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崛起在西北的硝烟中
一野历经百战，是一支降龙伏虎、所向披靡的劲旅，其最初矫健的身影，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陕甘宁玉石俱焚的战火……
第一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起来的。
1.大整编，大调整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打破敌人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围困、封锁，加强边区的保卫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下辖第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等部队。
贺龙被任命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在关生病休养期间，由高岗代理），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治委员。
1943年，一二〇师和晋绥军区与留守兵团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图为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在陕北。
联防军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击日寇，肃清土匪，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使晋绥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壮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为了适应大反攻的需要，最后消灭日本侵略军，中央军委将各战略区的部队进行整编。在保留军区、军分区继续指挥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同时，组建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即野战部队，并相应地建立了野战指挥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945年8月11日，晋绥野战军成立（辖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并与晋绥军区（辖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军区）一同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统一指挥。
此时，担负陕甘宁解放区作战任务的部队有教导第1、第2旅，警备第1、第3旅，新编第4旅，第385旅和军分区部队共计6个旅，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由王世泰任代司令员，高岗兼代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张仲良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不久，高岗、谭政先后奉命赴东北工作，徐向前调晋冀鲁豫军区任职，中央军委遂任命习仲勋为代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新编第11旅旅部和1个团起义，编入联防军序列，仍称新编第11旅（旅长曹又参）。
1946年1月，联防军总兵力约3.3万余人。
1946年3月至4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机构和整编复员工作，大幅度压缩部队员额，先后裁减了2个旅部、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共复员2700余人。同时，调整了部队序列，合并了领导机构。其中：
第385旅与警备第3旅合编为警备第3旅，兼陇东警备区，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3个团，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合邦。
教导第1、第2旅合并，改称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2个团。
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区，部队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旅长兼政治委员高锦纯。
新编第4旅，部队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
新编第11旅兼三边警备区，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峰，所属部队不变。
整编后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5个旅，共约2.8万人，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2.保卫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西抵环江，东临黄河中流峡谷，北靠长城，南到渭北丘陵，包括陕西的北部和甘肃、宁夏两省区的东部，共20多个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首府延安，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我军总部统率机关所在地，是党领导全体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抗战期间，蒋介石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驻扎西北。胡宗南奉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侵略军消极避战，却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在西北地区除抽调了胡宗南集团之第1军、第3军、第16军等部进攻我华北解放区外，仍以8个军另3个骑兵师、1个独立旅等部共20.8万余人，以相当于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约苑倍之兵力，继续封锁、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其中，胡宗南集团4个军另1个骑兵师，约11.5万余人，在陕甘宁解放区南边的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洛川、宜川一线；宁夏国民党军马鸿逵集团2个军另2个骑兵师6.75万余人，于陕甘宁解放区以西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县之线；榆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2个军另1个独立旅，约2.54万余人，布于陕甘宁解放区以北之榆林、横山、桃儿庙、宁条梁、安边地区。
在敌人兵力相当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苑倍，并且实行严密封锁、包围和频繁袭扰及局部进攻的严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体指战员，不断地加强形势教育、军政训练，大抓军政、军民团结，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拉开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序幕。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的多次袭扰和进犯。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加紧准备后，完成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他们自以为可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遂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首先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接着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辽东等地实行了分区的全面进攻。此时，国民党军用于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为19个师（旅）圆0余万人，其中胡宗南集团1圆个师（旅）14万余人，宁夏马鸿逵集团5万余人，榆林邓宝珊集团1万余人。胡宗南集团，为国民党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军队，乃西北敌军之主力，但因该集团须分兵兼顾中原及晋南，尚不能集中其全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部均系国民党军之“杂牌”及地方实力派，虽反共一致，但与国民党历来奉行的“排除异己，吞并杂牌”政策有矛盾，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为保存实力则采取“观望待机”之态度，因此，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条件尚不成熟。于是，蒋介石计划先“解决了中原的共产党解放军”，然后，再集中胡宗南集团的所有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向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此时，国民党军虽未向陕甘宁解放区大举进攻，但曾两次准备偷袭延安，并不断地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周围袭扰，发动局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面临的战争威胁日益严重。西北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的直接指挥下，实施了南线出击迎接359旅战役、榆横战役、关中分区囊形地带争夺战及陇东西华池战斗等战役战斗，连同民兵游击队的作战，共计大小战斗250余次，消灭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部共1.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两次偷袭延安的计划和向我陕甘宁解放区不断发动的局部进攻。
在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推迟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间，使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加强了为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战备工作。至1947年2月，他们不仅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与扩大了陕甘宁解放区，发展壮大了西北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还直接支援了建立陕南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了其他各解放区的作战，打下了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思想、物质基础。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一年半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均处于主动的地位，并且具备了突然发动战役的能力，并适时、灵活出击，迫使敌人仓促应战、被动挨打。但是，由于以前多是进行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因此，这一阶段，无论是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还是部队的技战术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队与部队之间；火力与兵力之间以及在战役中各战斗之间尚不能完全协同一致，以致丧失了一些良好的歼敌战机。如迎接359旅战役之良平镇、太平镇攻坚战斗；榆横战役之鱼河堡打援战斗；关中争夺战的枸邑攻坚打援战斗等等，都反映出在大兵团运动作战，尤其是在攻坚战斗中的战斗准备、周密计划、组织协同等一系列的战斗组织和战斗指挥问题上尚不熟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手持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余人，建制师（旅）65个。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在军事上的失利及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为了激励其日益下降的士气，继续取得美国的各项援助，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统帅部将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敌军共调集了94个旅约70余万人（占其机动兵力的43豫），用以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
陕甘宁解放区，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列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只是因其兵力部署尚未完成，加之碍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故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全面进攻节节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47年2月，将他的得意门生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到南京，策划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战略企图。此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总兵力为43个师（旅）32万余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师（旅）7万人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共达34个旅，25万余人。其中蒋介石嫡系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1947年6月，第一战区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为主任）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又称“宁马”）、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又称“青马”）共12个旅，6.9万余人；晋陕绥边邓宝珊部2个旅，1.2万余人。
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是：以胡宗南集团的主力2个整编军，计6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4万人，迅速夺取延安，尔后会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等敌军合击陕甘宁人民解放军，一举加以歼灭。
其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集团以15个旅沿咸榆公路及金盆湾、宜川地区分两路进攻延安；以“宁马”2个师5个旅夺取三边及环县等地；以“青马”3个旅夺取庆阳、合水等地；榆林敌军2个旅则相机南下，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或逼迫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和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中共中央军委在1946年底即已判明，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利的情况下，正着手准备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加强陕甘宁解放区的保卫力量，迎击敌军的大规模进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于1946年11月决定，将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所属部队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时，分别改称为第一野战军第1军、第2军、第3军），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第2、第3纵队分别于1947年3月和8月从山西调往陕甘宁解放区作战，编入西北野战军建制。
晋绥军区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后，为了统一作战指挥，提高作战能力，中央军委于1947年2月10日，发布了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署的命令：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1纵队（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旅）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第11旅、教导旅、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亲临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胡宗南在宣布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后，十分兴奋地对与会的将领们说：
“总裁授命我等攻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尔等须奋勇作战，为党国建功立业，切莫辜负总裁的重托。”
众人齐声鼓噪：“消灭共党！活捉毛泽东！”
胡宗南还满怀信心地说道：“凭着我们优势的兵力及装备，再加上强大空军的支援，我军3日之内即可占领延安，将共党中央消灭在陕北。”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解放区发起了全线进攻。敌军的近百架飞机从空中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34个旅，25万余人，兵分3路，从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区压了过来，其中，直扑延安的是由胡宗南集团的董钊、刘戡率领的第1和第29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一线，对延安实行钳形攻势。胡宗南集团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即保存下来的一支比较精锐的军队，兵员充实，为半美械装备，弹药充足，并配有飞机、坦克。
与敌军相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装备极差，仅有少量山炮及迫击炮，且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步枪子弹不及30发，轻重机枪弹不及500发，炮弹则更为缺乏。在解放区经济落后、人员稀少、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央军委为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确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时间空间换取敌我力量的逐渐改变以至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以利其他战场的我军打击、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以教导旅及警备3旅1个团共5000余人、第1纵队（2个旅）、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7团组成野战防御部队，抗击进犯延安之敌；以警备3旅第5团、警备1旅第3团组成游击兵团，在咸榆公路以西侧击进犯之敌，以威胁其后方，迟滞敌人的行动；以警备3旅第8团及新编第11旅活动于三边分区，在当地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相机歼灭进犯之敌；以绥德分区第4、第6团配合民兵、游击队狙击榆林南犯之敌。为加强我军的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又急令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绥军区第2纵队，迅速由晋中西渡黄河入陕，加入陕甘宁战场作战。
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从3月13日发起全面进攻后，经3日连续攻击，突破了我教导旅和警3旅的第一线防御阵地，进至距延安仅60公里处，延安此时已处于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所有部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计划。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来挑起重担。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野战兵团由原晋绥军区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第1纵队、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和原陕甘宁联防军罗元发、张贤约分别指挥的教导旅和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3月20日中午，彭德怀率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在青化砭西北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约五六十人。
西北野战兵团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以极高的战斗积极性和极大的顽强性，与敌寸土必争，激战了6天6夜，胜利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疏散的任务。3月19日上午，我防御部队主力撤离延安。毛泽东对部队指战员说：“敌人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在延安保卫战中，我军共歼敌整编第1师、第17师、第27师、第36师、第76师、第90师各一部，合计5200余人，我军伤亡691人。
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骄狂已极。蒋介石致电嘉奖，并颁发勋章。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得意忘形的胡宗南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一再叫嚣，要与我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利用敌人骄狂和急于求战的心理，于3月25日在青化砭歼敌一个旅2993人。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歼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青化砭之战后，西北野战兵团运用“蘑菇”战术，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接着，于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攻克敌重兵把守的补给基地——蟠龙，全歼守敌第167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计6752人。
从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2.6万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以伤亡2200人的代价，歼灭敌军3个旅及一部分地方团队，共1.4万余人。这三次作战，被誉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这是西北野战兵团执行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野战兵团首长指挥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少胜多，以“蘑菇”战术歼灭敌人的成功范例。经过这三次连续作战，我军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蒋介石设想的“3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计划亦宣告彻底破产。
正当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胡宗南集团时，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青马）、马鸿逵（宁马）两部，见有机可乘，遂于1947年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解放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敌主力胡宗南集团围歼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为打破敌人的合围企图，西北野战兵团于5月21日至7月7日的47天中，在陇东与“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地域内，给胡宗南集团的帮凶——“青马”和“宁马”两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了“三边”，歼敌2500余人，使胡宗南集团处于更为孤立的地位。
3.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军
陇东、三边战役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于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部署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时，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原准备加入陕甘宁战场作战的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改调晋绥军区第3纵队参加陕北作战，其中，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编入西北野战军的序列。
小河村会议之后，中央军委于7月31日致电彭德怀，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翌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中央军委还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前委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人组成。西北野战军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和骑兵第6师，全军共约4.5万人。
中央军委在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的同时，为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及后方工作，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1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1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3旅和骑兵第6师。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野战军全部人马，共3个纵队2个旅北进，准备攻占陕北要地榆林。以期达到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巩固解放军的后方，取得兵员、物资补充的战略目的。由于西北野战军缺乏强有力的炮火支援，战役准备较仓促，加之敌军增援迅速，我军未能攻克榆林，但吸引敌人主力北进的战役目的还是达到了，给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另外，在榆林外围我军歼敌5000余人，给敌一定杀伤。
西北野战军从3月13日至8月12日，经过5个月的内线防御作战，经历大小战役（斗）7次，以83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3个旅部、11个团，俘敌16856人，毙伤敌人8145人，缴获“六茵”炮以上各种口径火炮146门，轻重机枪800余挺，各种枪8579支。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首创了西北的辉煌战例，扭转了内线防御时期的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的局面，为最后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陇东、三边战役痛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帮凶——青、宁二马，为尔后我军更多地歼灭敌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榆林战役调动与牵制了胡宗南集团，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创造了陈、谢兵团南渡黄河，解放豫西的有利条件。
经过5个月的斗争，敌我力量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西北野战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人员数量从2.5万余人增至4.5万余人，而且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技术兵种由野战军司令部直属旅属3个炮兵营另1个炮兵连18门火炮，发展到4个旅属炮兵营另1个炮兵连27门火炮。由完全没有工兵部队到初步建立了旅属工兵连。西北野战军从不大熟悉大兵团运动作战，到不仅能熟练地运用运动战中阻击战、伏击战、追击战的战术与技术，而且还学会了阵地攻坚作战。随着西北野战军战术、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作战的规模与能力也逐渐增大与增强。初战青化砭消灭敌军1个旅部和1个团；再战羊马河即能阻击敌8个旅，而消灭其1个整旅；蟠龙之战更能歼灭固守坚固工事之敌1个旅（欠1个团）等6700余人。而敌军虽不断由其大后方得到兵员补充，但仅胡宗南集团的机动兵力即由战争开始时的15个旅14万余人减少到10个半旅6.3万余人，且士气日益下降，战斗力日益降低。青、宁二马和邓宝珊集团亦遭到沉重打击。
西北野战军内线防御时期取胜的关键是正确地执行和运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与军事原则。根据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战局中的地位和陕甘宁解放区的人民条件及经济力量等因素，从全国战局着眼，集中可能集中的一切力量，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全力牵制西北敌军不使其增兵其他战场，逐步改变西北战局的形势，是西北野战军在此一时期作战指挥的中心指导思想。
西北野战军根据西北敌军的特点及其内部矛盾情况，首先选择了把胡宗南集团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这是因为胡宗南集团兵力强大，是国民党军在西北的主力，是西北最疯狂的敌人。该敌虽强大，但在深入我根据地后，在地形、民情、社情等各方面都处处受限，由此给我军创造了歼敌的良好战机。我军主动放弃延安，是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西北的第一步，使蒋介石不得不背上延安的“包袱”，舍之，则必考虑到“中外影响”与士气的急降；继续占领，则不得不用相当一部分兵力守备延安及维护其交通运输线，即便敌人不寻找我主力决战，也难以抽出大量机动兵力开赴其他战场。
西北野战军则抓住敌人到处分兵的时机，集中运用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原则，在各次战役中，以少量兵力钳制住强大之敌，而以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军孤立薄弱的一部。青化砭之战，我军以1个旅钳制住敌军5个旅，集中主力歼灭了其翼侧的1个旅部和1个团；羊马河之战以2个旅阻击了敌军8个旅，歼灭了敌军1个整旅；蟠龙攻坚战，用1个多团，引诱敌军9个半旅北上绥德，而取得了蟠龙的胜利。
内线防御时期，西北野战军向大兵团运动作战方向急速前进。
此时，虽然由于环境困难、战斗频繁、部队整训时间短促等一些不利因素，影响了西北野战军各方面提高和进步的速度；但是，由于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等野战军领导的高度重视，西北野战军仍然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不断以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队，克服部队的游击习气和散漫作风，加强整体观念和统一行动的纪律性，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改造、消化大量俘虏，给我军补充有生力量，并且，进一步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和军民团结，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向大兵团正规运动作战迈进了一步。而党委制的建立与党委集体领导的形成，对部队军事、政治的全面进步和争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内线反攻
从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为西北解放战争的内线反攻时期，历时6个月。西北野战军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2个多月的新式整军，战胜了装备优良、数量十倍于己之敌，创造了战略进攻的有利形势，打下外线作战的物质与思想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到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0万人，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上升为195万人。在此情况下，我军果断地转入了战略进攻，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西北战场于榆林战役后，敌人的战略进攻亦达最高峰，我军在战略上处于内线反攻的前夜。
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3月中旬至8月中旬，经过5个月的连续作战，战斗力大为提高。敌军虽在其统治区抓捕壮丁、扩编军队，由开始的32万余人增至34万余人，但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战斗能力大为降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整编第10师、整编第79师、骑兵第1旅等部先后东调，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又调动了胡宗南集团10个半旅长途增援，使西北敌军战线更为延长，兵力更加分散，后方空虚，物资供应空前困难，这就造成了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伏牛山区及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作战的有利态势。
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首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经过对敌我双方综合情况的分析，决定了西北野战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内线反攻时期的战略方针：“继续钳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逐渐歼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巩固我军后方，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时期的标志，为1947年8月20日开始的，以歼灭胡宗南集团第36师为目标的沙家店战役。8月23日，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迫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在西北战场不得不变更其作战方针，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我西北野战军则不失时机地由内线防御进入内线反攻。
1947年8月12日，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围的当天，中央军委致电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大军行动”。
胡宗南果然被我军的行动所迷惑，误认我军是“仓皇逃窜”、“弹尽粮绝”将渡黄河东去。因此，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胡宗南企图以整编第29军和整编第36师实行南北夹击，“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钟松的整编第36师，是胡宗南集团所谓的“三大主力”之一，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36师”。钟松自恃援榆有功，异常骄傲，声言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13日进入榆林城，14日即马不停蹄地率两个旅南下，16日到达镇川堡。
彭德怀认为敌整编第36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十分疲惫；而钟松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又是一支骄兵。彭德怀在歼敌动员令中坚定地说：“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沙家店歼灭了敌整编第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俘虏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关键的一仗。彭德怀指出：“这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西北野战军由此从被动的态势转为主动地位，并开始了内线反攻。而敌人则就此走下坡路，一蹶不振。在8月23日召开的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向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漂亮，对西北战局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你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对沙家店战役的作战指挥，毛泽东极为欣赏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仅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敌整编第36师主力被歼灭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军将我军歼灭于佳县西北地区或赶过黄河以东之狂妄计划。敌南北两路夹击的战役设想，由于其北路全军覆没，南路之敌则龟缩一团，陷于进退两难之境。此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已于8月22日由山西胜利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集团处于两面作战，而主力远在陕北，致使其老巢西安、潼关之线极为空虚。胡宗南为解关中之危，迫不得已急令其在绥德以北的第1军、第29军主力8个旅立即南撤，拱卫西安和关中，而仅留少部兵力在陕北战场采取防御。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及其他前委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对企图南撤之敌，采取追击、截击、伏击等各种战法，力求继续拖住敌人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在豫西创建根据地。
8月27日，敌军开始沿咸榆公路南撤。西北野战军即开始追击、截击、伏击。9月9日，在延川西北伏击，给敌整编第1师以重大杀伤，毁敌汽车、坦克27辆。继之，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重创南撤之敌第12旅、第50旅。西北野战军在岔口、关庄追击战中，伤亡1503人，歼敌整编第1军、整编第29军各一部共4000余人。敌被迫将主力留置延安、富县地区进行整补，仅将榆林的第28旅，延安的第167旅1个团，空运至西安，加强防御。
西北野战军经过8、9两个月的沙家店战役和岔口、关庄追击战等几次作战，共歼敌3万多人，完全打退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重点进攻，并从此造成了西北战场大举反攻的新局面。
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以后，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决定再成立两个野战纵队，即第4、第6纵队。
西北野战军组建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1、第3旅编为地方部队，在王世泰率领下，于关中分区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公路运输，牵制敌军兵力，配合野战军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947年9月21日，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之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和骑兵第6师合编而成的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宣告成立。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徐立清宗贵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警备第1旅（旅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高维嵩）、骑兵第6师（师长胡景铎，政治委员李宗贵兼）。
1947年10月11日，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之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合编而成的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宣告成立。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王政柱任参谋长。下辖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治委员关盛治）、新编第4旅（旅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
至此，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第1、第2、第3、第4、第6）和1个直属山炮营，共7.5万余人。
在西北野战军进行关庄、岔口追击战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相继解放了豫西之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城镇，控制西安以东、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胡宗南十分担心西安、潼关等要地的安危，故急忙将在绥德地区的主力南撤延安。这样一来，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延川、延长、清涧等城，只剩下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及第165旅残部等不足2个旅的兵力担负守备任务；延安东南东起黄河、西至洛川、铜川之间广大的黄龙山区也仅有6个团分散驻守，兵力十分薄弱、空虚。
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决定：西北野战军实行内、外线配合作战，除以一部南下进行外线作战，开辟黄龙山区，以减少陕甘粮食消耗并牵制敌人外，主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陕北内线作战和筹集粮草，各个歼灭延安以北孤立据点之敌，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奠定基础。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野战军领导决定，以第1、第3纵队继续在陕北执行作战任务，各个歼灭延长、延川等孤立据点之敌；以第2、第4纵队组成外线兵团，由第2纵队司令员王震统一指挥，分别由大劳山、小劳山地区和枸邑东南地区向敌之后方黄龙山区挺进，配合主力在内线歼敌。
第2、第4纵队领受任务后，于9月下旬分别进入黄龙山区。从9月25日至10月21日，发起黄龙战役，先后攻克白水、石堡、韩城、宜川等城镇，歼敌整编第90师一部，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等以下官兵3300余人，缴获山炮、野炮10门及大批军用物资。10月21日，敌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1、第90师及整编第27师1个旅，由延安驰援宜川。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我军连续作战，兵员极不充实，急需整补，遂下令我军主动撤出宜川。因陕甘宁解放区粮食困难，第4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2纵队则东渡黄河入晋南，首先解放了吉县，后又会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解放了运城、安邑等城镇，共歼灭敌人1.3万余人。至此，除临汾以外，晋南解放区的敌人全部被肃清。
在第2、第4纵队发起黄龙战役的同时，留在陕北内线作战的第1、第3纵队等经过10天的休整，在认真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于10月1日发起了延清战役（延长、延川、清涧）。至10月4日，第3纵队在攻克了延长、延川两地，全歼了守敌之后，又与第1纵队完成了对清涧的包围。担负阻击延安、绥德可能来援之敌任务的新4旅、教导旅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清涧守敌为整编第76师师部率1个旅，敌为固守清涧，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工事，企图凭险固守。攻城之前，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亲临前线观察，并指示攻城部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突破一点，割裂敌阵，各兵团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啃强敌。10月11日晨，第1、第3纵队攻克清涧，全歼守敌，俘敌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在此期间，我阻援部队英勇顽强，令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的5个半旅的增援部队，寸步难行，直至我军攻克清涧，援敌距清涧尚有20公里的距离，终不能挽救守敌被歼的厄运。
黄龙、延清两战役，西北野战军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以2546人的伤亡代价，赢得了歼敌11386人的胜利，攻克和收复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一度解放了黄龙、白水、韩城、宜川等城，为尔后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陈、谢兵团的作战行动。
黄龙、延清战役后，敌军将重兵集结于延安、甘泉等地，榆林仅有敌第22军主力及地方部队9000余人，处于孤军孤城的态势。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南下收复延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北攻榆林的条件较为有利，遂决定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1、第3、第6纵队及绥德军分区部队进行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从11月2日至8日，攻城部队发起两次攻击，均因指挥不当、准备不足而未能成功。此时，蒋介石一面令榆林守军依城固守，一面令绥远傅作义，宁夏马鸿逵调兵3.5万余人驰援。14日，我军歼灭援敌4000余人，但援敌主力已进入榆林，攻城机会丧失，我军遂结束战役。此役，由于西北野战军的某些指挥员思想上轻敌，在攻城准备和打援估计上出现失误，虽歼敌6806人，但自身伤亡也达4334人。
两次进攻榆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冬季整军。此时，西北野战军的兵力与3月份战争开始时相比，增长了168%，但在兵员成分上有了很大变化，俘虏成分增多，一般情况占70%，有的连队高达80%以上。加之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为谁当兵，平时惧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战时斗志不强，贪生怕死，执行任务不坚决等问题时有发生，使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和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
针对以上情况，为整顿部队纪律，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达到提高斗志，提高战斗力的目的，西北野战军决定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利用严冬季节，结合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所属各部队进行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整军运动，中央军委将西北野战军此次进行的整军运动誉之为“新式整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一步是普遍进行诉苦运动，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为三查运动做好思想准备；第二步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划清阶级界限与敌我界限，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斗志；第三步是在诉苦和三查的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战斗训练，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为转入战略进攻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经过两个半月的新式整军运动，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充分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军上下呈现出一派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新风貌。
整军运动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开展这一运动的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了专题报告。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专门听取西北野战军整军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把这种做法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在他的倡导下，全军立即掀起新式整军运动的热潮。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宜川战役胜利后为新华社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忆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周恩来也赞扬诉苦三查做得很好，是“壮大军队”的法宝，说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194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彭德怀在陕北杨家沟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陕甘宁战场虽然敌大我小的形势存在，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在大量歼敌和新式整军的基础上，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主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会议研究讨论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任务和各项政策。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制定的“分区防御”计划和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形势的发展，号召西北我军要坚决打到外线去，不但要向大西北发展，还要向西南发展。
至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的内线反攻时期，准备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崭新阶段。从1947年8月至1948年2月的内线反攻时期，历时6个月，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与2个多月的新式整军，战胜了装备优良、数量十倍于我之敌，创造了战略进攻的有利形势，打下外线作战的各项基础。内线反攻时期，西北野战军歼灭了敌军正规军2个师部、2个整旅、1个旅部及团以下部队共24200余人（不含第2纵队在山西的战果）；歼敌地方军5900余名，总共歼敌3万余名。截至1947年12月底，陕甘宁解放区除延安、甘泉、之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孤立县城和沿公路的一些地区仍被敌军占领外，广大失地已被收复，并解放了神木县城及其广大地区，开创了黄龙山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7.5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西北地方部队发展到3.46万余人，合计11万余人。武器装备也有了较大改善。新编第4旅、独立第1旅和358旅这3个旅的武器与3月份时比较，步枪增加了15豫，轻机枪增加了19豫，重机枪增加了66豫，“六茵”炮增加了78豫。
5.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截至1947年底，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成为敌人心腹之患。仍处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胡宗南先后将3个师从陕北抽调至陕南的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65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中原敌人打通陇海路潼郑段和平汉路郑信段，与我争夺中原。在陕北，胡宗南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点，阻止我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的部署，以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27、第90师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一部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等地，控制黄河渡口。此外，马鸿逵部的整编第18师驻定边，整编第81师驻中宁；马步芳的整编第82师驻西丰镇等地；晋陕绥边区总部的第22军主力守备榆林。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等领导的指挥下，在内线防御和内线反攻时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1万余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虽然敌军总兵力仍有44个旅，31万余人，但与其开始进攻时相比，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在作战中或被歼或被俘，日益减少，新抓的壮丁，缺乏训练，且反对内战，兵员缺额甚大，已无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采取守势。而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则有了成倍的发展，从2.6万人增至7.5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颐1变为5颐1。陕甘宁解放区丢失的土地已大部收复，且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增强了后方的物资供应力量。从西北战场敌我总形势来看，敌军虽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战略形势是在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军已掌握了战略主动，而敌军已完全处于被动。
在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有利形势下，西北野战军即开始了战略局部进攻。西北野战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拖住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中原或华北战场，配合其他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坚守东北，力争华北，清剿中原，经营江南”的战略计划。作战原则仍然是以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时机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对于敌占城市，则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和据点，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后夺取之。在解放区内，则继续肃清敌军残余力量，收复一切失地，更进一步地巩固后方。
西北野战军1948年春进行的，以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西府陇东战役为内容的春季攻势作战，打响了战略进攻的第一炮。西北野战军在发起春季攻势前，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已预感我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为此，敌军从1947年底，开始进行兵力收缩，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置重兵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以所谓“机动防御”部署，企图确保其占领的延安，阻止我军南下陕中，并尽量抽调兵力配合郑州“绥靖”公署刘峙集团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与我军力争中原地区。
西北野战军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进行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指示，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对战略进攻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若北上再攻榆林，粮食困难，气候严寒，攻坚不利。而榆林孤城守军邓宝珊畏我再攻，已派代表与我和谈；若西进陇东、三边，大军往返数次，群众负担过重，该地区亦缺粮，不便作战，且胡宗南可乘我军与青、宁二马作战之际，集中主力东援中原，加重了中原战场的负担，在战略全局上对我军不利；而南出陕中，威胁西安，既可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又可调回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的兵力，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况且，陕中地区人力、物力丰富，可以大量取之支援革命战争。
据此，西北野战军确定春季作战的方向是南下陕中，威胁西安，利用陕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调动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作战计划分为两个战役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吴堡、合阳四座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其两侧地区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于运动中歼灭之。
第二阶段，乘胜扩张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收复圣地延安，进而解放整个麟游山区，彻底打开陕中之门户。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作战方针概括为：打宜川，调洛川；消灭刘戡，复延安。
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
会前，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发起宜川战役，以第3、第6纵队攻击宜川，吸引援敌，以第1、第2、第4纵队担负打援任务，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会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纵队于2月12日分路向宜川攻击前进。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向宜川发起攻击。26日，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4个旅增援宜川。28日，援敌到达宜川以西瓦子街地区时，早已埋伏在该地的西北野战军第1、第2、第4纵队及第3、第6纵队将援敌四面包围。随即，不顾严寒，冒着大风雪向敌发起总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将敌全歼。
3月3日，我军又乘胜攻克宜川城，再歼敌1个旅。此役，共歼灭敌人整编第29军两个整编师5个旅，歼敌总数为29480人，将敌军军长刘戡等多名将官被毙、伤和俘虏。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成果。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急调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连夜向西安集结，企图确保西安和关中地区。这就为我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联合发起洛阳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机，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
宜川战役的胜利，使西北野战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为进一步扩大战果，西北野战军未及休整便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了黄龙山麓战役。至10日，西北野战军先后攻克甘泉、富县、黄龙、宜春等城，包围并开始攻击洛川。由于洛川守敌凭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加之对敌情、地形调查研究不够，估计不足，同时缺乏必要的攻城器材以及战术上的缺点，致使洛川久攻不克。原部署打延安南援之敌也因援敌缩回而未果。西北野战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心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洛川，诱使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外，其主力西移，准备歼灭援敌。由于援敌害怕被我各个歼灭，故猬集一团，步步为营，齐头并进。因无歼敌良机，彭德怀遂于4月12日结束战役。此役共歼敌3000多人，我军伤亡1500人。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黄龙山麓战役行将结束之际，对野战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认真思考。鉴于洛川地险城坚，短期难克，援敌兵力猬集，难以分割歼灭，而敌西府、陇东兵力空虚等情况，遂于4月6日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跳出粮食补给十分困难的黄龙山区，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以第3纵队附黄龙分区一部继续围困洛川，迷惑敌军，掩护主力行动。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分三路西进，至25日相继攻克旬邑、长武、灵台、邻县、麟游、凤翔、武功、眉县、岐山等地。26日，第1、第2纵队攻克宝鸡，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及1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甚多。宝鸡失守令胡宗南大为震惊，急调裴昌会兵团和马步芳部共11.5个旅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宝鸡地区。为另寻歼敌战机，我军于28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于5月中旬胜利返回老解放区马栏等地。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于4月22日收复了延安，25日解放了洛川。西府、陇东战役共歼灭敌人2.1万余人，解放并一度攻克县城14座，我军伤亡6500余人。
西府、陇东战役尽管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我军的伤亡亦很大，并且一度相当被动，没有达成预定战役目的。从战役中反映出的问题看，有的相当严重。5月26日，彭德怀在洛川县土基镇，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此战役的教训。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在这次西府、陇东战役遭受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十分明白会议性质，因此，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彭德怀在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后，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林伯渠责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前委扩大会实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术指挥，部队协同，战斗作风和革命意志、勇气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指挥员进行了严厉的公开批评。个别与会者对犯有严重失职行为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会上，第4纵队的指挥员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西北野战军1948年进行的春季攻势，经过3个月紧张的连续作战，共消灭了敌军53500余人，收复了延安，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山根据地，开辟了麟游山根据地，为西北我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前进阵地，并已将战争从老解放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使西北解放战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胡宗南集团经我军历次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已处于被动局面，从而奠定了我军全部歼灭西北敌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同时，使胡宗南集团不可能抽出机动兵力增援中原战场，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作战，更直接地策应了中原我军的作战。
西北野战军在歼灭敌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48年5月上旬，以黄龙军分区的第10团、第11团、第12团组成警备第4旅（旅长郭宝珊、政治委员牛善申），暂归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指挥（1949年1月正式编入该纵队建制，改番号为第4军第12师）。6月30日，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以晋绥军区骑兵第2、第4团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2旅，9月，该旅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旅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1948年7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0旅（第3、第9、第10分区部队组成）、第12旅（第6分区部队组成）合编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在山西境内配合华北我军作战（翌年6月从晋西赴西北作战），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陈刚任参谋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同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还成立了第8纵队，下辖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姚喆任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刘华香任副参谋长。第8纵队成立后，一直在晋绥地区协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1949年1月全军整编时，第8纵队改称第8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第8军番号就此取消。
6.三大战役奠定一野基础
1948年7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第三年内歼灭国民党军116个旅。西北野战军的任务仍然是以积极地作战行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平均每月歼灭敌人1个旅），钳制胡宗南集团于陕西，从而支援中原我军作战。
胡宗南集团在我军发起春季攻势前，原有之整编第17师、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整编第11师、整编第30师、整编第36师、整编第65师、整编第76师、第203师共9个师25个旅，春季攻势中又由豫北、徐州、四川等地调来整编第78师187旅、98旅、199旅等1个师5个旅，春季攻势后，又重新恢复了被我军歼灭的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4个旅，共30个旅，25万余人。加上青、宁二马和榆林邓宝珊部，正规军共达19个师50个旅，31.8万余人，特种部队2.3万余人，非正规军5.9万余人，共计40万人（守备新疆及河西地区敌人未计入），与我军作战的人数约28万。
此时，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战场作战的有第1、第2、第3、第4、第6纵队共5个纵队，13个旅，6.8万余人。地方兵团除警备第2旅参加太原战役外，尚有2个旅、8个分区，3.3万人，总计10万余人。
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军在西北之总兵力仍优于我军，且放弃了延安、洛川后，防线缩短，兵力集中，并有铁路、公路为依托，便于机动，而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连吃败仗，太原被围，曾命令胡宗南集团抽兵增援太原及中原战场。但胡宗南因顾及西安，同时也为了保存实力，仅以1个整编师空运太原，其余兵力，胡宗南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兵力采取“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企图以此确保西安及秦川。
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胜利，已奠定了全部歼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国民党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但在敌军数量仍占优势，加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积极配合，防线缩短，机动兵团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确定当前的作战方针仍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胡、马敌军，扩大新的解放区；其作战对象，过去主要是胡宗南集团，今后则胡、马敌军并重，以继续开辟陕（西）甘（肃）两省之新解放区，建立解放大西北之牢固基础。
西北野战军根据以上确定的作战方针，于1948年秋冬（8月8日至11月28日），在渭河以北，洛河东西之蒲城、澄城县、郃阳地区先后实施了澄郃、荔北和冬季攻势三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及华北军区主力同国民党军举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
在澄郃战役中，西北野战军以6个团阻击和钳制敌人3个师的主力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5个纵队，11个旅）歼敌一部（3个旅），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包围的作战指导原则，粉碎了敌军以师为单位，以攻为守的“机动防御”体系。在战术上则集中兵力、火力攻敌一点，以重点突破，割裂围歼敌人的战术手段，给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36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歼敌9000多人，活捉敌国防部战地视察组少将视察官马国荣，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收复了韩城、郃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我军伤亡3600余人。
8月11日，澄郃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敌军摆成一线，有利于我各个歼灭。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目前一个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九月起全国各地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前委于9月12日、13日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秋冬两季在渭北歼敌的部署。
此时，胡宗南为阻止我西北野战军南下威胁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3个整编师分散守备在大荔、永丰、富平、蒲城等重要据点。这些据点虽然成纵深配备，但相互之间间隙很大。西北野战军本着出其不意地分割围歼敌人的战役思想，发起荔北战役，决心集中5个纵队6万余人，歼灭大荔以北之敌整编第27师和第38师。战役于10月5日发起至10月18日结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以伤亡9653人的代价，取得歼敌1个旅部6个整团，共25360人的胜利。毙敌少将师长景纯庵、黄植虞，少将师参谋长赵廷豪，俘敌少将师长万又麟。
华东、中原我军于11月6日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后，为阻止蒋介石动用胡宗南集团增兵中原战场的企图，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11月6日、7日在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为此，西北野战军于11月12日至11月28日，发起了冬季战役。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不断制造与捕获战机。胡宗南集团的几个军（国民党军从1948年10月1日起，将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以封官许愿激励部下卖命），被西北野战军在洛河东西地区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12天中往返奔波3次，平均每日走80至100里，像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乱蹦乱跳，疲惫不堪。此役，歼灭胡宗南集团第76军等部共2.5万余人。76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等6名将官被俘。我军伤亡约6000多人。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第76军（原整编第76师）3次被歼，三任师长、军长（廖昂、徐保、李日基），一人丧命，两人成为西北野战军战俘营中的住客。
从1948年8月至11月，西北野战军在渭河以北地区连续实施了澄郃、荔北，冬季攻势3次进攻战役，歼灭敌军1个军部、3个师部和9个团，总人数近6万人，打破了胡宗南的所谓“机动防御”计划，不仅将该集团继续抑留在西北战场，还迫使其抽回兵力到关中地区，以保卫其老巢安全。有力地配合了其他野战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此外，还使渭北广大新解放区得以巩固。在对敌军预有准备的坚固设防的纵深防御作战中，西北野战军还取得了平原村落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胜利地完成了年初规定的任务，以6.8万人向数倍优势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正规军5个军部、4个师部、6个整师、17个整团共10.4万余人。歼灭敌非正规军2个整团、15个整营共1万余人。总共歼灭敌军11.5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山区；钳制胡宗南、青宁二马，使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减少后顾之忧，顺利地进行了淮海大决战，并取得伟大胜利；使华北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无南忧之虑，顺利肃清晋西南的阎锡山国民党军。西北野战军本身亦发展壮大为7个纵队，总兵力约10万余人，战斗力亦更加提高。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1949年2月1日，根据统一的编制，西北野战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