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村寨中的经济生活

在村寨中，各地羌族或有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多元化”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农作物的种类上，也表现在多种的生计手段上。他们农、牧兼营，还在大山上的森林中采集药材、菇菌与狩猎。农闲时，男人还要到外地打工赚钱。这是人们对当地边缘的、垂直差异大的自然环境所作的适应。

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春秋两季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参加农业活动。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事由女子担任。一般来说，村寨居民的农业传统倾向于种植多样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麦（玉蜀黍）、斧豆、洋芋、燕麦、青稞、豌豆、洋根以及蔬菜类的白菜、萝卜、油菜、甜菜、莴苣、菠菜、青菜、葱等等。由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有差异，照顾方法也不同，因此村寨中的妇女几乎终年都在田中忙碌。近年来，花椒、苹果、梨、李子、桃、大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为羌族地区带来不少财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较便利的村寨民众，都纷纷将日晒较好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特别是已成为当地特产的花椒与苹果。然而，几乎所有种花椒、苹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种植许多粮食与蔬菜作物，很少人成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许多年轻一辈的人已不满足于这种农业传统。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抱怨他们的母亲在这方面的“顽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多拨一些田出来，种市场价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尤其如此。

然而，这是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生计取向（subsistence-oriented）的农业，一是市场取向（market-oriented）的农业。前者之经济动机主要为“减少生活风险”，后者之经济动机则是“追求最大利益”。老一辈的村寨农民，或高山深沟中的村寨农民，他们的农业生产以家庭生计安全与最小风险为主要考虑。因此，种植多种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险，使得当季的作物可能颗粒无收。然而只要有几种作物收成好，一家的生计便能得到保障。相反地，在此“最大利益”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交通困难，多余的产物很难运出去供应市场。再者，在村寨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谓“富有”只不过是柴火、粮食与猪膘储积多一些而已。然而像这样的家庭，村民们也期望他们慷慨。而对别人慷慨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农村道德1；对亲友、邻人慷慨，在急需时也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过去在高山深沟村寨中，除了少部分经营鸦片生意的头人较富有之外，各个家庭在经济上是相当“平等”的。

19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部分村民也有了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动机与机会。虽然如前所言，他们仍不敢完全放弃传统农业，但经营经济作物与其他事业的确让他们比别人更富有。这些头脑精明、敢于创新的农民，也就是各个成功的“农村个体户”。除了储积大量的柴火、粮食与猪膘外，如今财富的新象征是以卫星天线接收的电视机。现在各个羌族山间村寨的新景象便是：很远就看见几个白色“锅盖”——他们对卫星天线的称呼——立在一片灰蒙蒙的村寨屋顶上。

无论是传统农业或是加入经济作物的农业，人力是家庭经济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倾向于传统农业的村寨中，家庭的贫富差距通常只是家庭发展阶段与相对成员多寡的反映。一个年轻的家庭，如一对夫妻带着一两个尚年幼的孩子，由于人手不足常是最穷困的家庭。相对地，如果子女都已成年，而家长又有能力将已婚的儿子、媳妇与女婿系在家庭内，掌握这些人力的分工与运用，便是较富有的家庭。然而，这样的延伸家庭通常无法维持长久，在一段时间后便分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家庭财富分散。就这样，一个寨子里的各个家庭，在经济上得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平等。

无论如何，自1999年以来，由于在此之前长江中、下游年年水患，由国家筹划的“退耕还林”逐渐在羌族地区全面推行。原来分配给各家庭的田地不准再耕作，在五年内由国家按亩发给补偿金。各家只能在一小块田地上种一点自己食用的蔬菜、杂粮与果树。这样的发展状况，在未来几年必定对于羌族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很大的改变。

人力多寡与家庭财富有密切关联，主要原因是：虽然农业获利不多，但这儿却有多元的资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获得它们。菌菇，对于邻近森林保存完好的村寨民众而言是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产一些贵重菌种如羊肚菌、香菌（松茸）的地区。如果当年价钱好，一个家庭在一季中常常可以由此得到500—3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一般的菌子、木耳，近年来由于黄龙、九寨沟观光事业的兴盛，也有多颇商人收购。养羊，是另一项家庭副业。然而羊不能放得太远，怕被偷或被野兽侵害，也不能放得太近，怕它们损害作物。所以放羊需要耗用一些人力。有六七岁以上的孩子或老年人的家庭，才有多余的人力去采菌菇与放羊。又如，每个家庭都养有几头猪，喂猪得每天割猪草，这也是妇女与小孩的事。在松潘地区，我曾看过小孩“牧猪”，带猪在村寨附近山上吃一种带谷粒的野草。据当地人说，过去在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代初），这种野生谷粒养活不少人。一般来说，猪只供家庭消费而不卖出。每年在过年的前几天，每家都要杀三五头猪。一小部分在过年时食用，大部分都挂在屋中烟熏、风干。由猪背上揭下的长条形肥猪肉，猪膘，更代表一家的财富。这种风干的猪膘，几乎每家屋梁上都挂有七八条到数十条不等。

打猎与采药是青壮年人的事，这通常需要进入山中一星期或更久的时间。当前由于滥猎，动物少了很多。因此打猎只能当作是好玩，猎得的多为野兔与各种野鸡。挖药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岷江上游羌区盛产羌活、大黄、天麻、川贝、虫草等药材。羌族村寨居民对植物的认识与敏锐相当惊人，显示药材在其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经常能以本地话（或汉话）指认数百种山中植物。我也曾注意到，陪同我到他处村寨去的羌族朋友，经常询问当地人某种他们没见过的植物之名称及特色。

七月初，挖药的青年人便带了干粮结伴上山。在林子里搭一个草棚，人就睡在里面。草棚外筑个土窑；有些药材就地烤干了才带下山去。每隔五天或一个星期，家里的人便上山替他们送粮食，顺便将挖得的药材（或菌菇、猎物）带回寨子。夏天在大山林子里，采药人以呼啸来彼此联络，也借此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人在采药以及这些采药人是不是“本地人”。各村寨有各自的挖药地盘，不能随便到别人的山上挖药。然而作为分水岭的大山，却是个界线模糊的地带。也就是在这里，经常发生村寨间因挖药发生的纠纷与斗殴。

在大山上放养马与牦牛，也是一项很好的家庭副业。早些时候，放养方式还是让它们在高山上自己觅食、生养，对抗熊、豹、豺狼。只有在需要时，村民才到高山上去牵牛下来耕田，或牵马下来驮粮。牛马养得多的家庭，一年如能卖个几头，则可为家中带来不少收益。目前一头牦牛约可卖到2000元人民币。在过去，这些马、牛几乎不需人照管。后来，偷牛盗马的人多了，因此几家的牛马常养在一起，各家轮流派人隔数天便上山查看一次。有十来岁孩子的家庭，比较有多余的人力在夏天上山挖药，或照顾山上的牛马。同样，高山牧场也依各沟、各村寨划分地盘，放牧、捡柴都不可随便越界。“退耕还林”之后，在2001年夏季的探访中，我发现埃期各寨村民在山上处处设下木栅，以防止其他村寨的牛马越界。目前村寨的牛马，几乎天天都需要年轻人上山看顾。可见在农业资源断绝之后，牧业资源的争夺在村民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夏天，成年男子通常都要出外做获利更多的事。这些事——如修路、砌房子、伐木、挖井、卖药材——他们统称为“找钱”。大多数人只在阿坝州内找这些赚钱的机会，少部分人到成都平原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到了九月，他们才纷纷回到寨子，帮忙田里的事。以石块砌房子，是羌族与黑水藏族最擅长的手艺，寨子里的房子都是如此建造的。汉化较深地区的村民通常已失去这项手艺，因此常需要深山村寨的人替他们建造这种房子。近年来由于九寨沟观光成为当地的重要资源，因此拓宽公路与路况维修，为沿线羌族民众增加不少工作机会。

“找钱”常常是相当辛苦的事。以农闲时多余的劳力换现金，而所得的钱与付出的劳力相比，以外来者的观点，可说是相当不经济的。譬如我见过一些深沟中的村寨年轻人，他（她）们找钱的方式是背木墩子出去卖钱。天没亮就起床上山，上午近11点到达“板场”——可以伐木的深山老林，将砍下的大树削成木墩子。有时用背的，有时顺山沟滑下去，回到村寨里已是下午五六点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再背起重约七八十公斤的木墩子走出沟去，约在正午时才抵达沟口。将木头卖给商人，然后再走回村寨，到家时经常天色已暗。如此两天的工作，所得卖木头的钱大约是三四十元人民币。然而，“经济”在此社会中有不同的理解：“找钱”主要并非为得到最大利益，而是使得生活更有保障。

男人“找钱”也有轻松的一面。在山上挖金、伐木或挖药的人常聚在一起“摆条”（聊天）、喝酒，这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到松潘或茂县卖农产品或药材的男人，更经常到处遇到熟人，一起吃饭饮酒，到处走走串串。然而，也就是“找钱”以及在这过程中与外界的交往，使得男人所能接触到的外在世界比女人所能接触的远为宽广，也使得男人从外界带回来的“知识”，不断地改变村寨认同的本质。

对于一些有头脑的村民，赚钱的门路就更多了。他们有些人包下地方道路工程，然后低价雇用本地人修路，赚取相当利润。有些人买辆小卡车，每天沟内、沟外与城镇间跑几趟，替沟中村民解决交通与农产品运输的问题，也为自己赚得不少金钱与声名。更多的村寨居民，划出大部分的地来种苹果与花椒，只是这一部分，一年常有3000—8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每年七八月间，汶川、茂县等山中城镇便成为花椒、苹果、桃、李子等经济作物的批发零售市场。许多农民也经常自己担着花椒、水果到市场上贩卖。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也使得山中城镇的商业繁荣起来。近十年来汶川、茂县开设了许多饭店、招待所，以容纳路过的观光客。当地的水果、药材、手工艺品与“民族文化”也成为观光商品。由以上描述可知，在这岷江上游山区原来就存在多元化的资源，在市场经济逐渐活络以及观光事业带来的新商机下，城镇与村寨居民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如此，家庭人力与个人才干，成为经济上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村寨环境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资源提供人们多元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使得沟中村寨居民相当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当封闭性的环境中，在半山上种植多种作物，在住家附近养猪，在更高的森林中采药材、菌菇与打猎，在林地间隙牧羊，并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场上放养马与牦牛。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家庭都是独立且有相当程度自足性的经济体。由粮食、蔬菜到腊肉，以至于黄酒，一般而言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处于阴山或高寒地区的村寨，农业生产欠佳，村民们也有机会由其他生业中得到补偿。

近年来羌族村寨的资源环境产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森林砍伐被全面取缔，狩猎用的土枪被禁止使用；退耕还林，也切断了他们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公路开发、岷江上游广修水电站以及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业，也带来许多新工作机会，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也产生许多新资源。这些都使传统村寨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变化是，由于资本化的商品产销与消费动机，他们的经济生活与村寨外的世界愈来愈密切。譬如，村寨居民们开始关心“中日贸易谈判”，因为其直接影响当地高等菌菇的收购价格。尽管如此，一方面多元化地追求生存资源，一方面严格划分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这两个原则却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