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生辰八字：庚寅 己卯 癸丑 庚申
属相：虎
命相：性情温良，善作阴德，诸事谦尊，成功如登梯，终年利禄亨通，乃虎假半真之命。
诗曰：平生良善自有持，衣禄增荣盛有余。钱财家业终年好，贵人提拔上云梯。
个人爱好：打猎、打高尔夫、旅游。
家世：
太高祖——何景鸾。何氏先祖居住于江西临川，何景鸾随清军出镇贵州，于清咸丰初年在贵州兴义定居。
高祖——何振王皇，通过贩牛致富后，于兴义城郊的巴骨山田坝置水田，每年收租二百余担，成为兴义县“八大户”之一。定居兴义县城黄草坝。
曾祖——何云鹏，见捧乍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便变卖田产，迁往捧乍。后为躲战乱，又迁至泥凼风波湾，经营起小染坊。
祖父——何春荣，继续经营染坊，并在泥凼附近购买田地，跻身于地主之列，成为泥凼的首富，后创办泥凼团练。
父亲——何其敏，继承父业，持家勤谨，夫人史氏。
兄弟——大哥何应桢，二哥何应禄，四弟何辑五，五弟何纵炎。（同辈姐妹：何应凤、何应碧、何应翠、何应秀、何应满、何应相）
1890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凼村。
1907年——考入贵阳陆军小学，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
1909年——留学日本，入振武学校第十一期。
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步科。
1916年——回国后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1921年——任贵州步骑炮工兵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
1924年——任广东大本营参谋处参谋；同年6月，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同年11月，任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团长。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同年10月，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
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与白崇禧率部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桂战争中任讨逆军总参谋长。
1930年——任军政部部长，此职任期至1944年11月。
1931年——任军政部部长兼任“围剿”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共苏区的第二、三、四次“围剿”。
1933年——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5年——授衔陆军一级上将。同年5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负责主持南京军事，对张学良、杨虎城施行军事压迫。
1937年——任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1940年——参与策划皖南事变。
1944年——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1946年——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去台后，历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
1987年——于台北病逝，享年97岁。
北伐中结下生死之交
贵州省兴义县原名“黄草坝”，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个“大人物”的出现，使它声名大振，成为了“钟山川之灵秀”的“贵州一景”。这三位“大人物”便是：贵州省都督、督军刘显世，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国民党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第二号军事首脑何应钦。
何应钦出生在位于县城西南40余公里的泥凼村。他7岁入乡塾，13岁入县立高小，17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组等人成为同窗好友，并于第二年同时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与蒋介石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即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在几乎未立什么战功的情况下，便凭借裙带关系以及政治手腕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王文华时任黔军总司令，与何应钦同为黄草坝老乡。何应钦受王之邀，又邀同窗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同参加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贵州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即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权力纷争却不亚于任何大省。王文华虽在黔军中握有实权，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是树大根深，舅甥二人在兴义系军阀内部形成了“旧派”与“新派”两种势力。而以二人为核心的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二人的宗亲姻亲、乡邻故旧，便是其门生弟子、同窗挚友。
在舅甥二人“新”“旧”派的明争暗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士官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的“新派”作为自己依傍与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得罪刘显世，对刘恭谨备至，大面上事之如父，小心谨慎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两人矛盾中得以暂时的“刀切豆腐两面光”。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缔结良缘。朱绍良与谷正伦也分别迎娶贵阳城里出身名门的小姐为妻。英雄配美人，一时轰动了整个贵阳城。
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何应钦凭借严谨的军人作风和政治组织才干，成为“新派”的骨干，他创办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政权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先后升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成为贵州新派人物中的核心人物。
1920年末，何应钦参与谋划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但刘显世并不甘于失败，于1921年3月派杀手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新派顿时失势，而新派内部相互倾轧，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投奔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因刘显世仍不肯放过他，又收买杀手在昆明一茶楼对何应钦行刺，致何应钦胸部、腿部连中数枪，幸亏随身副官抢救及时，送入法国人办的医院使之幸免于难。随后，何应钦偕妻前往上海投奔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寓公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第一个人生的小峰巅就此以失败落下帷幕。
1924年，何应钦经妻兄王伯群等人介绍，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命于蒋家王朝的开始，何应钦也因此飞黄腾达，以至于以后十几年中长期在国民党内部居蒋介石一人之下。
蒋、何虽为东京振武学校先后期同学，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但二人并无深交。何应钦到军校后，以严格规范的军人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渐渐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蒋在军校倚为心腹干将的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沉溺广州城内烟花柳巷不能自拔，整天寻花问柳，抽大烟，不务正业，遇事不见踪影。如此一来，蒋介石对忠于职守的何总教官越来越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给何去处理。何受此厚爱，知恩必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有声有色，何在蒋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起来，蒋、何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1924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刘峙、钱大钧、顾祝同均为何手下营长。教导团是国民党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后来成为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尚为团里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此后在平叛商团叛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叛乱，和两次东征中，何应钦率领第一团皆屡立战功。
而使何应钦一战成名，使他与蒋介石结为“生死之交”，并由此奠定他在黄埔军中“大管家”地位的，便是著名的棉湖之战。
在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期间，何应钦的第一团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一个旅，接着又击溃洪兆麟一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以不足2000之新兵，击败洪部精锐部队一万多人，令陈炯明大为光火。3月上旬，陈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标两部兵力四五万人，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而由于黄埔军第二团行动缓慢，未能按部署及时赶往敌人侧背攻击，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孤军作战，战斗已进入双方肉搏混战。危急时刻，蒋介石躲在指挥所里急得直跺脚，流着眼泪对何应钦说：“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败局，否则一切全完了！”
此时对何应钦和第一团来说，已是非战即死。就大局而言，此一战关系到黄埔军以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如若战败，蒋介石、何应钦不仅将声誉扫地，丧失向上攀爬的政治资本，甚至性命难保。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当时也流着泪说：“既然非拼即死，那我就去了！”
何应钦亲赴第一线，督军作战，由于指挥得当，在肉搏混战中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与后来赶到林虎军侧背的第二团协同作战，将陈炯明所部打得狼狈逃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棉湖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性一战，黄埔学生军与何应钦也因此“一战成名天下知”。而1925年的3月12日，也成为了蒋、何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1925年7月，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埔学生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的嫡系力量。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一师在惠州歼灭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从此，何应钦凭借显赫战功与谦逊做人的处世方法，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广东统一后，蒋介石为全面控制第一军，建立其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打击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在这一事件背后，何应钦不仅完全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反革命计划，并以其第一师作为坚强后盾，对蒋介石1926年3月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将何应钦的第一军放在东线，避开主战场两湖地区。直到10月何才率部向福建方向进攻。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比5的兵力大败孙传芳的周荫人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到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随后，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进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挫孙传芳的军队，何应钦声威大震。
参与逼宫又青云直上
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何应钦在黄埔军中声望日隆，使他本人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态。而蒋介石生性多疑，对何应钦也有了功高震主的担忧，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发生于1927年8月桂系逼宫事件中，何应钦的推波助澜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了第一次摩擦。
此时，实力强大的桂系已成为蒋介石心头之大患，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而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不错，白崇禧在北伐中曾任何应钦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两人配合默契，何应钦不愿无故兵戎相见。同时，蒋、桂实力不相上下，如若出兵，胜负难以确定。为此何应钦特地谒见蒋介石，陈述利害关系与难以执行的理由。蒋介石虽觉得何应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同时也认为何“已经被软化”了，对何应钦十分不满。
与此同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阴谋后，竟想先发制人，逼蒋下台以取而代之。于是联合各方面反蒋势力如汪精卫、李济深等人，准备见机行事。1927年7月，直鲁军攻陷徐州，蒋介石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败得更惨。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前往南京报告情况的黔军十军军长王天培处决。
蒋介石此举引起各路将领的极大恐慌，尤其何应钦与王天培是同乡，更有兔死狐悲之感。而桂系李、白更是担心成为王天培第二。当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命令白崇禧攻打武汉时，白崇禧当众拒绝执行，并当面顶撞蒋介石，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白崇禧同时暗示胡汉民从旁掣肘，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便以辞职相威胁。岂料，白崇禧马上表示赞同，并趁机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此言一出，如若没有人出来救场，蒋介石只好履行“诺言”辞职。但环顾左右，在场的只有何应钦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此时何应钦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其意思已十分明白，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事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曾召开军事委员会议，想挽留蒋介石，何应钦却明确表态说：“蒋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会好些。”蒋介石曾想策动黄埔军兵变，支持自己留任，但考虑到何应钦在黄埔军中的影响，只好作罢，加上来自武汉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8月黯然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掌握了军事大权，并在此间联合指挥了龙潭战役与徐州战役，打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和张宗昌部。尤其龙潭战役，敌我兵力悬殊，且在无备之中，孙传芳纠集残部7万余人渡江，直扑南京。令何应钦、白崇禧措手不及。当时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与二十一师，好在何、白偕同作战配合默契，各自率部奋勇抗敌，终于取得了龙潭之役的最后胜利，保卫了南京。
这是何应钦一生中的最得意之作，也是他与白崇禧精神上偕同的结果。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在桂系“逼宫”中何应钦有推波助澜之嫌，但何应钦率领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何应钦本人并没有打算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龙潭之役之后，蒋介石强调此战役“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战史上实占重要之地位”，何应钦也因此获得“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但在蒋介石复出之际，何应钦却又玩了一把暧昧，令蒋介石大为光火。蒋介石下野后，其爪牙群起鼓噪，大造舆论，请蒋介石复出。许多地方实力派也都权衡利弊，希望蒋介石复出。如此一来，原为众怒所指的蒋介石一下子局面骤转，各方面拥蒋复职电纷纷而至，黄埔系军队团以上军官更是纷纷列名通电，拥蒋复职。只有何应钦和他的第一军毫无反应。这使得蒋十分恼火，即派何的老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书记长李仲公前往责问。李转达了蒋介石的原话：“连冯玉祥、阎锡山都对我发出了拥戴电，为什么他还不发？他打底打的什么主意？”在此情况下，何应钦只好请李仲公代拟电文发出。蒋介石接到何应钦的拥戴电后，即入南京，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复任伊始，便出其不意给了何应钦当头一棒。当时何应钦正在南京，蒋介石悄然赶到徐州，进入第一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免去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任命其为参谋长，并将何在南京住宅的卫队同时全部撤走。蒋介石此举，令何应钦大感意外，极为震惊。返回南京后，他对李仲公大发牢骚说：“老蒋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突然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到底是何意思？不管怎样我绝不就职，任凭他发落好了。”李仲公劝他说：“既然他存在一天，你就没有把黄埔军拿过来的把握，那么，你同他斗，是斗不赢的。”何应钦只好答应就任参谋长。
当李仲公赶到徐州，告诉蒋介石“何应钦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蒋说：“他这样就好。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接着又激昂地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这次拥戴电，他又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塌我的台？……所以，我就要来前线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这场隐藏在蒋、桂之争幕后的蒋、何争夺黄埔领导权的斗争，最终以何应钦的失败而告终。何应钦因受到“入壁夺符”的打击，有如当头棒喝，从此对蒋介石俯首帖耳，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由于两人之间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蒋介石的宽容与大度。
北伐完成后，各路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1929年到1930年近两年间，何应钦在担任中国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新军阀作战。在蒋桂战争中，以及讨伐张桂联军、反蒋的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屡创佳绩，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何应钦调拨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倒蒋联合阵线展开激战。特别是衡阳一战，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其间，何应钦的父亲何明伦去世，何应钦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介石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应钦深受感动。
1930年3月，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直到1944年，任此职达14年之久。
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坚决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不顾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依然把枪口对准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对红军发起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是，何应钦在军阀混战中能挫败群雄，“围剿”红军却是连连败北，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一次比一次败得惨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连连哀叹：“惟此次挫败，惨重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何应钦本人更是惶惶不安，赶紧找借口逃回南京。
此时，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野心，使日本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直接导致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但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大泼冷水。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日进行了一系列的阻挠和破坏，不仅拒绝增援，而且发电警告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破坏上海抗战。
1933年热河省会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一度督率国民党中央军和一些地方部队在长城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即派代表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此间，蒋介石在南方战场“围剿”红军，何应钦在北方战场对日妥协，蒋、何南北呼应，配合默契。
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同时被授予一级上将的共有8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位居何应钦之前，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名列何应钦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其他嫡系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由此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西安事变中留下隐患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第二次摩擦起源于西安事变，由于何应钦错估形势，导致他此后逐渐被调离权力中心的命运。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派。主战派以黄埔系大多数将领为基础，和平解决派的支持者有冯玉祥、李烈钧、宋子文等。两派就如何解救蒋介石，如何对付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如何对待中共展开激烈争论。
何应钦打着“维护国民政府威信”的旗号，力主出兵讨伐张、杨。很显然，何应钦的目的有二：如能在讨伐中置蒋介石于死地，他便可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如果出兵救出了蒋介石，他又可称为救驾功臣。宋美龄却要求先救出蒋介石，才能发兵讨伐张、杨。见何应钦毫无商量余地，干脆挑明了说：“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但何应钦错估了形势，认为只要出兵轰炸西安，蒋介石即使不被炸死，也会被中共杀掉。因此并没把宋美龄放在眼里，对宋美龄所言更是不屑一顾。
在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派最后达成妥协，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17日何应钦通电就职，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以刘峙、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进攻西安。同时命令空军由洛阳起飞轰炸西安，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并派人联络桂系白崇禧、粤军余汉谋、广东省主席黄慕松，甚至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谋取日方支持，并与王伯群秘密拟定了“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对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
但是，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并不肯罢休，在南京召集的黄埔系空军人员会议上，宋美龄哭哭啼啼地请求大家：“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闻听此言，一向对蒋介石恭敬恭顺的何应钦气急败坏，当面“斥责”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宋美龄伤心地说：“你这样做辜负蒋先生了。”
在宋美龄的强烈反对下，何应钦被迫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以及西安近郊等。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群情激愤，新一轮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闻讯大为恼火，急忙发出停战手谕，要何应钦“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为要。”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在18日至22日之间暂停轰炸。
后来经过激烈争吵，何应钦允许宋子文于22日以私人名义前往西安。当天，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抗议电，张学良严词要求中央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此间，由于中共代表团出面调停，张、杨顾全大局，主和派从中斡旋，“西安事变”最终以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而结束，何应钦的一场黄粱美梦即刻化为泡影。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虽惭愧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机场迎接蒋介石，并在欢迎答会上为蒋宣读答词，述说他为伸国法而主张讨逆救主的苦衷。鉴于何在黄埔系中居位仅次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一向睚眦必报的蒋介石隐忍未发，但在心里坚定了以陈诚取而代之的决心。由于陈诚资历尚浅，羽翼未丰，蒋介石尚需留用何应钦继续为其卖命，因此放何一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1944年终于迫使何应钦让位于陈诚。
此后，蒋、何关系变得愈发微妙复杂起来。一方面蒋介石对何应钦采取了中国紫禁城的传统方式：疏者位尊而大权旁落，亲者位卑而独揽一切，逐渐削弱何应钦的实权；一方面何应钦在尴尬处境中，对蒋介石更加谦恭谨慎，绝对服从。在八年抗战中，他的整个行动轨迹均为蒋介石的意志所左右，对蒋介石的抗日、妥日、反共政策总是紧步其后尘，积极为其卖命。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为军委会军政部长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讨论南京战役计划时，何等多数将领主张用20个团左右兵力，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但未被蒋介石采纳，结果大败，造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1月何应钦任军委会参谋总长，仍兼任军政部长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成为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助手。此间，他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指导和指挥了徐州会战，参与制定了武汉会战的计划。在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之职由张发奎接任后，他本人以总参谋长身份，往来于各战区、战场之间，先后参与指导了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浙赣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缅甸设防，并指导入缅远征军攻占缅甸仁安羌，次年指导缅北会战，获一等卿云勋章，一等景星勋章，和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并于1944年9月亲自指挥了桂柳战役和贵州战役，使日军企图从桂黔向四川进攻的阴谋破产。
在抗战过程中，何应钦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蒋介石“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在1940年10月与白崇禧一起，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其亲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新四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抗日战争受到严重损失。
尽管何应钦自西安事变之后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但到1944年，蒋介石为何应钦培养的“接班人”陈诚羽翼已丰，便迫不及待地要求何让位于陈。蒋介石对何应钦说：“敬之啊，你身兼数职实在忙不过来，保个人任军政部长吧。”何应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连忙说：“不忙，我一个人完全忙得过来。”但不久蒋介石旧事重提，何应钦这才发现蒋介石真要拿下他当了14年的“军政部长”，便坚持保顾祝同接任，并对部下等人说：“陈诚算个什么东西，我当师长时，他才当连长！”但陈诚仍然当上了军政部长。从此何、陈矛盾日益加深，两人的势力也开始逆转。
为了拢住何应钦继续为其卖命，蒋介石在给其重重一击之后，又给了他另外一个职位作为安抚和补偿。1944年12月，何应钦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率领四个方面军，亲自指挥了湘西会战，伤毙日军近3万人，获战利品20多吨。随后乘湘西会战之勇，发起桂柳反击战，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创造了条件。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赠的金椰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于9月9日上午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领特级上将蒋介石，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书。受此殊荣，一方面可以看出何应钦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资历之深无人可比，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何依然颇为倚重。
但正当何应钦官运亨通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1946年6月，军事委员会被撤销，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之职，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代表团团长。正风光无限踌躇满志的何应钦突然遭此贬谪，一时目瞪口呆。
原来，日本投降前，美国方面曾派代表到重庆询问蒋介石继承人之事，蒋以自己身体尚健尚未考虑作答。日本投降后，白宫又派人到南京旧事重提，蒋介石暂且以何应钦应之。何以为老蒋念他劳苦功高，真将他列为了接班人，一时高兴起来忘乎所以，想在黄埔系中“自成体系”，还要搞什么“何氏内阁”，触到蒋介石的痛处，被一脚踢到地球的另一边，闲置起来。1947年5月，何应钦奉蒋之召回国，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翌年又就任翁文灏内阁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蒋介石突然对何应钦如此“垂青”，自然有其“苦衷”。桂系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之职。而国民党主要将领诸如陈诚、顾祝同、卫立煌、刘峙等皆在内战战场上连连败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此情况下，也只好起用早已被逐出权力中心的何应钦。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孙科随后辞去行政院长，代总统李宗仁提出由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仍在幕后操纵国民政府大权的蒋介石开始时表示坚决反对，但为了与桂系抗衡，认为何应钦仍有可利用价值，便同意了。何应钦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前，过了一回行政院长之瘾。此间，在3月11日何应钦60大寿时，蒋介石特题“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字祝贺，同时致函要他“能以中正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令何应钦颇有些受宠若惊。
但是，随着前线的节节败退，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并相互推卸责任。何应钦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愿归咎于李宗仁。作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本可以调动和指挥全国的军队，但当他试图命令宋希濂部到湖南常德、芷江一带构筑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时，宋却将部队退到湖北恩施，并表示只听从蒋介石指挥。何应钦被蒋介石、李宗仁的斗法逼下了台，于5月30日何应钦内阁全体辞职。李宗仁一再挽留，何应钦说：“德公，你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亡，二是自杀。”
何应钦辞职后，原准备前往美国当寓公，安度晚年，他在出使联合国期间即在美国购置了别墅，为自己留了退路。但蒋介石明令何应钦必须火速赴台“甘苦共尝”，并为他准备了专机。当时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国民党要人纷纷逃亡海外或滞留香港，何应钦为此很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他心里明白，在非嫡系者看来他是蒋介石嫡系，而真嫡系者又与他有着种种隔膜。蒋介石对其爱之如膝，恶之坠渊，他心里自然忐忑。但最终他还是听从蒋介石的召唤，偕家眷飞往台湾。
战战兢兢度过危险期
何应钦乘坐蒋介石的特派专机举家迁台，下飞机后却无安身之所，甚至无人过问。好在何应钦为人宽厚谦和，颇得部属的好感，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纽先铭见何如此落魄，将自己居住的位于台北牯岭街的一幢小楼让给何应钦一家。这幢小楼产权属于台湾省物资局，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对何应钦一家却是雪中送炭。
驰骋疆场大半生的何应钦，此时闲下来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所思之“过”，便是参与桂系逼宫与西安事变中的主战，生怕老蒋算旧账拿他开刀。在台湾政局尚未明朗化，个人前途未卜之际，何应钦处处如履薄冰。好在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正忙于“总统”复出，对何应钦也只是偶尔垂询一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949年12月7日，台湾总督府门前挂出了“总统府”的招牌。蒋介石急欲复职“总统”，蒋经国太子派振翼待飞，昔日四大家族只剩了蒋氏一家，何应钦自知重温过去权倾势重的旧梦已无可能，素有“自知之明”的何应钦深谙蒋介石的为人，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特意于蒋对其下手前公开自己的态度。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就台湾政局访问何应钦，原以为这位国民党重臣能有见地高深的观点，不料，何应钦却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衷愿说，从政时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
何应钦的“识相”自然给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在蒋复职一事上何的表现也颇得蒋的好感。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蒋介石的复出，既要有千呼万唤的过场，又要在“法理”上剥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何应钦先后两次与李宗仁共事，对李的为人不无好感，但为了消除蒋介石的猜忌，不得不抛弃对李的私情公谊。在1950年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提请“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时，作为大陆时期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表现。面对余怒未平的蒋介石，何应钦积极发言，弹劾李宗仁，请蒋总裁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在23日的中常会上再次慷慨陈词，请蒋复职。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那里拿过来，送给了何应钦。这个机构成立于1947年，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被罢黜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何应钦从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离任归来时曾任该机构主任，后来这一职务给了被夺了兵权的龙云，现在又给何应钦派上了用场。
尽管是虚职，何应钦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此后，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现自己，以博得蒋介石的青睐。6月16日，在其主持的“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式上，何应钦要求大家“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1950年8月，“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将过去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改造为真正的蒋家天下而特设的核心权力机构，16名委员全部是能够为蒋家父子效命的蒋介石着意扶持重用的对象，其中陈诚首当其冲。而何应钦、顾祝同、阎锡山、张群、白崇禧等人毫无疑问成为了被改造对象。
两年后“改造”结束，蒋家王朝的异己力量被压制，非嫡系者被解除兵权，剥夺实权，为蒋二代崛起扫清了路障。为了抚慰这些大陆时期的重臣、实权派，蒋介石特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并亲自提名48人为该评议委员会委员，何应钦便为其中之一。对于这个安置，何应钦无话可说，欣然接受。
在新的权力机构中，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陈诚的再次得势，是与其相斗多年的何应钦最难以接受的。但是何应钦的长处之一，便是得势时少有骄矜，失势时能够自我调节，泰然处之，对陈诚成为“中常委”以及出面组阁，他都能不动声色地欣然拥戴。
被逐出权力中心，对何应钦来说并未造成太大困扰，令其心绪不宁的是，当时某些写回忆录或传记的文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何参与1927年桂系逼宫的经过，并说西安事变何主战的目的在于取而代之，何应钦为此提心吊胆。他深知蒋介石的乖戾性格，着实担心败逃一隅的老蒋与年轻气盛的小蒋一时心血来潮，拿他当了替罪羊。
为了表明自己既无权力之争，又乐于接受目前的处境，何应钦对文体娱乐活动热衷起来，开始了“三打一跳”的休闲生活。所谓“三打”，即打猎、打桥牌、打高尔夫球。何应钦年轻时便热衷打猎，此时在被剥夺了实权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中，何应钦、白崇禧、杨森的三支著名猎队鼎足而立，“威名”远扬。所谓“一跳”，即社交场合中的跳舞。在与一帮释权赋闲的老朋友、老部下，以及黄埔军校时期结下生死之交的难兄难弟的酬酢往来中，何应钦由于不胜酒力，尤其喜欢跳舞。
这“三打一跳”使蒋氏父子真正看清了何应钦安于命运，甘为顺民的心态。蒋、何的关系反倒一步步融洽、热络起来，以致“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这一闲职，何应钦一直担任了20多年。直到1972年，这批元老的所谓“顾问”职位实在有碍于台湾当局的机构精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才被撤掉。此后，年届83岁高龄的何应钦的官衔，便改为了“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对于何应钦的表现，蒋介石心领神会，因此在一些大事方面也颇能照顾何应钦的面子。例如1954年5月“总统”换届，按“宪法”规定应由“国民大会”进行选举。“总统”一职自然是蒋本人连任，“副总统”蒋内定为陈诚。但出于对何应钦面子上的照顾，蒋介石故意征求何的意见，问其愿否竞选“副总统”。何应钦自然明白蒋介石的“好意”，赶忙婉言谢绝。
1964年第四届“总统”竞选时，因原“副总统”陈诚意外去世，“副总统”人选成为了此次竞选的核心。蒋介石内定人选为严家淦，却需要何应钦这类“德才兼备，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来点缀“民主”。但对张群等人，蒋介石还走了一下征求意见的过场，对于何应钦似乎连走过场也没有必要了，最后直接授意“中央社”同时发了四位候选人照片，这四位候选人便是：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
何应钦对此自然乐于接受，尽管是给严家淦做陪衬，但作为元老，这个“道具”本身也是对其“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的一种肯定。在国民党赴台初期的“改造运动”以及权力重新分配的动荡中，何应钦总算有惊无险走了过来。
国民外交与道德重整
虽已无权力之争，何应钦却是耐不住寂寞的，其“反共”热情亦是有增无减。当时，已失去历史地位的“中华民国”的“法统”给蒋介石带来极大困扰，要减轻这种压力，对外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支持及“外交”承认，成为了台湾对外关系的重点。何应钦看准了这一点，便想以“平民之身”为蒋介石缓解“外交”压力。于是，他开始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奔走于日本，开展“国民外交”，以达到“联日反共”目的。
何应钦的自身优势，便是多年来被公认的国民党中亲日派代表的身份。这不仅因为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妥协、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更因为他代表蒋介石本人在主持受降大典中“以德报怨”，给予侵华日军一系列的礼遇，使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国民党当权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推进联日反共政策急速转变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何应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侵华势力的残余中，享有别人无以可比的威望，成了日本战后反共反华势力的大恩人。
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在逐渐以陈诚取代何应钦地位的过程中，能给予何应钦主持受降大典的殊荣，主要原因便是何本人一贯亲日反共，而同时，何应钦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相交不错的朋友，因此何最能体会与接受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良苦用心，也最能贯彻执行蒋介石“联日反共”的主张。
事实证明，蒋介石找对了人选。何应钦主持全部受降工作，不仅未对冈村宁次加以监视或拘押，反而待之如上宾。受降以后，对冈村统率的130余万日军给予了比一般国际习惯为优的待遇。他以“恢复治安，维持秩序”为名，让日军保持建制，同时任命冈村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协助其处理接收、遣返等工作。在何应钦的庇护下，冈村不仅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并被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在国民党逃亡台湾之前，何应钦又设法将冈村偷偷送回了日本。
仗着这个渊源，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开始了他的平民外交之旅。由于其夫人王文湘患有癌症，何一方面偕夫人前往日本求医诊治，一方面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而此行的真正目的，正如他自己公开宣称的，正是为了远东局势，他说：“远东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把朝鲜战争变为持久战，以便拖垮新中国。
随后，何应钦拜会了他的老朋友冈村宁次。1月16日，已成为日本战友会副会长的冈村宁次设宴欢迎何应钦，冈村在宴会上致辞，说何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知”，尤其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的“以德报怨”感激涕零，说到激动处，冈村竟涕泗滂沱，失声痛哭。何应钦也热泪盈眶，欷歔不已。
此后，由冈村宁次等人牵线搭桥，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一些负责人，均将何应钦作为台湾的官方代表，纷纷举行酒会、演讲会。何应钦借着这些机会，利用战时与日本要人的交往和他本人在政界、军界中的一贯亲日形象，四处活动、游说，谋求签订“日台条约”，以达维持台湾当局代表“中国政府”的目的。
半年后，何应钦偕夫人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报告了此次的访日收获与感想，以及签订“日台条约”的意向，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和赞赏。
1952年4月28日，日本当局与台湾政府签订了《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作为“有功之臣”出席了签字仪式。此后，何应钦单独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陪同其游览观光。《中日双边和平条约》的签订，使何应钦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同年7月末，何应钦又约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何应钦出任“常务理事”，后升任“会长”。这一组织成了他毕生推进台日关系的工具。当然，这一组织的许多非政治性经济文化活动，对于促进台日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一番访日、联日活动之后，何应钦“国民外交”的工作重点便转移到“道德重整”运动中了。何应钦致力于“道德重整”运动，是受世界道德重整联络团访台的启发。何在1947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便与MRA（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有所接触。但当时何应钦坚信武力“反共”的效力，对“道德重整”不屑一顾。而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虽然上下都在叫喊“反攻大陆”，但心里都明白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休说“反攻大陆”，如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共产党早已解放了台湾。
何应钦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当1955年MRA联络访台时，令他不由得眼前一亮：既然武力“反共”已不现实，那么“道德重整”提倡以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正适合“改造”后的国民党现状。何应钦的如意算盘是：将这支从事“反共抗俄”的“国际友军”拉过来，既可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可以讨好蒋介石。
于是，何应钦将MRA的情况向蒋介石夫妇做了汇报。蒋介石夫妇听了十分高兴，认为可以借MRA和美国的支持来增强台湾“反共抗俄”的信心，因此表示欢迎MRA访台，同时支持何应钦成立了MRA联谊会，以致MRA访台时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刺激MRA成员在1956年再次访问台湾，并且邀请台湾派代表团参加MRA的国际性会议。
从此，何应钦成为了MRA联谊会的负责人，无需何人任命，何应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从1956年到1961年间，何应钦曾先后10次率领台湾代表团远赴瑞士、菲律宾、美国、日本以及北欧诸国，出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道德重整”会议，进行“反共”宣传，推进所谓“国民外交”工作。
正如何应钦所料，“道德重整”运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他本人在台湾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声望”，同时也成为了维系他与蒋介石之间政治联络的纽带。
回光返照又风光一回
何应钦失势未失宠，得益于他远离权力核心以后，没有丝毫的愤懑与牢骚，而是紧跟着蒋介石的步伐，为了力所能及的事兢兢业业而又“得其所哉”，使他与蒋介石、陈诚的关系反倒日趋和谐起来。
而他紧跟蒋介石步伐的另一个手段，便是“捧”。他以追随蒋介石多年的“老兵”的名义，到处鼓吹蒋的“反共”思想，树立蒋介石的“光辉形象”，以此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维系其党国元老的尊荣。
1952年2月，何应钦在“交通部”举办的交通人员讲习班上，发表了一篇《“总统”行谊》的讲话，他说：“我以为‘总统’好比太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亲承太阳的温暖，但我们却不能了解太阳的热力从何而来；‘总统’好比是泰山，我们都知道泰山的巍峨峻峭，但却不知道泰山如何的崇高……”他之所以如此推崇蒋介石，便是以此号召大家“在这样风雨飘摇革命成败的关头，更要秉承领袖的意志，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挥，以进行艰厄困苦的奋斗。”这篇讲话，奠定了何应钦以后为反共而造神的思想基础。
1952年10月31日蒋介石66岁生日，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庆贺。文中吹捧蒋介石的远见，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而蒋介石统治大陆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赶到孤岛上，何来领袖之远见？
1953年10月31日蒋介石67岁生日，何应钦又发表《“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把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与抗战的胜利，统统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证明“‘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而且具有政治远见”，希望“军民同胞紧密团结，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
以后每逢蒋介石生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1956年蒋介石70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称颂蒋介石的“历史功绩”，号召台湾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并亲率战略顾问委员会全体人员敬呈献词，祝蒋介石“嵩寿无疆”。
一年之中，除蒋介石的生日以外，其他所有值得纪念的日子，诸如元旦、七七九九、双十、3月13日棉湖战役纪念日、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纪念日，以及与蒋介石有关的日子，如蒋介石连任“总统”等，何应钦都要发表文章、演讲、致辞，组织活动大事歌功颂德。在台湾“效忠总统运动”发动前，何应钦便已开风气之先，率先神化蒋介石。而且一如既往，并未随着“效忠总统运动”的阵风低落而有所低落。对蒋介石本人的恭谨之至，更是无以复加，每次去外国访问、治病，或参加“道德重整”，都要行前请示，归来汇报。
蒋介石对何应钦赴台后“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心领神会，乐于接受，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政治上给予他高于其他所有失势人员的待遇，让他保留着几项荣誉桂冠，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等，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行动上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时对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恩宠，给予极高的荣誉。如1959年何应钦70大寿，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1969年何应钦80大寿，蒋介石亲赠寿轴，蒋经国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辞，极尽溢美。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逝世后，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耆宿组成治丧委员会，并由何应钦、张群等八大员为蒋介石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文中，何应钦满怀悲痛与沉痛，深切悼念蒋介石的功德与恩德，述说自己对蒋的忠诚。此时，何、蒋之间的芥蒂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对故人的追思与尊崇。在何应钦的书房里，珍藏着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敬之吾兄惠存”字样的照片，以及历年蒋介石所赠的祝词墨迹。睹物思人，何应钦确是心胆俱裂，痛不欲生。
蒋介石离世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蒋经国身上，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何应钦又根据当时政局，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以此来效忠蒋经国。1981年国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后，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于1982年10月成立“统一大同盟”，并当选为主任委员。该同盟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统一”，并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发展了60多个海外组织，对打击“台独”势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做了许多敌视大陆的宣传。
为了感谢何应钦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1979年何应钦90大寿之时，蒋经国在“总统府”为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并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盛大祝寿茶会，参加者除蒋经国外，有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中常委”谷正纲等台湾当局政要千余人。蒋经国亲自主持了茶话祝寿典礼，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赠送寿轴，亲诵祝词，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激动不已，在致答词时连忙谦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之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久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并勉励与会人员在蒋经国“总统”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国民党一帮权贵、耆宿也都纷纷赠送寿文，何应钦的老乡谷正纲邀集“国大代表主席团”80多人，赠送寿文称何之于蒋为“管仲相齐桓，太公佐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老同事、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1984年何应钦95岁时，台湾当局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何应钦将军讲词选集》、《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军政十五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与龙剧》、《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集》等丛书11种共12册，作为何应钦95岁寿辰之贺礼。
何应钦自己认为，蒋介石时代所给予他的最大的荣誉是在南京主持受降大典；蒋经国时代所给予他的最大的荣耀则是九十和九十五寿诞祝贺。从身处逆境如履薄冰，到得此荣耀荣宠，而且风光快活地度过后半生，在去台后被剥夺了实权的大陆时期的权贵中，也只有何应钦一人。
第一好丈夫晚年幸福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家庭生活却十分幸福。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其父王起元为兴义“八大户”之一，其母刘显亲为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其长兄王文选为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兄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何、王二人于1916年结婚后，夫妻感情甚笃。
王文湘小何应钦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虽出身于富贵之家，但却平实简朴，且能吃苦耐劳，多年来跟随何应钦既享受过“夫贵妻荣”的福禄尊崇，也承受过升降沉浮、生死忧患的重负。为使何应钦能安心于“党国”事业，王文湘挑起全部家庭生活重担，一边照顾何应钦的饮食起居，料理家中琐事，一边抚养教育女儿和照顾教育侄儿们。“亲戚故旧的酬应接济，部属的关切照顾，事无巨细，莫不亲自处理。”
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读贵阳旧制中学时，王文湘便开始照顾；五弟何纵炎读大夏大学时，也是王文湘按月汇款资助。侄儿何绍周、何绍修、何绍虞、何绍仪，以及侄女，无论读军校还是读大学，都是由王文湘亲自分送读书费用。
作为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妻子，王文湘既要为何应钦主持家政，又要协助他从事社会活动。为了便于及时了解上层动态信息，消弭对何应钦的不利，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妻妾们应酬周旋必不可少，其中与宋美龄的交往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何、蒋之间多有摩擦，每当何应钦与蒋介石关系紧张时，王文湘便借叙姐妹之情或请教圣经之机从侧面巧妙化解，以求通过宋美龄的“枕边风”改变何的处境。而何、蒋最终总能心领神会，融洽相处，其间得益于王文湘与宋美龄的沟通颇多。
王文湘六十寿辰时，宋美龄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由蒋介石题词：“满座芳馨 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这在国民党上层中，获此殊荣的绝无仅有。
同时，在何应钦的社交往来中，凡何本人不方便处理的，均由王文湘出面处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何应钦长期位居第二，难免有贵州老乡以及沾亲带故者上门求官，其中亦不乏有真才实学者。但蒋介石自己首先重用老乡，因此最害怕何应钦重用老乡，而何应钦又抹不开面子拒绝，只有由王文湘出面，给何应钦省去不少麻烦。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何应钦的各种活动增多、应酬开支增大，王文湘感到难以应付自如，为了不被何应钦发现其间的经济拮据，王暗中托人变卖一些饰物，贴补何的开支。
何应钦对王文湘也是一往情深，多年来在国民党官场中有“第一好丈夫”之称。王文湘终生未育，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被何应钦怒斥回绝。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他们，以排解他们膝下无子的孤独。两人视丽珠为掌上明珠，精心抚育培养。丽珠于台大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台湾驻美国“领事馆”工作，后因何应钦夫妇年事已高，便申请回台，在“外交部”任职。
为了方便照顾父母，丽珠和丈夫蒋友光在离牯岭街何府不远处买了一幢私宅，每天早晚必来看望双亲，节假日更是偕子女前往，使何应钦夫妇尽享天伦之乐。
王文湘身体一直不好，去台不久便在日本检查出患有乳癌，已经晚期，无法手术。当时正值国民党改造运动时期，何应钦个人前途未卜，加上妻子身患绝症，一时被搞得焦头烂额。好在何应钦有条件出国，每年都能陪王文湘去日本治疗，并用她自己的血液制成抗体，再注入体内，以增强抵抗力，配合药物抑制癌细胞的继续扩散，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王文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上午都要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多年来一直带病坚持，即使后来病重也很少缺席。对生老病死她看得很淡，时常对何应钦说她福大命大，抗战时期她在重庆的防空洞里两次被日机的重磅炸弹炸中，都能侥幸逃生，现在已经多活了许多年，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由于她精神上自我放松，又性格开朗，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后来病重时何应钦天天亲自侍奉茶饭，端汤递药，以致她患病后又多活了20多年。1978年4月23日，王文湘病逝，终年82岁。曾为蒋介石等政要主持过追思礼拜的牧师周联华在殡仪馆为其证道。“总统”蒋经国及夫人蒋方良亲临祭奠，并送“淑德长昭”挽额一袭。寓居美国的宋美龄惊悉噩耗，发来唁电，称颂王文湘：“数十余年热心赞助社会工作及军中福利事业，为人笃信和蔼，为众侪所向往与瞻仰，又为龄之益谊良友。”为王文湘的追思礼拜大为增色。台湾“党政军”各界权要及眷属均参加了追思礼拜，可谓“备极哀荣”了。尽管何应钦早有思想准备，但王文湘的逝世仍然给他带来沉痛打击。好在当时有何丽珠夫妇的精心照顾，加上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五弟何纵炎均健在，兄弟间时常往来，给予何应钦极大的精神安慰。
在何氏五兄弟中，何应钦与四弟何辑五走得最近。早年何应钦在黄埔军校得势之时，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的何辑五投靠其门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何应钦曾走蒋介石门路，想为曾任汕头警备司令的何辑五在中央谋一个要职。但蒋拖了很久，才委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何应钦与何辑五渐渐明白了蒋的意思，他是怕何氏兄弟结成死党。于是，何辑五于1934年报考了陆军大学将官班，决定走国民党官场上谓之“绿（陆大）帽子、黄（黄埔）马褂”的仕途正道。但是毕业后，蒋介石仍未让他在军中任职，而是让他远离了何应钦，到贵州政府任职去了。
解放前夕，何辑五举家迁往台湾，住到台北银河新村，从此远离政界，以种橘安度晚年。何应钦五弟何纵炎在大陆时担任储金汇业局局长，去台后主持台湾邮政总局。1984年和1985年，何辑五和何纵炎相继去世，令余年不多的何应钦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愈发孤独与悲怆。此前在王文湘逝世后，为方便何丽珠及秘书、参谋、侍者等照顾何应钦，“国防部”在厦门街修建一桩三层别墅供何应钦使用，何丽珠一家从此搬来与何应钦同住。何丽珠非常孝顺，对何应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何应钦含饴弄孙，精神上得到很大慰藉。加上他本人的豁达坚韧，终于很快调整好心态，从痛失亲人的打击中走出来，恢复了往日乐观的精神面貌。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邀请何应钦讲授养生之道，何应钦介绍了三个方面的长寿秘诀：
其一，修养。何应钦早年与王文湘一起皈依基督，相信“大德必得其寿”，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长寿之道的唯一基础。而“正思虑”，又是讲求道德修养的关键。只有用温和、善良、宽宏、厚重、简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处于轻松恬静、乐观向上的状态，这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而他本人的能屈能伸，失之不悲，得之不喜，不以喜怒哀愁伤元气，其修养已然达到常人不可企及的地步。
其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何应钦从年轻外出求学时就养成了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休息，一般极少打乱。即使战争年代驰骋沙场，没有特殊情况也不会改变生活规律。他不嗜烟酒，不好女色，不暴饮暴食，不熬夜。除此之外何应钦还注意体育锻炼，年轻时何应钦喜欢球类、田径，在军旅生涯中尤其喜欢打猎，到台湾后热衷“三打一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跳舞。进入70高龄以后，仍坚持天天早晨散步，坚持时常打网球，经常自己动手整理庭院中的花木。
其三，相信医生。何应钦认为，其夫人患癌症后之所以能延长寿命20多年，主要在于现代医学医药的发达。如若不是常赴日本、欧美治疗，很难说王文湘能延续生命那么久。但对于用药，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保健重于用药；生了病要早看医生，但少吃药为好。不生病无需看医生，更无需吃药。
何应钦的三条长寿秘诀，正是他本人身体力行的经验之谈。
思乡之愁中驾鹤西去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何应钦作为何氏宗亲中职位最高、最受尊崇的一员，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但由于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因荣获终生军籍，一心向往却不能加入宗亲会，令宗亲会所有成员以及他本人深感遗憾。
当日，何应钦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于会上致辞。致辞中，他除了老生常谈的“反共”宣传，把何氏一门背井离乡归罪于共产党外，还从另一侧面透露了其真实的心声，他说，每每“遥望大陆”，希望“与大陆的亲友互通消息”，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祭扫祖墓”。以后，他常出席宗亲会的各种聚会，也乐于接受宗亲会为他举办的生日庆典，把同在海岛期盼回归的何姓之人当作自家亲人，以排遣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愁。
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作为贵州老乡中最显贵的人物，何应钦同时成为了贵州旅台同乡会的一面旗帜。尽管他本人一生谨慎，对同乡少有关照，但到了晚年，台湾同乡会的重大活动都邀请他参加。每当同乡会为他举办生日宴会，拒绝不了的，他总是叮嘱对方不可铺张，宴会中从不摆架子，总是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与趣事，让同乡们深感亲切。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馆举行开馆典礼，96岁高龄的何应钦参加典礼并剪彩，其致辞中，充分反映了他既想祖国统一又死抱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既思念故土又坚持阻挠和平统一的矛盾。
愈到晚年，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愈重，那些荣衔虚位终究无法填补内心深处那片空白，更代替不了叶落归根的期盼。每当贵州同乡来访，谈起家乡风土人情，历史故旧，他总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拜托人家打听泥凼故乡的情况、何氏故居、祖坟的情况，以及大陆亲人的近况。每当看到从大陆辗转带来家乡的照片、物品，以及亲属信件，何应钦都会反复翻看端详，久久沉思不语。
一次一位兴义同乡从大陆省亲归来，带来了家乡人民和当地政府赠送何应钦的兴义市及泥凼镇彩色影集，并转达当地政府带给他的传话：“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但遗憾的是，何应钦一生“反共”，他已不能改变自己在公开场合所形成的一贯形象。
尽管如此，何应钦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山水景物，思念着故乡的亲人。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向著名画家张大千描述泥凼的山山水水，使从未到过泥凼的张大千对泥凼有了极深的认识与感悟，脑子里形成了一幅风景秀丽的泥凼山水画。何应钦90大寿时，老画家特意绘制了一幅《何上将故里泥凼风景图》，作为寿礼相赠。何应钦视之如珍宝，每每望着挂在墙上的《泥凼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
从1986年开始，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5月1日患脑中风住进“荣民总医院”。医院使用最好的药物与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地延长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一家，与何应钦的侄儿侄女们，也都轮流在医院陪伴，希望他能平安度过百岁寿辰。
然而，医院已回天无力。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尽力延续他的生命。到21日上午7时30分，终因心肺衰竭而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97个春秋的生命旅程。
何应钦逝世的消息传到士林“总统府”，身患糖尿病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对何应钦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特派“副总统”李登辉等一班台湾政要，“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示崇褒”。
12月1日，何应钦公祭仪式在台北三军大学礼堂举行。病中的蒋经国因行动不便，不能亲往祭吊，特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宋美龄敬献了十字花架，仍由牧师周联华主持追思礼拜。“副总统”李登辉、“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行政院长”俞国华、“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村，以及陈立夫、薛岳、谷正纲等台湾政要、“党国”元老到场致祭，并分别为何应钦的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
公祭之后，各政要护送灵柩至台北县汐止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将其安葬在公墓“特勋区”。而在他的家乡贵州，兴义市有关部门和他大陆亲友也都发出唁电或挽词，呼唤他“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