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杰夫·戴尔

当作家获得了一定声誉后，有时会被说服出版自己的“偶发作品”（即他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零散文章）。一般情况下，作者只会勉强而谦虚地表示同意——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就“带着应有的谦卑”——因为这种拼凑之作被认为是一种相当低级的作品，几乎都算不上正儿八经的著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弱智的地狱》（The Moronic Inferno）。

但就我自己的情况，以及我对该书所收集的作品的看法而言，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在我开始为杂志和报纸撰稿的同时，我就希望这些零散的文章有一天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我特别希望如此，是因为我几乎从不读报纸或杂志。如果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欣赏的作家的作品，我很少会去读。但当我浏览即将出版的书籍的目录时，吸引我眼球的恰恰是那些我曾经忽略的、最初发表时我还未阅读的作品集。因为我更喜欢以书的形式阅读别人的零散文章，所以我也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以这种方式被呈现出来，这绝非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上世纪90年代末，当我第一次与英国的编辑探讨这一可能性时，他就问过我，这些片段是否相互关联，能否找到某种方式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拼凑成一本明确围绕特定主题的连贯作品。例如，有没有可能把我的摄影作品评论编成一本书，或者将那些谈论美国作家的文章结集成一部专著？

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样不算最理想的做法，因为确切地说，我更加渴望在一本书中体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范围之广，不受约束。我希望这本书——1999年以《盎格鲁-英国人的态度》（Anglo-English Attitudes）的形式出版——能够证明：我全部的职业生涯如何彻底地逃避任何专注、专业化或连续性，除非是我自己的愿望使然；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随意写下我碰巧感兴趣的任何东西。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我而言，写作一直是一种无职业的自由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这种表面上的杂乱甚至可能会给整部作品带来某种统一性或连贯性。我认为，文章的种类越是繁杂，显然就越是有必要将其看作是一个人的作品——因为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些都是由同一个人创作。如果说在我文学创作的（非）职业生涯中有哪一点让自己感到骄傲的话，恰恰是我写了那么多不同种类的作品。将这些零散的文章集合成一部作品，无疑能进一步证明我的兴趣是多么自由和广泛。这样的作品集也表明，我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导师约翰·伯格（John Berger），并一直以他为榜样进行创作。我曾经写过一本专门评论伯格写作风格的小书《讲述的方式》（Ways of Telling），其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伯格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就众多不同的主题进行写作，这不仅表明了他的能力，也正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功之处。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为自己争取的那种成功和自由。在介绍自己评论法国作家和思想家的文集《巴黎之语》（The Word from Paris）一书时，约翰·斯特罗克建议说，文学记者“如果有一片已知的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不是声称自己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从而有资格撰写有关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文章，那他们就会在职业上做得很好”。如果斯特罗克是对的——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对的——那么让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显然一直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人们常常把作家自己真正的作品（即他们为自己创作而得的作品）和他们为钱而写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能够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为自己写作。但这儿也要再次申明，我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为大部分新闻报纸和杂志撰写的文章也完全都是为自己而写作。艾米斯曾经坦陈自己的作品《弱智的地狱》是用“左手”写就的。换言之，收集在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是为向他约稿的出版物的特定读者量身定做的。而我这本书中的作品都是用右手完成的，我没有因为读者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初衷（当然，我这里用了修辞语言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我天生就是左撇子，只能用左手写字）。说实在的，我一直都如此，在写作时很少考虑特定出版物的假定读者有什么特殊需求。决定这些文章的形式和风格的要素始终是主题或意境，而不是它们的出版目的或者读者偏好。通常情况下，这些作品不会为任何机构特意设计。我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寄出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冒险投稿——也像我完成一篇短篇小说后将它寄给出版机构一样，希望最终有人会接受它们。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深受感动——这种经历可能会给诗人带来灵感——我的本能就是在一篇文章中清晰地表达和分析这一事件。写作这一过程让我感到无拘无束，随心舒适。这些文章是我自己最喜欢阅读和引以为豪的作品。离开大学时，我以为当作家就意味着写长篇小说，或者是专门评论其他作家的长篇小说。几年后，在我一直认为是自己智识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也就是靠救济金生活在布里克斯顿的那段时期），我发现了罗兰·巴特、瓦尔特·本雅明、尼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更重要的是，还有伯格，这让我意识到还有另一种成为作家的方式，一种让我渴望的创作方式。一如阿道司·赫胥黎那样，我认为自己属于“那种足够聪明的散文家，能够创作一种非常有限的虚构作品，得以蒙混过关，步入作家的行列”。此外，对我来说，长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的生活，从来没有像创作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或者分时期创作不同的虚构作品）的作家的生活那样吸引我。有什么能比第一天写一篇关于长篇小说或展览的评论，接着第二天又去莫斯科报道一架米格-29型飞机更精彩的创作生活呢？这样看来，我这位衣服肘部有皮革补丁、抽着烟斗的文字工作者，似乎是一件已经远离我们的遥远文学时代的遗物或化石。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自由职业的风格体现了当代作家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如果说这本文集以某种方式代表了我的创作风格，让读者得以洞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作家的思想，这算不算狂妄之语？

二十岁那年，当我读到哈兹里特的文章《与诗人的第一次接触》（First Acquaintance with Poets）时，立刻意识到自己就想追随这个“虚度一生，只会读书、看画、看戏剧，然后聆听、思考、写作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的作家的生活方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呢（当然，你完全可以用“电影”代替“戏剧”）？这种生活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你一直在学院之外闲逛，无意进入所谓的“学院派”，这样就不会受到专业（主流）强加给你的限制或者生硬的方法带来的一些阻碍。我越来越能适应自己天性的变化无常，也喜欢上了自己不断变化的方式。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的兴趣导致我接着对另一件事产生好奇。事实上，我是如此执着于新的兴趣，以至常常不再注意先前使我神魂颠倒的东西。就是在这种觉醒和放弃的兴趣转换过程中，一种偶然随意的叙述方式有望在接下来的书页中被呈现出来。

本书收集的作品选自在英国出版的两部散文集：《盎格鲁-英国人的态度》（Anglo-English Attitudes，包含1984年至1999年创作的文章）和《经营房间》（Working the Room，包括1999年至2009年的文章）。希望十年后，当我六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创作足够多的新作品以出版第三部文集。所以，我在这个特别空闲的位置上也有任期——更确切地说，我占据了好几个位置呢。这是我一生的工作，也是我全部的生活。我几乎每天都在惊叹，竟然还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度过一生！

我的工作方式在过去二十年里没有改变，但是我工作环境的一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过去十年里，我被邀请为好几本书作序，包括再版的文学名著，也有摄影专著和专题册。我很乐于这样做。要特别感谢编辑们，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听说我对丽贝卡·韦斯特、理查德·艾维登或其他人感兴趣，并给我机会介绍他们的作品，让我有幸和他们分享一本书的封面。我认为这是一个读者能享受到的最大特权了，即使这稍稍削弱了“不速之客”的形象——正如我在本书后面的一篇文章中所声称的那样。

于伦敦，2010年6月

注释

[1]约翰·斯特罗克（John Anning Leng Sturrock，1930—2017），英国作家、编辑、评论家。——编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则均为编者注）

[2]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

[3]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

[4]理查德·艾维登（Richard Avedon，1923—2004），美国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