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丘吉尔其人
试图研究某人的性格，却从未与此人谋面，精神科医生就必然要冒许多风险。发挥专业能力时，精神科医生解读他人性格的能力无人能及，就算声称自己比多数人更能洞悉人心中私密的想法，也绝不为过。但是，在研究已经过世的人时，他那超群的能力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他对人的洞悉只能从诊疗室中得来。此时，他只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必须依靠手边的文字记录做出判断。在分析患者的时候，精神科医生能够观察患者的反应，考察患者自知力增强而引起的变化，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起初，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行为和性格的解读也许是错误的，或是不全面的，但随着分析过程的推进和医患双方的互动，这些错误会逐渐得到修正，真相也会逐渐明朗。一旦失去了这种反复评估的过程，试图研究伟人生平的精神科医生就难免做出过度推论，其结果就像许多所谓的精神分析传记一样，既不是好的传记，也不是好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和布利特（Bullitt）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糟糕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本章中，我对丘吉尔的性格提出了一些假设，窃以为颇有事实依据，但这个研究领域非常复杂，极有可能犯错，因此我只能将其作为试探性的解读。尽管丘吉尔在自传中（尤其是在《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中）提供了许多细节，但这些细节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却不堪大用。因为丘吉尔不太关心任何人的内心活动，包括他自己的；甚至，还有可能第一个跳出来怒斥本书胡说八道。此外，正如C. P. 斯诺在《千面之人》（Variety of Men）一书中所说，丘吉尔的性情“异乎寻常，难以捉摸”。[1]对于他言行和政坛生涯的记载数不胜数，但能揭示其内心生活的为数甚少。丘吉尔算得上是一名艺术家，不论是在写作还是绘画方面，他都有着不错的造诣。但与许多艺术家不同，他并不会时时省思自己的内心，也不关注自身的动机。诚然，若非如此，他必定难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因为内省是自我怀疑的共犯，也是行动的大敌。
时至今日，温斯顿·丘吉尔依然备受尊崇。许多像我们一样听过他1940年演讲的人都相信，自己能免于纳粹暴政的奴役，全都归功于丘吉尔过人的魄力；不但如此，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将丘吉尔视为一个象征，视为勇气的化身。但丘吉尔也是肉体凡胎，有着与我们所有人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和恐惧。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揭示其人性的一面，指出他与旁人一样有着缺陷和不足，并非一种亵渎。尽管丘吉尔出身贵胄，位高权重，但他早年屡遭不顺，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抗争。如果没有这些逆境，他可能会过上更幸福、更平凡、更安定的生活，但也不会如此伟大了。若他真是一个温顺平和的人，他就无法鼓舞英国人民的斗志。
1940年，英国危如累卵，换作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领袖，恐怕都会宣布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少政治领袖的看家本领。即使他们将在选举中落败，或者倡导的政策徒劳无功，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依然会向支持者鼓吹希望。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都可以在满心绝望之时以爱国之名振臂高呼，但只有饱尝过绝望之苦，能够直面惨淡逆境的人才能在此时怀有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人，知晓如何在绝境中发现希望、奋勇前进；在身陷重围、强敌环伺之际，他的斗志反而燃烧得更为旺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呐喊，呼唤人民心中的抗争精神，在1940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支撑着我们。丘吉尔就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他都在与自身的绝望斗争，因此他能告诉别人，绝望并非不可战胜。
正如他的先祖，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一样，温斯顿·丘吉尔也患有抑郁症，其病症迁延日久，反复发作。如果不能考虑到这层关键的事实，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性格。他把抑郁症叫作“黑狗”——能专门为此起一个昵称，说明抑郁症的确如影随形。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丘吉尔克服了抑郁症；但年老力衰再加上脑血管的萎缩让他在晚年与抑郁症的对抗中渐落下风。在疾病缠身的人生最后五年里，丘吉尔的意志已被抑郁症消磨殆尽，以至于他的医生莫兰勋爵[2]（Lord Moran）在其回忆录中放弃了对他这五年时光的记录。活到90岁高龄对丘吉尔来说无异于一种残酷的命运，因为他在早年间制服的“黑狗”最终击溃了他的斗志。
当然，丘吉尔并非唯一罹患复发性抑郁症的伟人。歌德（Goethe）也有着近似抑郁症的性情，舒曼（Schumann）、雨果·沃尔夫（Hugo Wolf）、路德（Luther）、托尔斯泰（Tolstoy）等人同样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抑郁的性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还需进一步的探究，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抑郁就是一根鞭子。忍无可忍之时，患者就会跌入阴郁的低谷，完全失去行动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避免陷入这种痛苦不堪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在症状变得严重之前，可能会不断迫使自己行动起来，容不得片刻的休憩或放松，以至于达成了多数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停下来的代价。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成就非凡的人是在抑郁症的鞭笞下前进的，因为他们往往将这一点掩饰得很好。不过，有些人却对自己的抑郁直言不讳，丘吉尔正是其中之一。
至于复发性抑郁症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早年环境的影响，研究者依然莫衷一是。遗传学目前还无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就丘吉尔的情况来看，这两种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据我们所知，丘吉尔的两位最著名的祖先都存在严重的喜怒无常问题，而且有些证据表明，这二人并非家族中仅有的例子。A. L. 劳斯（A. L. Rowse）在描述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时写道：
用法语来说，马尔博罗公爵非常敏感（sensible）。他的感官极度灵敏，所有事物都能给他留下印象。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是个天生的艺术家——情绪低落之后，他充满干劲，头痛来袭之时，他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他的自我控制是一种长年累月习惯，俨然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让他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3]
这位公爵在1705年写道：“在过去的十天里，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这种情绪要是持续两周，肯定会要了我的命。简而言之，这人世简直让我厌烦。”[4]厌世情绪在他的信件中反复出现：“我现在极度沮丧。”“老天啊，可怜可怜我吧，爱我吧！”[5]尽管许多人都可能在困境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但马尔博罗公爵这样在英国名声赫赫的军事指挥官也会有这种大喜大悲的摇摆，实在是出人意料，而且劳斯并非唯一注意到其这一特点的人。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发现：“有时他胆大得过了头，有时又极度谨小慎微，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而他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转换，前后转变之大，让人难以置信。”[6]
丘吉尔的另一位族人，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Lord Randolph），也有着相同的性情。A. L. 劳斯是这样描写的：
尽管他思维敏捷，观点相当犀利，但他的判断力却不是十分可靠。他既固执又冲动，最糟糕的是，还缺乏耐心。如果他能再耐心一些，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他有着艺术家的坏脾气，用当下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躁郁交替——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他精神亢奋、精力充沛，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郁郁寡欢、垂头丧气。富有创意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情绪的起伏，艺术家尤甚。很明显，我们不仅能在他身上看到这种艺术家的特质，也能在他儿子身上看到。[7]
劳斯认为所有富有创意的人都会表现出躁郁交替，但他错了。其中有些人的性情完全不是这样的，不过他对丘吉尔家族的观察分析显然是正确的。
就这一点来说，还有一个家族成员值得一提：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的父亲，也叫温斯顿·丘吉尔。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保王党，国王的军队在内战[8]中被击败后，他退隐至德文郡东部的乡间。在那里，他潜心编写史书，著有《神圣不列颠：论岛国诸王生平》（Divi Britannici: Being a Remark Upon the Lives of all the Kings of this Isle）。尽管我们不甚了解他的性情，但A. L. 劳斯对他的描述如下：“愤愤不平、郁郁寡欢，但就像那些遭遇失败、丧失荣宠的聪明人一样，他在读书写作中找到了些许慰藉……他的精神没有被打败，他不屈的热情在笔下熊熊燃烧。”[9]后世那位更著名的温斯顿·丘吉尔在政坛失意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当一个有着这种性情的人无法身居要职、大展雄才的时候，还得有赖于创造性活动来寄托精神，从而有效地抵抗抑郁症的侵袭。
布伦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说，在最后七位马尔博罗公爵中，有五位都患有忧郁症。[10]据说，布拉肯的叙述正是劳斯著书的资料来源，然而，我们难以在后者的著作中找到证实这种说法的记录。但是，这种循环型气质（cyclothymic temperament），也就是在极度悲喜间摇摆的倾向，似乎的确是丘吉尔家族的遗传特征。
在结束有关丘吉尔家族遗传的讨论之前，我们还得看看他天生的体格。体格与性格之间可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身体的结构与形态更多地反映了遗传而非环境的影响。一个人的气质则主要受到教养的影响。尽管一个人的体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但基本上仍由遗传所决定。
显而易见，丘吉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他活到了90岁的高龄；80岁时，他战胜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三次肺炎、两次中风，还挺过了两场手术。他饮食无度，抽烟也毫无节制。70岁以前，他很少抱怨自己年老体衰。然而，这种惊人的体质不同于寻常的体魄强健。事实上，他早年间的体质孱弱不堪。莫兰勋爵曾说：“看着这个多愁善感的男孩，我就知道他长大以后是什么样了。他在学校时受人欺凌，长大后肯定也是身材矮小、瘦骨嶙峋，双手白白嫩嫩，就像女人的一样。他胸口无毛，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结结巴巴。”[11]
1893年，丘吉尔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求学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这弱不禁风的身体简直就像是诅咒一般，一天的劳累让我难以支撑。不过我在这儿应该会变得强壮一些。”[12]他的身高不过五英尺六英寸半[13]，胸围只有31英寸，根本达不到桑赫斯特的标准。1903年，诗人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Wilfrid Scawen Blunt）遇见丘吉尔的时候，形容他“身材矮小、方头方脑、相貌平平”。[14]由此可见，丘吉尔好逞血气之勇，甚至有些轻率鲁莽的一贯表现，并非由于他天生身强体壮，而是由于他矮小羸弱却不愿服输。他早年间喜欢冒险，后来还亲赴法国前线参战，甚至把他人也置于险境之中，这些都说明了他并非认为自己天生勇敢，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打消他对于自身勇气的疑虑。
人人都会感到恐惧，但在面对危险时，那些天生体格健壮的人往往比我们多数人更为淡定。丘吉尔的勇气异乎寻常，但与孔武过人者比起来，他的勇气更加可贵可敬。他从没忘记，在第二所预备学校里，其他男孩曾向他扔板球，吓得他躲在了树后面。对他来说，这是一段耻辱的回忆。于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决心做一个勇敢的人，决不落后于人。18岁时，他与表弟和胞弟追逐打闹期间，为了不被抓住，他从桥上纵身跃下，险些丧命。他从29英尺的高处坠下，摔破了肾脏，一连三天不省人事，接连两个月都无法工作。丘吉尔的血气之勇无疑是远胜常人的，但这种勇气源于克服先天体格弱点的决心，就像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其人口若悬河的能力据说是决意克服口吃的结果。
对于体格与性格的关系问题，前人进行了许多探索，其中W. H. 谢尔登（W. H. Sheldon）的研究是最详细也最成功的。[15]谢尔登认为，人的身体类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他为这三种类型各取了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内胚层型（endomorphy）、中胚层型（mesomorphy）与外胚层型（ectomorphy）。他还编制了一张性格量表，其中包含了20个基本性格特征，分为三类。这些基本性格特征基本上都与一个人的体格有关，三个主要的性格类型分别是：内脏优势型（viscerotonia）、身体优势型（somatonia）与头脑优势型（cerebrotonia）。
审视一下丘吉尔的体格，很明显，他属于内胚层型。他的头很大，胸脯比肚子小，身材圆滚滚的，四肢短小，这些都是典型的内胚层特征。他的皮肤过于柔软光滑，以至于他总是穿着特制的丝绸内衣。拥有这种体格的人，其性情应该大致属于内脏优势型：朴实无华、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墨守成规。在12项内脏优势型的特征中，丘吉尔有11项得分很高。然而他在身体优势型方面的得分也几乎一样高，而这种气质应该是孔武有力、身强力壮的中胚层型人才有的。谢尔登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性情与其体格所对应的性格类型相差太远，就很容易受到心理冲突的困扰，因为他会与自己的情绪素质产生矛盾。
丘吉尔非常好斗、强势，与人们对他这种体格的人的设想大不相符。喜欢冒险、逞血气之勇、精力充沛、坚定不移，这些特征都是人们料想在强壮的中胚层型人身上发现的，而不该是丘吉尔这样的内胚层型人所具备的。
换言之，我们看到的丘吉尔，是一个竭力迫使自己对抗内在天性的人：一个天生既不强壮，也不是特别勇敢的人，却使自己克服了性格与体格上的先天缺陷，成为既强壮又勇敢的人。我们越是审视丘吉尔，就越发相信，他的好斗、勇敢、强势并非源于遗传，而是来自坚定的决心与坚强的意志。“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显得很强硬。”他曾对医生如是说。[16]他那如斗牛犬一般的不屈神情（人们在照片上常见的那种表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少在他脸上出现过。莫兰勋爵曾暗示道，这种表情可能是他对着镜子演讲时练出来的，此后，他就时常在恰当的公共场合做出这副模样。
在我们搁置身心特征的遗传问题，转而讨论塑造丘吉尔性格的环境因素之前，还有另一种类型学说值得我们探讨。瑞士精神病学家C. G. 荣格将“外倾型”（extravert）与“内倾型”（introvert）这两个术语引入了心理学，多数人都了解这两个词的大致含义。外倾型是指一个人的心理取向偏重外部世界的事物与现象；这类人不甚关心灵魂深处的东西，也不关注抽象概念、理念或精妙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行动而非思想，每当遇到困扰时，他们会去找些事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不是探索内心，弄清烦恼的来源。毫无疑问，丘吉尔是极度外倾的人。他对哲学和宗教没有丝毫兴趣，对心理学嗤之以鼻。
荣格将他提出的人格类型进一步分为思维、情绪、感觉与直觉等类型，但该学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不过，他在《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中对于“外倾直觉型”的描述与丘吉尔的气质非常吻合，人们真应该再仔细看看那本书。荣格写道：
如果以直觉为主要特征，个体就会呈现一种特殊而明显的心理特点……直觉型的人向来不拘泥于一般大众所认可的现实价值，而总是出现在可能存在机遇的地方。对于尚在孕育之中的事物，他的嗅觉极其敏锐……做出判断所必不可少的思维与情感，对他来说却是太不重要的能力，没有什么分量，因而无法与直觉抗衡。[17]
因此，荣格认为直觉型的人缺乏判断力，并且“很少考虑旁人的福祉”，他们“经常被视作冷漠无情、缺乏道德的冒险者”，这番话简直是少年丘吉尔的写照，但“他在鼓舞人心、点燃人们追求新事物的热情方面的能力却无人能及”。[18]
C. P. 斯诺曾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丘吉尔缺乏判断能力。事实上，他认为丘吉尔的判断力“非常糟糕”。他写道：
有判断力固然很好，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深刻的洞察力则难得许多。丘吉尔的脑中就不时闪现着那种洞察力。这种能力源于他的天性，不受外界任何人或事的影响，完完全全地来自他自己。有时，依照洞察力行事远远强过理性的判断：他在掌权之初的个人危机中做出了好几次原本可以避免的误判。
当希特勒掌权时，丘吉尔没有依照判断行事，而是以他深刻的洞察力为指南。这种做法十分危险，但要渡过难关并无奇巧捷径。在危急关头，这种做法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是我们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时刻，需要由一位民族主义的领袖牢牢地把握住机会。其中的危险，诸多左派人士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这个国家万众一心。[19]
我认为，斯诺所说的洞察力可以被称为直觉。从许多方面来讲，直觉是靠不住的，而且丘吉尔的一些直觉也是大错特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入侵加里波利半岛的战略构想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他运用坦克作战的理念（尽管坦克在当时未得到很好的使用）无疑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了一项计划，包括研制装载坦克的登陆艇，以及类似于1944年进军法国时所用的拼装式移动码头。虽然他的直觉有时会出错，但也常常是对的，在对希特勒的威胁以及日后苏联崛起的预测上，他的直觉十分准确，而许多判断力比他更强的人都没能想到这种结果。荣格对外倾直觉型的许多阐述都适用于丘吉尔。荣格指出，这种人缺乏判断力。
丘吉尔无法做长时间的思考，尽管他常有绝妙的想法，但他很少能被理性的言语说动，当别人向他提出内容过长的提议时，他竟难以理解。众所周知，他曾要求所有给他提建议的人都必须把篇幅控制在半页纸之内，这正是他缺陷的写照。阿兰布鲁克[20]（Alanbrooke）在他的战时日记中曾这样提到丘吉尔：“按照计划好的战略行动不是他的强项。他喜欢凭直觉和冲动行事……对于他所偏爱的行动方案，他从不在意可能造成的影响。事实上，他甚至根本不愿去考虑后果。”[21]而且，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也缺乏情感。他极少顾及他人的感受。他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下向阿兰布鲁克保证，会将盟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他。然而，反攻欧洲大陆的指挥权最终交给了一个美国人。阿兰布鲁克大失所望，丘吉尔却对此不以为意。“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我有多重要。他转变心意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与遗憾，在他看来，这件事似乎一点儿也不重要。”[22]正如荣格所写：“很少考虑旁人的福祉。”[23]
无论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还是在他出任首相与战时统帅的时候，每一个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会称赞他层出不穷的灵感与源源不断的创意，但他们也一致同意，丘吉尔需要被严加约束，因为许多他的突发奇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用荣格的术语来讲，丘吉尔属于外倾直觉型。在谢尔登的分类中，他主要属于内胚层型，但也带有突出的中胚层的特点。从经典的、描述性的精神病学视角来看，他是循环型气质，有着很强的抑郁倾向。这些描述性的分类尽管术语连篇，但不失为解读性格的有效途径。然而它们很难揭示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下面我将尝试剖析丘吉尔的心理结构，虽然免不了做些推测，但力求合理。
我们先对丘吉尔的“黑狗”深入探索一番。对于抑郁症在丘吉尔的心理结构中所占的地位，莫兰勋爵是最了解不过的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
1944年8月14日
今天首相看上去若有所思。
“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回忆道，“有两三年的时光都是一片暗淡。我埋首工作，坐在下议院里，而抑郁症笼罩着我。跟克莱米[24]谈谈会让我感觉好些。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不喜欢站在月台旁边。我喜欢远远地站在后面，如果可能的话，找根柱子，挡在我和列车之间就更好了。我也不喜欢站在船舷旁向水里看。一念之差，万事皆休，只需绝望的念头闪过……我不想在那种时刻离开人世。我们对焦虑了解得够多吗，查尔斯？写下六件焦虑的事情对我有好处。两件事能凭空消失，两件事我无能为力，所以急也没用，而另外两件事或许可以得到解决。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命运的哲学》，讲的是人心里的事，挺有意思的。”
我说：“你的困扰——我是指那条黑狗，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你已经跟它斗了一辈子了。这也是你不喜欢去医院的原因。你总是回避让你情绪低落的事物。”
温斯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似乎我知道的太多了。[25]
在那本书的后面部分，莫兰勋爵引述了一段自己与弥留之际的布伦丹·布拉肯的对话：
“你我都觉得温斯顿是个自我放纵的人，他总是随心所欲，但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天性，变得强硬而粗鲁。
“这对他来说肯定不容易。你看，查尔斯，温斯顿是个‘绝望者’。加里波利之战后，给他画肖像的奥尔彭（Orpen）就提到他脸上总带着痛苦的神色，还管他叫不幸的人。那时温斯顿痛下决心，再也不参与政事了。似乎他已经生无可恋了。那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连续数年都感到无所适从，常说‘我完蛋了’，差不多一天要说上两次。他曾确信自己不会重返政坛了，因为似乎人人都把他当作野人，但他十分怀念从政的岁月。只要一闲下来，温斯顿就会变得一团糟。你知道他辞职后是个什么样子。这么说吧，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巴不得一死了之。”[26]
许多抑郁的人既不肯休息，也不愿意放松，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停歇下来的代价。如果不得已放下手上的事情，抑郁的黑云就会将他们笼罩。在1915年5月被免除海军大臣的职务时，在20世纪30年代赋闲时，在1945年竞选失败时，以及在他最终退隐之后，丘吉尔都曾有过那样的体验。在没有公务的时候，他找了许多办法来应对抑郁，包括绘画、写作与砌砖，但没有一样真正奏效。为了弄清其中缘由，我们不得不谈谈晦涩莫测的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这门学说主要探讨了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人生早期环境对于成年后性格的影响。我们在探讨丘吉尔的性格时，采用的是类型学或身心素质的视角，然而很少有人明白，精神分析的观点与它们并不矛盾，反而是互补的。一个人的基因可能使他易受抑郁的影响，但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则很有可能取决于他早年的家庭生活。精神分析并不认为人人生来都会对环境的影响做出一致的反应。不存在所谓最理想的教养规划，因为世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然而，精神分析强调，人的心理困扰与其成长过程中的整体情绪氛围有关；如果环境未能在一个人身心需求最强烈的时候满足他的需要，就有可能导致此人在成年后患上神经症或精神病。
成年抑郁症患者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赖外界的事物来维持自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界。如果一个健康的人突然间失去了他的家庭、工作、社交圈子，被置于迷茫与恐惧的境地，他也会深陷抑郁。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从外界获得支持，以此来维持我们的自我价值感。
虽然如此，人的存在包含许多不同的层面，如果我们在某一层面感到失望，但只要在其他层面依然能得到满足，我们就能够容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一般人可能会为处境而伤怀，或感到失望，但由于他们有内在的自尊来源，所以很容易从自己依然拥有的事物上得到安慰，不会因为不幸而变得抑郁或沉湎其中。
抑郁症患者远比一般人脆弱。如果外部世界里的某件事情出了问题，他们就可能陷入绝望。即使旁人试图安慰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无济于事。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失望、排斥、丧失之痛，都可能引起绝望无助的反应：因为这些人的自尊缺乏内在的来源，无法在烦恼时从内部获得力量，也无法在旁人的帮助下振作起来。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本性恶劣、不值得被爱，那么外部世界的实际排斥就会使这种抑郁信念显露出来。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好心人如何安抚宽慰，都无法让他一直相信自己真的是有价值的。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种脆弱性是由极早期的亲子关系不良所导致的。在正常情况下，孩子会在吮吸乳汁时感受到母亲的爱。受到珍视、爱护的孩子，常与父母嬉笑玩闹、拥抱依偎，他们会在内心形成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从而能够战胜童年里不可避免的挫折与失望，即使感到悲伤难过，也只是暂时的。他们坚信这个世界大体上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受人宠爱的。这种心理模式通常会持续终生。
相反，如果一个孩子不受珍视、受人排斥、得不到认可，那他就不会形成以上信念。他依然会有成功与幸福的体验，但这些体验既无法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也无法向他证明人生的价值。即使他穷尽一生的心力，追名逐利、叱咤情场，但到头来内心依然充满绝望和徒劳感，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无论多少外在的成功都无法完全填补价值感的缺失。
几年前，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姐姐黛安娜对他这一生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惊叹，而他却如此答道：“我做成了不少事，但最终一事无成。”当时，我们听的广播、看的报纸里全是对他的赞颂。
“您怎么这样说呢？”黛安娜问。他沉默不语。
“您写了很多书。”我说。
“还画了不少画。”黛安娜补充道。
“哦，没错，没错，那些都有。”
“重要的是，您还有我们呢。”我们继续说道。
“有时我们用这话聊以自慰——世上有些孩子，能活着就很感恩了。”他用一个微笑回应了我们……[27]
在《织锦一线》（A Thread in the Tapestry）一书中，萨拉·丘吉尔（Sarah Churchill）用这段文字展开了对父亲的描写，可谓敏锐。她与其他家人一定觉察到了，在令人伤感的风烛残年里，尽管得到了那么多的赞美、颂扬与荣誉，温斯顿·丘吉尔内心深处的空虚却是任何成就或荣耀都无法填满的。
将这段文字与丘吉尔自己写的另一段话对比来看，也是颇为有趣。那段话并非他晚年所写，而是出自他的青年时期。《萨伏罗拉》（Savrola）是丘吉尔所作的唯一一部小说，也是他着手创作的第一本书，不过却是他出版的第三本书。这本书在1897年就已完成过半，但由于《马拉根德野战军纪实》（The Story of the Malakand Field Force）与《大河之战》（The River War）后来居上，所以在1900年才付梓。小说的主人公萨伏罗拉是演说家和革命者，往往被看作丘吉尔本人的写照。故事从萨伏罗拉的书房开始，四周环绕着吉本[28]、麦考利[29]、柏拉图与圣西蒙[30]（Saint-Simon）的著作。
桌上散落着一些尚未拆开的文件与电报，但萨伏罗拉已经非常疲惫了，他可以或者说应该等到天亮再看。他瘫坐在椅子上。今天的确是漫长的一天，也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他是个年轻人，年仅32岁，但繁重的工作与忧思让他难以为继。他是个神经过敏的人，最近经历的事情总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而压抑情感只会让内心的火焰燃烧得更为旺盛。这一切都值得吗？那些艰苦、劳累、奔波，种种牺牲——到头来都是为了什么？人民的福祉！他终究骗不过自己，与其说那是他奋斗的理想，不如说是他达到目的的途径。野心才是他的动力，他对此无法抗拒。[31]
“这一切都值得吗？”在抑郁症患者的一生中，他们总是一遍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在《萨伏罗拉》的结尾，这个问题再度出现了。革命成功了，但“疲惫的感觉、对斗争的厌恶、对平静的渴望填满了他的心灵。为之奋斗已久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但它现在看上去毫无价值……”[32]萨伏罗拉选择了自我放逐，回首望向他亲手解放的城市，那里现在已被炮火点燃：
房屋在烈火中燃烧，浓烟缓缓地升到空中，与低垂的乌云融为一体。炮弹的爆炸火光，为云层增添了黄白交织的色彩。
“而这一切，”萨伏罗拉沉思良久，终于说道，“才是我毕生的杰作。”[33]
更有趣的是，萨伏罗拉“厌倦了人类与他们的种种作为”，登上他的天文台，“仰望星空，思索其中的奥妙”，沉醉在木星之美中：
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更美丽的世界，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他想到了未来的木星，要经历多么漫长的时间，它的地表才会冷却下来，让生命成为可能；而生命演化又是一趟缓慢而稳定的旅程，冷酷无情、不可阻挡。这个孕育新生的世界会带着它尚未出世的居民走上多远呢？也许止于一些无形的、混乱的生命元素，也许这趟旅途远比他所想象的更为遥远。生命终将克服艰难险阻、跨过重重障碍，发展到完美的状态。他的幻想已经超越了空间与时间，来到了遥不可及的未来。木星还将继续冷却下去；而生命无论发展得有多完美，都难免一死；整个太阳系、整个宇宙迟早也会变得冰冷死寂，如同燃尽的烟花。
这是个可悲的结局。他锁上天文台的门，走下楼梯，希望不要梦见自己所思的惨状。[34]
这字里行间的绝望，将典型的抑郁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萨伏罗拉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他都在怀疑自己的成就是否有价值。尽管他幻想生命在某个遥远的未来能发展到“完美的状态”，但这种幻想却因为宇宙最终会归于死寂的信念而破灭。这位对女儿说“我做成了不少事，但最终一事无成”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表现出的情绪模式，与他早在青年时期的样子别无二致。
丘吉尔抑郁性格的童年根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任何答案都免不了有些猜测的成分，但在可供考虑的明显因素中，最突出的就是父母的忽视。
温斯顿·丘吉尔是个早产儿，比预期早了两个月出生。早产对于孩子日后的情绪发展是不是具有负面影响，我们尚不得知，但我们能明确的是，照料与抚育婴儿的方式的确会影响其身心发育，即便是最幼小的婴儿对环境也非常敏感。早产儿的出生是一个意外，因此也会造成些许尴尬。我们知道，丘吉尔的父母没有为他的出生做好准备，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们连婴儿的衣物都没有备齐。而且，头一胎出生的孩子，难免会让缺乏经验的母亲感到焦虑。襁褓中的丘吉尔得到了怎样的对待？我们只知道，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不是由母亲喂养的，而是被交给了乳母，而我们对这个乳母一无所知。
丘吉尔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年仅20岁。她美丽动人，沉迷于应酬与社交，而对自己年幼的儿子不甚关心。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忙于政事，没人指望勋爵对自己的子嗣有太多关照，而勋爵的表现也的确如此。因此，在关键的童年早期，丘吉尔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爱与支持少得可怜。将他从这种情感缺失中拯救出来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保姆，埃弗里斯特太太（Mrs. Everest）。她早在1875年，丘吉尔出生的几个月后就开始照顾他，直到在丘吉尔20岁那年去世。丘吉尔一直视她如至亲，把她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不曾拿下来过。她的形象化身为《萨伏罗拉》中的管家，永存于世。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在撰写父亲的传记时也引述过小说中的这段文字，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温斯顿·丘吉尔对爱的态度：
他的思绪被端着托盘的老妇人打断了。他已筋疲力尽，但体面生活的规矩还得遵守。他站起身来，回到里屋更衣。当他回来的时候，餐桌已经布置好了。他先前只要了一碗汤，但在管家的悉心关照下，这顿饭变得丰富可口多了。她在一旁侍候，与他攀谈解闷，急切又欣慰地看着他吃饭。从他出生起，这个管家就一直在照顾他，她的照料与关怀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她们这些女人的爱，是种奇怪的东西。也许那是世上唯一无私的感情。母亲爱孩子，是为母的天性。年轻人爱恋人，也不难解释。狗爱主人，是因为主人喂它。人爱他的朋友，是因为友人在患难之际给他支持。所有这些情感总是有些缘由，除了保姆对她照顾的孩子的爱，似乎完全无法用理性解释。只有少数几样东西能证明人类能够超越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证明人性是崇高的，而这种爱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爱甚至无法用最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解释。[35]
丘吉尔心中的“无私的爱”是值得讨论的。在他看来，保姆爱她照顾的孩子，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保姆没有自己的儿女，也没有丈夫。对于这样一个情感无从寄托的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全身心地照料被托付给她的孩子、给他全部的关爱更为自然的事情呢？在上述的引文里，丘吉尔因为被爱而感到惊讶，仿佛他从未觉得自己应该被爱。按照常理，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爱，是不会心存疑惑的。对爱的期待会向外延伸，他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保姆和其他家庭成员也都会爱他。长大一些后，他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像他想的那样爱他，并因此感到惊讶与失望。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之外的人爱他，他并不会感到意外；如果发现有人不爱他，他才会感到惊讶。
幸福的孩子从不问母亲或其他人为什么爱自己，他们只会接纳这种天经地义的爱。只有那些早年缺爱的孩子才会惊讶于他人对自己的喜爱，才会试图解释这种爱的来由。身患抑郁症的人总在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人爱他们。他们往往觉得别人应该尊重他们、敬畏他们、佩服他们，但至于爱，那就是一种奢望了。对许多抑郁症患者来说，只有当他们有所成就，或者为他人付出得够多、应当得到回报的时候，他们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有人爱我，是因为我这个人可爱”这种想法对于性情抑郁的人来说既奇怪又陌生。丘吉尔对埃弗里斯特太太的无私之爱备感惊讶，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情，也就是说，他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完全的、超越理性的接纳，而这种接纳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也是大多数幸福的孩子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尽管埃弗里斯特太太的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亲情的缺失，但终究无法取代父母的爱。
丘吉尔童年早期的许多信息，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他的父母对他照料不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在父亲的传记中写道：
即便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代的标准来看，祖父母对父亲的忽视与冷漠也是相当过分的。在外求学的时候，他给他母亲写过许多封信，苦苦哀求她回信或探望他，如果她没空，那埃弗里斯特太太和弟弟杰克也可以。伦道夫勋爵是个忙碌的政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政治上；伦道夫夫人醉心于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对儿子不闻不问，直到他的名声响彻世界。后来，父亲在印度担任了三年中尉，只有在祖父与埃弗里斯特太太去世时，祖母才给他写信报丧，可见祖母对他有多不关心。他的弟弟杰克比他小五岁多，写起信来也不太用心，所以他感到无比孤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36]
因此，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父母的忽视，温斯顿·丘吉尔失去了内在的自尊之源，而这正是人们幸福生活所倚重的基础；人生在世，失望与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自尊之源能够支撑我们克服困境。那么，丘吉尔采用了哪些方法来竭力弥补这种早年间的缺失，在缺乏父母关爱的情况下维持自尊呢？
作为对亲情缺乏的反应，他养成的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一种性格特征就是野心勃勃。就像他笔下的萨伏罗拉一样，“野心才是他的动力，他对此无法抗拒”。1899年，他在印度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如果不能出人头地，那就太糟糕了。我会很伤心，因为那样一来，除了雄心壮志之外，我便一无所有了……”[37]
那些更加幸运的孩子，得到的关爱与欣赏比丘吉尔更多，他们除了野心以外，还有不少值得在意的东西。对于一个在西方文明的竞争性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胸怀大志当然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特质。然而，丘吉尔的野心很明显是过度的，这使他年轻时就遭人冷眼相待。据称，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曾写道，罗斯伯里[38]（Rosebery）是他见过的最有野心的人；但他后来在这句话旁另写了一句批注来修正这个观点：“直到我认识温斯顿·丘吉尔。”[39]
对于丘吉尔来说，野心是一种强迫性的驱力，是早年情感缺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坚定相信自己的价值，那他就会渴望通过外在的成就来获取认可与赞扬。对于那些易受抑郁困扰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在财富、政治或艺术方面的成功，或者说成功的希望，都是缓解抑郁的良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心中的希望会逐渐消退，因此人到中年时更容易产生严重的抑郁发作。可以说，有能力的人必然会胸怀大志，因为天赋异禀的人想要大显身手，希望自己的愿景能够获得认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正如里斯勋爵[40]所言，“全力以赴”本身就是一件乐事。[41]但是，丘吉尔的野心中有一种补偿的成分，这点是不难看出的。恰如他在与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夫人[42]（Lady Violet Bonham Carter）的谈话中所言，“人人皆是蝼蚁，但我相信我是个闪闪发光的蝼蚁”[43]，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句话中交织着自嘲与自傲。
丘吉尔这般极端的野心，并非源于对自身能力与不足的清醒判断。其中总有幻想的成分，与实际的成就无关。这种幻想可能会让人相信，自己生来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即便不是神明的旨意，也是命运的安排——丘吉尔就表现出了这种信念。丘吉尔的心理活动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在大半辈子里，直到65岁以前，他都一直相信自己的幻想在现实中得到了表达。正如他对莫兰所说：“这绝不可能是个巧合，这肯定是上天的旨意。我注定要担此大任。”[44]
如果丘吉尔于1939年去世，他就会被视作一个失败者。当莫兰写下“温斯顿在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里找到了真实感”[45]时，他毫无疑问是对的。英国在1940年能免于劫难，或许就归功于丘吉尔的一厢情愿。丘吉尔对全国人民的鼓舞并非基于判断，而是基于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非理性信念。只有坚信自己必将成就英雄伟业的人，即使情势危急也依然坚信胜利的人，将国家的命运系于己身的人，才能让自己的信念鼓舞民心。这种奇迹与伟大演员的表演相差无几，这样的演员能通过他的表演让我们心潮澎湃，使我们相信他的激情远超人类的一般感情。至于丘吉尔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也永远不会知道。但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而丘吉尔因此做出了英雄般的壮举，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今时不同往日，在核武器出现以前，许多男学生都曾幻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披挂上阵、统领军队，即便敌众我寡也能毫不畏惧、力挽狂澜、胜利归来，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种梦想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子民。在丘吉尔降生的年代，这种梦想依然可以成为现实，而他也曾在早期的军人生涯中试图实现这种梦想。但与许多从军的年轻人不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幻想。即便年事已高，他依然不顾劝阻，在诺曼底登陆后亲临法国，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当年那个学童的白日梦依然存在，而他对危险的渴求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血气之勇、自年轻时就存在于心中的动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信念，即他自有上天保佑，没有什么能伤到一个身负天命的人——他与戈登将军[46]可谓所见略同，后者终其一生，常常故意置自己于死地，以此来鼓舞他人。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是所谓的“婴儿全能感”（infantile omnipotence）的体现。精神分析师假设（他们的理由相当充分），在看待自己刚刚来到的这个世界时，婴儿不怎么考虑自己在其中的现实地位。尽管婴儿在生命之初处于非常无助的境地，需要不断的照料与关注才能生存，但他的无助让他产生了一种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因为婴儿在提要求的时候十分专横跋扈。必须有人喂他，给他洗澡、穿衣，保护他免受伤害，在正常的情况下，总有许多心甘情愿的“奴仆”忙着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会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并非总是最重要的，有时必须让位于他人的需求。如果家里有其他的孩子，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在手足之争的起起伏伏中，一个人很快就会明白自己并非宇宙的中心。独生子女可能会难以走出这种情绪发展的早期阶段。
尽管温斯顿·丘吉尔不是独生子，但他的弟弟杰克出生于1880年，比温斯顿小上不少，足以让他在关键的五年时间里保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矛盾的是，正是那些缺乏情感照料的孩子才会保留婴儿期的全能感。孩子在童年早期对于悉心照料、全然接纳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心中就会留下一种缺失感与渴求感；他可能在长大以后设法创造条件，哪怕最微小的愿望都要立即实现，并常常因为不能如愿而心怀怨愤。
在丘吉尔身上，这种性格也很明显。在一次他生病卧床期间，他要求由两名护士来照料自己。他的妻子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的官老爷架子大得很，他一进家门，拍拍手，如果仆人没来，他就会使唤沃尔特[47]。如果由着他的性子来，恐怕他余生都要由护士照顾了。他会安排两个护士在卧室里，再来两个在走廊里候着。查尔斯，可他绝不会就此心满意足，他会让护士去替他忙里忙外，然后让沃尔特来给他穿袜子。”[48]丘吉尔傲慢、急躁、对他人缺乏体贴，必然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但他的慷慨大方又让这些缺陷显得没那么难以忍受了。作为丘吉尔的下属，他们迫切的需求往往不被重视，总是时刻待命，以配合他的时间安排，并且时常要容忍他可怕的脾气。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何赢得他人的忠诚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情况往往是，那些颐指气使、总是索要关注的人会表现出一种孩童般的无助，无论他们的要求有多么难以满足，那种无助总会使旁人做出适当的回应。丘吉尔唯一一次坐地铁是在大罢工期间，他转来转去，不知道出口在哪儿，最后不得不向人求救。[49]就像幼童一样，全能感与无助感总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许多公众人物来说，自己做饭、补袜子，甚至亲笔写信，都会让他们手足无措。
丘吉尔的贵族身份算是帮了他的大忙。无论父母的忽视有多严重，埃弗里斯特太太始终对他不离不弃。在她之后，还有妻子、贴身男仆、医生，以及数不清的侍者与随从。我们这些足够年长的人还记得，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的人总把将衣食住行交由仆从打点视作理所应当，后来，这些老爷不得不在生活中亲力亲为时，总是怀念仆人的服侍，而那种养尊处优、有人伺候的日子对于自尊来说确实大为有益。丘吉尔的早年家境并不富裕，他不得不靠写作谋生，但就像与他同阶层的其他人一样，他对平民生活一无所知，生来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种观念给他这类人带来了不少好处。英国上层阶级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把孩子交给仆人照顾，如果是男孩，他们早早地就会被送去寄宿学校。对特权阶层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丘吉尔早年遭受排斥的伤痛，而丘吉尔的家族无疑是特权阶层中的佼佼者。年幼的温斯顿·丘吉尔既孤独又缺乏关爱，但他肯定很快就意识到，他在另一个不那么个人化的方面上是“与众不同”的：他家世显赫，有许多杰出的先祖。他特意为父亲及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立传，这体现出他对家族荣耀的看重。
如果孩子的情感需求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满足，或是有所欠缺，那他就会因失望而产生敌意。最“难养”、行为最顽劣的孩子，往往是那些得到关爱最少的孩子，他们往往会与权威作对。温斯顿·丘吉尔也不例外。但即便是最叛逆、最不听话的孩子也会在心中保留一幅自己理想中父母的画像。这种理想化父母的积极意象总很慈爱、温柔、善解人意，与排斥孩子、残酷冷漠的权威家长的消极意象相互抵消、平衡。孩子对真实父母的了解越少，或者与父母的亲密互动越少，这种双重意象的矛盾就越发顽固。真实的父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时慈爱，有时急躁，有时善解人意，有时心不在焉。在寻常家庭亲密情感里长大的孩子，会很快地将“好”与“坏”的意象融合在一起，并且意识到，无论是在他人还是在自己心中，爱与恨、好与坏，都是混杂在一起的、不可分割。
精神病学家在品行不端、情绪失调的孩子身上发现，即便他们的父母确实冷漠无情、残酷暴戾，他们往往也会坚信这些“坏”父母其实是“好”的，并把父母的错误归咎于自己。这种对父母的理想化具有防御和保护的功能。年幼的孩子脆弱无助，难以接受没有成年人去爱他们、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的事实；如果事情确实如此，他们就会凭空想象出这样的成年人来。
温斯顿·丘吉尔将这种理想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这样描写自己的母亲：“她就像金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尽管她遥不可及。”[50]对母亲的这种浪漫主义印象在更为现实的问题面前就黯然失色了，在23岁的时候，他不得不正视母亲在金钱上的挥霍无度，并写信责备她的铺张浪费。但童年形成的意象不会轻易消失。至少在早年间，丘吉尔曾对女性持有浪漫的看法，而这来自对于他美丽的母亲的理想化。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的亲密朋友里没有女性。女性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很特殊。他与女性交往时非常浪漫。他喜欢美丽、迷人、魅力四射的女人，认为对这样的女人不该妄加分析、揣测。她们在品行上必然是完美无瑕的。我记得当我说他对女性的态度有些“天真”时，他对此颇感不快。他觉得这种评价用在他身上是一种冒犯，而用在我身上，他肯定觉得是一种赞扬。[51]
就像许多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年轻时的丘吉尔在与女性相处时有些手足无措，尽管他在结婚前至少与三个女孩有过感情纠葛。他在晚年时很少留意女性，甚至很少与她们讲话，但他对女性的浪漫态度依然存在，而且他把这种情怀都寄托在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身上。据说，他曾凝视着女王的照片沉思说道：“真是美丽动人。就算全世界的星探跑断了腿，恐怕也找不到比她更适合这个角色的人了。”[52]王室对他总有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尽管君主制在有识之士眼中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但丘吉尔就像他内战时期的先祖一样，一生都是坚定的王室支持者。他说自己是女王的仆人，这话毫无疑问是发自肺腑的。他对君主制的理想化甚至延伸到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王与女王身上。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将王室成员看作肉体凡胎（在这方面，他与许多其他英国子民是一样的），就像他很少把他的父母视为真实的人一样。
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父亲的理想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小男孩将美丽优雅又年轻的母亲看作仙女公主一般并不奇怪。不过，他的父亲尽管名声在外、才华横溢，却总是不认可自己年幼的儿子，甚至对他漠不关心，而丘吉尔却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这只能用上述的心理学机制来解释了。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曾写道：“父亲的意象被置于神坛之上，完美无缺、光芒万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一直在膜拜这个生疏的父亲。”[53]他的父亲与他形同陌路，从未与他亲密交谈过，除了责骂他以外，也很少给他写信。伦道夫勋爵因精神失常而瘫痪，最后撒手人寰的时候，丘吉尔只有20岁。他把父亲大部分的演讲都熟记于心，并于1906年出版了两卷父亲的传记。他的孝顺可以说是无人能及，但他孝顺的只是父亲的意象，而不是他生活中真正的父亲。
对于父母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孩子，往往会对这种缺失产生双重的反应，一面是理想化，另一面则是敌意。温斯顿·丘吉尔的顽固、任性，以及对权威的怨恨，从很早开始就显露苗头了。他在八岁生日前就被送去寄宿学校了，而从他早年的成绩单来看，学校明显成了他发泄敌意的对象，这种敌意原本指向的是自己的父母，但由于对父母的理想化，这种敌意从未表达出来。他总是迟到，屡教不改，留下了“多次迟到，行为可耻”的记录。在他早期的成绩单上，老师称他“总是调皮捣蛋”，后来称他“惹人讨厌”“非常顽劣”“粗心大意”“总是让所有人不堪其扰”以及“非常淘气”。[54]他在1882年11月入学，1884年夏季转学，他也写过自己有多讨厌那所学校。丘吉尔转学的原因可能是在那里遭受了虐待，因为校长是个有虐待倾向的牧师，很喜欢滥用自己的权威，常用桦木条鞭打小男孩的屁股，每次多达20下，而且以此为乐。这种残酷的惩罚却没能吓倒丘吉尔，很可能反而让他面对权威表现得更为叛逆。
有趣的是，从他早年从学校寄给家里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抱怨，只说自己过得很开心。虽然如此，他后来承认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寄宿学校里郁郁寡欢的小男孩往往会向父母隐瞒实情。他们对真实的世界知之甚少，这可能使他们误以为虐待与不理解是许多男孩应该承受的，感到不快乐是软弱的标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抑郁倾向的男孩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对于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的敌意很容易转向内部，变成对自己的攻击。他们自称开心，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他们很容易骗过粗心大意、不关心事实真相的父母。
抑郁与敌意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弗洛伊德之前，还没有人能窥探其中的奥秘。有些情感缺失的孩子长大后深受抑郁的困扰，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敌意。他们怨恨那些造成情感缺失的人，却不敢将这种怨恨表达出来，因为他们需要那些自己怨恨的人；稍有怨言，他们就会失去更多自己渴求的认可与爱。在抑郁发作时，这种敌意会转向内心，与自己作对，使抑郁症患者贬低自己，甚至断言自己毫无价值。“我做成了不少事，但最终一事无成。”
正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敌意，所以有些抑郁症患者会在外部世界寻找对手。如果有一个敌人，能让他们理直气壮地发泄怒火，便能缓解他们心中的郁闷。人们经常指责温斯顿·丘吉尔是好战分子，事实并非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非常渴望与敌人作战，如果能有一个劲敌，而此人在他心目中又是罪恶滔天，那么他就会充满斗志与活力。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劲敌，也许世上没有比一门心思地促成希特勒的覆灭更让丘吉尔快乐的事情了。因为这是他好不容易等来的一个机会，能够充分展现其旺盛的斗志。面前的对手是个可怕的暴君，仿佛被恶魔附身一般，丝毫不值得同情，而丘吉尔终于能够心安理得地给予对手沉重打击了。如果抑郁症患者随时都能与邪恶的敌人做斗争，他们就再也不会抑郁了。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对手却坏得不够彻底，因此他们始终对自己的敌意心怀愧疚。
丘吉尔对许多敌人都抱有宽宏大量的态度，说他的宽容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心态之上，并不算是一种毁谤。童年经历与丘吉尔相仿的人很熟悉屈辱与伤痛的感觉，虽然他们内心怀有敌意，但他们依然保有同情弱者的能力。如果滥杀无辜的希特勒侥幸逃过一劫，丘吉尔对他只会怀有无尽的憎恨，但丘吉尔却对其他手下败将怀有异乎寻常的同情。布伦丹·布拉肯就曾提到，在丘吉尔因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诽谤中伤而起诉对方时，他并没有因为胜诉而扬扬自得。相反，他显得闷闷不乐，因为他为对手败诉而锒铛入狱感到于心不忍。[55]尽管丘吉尔乐于对抗英国的敌人，但他对敌人的同情同样显而易见。在23岁时，他曾毫不犹豫地谴责基奇纳（Kitchener）将军在恩图曼[56]“对敌方伤员的残忍屠杀”，并且撰文批评基奇纳亵渎了马赫迪（Mahdi）的坟墓。[57]
对于性格结构与丘吉尔相似的人来说，这种攻击性与同情心的交替出现是一种典型的特征。丘吉尔为大英帝国深感自豪，但在他27岁的时候也曾写下“我们这些肆意妄为的帝国主义者，除了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开疆拓土以外，什么都不关心。”[58]他之所以发表这种批评，是因为读了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贫穷》（Poverty）一书，他看到帝国主义政客丝毫不在意那些食不果腹的工人阶级，因而大受触动。丘吉尔非常好斗，而且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不近人情，但他绝不是无情的人，如果他能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的疾苦，他往往怀有真诚的关切。他尤其同情囚犯，因为他很容易与他们感同身受。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提出过一项著名的举措，即改善“政治犯”（在当时，所谓的政治犯就是那些倡导妇女参与政权的人）的待遇。他发起了一项改革，准许那些因为交不起罚款而必须入狱服刑的人“延期付款”，并减少被判入狱的少年犯人数。他也呼吁监狱为囚犯举办讲座与音乐会，并主张为囚犯提供书籍。
丘吉尔对囚犯的同情与关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的亲身经历。在布尔战争期间，他曾经沦为布尔人[59]的战俘，做了阶下囚。他的牢狱之灾很快就结束了——他于11月15日被俘，于12月12日越狱，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的早年生活》中，他如此叙述了自己坐牢的经历：
战俘！在所有的囚犯之中，这不算是最倒霉的一种，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境地。你落入敌手，任人宰割。全凭他们人性未泯，你才得以苟活，而你每天能吃上一口面包，也须他们大发慈悲。你必须乖乖听从他们的命令，让你往东，你绝不能往西，让你待在原地，你绝不能挪动半步，一切都得按他们的心情行事，你只能耐心地等待转机。战事还没结束，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建功立业与冒险的机会在白白地流失。在监狱里，度日如年，时间走得像奄奄一息的蜈蚣一样慢。你对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书很难读得进去，更别提写作了。从早到晚，监狱里的生活漫长而无聊。
除此之外，即使在最舒适、管理最完善的监狱里，其整体的氛围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种不幸的境地里，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让狱友们争执不休，人际交往全无乐趣可言。铁窗铁网将你重重包围，守卫荷枪实弹、鹰视狼顾，层层规章制度让你寸步难行。如果你从未受过监禁，不知道囚徒之苦，一旦你被关进狭小的牢房，必然时时刻刻都会感到羞耻。我恨透了坐牢的分分秒秒，远超我对一生中其他岁月的厌恶。回顾那些日子，我总是对囚犯怀有最深切的同情。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经年累月生活在监狱中是何等的残酷，我简直无法想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去的岁月蹉跎成灰烬，未来的监禁时光依然永无止境……
在囚犯的心中，很容易生出灰暗的情绪……[60]
并非人人都对牢狱之灾有这种看法。有些人为了躲避世事烦忧，偏要主动选择坐牢；还有些人在狱中读书、自省，少有怨言。而那些抑郁缠身的人最是难以忍受丘吉尔所描述的那种痛苦，因为在牢狱之中，他们失去了支撑心灵的外界刺激，以及用以抵御先天倾向的冒险的机会，如此一来，他们便会陷入自己最为害怕的状态之中。
丘吉尔只有在忙碌、睡觉或者当众演讲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他从不与人闲聊，我们也很难想象他放松下来享受闲暇时光的样子。提起他的性情，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曾说，他必须忙个不停，否则就会坠入“焦躁与沮丧的黑暗深渊”。[61]早在1895年，丘吉尔曾在奥尔德肖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精神停滞的状态，即使提笔写信，也嫌费力劳神；除了月刊以外，我一本书也看不进去。当然，这与军旅生活的气氛不无关系，显然是军营里的严格纪律与一成不变的生活所导致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在这片灰心丧气的泥沼中，我只有将父亲的演讲一读再读，试图让自己振作起来，他的许多篇演讲，我已差不多烂熟于胸了。然而，我实在没有力气再去读其他严肃的著作了。[62]
军旅的纪律与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感到压抑，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会因此陷入抑郁，他才决心从政，放弃在军中建功立业的梦想。
我们之前提到过，丘吉尔不喜欢站在火车站台的边缘。他在下榻克拉里奇酒店时，也曾对莫兰承认，自己讨厌睡在阳台附近。“我不想寻短见，”他狡黠地笑道，“但那些念头，抑郁的念头，会不断地钻进我的脑海。”[63]他也不敢搭乘飞机，还喜欢引述约翰逊博士关于海上旅行的话：“乘船无异于坐牢，还多了溺水身亡的危险。”我们很容易发现丘吉尔对死亡的潜在关注，这种心态在性情抑郁的人身上是很典型的。年轻的时候，他曾以为自己会英年早逝，就像他的父亲那样。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想法归结为他对理想化父亲的认同；但在青春年少之时他深感人生苦短，这也是抑郁症的典型征兆。同样，他不喜欢去医院，并且很早就有疑病症的倾向。
1910年，路西·马斯特曼（Lucy Masterman）在谈到丘吉尔时说：“他觉得，他把全天下的致命疾病都得了个遍，总是要求吃流食，总是把死挂在嘴边。”海军上将庞德（Admiral Pound）去世时，丘吉尔说道：“死亡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馈赠。”[64]这不是说丘吉尔有自杀倾向——我们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但死亡似乎对他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而他不得不严加防范。那些不得不借助劳碌来保护自己免受抑郁折磨的人，通常暗自渴望得到永久的安宁与休憩；在冥后珀耳塞福涅（Proserpina）的花园中，“那筋疲力尽的河流终于能安详地在大海中找到最后的归宿”，这种平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
从很小的时候起，丘吉尔对权威的态度就是决不妥协、桀骜不驯。这种叛逆不仅是发泄敌意的方式，还是为了维护自尊——当时的那个小男孩，自知身体瘦弱，除了历史以外，别的学科也不甚出众，也许叛逆是他唯一能够维护自尊的方式了。但是，另一种维护，或者说赢得自尊的方式很快就出现了。尽管他在大多数学科上都成绩不佳，与他聪慧的天资大不相符，但他发现自己善于驾驭文字，而这种天赋成了他最重要的财富，让他一生都受益无穷。
在文字成为自我表达的主要方式之前，他在11岁时曾有学习大提琴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那音乐可能会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音乐家都知道，声音的世界提供了永恒的抚慰，而演奏乐器的能力既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是自尊的源泉。但丘吉尔早年对音乐的兴趣没有得到鼓励，很快就不了了之，他的音乐品位则停留在沙利文[65]与音乐厅歌曲的水平上。
丘吉尔对文字的态度以及对文字的运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议题。当他初识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的时候，他问她是否认同文字有一种奇妙的力量与神秘的音韵，与文字本身的意义无关。对丘吉尔来说，它们无疑有这样的魔力。文字的魔力成了他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萨特（Sartre）在自传里也记载过类似的心理过程：
从本质上讲，我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我从知识出发去认知客体。我觉得观念比事物更加真实，因为观念本身最先赋予我观念，而观念呈现自身的方式，就像事物一样。我在书中认识宇宙：经过同化、归类、标记、研究，宇宙依然震撼人心，而我分不清哪些是我阅读时产生的混乱体验，哪些是危险丛生的真实事件。因此，我花了30年才解开我唯心主义的谜团。[66]
终其一生，丘吉尔脑中的思想可谓源源不断。史末资[67]曾这样评价丘吉尔：“这就是为什么温斯顿是不可或缺的人。他很有想法。”丘吉尔的头脑极具想象力，在他的遣词造句中不难看出，他的辞藻非常华丽，远远超越了平淡无奇而又冷冰冰的事实。这也是他随时都需要受到顾问约束的原因。担任内政大臣时，他需要一众公务员的约束；担任首相时，他需要幕僚长们，尤其是阿兰布鲁克的约束。
在文学风格上，丘吉尔最初深受吉本的吸引，并有意模仿吉本的写作风格。此外，麦考利的著作也让他受益匪浅。他喜欢这些作家也不足为奇。在这两位作家里，吉本更富有才智、侧重现实、不偏不倚。他的词句结构优美，韵律感十足。了不起的是，吉本并没有滥用他的文学天赋来扭曲历史真相或鼓吹自己的偏见——除了他对基督教的不宽容以外。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许多年来一直都是历史研究的必读书目。在这一点上，麦考利与吉本不同，他利用文字的魅力向读者宣扬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是非常主观的。
丘吉尔深知自己的想象力容易让自己误入歧途，但他总能在别人的帮助下回到现实，尽管这往往需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争论。丘吉尔颇通韬略，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往往会干扰他的判断，使他无视逻辑上的可行性，而他用雄辩的言语包装观点的能力，必然会让他觉得那些想法更有说服力。借助仿佛拥有生命般的文字的魔力，他不仅能鼓舞他人，也能鼓舞自己。
艺术家与哲学家所创造的世界，可能是，也往往是人类生存中令人失望的顽固事实的替代品。如果丘吉尔没有生在贵族之家，那他可能会成为另一种不同的作家。由于他对别人不感兴趣，对人类心理的洞见也少得可怜，所以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但他能写出很棒的冒险故事，正如《我的早年生活》一样。尽管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自传，但其中不乏酣畅淋漓、令人大呼过瘾的部分。然而，丘吉尔把想象力全都放在了赫赫的战功与政治的权柄上，尽管他可以被评价为一名文学艺术家，但他的创造力也体现在社会改革、坦克的发明上，以及加里波利战役那样的战略构想上（那次战役的失败让他成了替罪羊）。
即便作为一名演说家，丘吉尔依然保留着书卷气。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我不是一个演说家，演说家应该出口成章。”[68]年轻时，出口成章可谓他最大的志向，但这个志向终究没有完全实现。在他的演讲中，尤其是1940年的演讲中，不少句子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但这些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不是他的唇舌。他总是精心写作讲稿，并牢记于心。在年轻时，他在演讲时总是非常紧张。他缺乏像劳合·乔治[69]（Lloyd George）那样平易近人的口才，但他为演讲所做的辛勤准备反映了他克服先天缺陷的决心，他决意逆天而行，不靠自己的天资获得成功。
最成功的现代作家之一——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曾说：“写作不是一项事业，而是不幸者的禀赋。”[70]并非所有艺术家都具有抑郁的气质，但那些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技艺驱赶“黑狗”的人，总会在新作完成之后立刻陷入一段抑郁的时期。在这段低谷期里，在他们再度开始创作之前，他们总会认为自己已经才思枯竭，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创的想法了，但假以时日，他们往往又会思如泉涌、兴会神到。被迫陷入低谷时，丘吉尔可能就是利用写作来对抗不可避免的抑郁的。说到他的绘画，这种心理机制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他在40岁那年才开始绘画。他开始借此消遣，正是基于一段时期的绝望。在他策划的加里波利战役失利之后，他于1915年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有好几个人目睹了这个过程。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写道：“他请我进入他的房间，然后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眼中满是绝望，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样子。似乎他心中的反叛精神与怒火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甚至没有辱骂费希尔[71]，只是叨念‘我完蛋了’。”[72]关于这段时期，丘吉尔本人也曾写道：
在这少有而漫长的闲暇时光里，我思索着这场可怕的战事。此时我一心想投入到行动中去，而残酷的命运让我不得不做一个旁观者，坐在前排的座位上，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悲剧的发生。就在这时，绘画的缪斯女神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既是出于好心，也是出于侠义的精神，因为她向来与我毫无干系。她说道：“这些小玩意儿，你可喜欢？有些人乐此不疲。”[73]
从那时起，绘画成了丘吉尔的一种重要的消遣，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总能给予他慰藉，并且抓住他的兴趣，为他提供持续的挑战。
精神分析很早就发现了好斗与抑郁之间的联系，以及抑郁症患者在处理好斗的冲动方面的困难。尽管创造性活动常常含有侵略性的成分，但这并不易于察觉，我们也很少会把绘画或作曲看作好斗的行为。对于我的说法，如果你们心怀疑虑，那就看看丘吉尔自己在《绘画遣怀》（Painting as a Pastime）中是如何谈论绘画的吧：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支很小的画笔，在调色板上调出了一点儿蓝色，郑重其事地在面前雪白的画布上画了一个豆大的点。我这一笔，像是一种挑衅，一种蓄意的挑衅，但又那么克制，那么犹豫，不敢轻举妄动，因而还不至于招致画布的抗议。在那一刻，门外传来了汽车的声响。迈着轻盈而敏捷的步伐从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莱弗里爵士（Sir John Lavery）那才华横溢的妻子。“画画呢！可你在犹豫什么？给我一支画笔——大的那支。”画笔在松节油里使劲涮了涮，再狠狠地戳进蓝色与白色的颜料里，狂乱的色彩在调色板上绽放开来——不再纯洁了。刷刷几下不羁、有力的笔触留下了几抹大大的蓝色，而先前不容冒犯的画布也显得服服帖帖了。任谁都能看出，它丝毫不敢反抗，在这位女士欢快又粗暴的气势之下，只得听天由命。画布在我面前露出了无助的苦笑。魔咒已破，先前近乎病态的拘谨就消失殆尽了。我抓起最大的一支画笔，带着狂暴的怒火，朝着我的受害者一通涂抹。从此以后，画布再也不会让我感到畏惧了。[74]
在后文中，他把绘画比作了打仗。这本小书的确是他写过的最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了。
丘吉尔偏爱气势磅礴、辞藻华丽的语言风格，这与他需要借助浪漫的想象来舒缓时常陷入的抑郁的心情不无关系。他在绘画时选择的色彩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不得不承认，我喜欢鲜明的色彩……我无法掩饰自己对那些色彩的偏爱。我为那些灿烂的色彩欢欣鼓舞，对那些被我冷落一旁的棕褐色深感抱歉。等我上了天堂以后，我打算先花一百万年在画画上，这才算是精通了这门技艺。到了那时，我所用的调色板还会变得更加鲜艳。我估计，橙黄与朱红就是上面最暗、最沉闷的颜色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系列更为美妙的新色彩，用它们画出来的画，肯定能让神明为之欣喜。[75]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讲，这就是一种“躁狂防御”。抑郁症患者的世界是阴郁、单调的，与之对应的是一个永远充满刺激与活力的世界，在那里，色彩更加鲜明、丰富，英雄勇敢无畏，其表达思想的言语也是妙语连珠、抑扬顿挫。在这本讲述绘画的书里，丘吉尔让我们窥见了他那绚丽多彩、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正如那个让人感到一无是处与“完蛋了”的绝望深渊一样，与现实相去甚远。
丘吉尔对这种躁狂世界的需要同样反映在了他的择友观上。他对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得主总是青睐有加，全然不顾对方的人品如何，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就像他内心世界里的英雄化身一样。他同样欣赏那些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冒险家，比如伯肯黑德勋爵（Lord Birkenhead）与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丘吉尔看人一向不准。那些头脑冷静、意志坚定、诚实可靠的人从来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他想要的是那些刺激、取悦与激励他的人。莫兰勋爵曾注意到，许多为丘吉尔看病的杰出医生，都因为沉默寡言而不受他的重视，但他却轻易对那些夸夸其谈、不遵守严谨科学范式的庸医言听计从。那些喜欢夸耀卖弄的外向者，尽管有时会让人筋疲力尽，但他们能为生活增光添彩，带来热情与活力。伯肯黑德勋爵那样的人能帮丘吉尔发现并维持他人格中躁狂的一面。
我们之前谈过，与丘吉尔心理结构类似的人会难以接受自己并非宇宙中心的现实。无论是与父母，还是之后与他人，他们都缺乏亲密的关系，所以始终保留着自我中心的倾向：自恋。每个婴儿在生命之初都处于唯我独尊的状态，但大多数孩子都会发展出更为成熟的情绪状态，他们不仅能意识到他人也有愿望与需求，而且明白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与他人的是相互作用、互为前提的。早年情感缺失的孩子不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他们对他人索求无度，却不知道给予相应的回报。丘吉尔对手下败将慷慨大度，对其他人却要求甚高、不近人情。他最爱的人是他自己，因为那个自我从小就不曾得到过满足。
精神分析师把这种性格称为“口唇期”性格，因为婴儿最早的需求是通过口唇获得满足的。一旦这些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口唇期的性格特点就会保留下来，这既是一种比喻，也具有真实的意义。有趣的是，在丘吉尔早年的一份成绩单上，老师说他“贪吃”，而且他也有过因为偷糖吃而挨揍的经历。终其一生，他总是不断地吃零食，即使不算酗酒成性，他也离不了酒。除此之外，他抽雪茄也抽得很厉害。对于他人的认可，他也是贪得无厌。他的密友都知道，如果丘吉尔给他们看一篇自己的手稿，他想要的无非是毫无保留的赞美，其中不能掺杂任何批评。如果友人对他的想法或作品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往往会受到他的责备：“你怎么不站在我这边呢？”他心中有一部分自我，依然渴望获得小时候从未得到的全然接纳，而这一部分自我依然把世界看作是非黑即白的，因此在他心目中，友谊与分歧是无法共存的。基于这种性格，他对待朋友极为忠诚，没有半句批评。正如布伦丹·布拉肯所说：“为了朋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在所不辞。”[76]而这也是他对朋友抱有的期望。他总是如饥似渴——渴望名望、赞扬、成功与权力；尽管这些他都得到了，但在风烛残年之中，种种迹象表明，他从没有把这些成就放在心上，始终没有感到过满足。
人们常说丘吉尔“缺乏触须”，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感受不够敏感。很多逸闻趣事都反映了这一点：他常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犯他人，因为他在社交场合忽视或冷落了他们。对场合与气氛的把握异常迟钝，正是自恋者的特征，他们就像幼儿一样，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在意那些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人。幼儿只关注自我需求的满足，不顾他人的感受，这种“自私”是情有可原的。丘吉尔在成年后依然保留了这种性格，这与他早年的情感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些“自私”的人，正是从未得到过满足的人。只有情感需求得到过满足的孩子，日后才能给予他人与索取程度相应的回报。丘吉尔曾对自己做出过精辟的评价：“我在自我表达上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自我节制。”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无法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如果他是个更有节制的人，就不会如此鼓舞人心。
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讨论过了丘吉尔是如何防止自己陷入那如影随形的抑郁的，莫兰勋爵也曾说过，丘吉尔这一辈子都在与抑郁做斗争。说到丘吉尔的心理特征，其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在于，他对抗抑郁的防御方式在总体上是非常有效的。尽管在年轻时，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深受抑郁的困扰，但他处理这种障碍的许多方法似乎都起了作用，让他在总体上脱离了意志消沉的泥沼，在年老力衰之前都不致被它淹没。然而，在他政坛失意的时期，最了解他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种种迹象表明，他在这段时期里喝酒喝得比往常更凶。但就目前的书面证据来看，他应对自身性情的方法的确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可能有些身边的人都未必能看出他在与抑郁做斗争。
在本章开篇之时，我曾提到过伟大的成就与抑郁气质之间的关系，学者应该对这种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真正探讨这个问题的人却很少。在精神病学的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能力超群、冲劲十足的人，以及一些在旁人看来即使不算快乐，但也不至于受任何神经症困扰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比一般人更有自信。他们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往往能成为众人的楷模，激励那些追随他的人。追随者将这样的领袖看作超人，对他们旺盛的精力羡慕不已，却从来没有问过到底是什么动力在推动着他们。然而，在权力之路上披荆斩棘的人都知道，野心勃勃的人往往非常脆弱，若有朝一日运气用尽，那他也将失败，而那些追逐权力的人，在私人友谊、情感关系方面的匮乏都极为可悲。单独来看，野心这种特质可能反映了一个人对于找到大显身手的舞台的渴望，但它也可能是一种着了魔似的力量，迫使这个人去建立更大的功业，但无论成就多大，都不会给他带来丝毫满足与安宁。这些成功人士极其善于隐藏他们内心承受的折磨，不仅能让旁人毫不知情，甚至还能瞒过自己，他们往往只会在咨询室里吐露心声。
厌倦了战争与重大的责任之后，阿兰布鲁克很乐于卸下重担，心满意足地享受居家与观鸟的退休生活。反观丘吉尔，他就非常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尽管早在1949年，他第一次中风发作之后，医生就建议他不应再追逐高位了。在这两个人中，谁的生活更快乐，谁的心态更平衡，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了。但若论及对全体国民的鼓舞，恐怕阿兰布鲁克会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自己远远不及丘吉尔。
丘吉尔的晚景被认为是非常凄凉的，他如此长寿，实在是一场悲剧。他于1955年4月退休以后，莫兰勋爵写道：“对于此后的生活，温斯顿丝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并且补充道：“也许历史学家会总结道，这说明他的品格中存在着某种弱点。”得出这种结论的历史学家，只能暴露自己对医学的无知。丘吉尔患有严重的脑动脉硬化症，正如莫兰勋爵所说，这种疾病会瓦解一个人的意志，不仅如此，还会使一个人应对其气质障碍的防御机制失效。在年老力衰的时候，多数人的性格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多疑者会变得偏执，狭隘者会变得急躁，抑郁者则会越来越难以从意志消沉的泥沼中挣脱。
莫兰勋爵的记录停在了丘吉尔去世的五年之前，因为“他在退休之后，终日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其中的细节最好不再提起”。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医生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提到丘吉尔不再读书，沉默不语，在炉火旁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副样子肯定是又陷入了抑郁的恍惚之中。过多披露丘吉尔临终前的医疗与精神细节，必然会使莫兰勋爵饱受同僚的批评，因为丘吉尔远非其他病例可比。可是，即便“黑狗”终究战胜了这位老人，那也是因为他大脑供血不足，无法继续有效运作，这只会加深我们对丘吉尔的敬意，因为他在年轻时为克服自身不足所付出的艰辛，实在是远超常人的想象，而性情为他增添的负担也远非常人可以承受。
此时此刻，精神分析理论就显露出它的不足了。因为即使我相信本章所述证据确凿、结论可靠，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丘吉尔那超人的勇气从何而来。终其一生，丘吉尔经受了许多挫折，即使不受“黑狗”纠缠的人，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恐怕也早已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了。然而，他顽强的决心、坚毅的精神、过人的勇气，使他得以在晚年之前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就像他捍卫自己深爱的祖国，战胜许多外国的强敌一样。
我们时常提到丘吉尔“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而且如莫兰所说，他在其中找到了真实感。在一段时期内，他是幸运的。因为在1940年，他一厢情愿的内心世界完全吻合外在的现实，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极为罕见的经历。这种经历与热恋相差无几，正如一个男人倾慕的对象与他内心最理想的女性意象毫无二致。1940年，丘吉尔成了他心中一直渴望成为的英雄。那是他的天赐良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英国需要的不是一个精明的、温和的稳健领袖，而是一个先知，一个英雄式的梦想家，一个在绝境中依然相信胜利在望的人。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之所以充满力量、鼓舞人心，还得归功于他心中那个浪漫的幻想世界，而他是真正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
[1] C. P. Snow, Variety of Men (London: Macmillan, 1967), p. 120.
[2] 即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第一代莫兰男爵。——译者注
[3] A. L. Rowse, The Early Churchills (London: Macmillan, 1956), pp. 227–28.
[4] Quoted in ibid., pp. 251–52.
[5] Quoted in ibid., pp. 241, 252.
[6] Quoted in ibid., p. 252.
[7] A. L. Rowse, The Later Churchills (London: Macmillan, 1958), pp. 287–88.
[8] 指1642～1651年发生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王党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政治斗争。——译者注
[9] Rowse, The Early Churchills, p. 29.
[10] Quoted in Lord Mora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London: Constable, 1966), p. 745.
[11] Ibid., p. 621.
[12] Quoted in Randolph S.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1 (London: Heinemann, 1966), p. 212.
[13] 约合1.69米。1英尺=30.48厘米，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14] Quoted in ibid., 2:69.
[15] W. H. Sheldon, The Varieties of Human Physique (New York: Harper, 1940); and The Varieties of Temperament (New York, Harper, 1942).
[16]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621.
[17] C. G.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vol. 6 of Collected Works, 20 vols., trans. R. F. C. Hul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3–79), vol. 6, para. 613.
[18] Ibid., paras. 613, 614.
[19] Snow, Variety of Men, p. 125.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陆军元帅。——译者注
[21] Quoted in Arthur Bryant, The Turn of the Tide (London: Collins, 1957), p. 25.
[22] Quoted in ibid., p. 707.
[23]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para. 613.
[24] 指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译者注
[25] Moran, Churchill, p. 167.
[26] Ibid., p. 745.
[27] Sarah Churchill, A Thread in the Tapestry (London: Deutsch, 1967), p. 17.
[28]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29]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译者注
[30] 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注
[31] Winston S. Churchill, Savrola (Bath: Cedric Chivers, 1973), pp. 39–40.
[32] Ibid., pp. 253–54.
[33] Ibid., p. 259.
[34] Ibid., pp. 42–43.
[35] Ibid., p. 41.
[36] R.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1:45.
[37] Quoted in ibid., p. 441.
[38] 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1894～1895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39] Quoted in ibid., p. 53.
[40] 约翰·里斯（John Reith），第一代里斯勋爵，英国广播公司（BBC）创始人。——译者注
[41] Lord Reith, television interview on BBC’s Face to Face.
[42]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的好友。——译者注
[43] Quoted in Violet Bonham Carter, Winston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London: Pan, 1967), p. 16.
[44]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776.
[45] Ibid., p. 778.
[46] 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国陆军少将。——译者注
[47] 沃尔特·汤普森（Walter Thompson），丘吉尔的保镖。——译者注
[48] Quoted in ibid., p. 433.
[49] Quoted in ibid., p. 247.
[50] Winston S. Churchill, My Early Life (London: Collins, 1959), p. 13.
[51] Carter,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p. 152.
[52]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203.
[53] Carter,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p. 28.
[54] R.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1:50–52.
[55] Moran, Churchill, pp. 744–45.
[56] 苏丹城市。——译者注
[57] W. Churchill, My Early Life, p. 234.
[58] Ibid.
[59] 阿非利卡人的旧称，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种族之一。——译者注
[60] Ibid., p. 265.
[61] Carter,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p. 23.
[62] Quoted in R. 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1:260.
[63]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167.
[64] Quoted in ibid., p. 122.
[65] 亚瑟·西摩·沙利文（Arthur Seymour Sullivan），英国轻歌剧作曲家。——译者注
[66] Jean-Paul Sartre, Words, trans. Irene Clephan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64), p. 37.
[67]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南非著名政治家和将军。——译者注
[68]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429.
[69] 英国首相。——译者注
[70] Georges Simenon, in Writers at Work,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vol. 1,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8), p. 132.
[71] 约翰·阿巴斯诺特·费希尔（John Arbuthnot Fisher），英国海军上将。——译者注
[72] Carter, Churchill As I Knew Him, p. 427.
[73] Winston S. Churchill, Painting as a Pastim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4), p. 20.
[74] Ibid., p. 21.
[75] Ibid., p. 29.
[76] Quoted in Moran, Churchill, p. 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