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言先攀附后打击

　　严嵩的这些行为令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非常不满。在夏言眼里，严嵩就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只会吟诗赋词讨好皇上，就和宋代高俅踢球当上太尉一个德行，让人不服。

　　夏言，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史上有言“豪迈强直， 纵横辩博”，即夏言是个天才，口才好，文笔好。夏言初授行人，后任兵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主要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

　　嘉靖帝继位后，夏言疏陈武宗朝弊政，得到嘉靖帝的赏识。在“大礼议”事件中，因和张璁等人力挺嘉靖而受宠，升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又擢为首辅。

　　夏言以正直敢言闻名朝野，最著名的有三次进言。正德以来，皇上很少亲自批阅大臣的奏折，大都是内阁代为批阅，因此逐步形成了内阁权力过大、皇权被一步步束之高阁的尴尬局面。为了解决这一弊端，在嘉靖继位之初，夏言立即上书进言，要求皇上每天亲自批阅奏折，说：“自正德（1506—1521）年间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是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

　　第二次进言，是他认为皇帝身边的侍卫过多，和平年代不需要那么多的守卫人员，为给国库减负，他建议皇上首先裁减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为此，他先后多次上书，陈述九条意见。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当时京城的守卫人员首次裁汰达三千二百人，京城治安秩序因此得以稳定。

　　在弹劾贪官污吏上，他也是敢于直言的。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发现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肆意侵吞民产。返朝后，他就上奏，要求严惩元凶，前后上书七次。对此，嘉靖帝大为赞赏，他的这些意见都被采纳。

　　夏言受赏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嘉靖热衷道教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近乎痴迷，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而是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在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青词的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内容看不看得懂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

　　青词就像是嘉靖帝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但夏言文笔好，对青词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

　　顾鼎臣（与严嵩同年科举，夺得状元）虽然写青词也写得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嘉靖二十六年（1547），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

　　原本夏言与严嵩的关系没那么僵，因为他俩年龄相仿，同出江西，算得上同乡，而且夏言进内阁早，对严嵩还有提携之恩。夏言于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不久成为首辅，还保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

　　严嵩虽然受恩于夏言，但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看似平静，实则危险。对此，两人心知肚明。严嵩机深谋远、能屈能伸、能荣能辱、能人能鬼，有时谦卑到令人作呕。严嵩表面上对夏言百般讨好，其实背后经常给夏言下绊子。

　　而夏言性格疏放、态度倨傲，几乎有点不近人情，视严嵩如草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明史》记载，严嵩请夏言赴宴，亲携书启到相府，夏言不让他进门，他就跪在门口，将邀请函高声诵读一遍。

　　夏言虽然很清楚严嵩的为人，但从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

　　《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夏言曾经在官场上三起三落，可每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

　　严嵩平时显得低调，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他表面对夏言很恭敬，但面对夏言这个“拦路虎”，他痛下决心要彻底移开，一心寻找种种机会陷害夏言。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嘉靖帝在一次祭天仪式中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祭祀完后，就把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等众臣。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向嘉靖献殷勤，他还在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你的呢？”

　　夏言可不会搞这一套，就像平时一样照常上朝，不但没有回答嘉靖的问题，反而对严嵩怒斥道：“堂堂朝廷，居然搞得个个道士般，成何体统。”严嵩受到批评后，不敢多言，但发现皇上也有些不高兴，便认定皇上对夏言也有怨气。

　　嘉靖皇帝疏远夏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于青词，夏言写着写着就烦了，恶心了，于是开始随便糊弄。这正好给了严嵩可乘之机。

　　严嵩一逮着机会，就在皇帝面前狠狠打夏言的小报告，并且无中生有，大肆添油加醋。嘉靖皇帝本对夏言有些不满，经过这样的挑拨，开始疏远夏言。就这样，严嵩告了夏言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微服出巡，却没有按时到。严嵩又一次收买皇帝信任的道士，煽风点火。于是夏言被撤职，严嵩成了首辅大臣。可是由于严嵩的行为太嚣张放肆，引起嘉靖的警觉，于是嘉靖很快又将夏言官复原职，将严嵩降为次辅。

　　夏言的明显缺点是高傲，在朝政波谲云诡，尤其内阁一片混战互掐的环境中，后果是致命的。他连严嵩都看不起，就更看不起那些内廷的宦官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里传个旨什么的，严嵩都会很热情地接待。他不仅经常塞钱贿赂太监，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所以皇帝在皇宫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这一点上，夏言刚好与严嵩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有一个非常有喜感的官职——言官。言官，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属于监察系统，在大明王朝，他们的力量庞大，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他们的骂功特别强。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的功夫极高，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于是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

　　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一百一十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什么都管。由于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到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朱元璋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作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这帮人的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为了防止他们徇私枉法，朱元璋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认死理的道学先生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用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长官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乍一听，八府的巡按，官一定很大，其实这就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但权极大。

　　如果他们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那么他们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他们不管具体事情，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而皇帝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在严嵩的一系列运作下，这些言官竟然也站到了反夏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