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思维方式冲突
夫妻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他们看待自己以及对方的方式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泰德与凯伦之间的差异。泰德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他非常重视生活中的秩序和预见性，凯伦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追求新奇和刺激。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会令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逼得夫妻关系出现隔阂。一对打算结婚的情侣在经历了如下事件之后来咨询我，而如下事件只是两人之间长期不和事件的一件。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中复述了这段争吵的对话，我们不妨看一下。
劳拉：你今晚会待在家里吗？我感觉我得了流感。
弗雷德：我已经答应要去拜访乔（一位同事）。
劳拉：[如果这点小忙他都不肯帮我，我如何能在遇到大问题时指望他？]你总是不愿意待在家里。我很少求你办事的。
弗雷德：[如果她因为这点小事就坚持让我待在家里，那发生大事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当我们有孩子时她会如何要求我？她真的是太蛮横无理了。如果每次都做出让步，我会感到窒息。]对不起，我真的必须去。
劳拉：[我无法指望他。我会在时机成熟时终止这段关系，去寻找我可以依赖的人。]你想去就去吧。我会找别人来陪我。
由于人们的工作背景不同（比如劳拉是一所私立走读学校的美术老师，而弗雷德是一名程序员），他们看待同一种情况的方式截然不同，而且各自的视角会将对方的观点完全屏蔽掉。双方都无视了另一方赋予眼下情况的意义，因此倾向于负面解读另一方的行为，倘若他们更加相互理解，便不会如此。由于弗雷德未意识到劳拉对被抛弃的担忧，所以他认为劳拉既任性又控制欲十足；而劳拉没有认识到自己“侵犯”对方自由的行为让弗雷德觉得受到了威胁，因而认为他既自私又不善解人意。
另外，他们都深信自己解读得合情合理，道理显而易见，而另一方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显然不可理喻。劳拉认为，如果弗雷德不能满足自己小小的请求，那么在出现严重情况时就无法指望他帮忙，她认为自己的这一逻辑无懈可击。弗雷德认为，人人都看得出来，如果自己被迫去满足小小的请求，就意味着自己今后将被置于婚姻的禁锢之中而束手束脚。
他们原本可以倾听和了解对方心声，从而得到正确的反馈，然而自己关闭了心门。因此，他们都在徒劳地抨击对方，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观念。双方都认为另一方有错——刻薄、自私又品行恶劣，因而两人的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两人不断攻击对方，只能加深彼此的逆反心理，强化负面认识的同时走向极端。双方的立场终将彻底两极分化，固化自己的自我中心意识。双方均认定对方“无可救药”且“难以容忍”，并预见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悲惨下场。
可以看出，劳拉和弗雷德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他们的矛盾恰巧击中了双方的弱点。劳拉注重人际关系，她通过社交互动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因而弗雷德的离家让她感觉受到威胁。弗雷德更加自主，因而更加看重个人的自由、来去自如和自我满足。在他看来，劳拉黏人的性格让他不太自在。对于劳拉来说，弗雷德表现出的独立代表着她将遭到遗弃；而对于弗雷德来说，劳拉的依赖代表着他将受到束缚。
由于性格方面的差异（劳拉爱交际且依赖性强，弗雷德喜欢无拘无束），他们无法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问题，因此这种冲突在所难免。另外，由于各人的观察视角相对固定，所以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对当前情况的解读。
已婚人士经常会说：“我就是不能理解我的丈夫（妻子）。”一般而言，无论是丈夫的视角还是妻子的视角，貌似都各有道理。如果不理解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夫妻双方在冲突中往往会对对方产生敌意。他们无法意识到双方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情境，也无法意识到对方并非不怀好意。
研究表明，劳拉和弗雷德所经历的这种性格冲突并不罕见。例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已证明，[1]妻子往往更多关注人际关系（社会依赖性格），丈夫则更具独立性。尽管这样，与性格差异相关的认识也可以随时调整，尽量减少婚姻中产生的摩擦。至少夫妻双方可以充分考虑彼此的性格差异，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威胁。
性格不合的问题可通过马乔丽与肯恩之间的冲突加以说明。作为曾经的大学校花，马乔丽却没有足够的信心独立应对一些事情。但她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女强人”，能够独立自强。她常认为其他人比自己更自信，不免感到自惭形秽。肯恩曾是一名校篮球明星，他的个性与马乔丽恰恰相反，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他认为包括马乔丽在内的其他人相对弱势，需要他的关照。
如下的对话背景是，马乔丽想要在墙上挂一幅画，但自己在墙上钉钉子有点吃力。
肯恩：[她遇到了麻烦，我最好帮她一下。]让我来帮你。
马乔丽：[他对我的能力没有信心。]不需要，我完全可以自己做到（带着怒气）。
肯恩：你怎么了？我只是想帮一下忙。
马乔丽：你总是这样，你觉得我一无是处。
肯恩：你连一颗钉子都敲不正（笑着说道）。
马乔丽：你又来了——总是贬低我。
肯恩：我只是想帮你一下。
对肯恩的帮忙，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马乔丽挂画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也能完成一些体力活；事实上，她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独立，以此得到肯恩的夸奖，而肯恩的帮忙让她不禁感到自己的无能。在看待肯恩不相信马乔丽的动手能力上，尽管双方都没有错，但肯恩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体谅对方，马乔丽却将肯恩的主动帮忙视作一种多管闲事、施恩于人的姿态。肯恩原本出于帮忙的无心之举却伤害了两人的感情，形成了敌对情绪。
双方都认为对方怀有恶意，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烦恼。马乔丽认为肯恩是在干预并控制自己，肯恩则认为马乔丽不懂得感激且态度傲慢（在过去，她总是依赖于他，而他也很乐于伸出援手，彰显自己能力过人）。
这种给对方贴负面标签的做法在婚姻当中非常普遍。马里兰大学心理学家诺曼·爱泼斯坦（Norman Epstein）和他的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误解产生时，关系紧张的夫妻更有可能将负面的动机归咎于对方，而关系正常的夫妻一般不会这样。[2]
[1] C.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R.Berley and N.Jacobson, “Causal Attribution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P.Kendall, ed., Advances in Cognitive-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herapy, vol.3.(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N.Epstein, “Depression and Marital Dysfunction: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Vant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3 (1984): 86–104.N.Epstein, J.L.Pretzer, and B.Fleming, “The Role of Cognitive Appraisal in Self-Reports of Marit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herapy 18 (1987): 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