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
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还提及一个重要观念：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1这本我在2003年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对以上费孝通先生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羌在其间所扮角色——所作的一种反思性注解与补充。
自在的民族应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以这样的民族实体来看历史上的羌族，过去许多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叙之甚详。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以此而言，“羌人”原来并非一群人的自称，而是如费孝通所说，是中原人对西方一些牧民的统称2。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羌人也曾经历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这本书主旨之一便是说明在历史上“羌人”成为“羌族”的过程。
然而，本书更大的研究企图是通过“羌”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如此研究宏图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羌”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部牧羊人或西部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部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羌人”概念的转变，便也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部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书繁体版出版以来，通过书评、论文及面对面讨论，我从学界朋友、读者中都得到许多宝贵的评论指教。有些学术自省已反映在我后续的著作中。然而此简体版，除了少部分文字修饰外，基本上并没有增删。这样做是为了将本书作为我个人学术思路发展的一阶段标志。因此读者对此书常有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我在此做一些解释说明。
首先，由于我在著作中常用华夏边缘一词，因此有些读者认为我还是由核心来看边缘，而非站在土著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边缘观点。这应是一个误解。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所重建的华夏边缘观点之羌族史是一个两面刃；它解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变迁，也解释自觉的羌族形成之历史过程。此并非是站在核心来看边缘，而是阐述核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此外，我对许多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分析，呈现本土观点的“历史”与历史心性，同时也借此对我们（中国或世界各主要文字文明中人）自身之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有反思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去核心、典范观点的“历史”认知。总之，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对于来自欧美或其他文明核心之学者而言，我认为所谓土著观点并非只是以学术理论建构一套土著之社会观、世界观或人观，而是学者是否能由此土著观点中认识自身之核心偏见（学术的与文化的），以及此偏见如何造成“他者”（土著）。
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
再次，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大量引用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词汇及理论，在羌族田野中我也没有探询西方历史人类学者在南太平洋或东非洲田野里所提出的热门问题。对此我的解释为，本书讨论华夏历史记忆反映的族群边缘变迁，分析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及相关社会情境，讨论人如何践行、夸耀、攀附、批评文化习俗，如此之微观社会过程又如何造成历史变迁。我认为，这些对社会、文化与历史之间错杂关系的讨论，以及关于符号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情境与历史变迁之探索，也是我所认识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以及更广泛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议题。以中文之“历史人类学”来说，在中国此一田野中我们应有特殊的学术与现实关怀，表现在可能不见于西方“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用词、问题、理论取向等方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常面对一种质疑：它是否解构了历史上的羌族，以至于可能解构羌族史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一体性。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前面我已提及，反思性研究与解构性研究有基本的不同。简单地说，我认为当前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相对于过去华夏帝国之格局而言，在东亚历史上为一进步与较合理的人类资源共享体系3。在此基本认识上，我期望本书所提供之反思性历史、社会与文化知识，能让此体系之现代性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并期望此理解能促进体系之自我调整与进步。《羌在汉藏之间》，书名已表达了如此旨趣。古华夏与今之汉族皆认为“羌”为我族之一部分但为我族边缘，古之吐蕃与今之藏族也都将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各族群视为我族的一部分，但也视之为我族边缘。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原有一个模糊的、汉藏共有的边缘；如此能更有力地说明汉藏难以分割之关系。在另一方面，也因着这样的知识，大汉族主义者与大藏族主义者都应反思，历史上两个核心都曾歧视羌或朵康之人，至今本地的羌族与藏族仍居于汉藏之边缘。
以历史上自在的羌人来说，许多以此为主体的历史研究，说明古代许多羌人融入了今日之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西南民族之中，以此强调羌人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历史贡献。我所提出的华夏边缘观点下的历史，也承认如此结果——古代许多被视为羌的人群，成为汉族、藏族、彝族及西南民族之一部分。最后，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我认为其历史文化资产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对于了解中华民族一体性最有启发的部分，并非以上那些历史，而是其“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此心性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炎黄为弟兄”之说。在今日，它也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互称“弟兄民族”此一话语之深层社会文化根源。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28页。
3 这个观点见于本书结语之中。在李亦园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中，他特别提及本书之此一观点，并由东亚之人类生态与资源共享角度赞同此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