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科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科学的解读始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识：科学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产物，它不是自发产生的、非人类的、拥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事物”。科学起源于人类的动机，科学的目标就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并发展的。科学的定理、结构和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事实的性质，还取决于进行这些发现者的人性。心理学家，尤其是拥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自然而然地亲自了解他的研究对象。他会通过研究人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抽象概念去探究他的实验对象。科学家对于科学课题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事实却不尽然，他们坚持主张科学是完全自主并能自我调节的事物，并且认为科学是一场公平的游戏，像象棋一样遵循固有且专制的规则。心理学家必须认识到，这样的想法既不切实际又虚妄错误，甚至可谓与经验相悖。
在本章中，我会先明确一些十分重要的自明之理，它们是构成本书命题的依据。随后，我会讨论本书命题的一些含义和结果。
科学家的心理
科学家的动机
与构成人类物种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是被需求所驱动的：科学家有对食物、安全、保护、关心、群居、情感关系、尊重、地位、身份、自尊、自我实现和发挥自身特有或人类共有的潜能的需要。心理学家对这些需要非常了解，因为一旦这些需要遭遇挫折就会滋生精神疾病。
人类还有对知识的需要（即好奇心）和对理解的需要（即对哲学、神学、构建价值系统解释的需要）。对于这些需要的研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它们的存在。
最后，我们所知最少的是对美和对称的冲动，以及对简洁、完满和秩序的冲动。我们将这些冲动成为美学需要。对表达、表现和追求尽善尽美的需要可能也与美学需要相关。
目前看来，似乎所有其他的需要、欲望和内驱力要么是为了实现上述需要的手段，要么是神经症或者某种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然，科学心理学家最关心的是认知需求。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正是人类持续不断的好奇心推动了科学的向前发展。同时，人类持续不断的对理解、解释和系统化的需求催生了更为理论化和抽象化的科学的产生。但是，只有后者提到的对理论化的需求才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单纯的好奇心在动物身上也十分常见。
但是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也离不开其他动机的参与。人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是：最初将科学理论化的人认为，科学主要是帮助人类的工具。例如，培根（Bacon）曾期望通过科学来有效地治疗疾病和极大地减轻贫困。我们还可以看到，哪怕在古希腊科学中，尽管柏拉图式纯粹而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但当时注重现实和人本主义的那股力量也同样强大。我们常常看到，对人类的身份感和归属感以及对人类的强烈热爱，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主要动机。就如同全身投入的社会工作者或医学工作者一样，投身科学之人所抱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人们。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一点是：任何其他的人类需要都可以成为投身科学，为科学奋斗，甚至为科学奉献一生的主要动机。当然，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威望的来源、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一种满足神经症需要的方法。
大多数人一般不会只受某个最重要的动机的促动，而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动机的同时促动。无论分析哪位科学家，我们最好这样假设：他的工作不仅受对科学的热爱的促动，也出于单纯的好奇心；不仅是为了获得名望，也为了谋得生计，等等。
理性与冲动的协同性
无论如何，将理性和动物性一分为二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了。因为对于人类动物来说，理性和进食一样，具有强烈的动物性。冲动与理性判断未必形成对立，因为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冲动。总之，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于健康的人类而言，理性与冲动具有协同性，且两者强烈地倾向于异曲同工，而非背道而驰。非理性不一定是无理性或反理性，它往往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长久以来的分歧和对立，通常是拜社会和个人的病态所赐。
人对爱与尊重的需求与对真相的需求同样“神圣”。“纯”科学的内在价值与“人本主义”科学相比，既没有胜过一筹，也没有相形失色。人类对两者有同等的需求，且并不需要将它们一分为二。我们在享受科学的同时，可以轻而易举地积德行善。古希腊人对理性的尊崇并没有错，只是过于排他。亚里士多德没能发现，其实爱与理性都是富有人性的。
偶然情况下，认知需求的满足和情感需求的满足之间会产生暂时性冲突。这些情况为我们提出的是整合与协调的问题，而非冲突和对抗的问题。有时，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公正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危害到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需求的满足，例如对安全需求的满足。我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如原子弹般显而易见的例子，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即科学本身包含着一套价值体系。毕竟，“纯”科学家的研究方式并不能到达爱因斯坦或牛顿那样的高度；他们更像集中营里“纳粹”科学家，又或好莱坞电影中疯人科学家的样子。对于真理和科学更完整、更人本、更超验的定义也许可以被找到。“为科学而科学”可谓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病态。
科学的多元性
就像对待社交生活、职业和婚姻一样，在科学工作中，人们也寻求多种多样的满足感。无论是老人还是少年，无论英勇之人还是羞怯之辈，无论出于责任感还是为了找乐子，人们总能在科学的诸多方面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一面。有些人希望直接在科学中寻求人道主义目标，而另一些人则看中科学超脱个人感情、非人类的特质。一些人注重科学中分明的条理和缜密的逻辑，而另一些人则更重视内容，精确和优美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更希望了解的是形式背后更为重要的内容。一些人想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而另一些人则更偏向定居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更愿意组织、整理并维护已赢得的领地。一些人在科学中寻求安全感，而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刺激。正如我们无法给“理想的妻子”做出简单的定义，同样，我们也无法给理想的科学或科学家、理想的科学方法论、理想科研课题、理想的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等下出简单的定义。又如，我们认同一般的婚姻，但每个人对婚姻也有自己个人的选择和趣味。同样，我们对于科学也可以抱有多元论的态度。
对于科学，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如下几种功能：
科学功能的多重性必然要求我们有所分工，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兼顾以上所有的方面。分工劳动需要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的品味、能力和技术。
兴趣可以反映和表达不同的人格和性格，对科学不同领域的兴趣也是如此。例如，有人选择物理学而有人选择人类学。哪怕在同一科学领域，人们也会选择不同的细分方向，例如，有人选择鸟类学而有人选择基因学。在同一方向内对于主攻课题的不同选择也体现了兴趣对人格和性格的反映，只不过程度可能相对较低。例如，有人选择倒摄抑制而有人选择顿悟。此外，对研究的方法、材料、精确程度、适用性和实用性、是否贴近目前人类的关切等方面的选择也可以作此体现。
在科学中，我们都相互补充并彼此需要。如果每个人都倾向研究物理学而不是生物学，科学就不可能实现进步。因此，科学研究方面人们存在着不同兴趣乃是一件幸事，就像每个人喜欢不同的气候或者不同的乐器一样。正因为有人喜欢小提琴而有人喜欢单簧管或鼓，交响乐才得以产生。而广义的科学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们存在不同的兴趣。同艺术、哲学、政治一样，科学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或者我更愿意说“科学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人才”），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哪怕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都有特别的用处，因为疾病可以赋予他不同的感知事物的方式。
对科学而言，一元论的压力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一元论的影响下，“关于人类的知识”通常会变成“关于自己的知识”。我们过度倾向于将自己的兴趣、成见和希望投射在整个宇宙上面去。比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通过他们对不同领域的选择表明，他们在诸多重要的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正因为这种兴趣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预估，他们在对科学的定义、方法论以及对科学的目标和价值观方面都会有所不同。显然，正如在人类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在科学的领域，我们也需要保持同样的包容度和接受度。
从心理学角度解读科学的含义
对科学家的研究
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对科学的研究的一个基本——甚至是必要——的方面。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从某种程度讲，是人性某些方面的投射的放大，因此任何这些方面的知识的加增都会被自动地放大许多倍。例如，每门科学和每门科学包含的每个方面，都会随着如下领域知识的进步受到影响：（1）偏向性和客观性的性质，（2）抽象化过程的性质，（3）创造力的性质，（4）对社会文化的适应性以及科学家对这种适应性的反抗，（5）愿望、希望、焦虑、期待对感知造成的混淆，（6）科学家的角色和地位，（7）我们文化中的反智主义，（8）信仰、信念、信心、确信等的性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早已提及的问题，尤其是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
科学和人类的价值
人类的价值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本身是一套价值体系。人类对于情感、认知、表达和审美的需要既是科学的本源，也是科学的目标。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一种“价值”。对于安全的热爱是如此，对于真相和确信的热爱也是如此。就像对于能工巧匠、艺术家或哲学家一样，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而言，对于简洁明了、用语精炼、文笔优美、朴素易懂、严谨精确、干净利落的审美需要的满足代表了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共同享有我们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价值观的共享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这些价值观包括：诚实，人文主义，尊重个人，社会服务，民主地尊重个人做出选择的权力（即便是错误的选择），追求生命和健康，缓解痛苦，承认他人的功劳，分享荣誉，运动员精神，公平公正，等等。
显然，我们需要给“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观察”这两个术语重新下定义。“排除价值”的本意是排除神学和其他独裁势力的教条，因为这些教条会对事实过早地做出判断。这种做法如今依然很有必要，因为我们仍然希望事实尽可能地不受混淆。如果说有组织的宗教在今时今日对于科学的威胁已经微弱无力，但我们还要与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教条作斗争。
理解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现在已知的防止我们对自然、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感知受到人类价值观混淆的唯一方法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价值，理解它们对我们感知的影响，并基于这种理解作出必要的纠正。（所谓混淆，我指的是混淆精神性的决定因素和现实性的决定因素，同时我们要对后者进行保留。）对价值观、需要和愿望、偏见、恐惧、兴趣、以及精神症的研究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个论点必须还要包含全人类所共有的倾向，即抽象化，分类，发现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总体上有选择性地关注现实并按照人类自己的兴趣、需要、愿望和恐惧来改组和重组现实。以这种方式将我们的感知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有些方面是可取和有用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和有害的。因为，虽然这种做法可以将现实的一些方面鲜明地凸显，但同时也会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晦暗不明的状态。我们必须知道，尽管自然会给予我们分类的线索，并且它有时还存在“天然”的分界线。但这些线索只能最低限度地给我们提供帮助，并且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很多时候，我们必须需要创造某种分类，或者把某种分类强行加诸于自然。在如此做时，我们不仅要遵循自然界提供的线索，还要遵循我们的自己的人性，以及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价值观、偏见和兴趣。科学的目的是要将人类的决定因素对理论的影响降到最低，而我们只能通过很好地了解这些因素来达到科学的目的，而不是否定这些因素的影响。
那些惴惴不安的纯粹的科学家听到这点应该感到宽心，因为关于价值观的所有令人不安的讨论的宗旨，都在于更好地达到这些科学家的目标，即精进我们对于自然的知识，并通过研究探索知识之人，来去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
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
人类心理学的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的规律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但在另一些方面又大相径庭。虽然人类生活在自然世界中，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和自然界的规则与规律必须完全一致。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类当然需要对前者作出让步，但这种让步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拥有与自然界不同的内在规律。诸如愿望、恐惧、梦想、希望的人类情感与鹅卵石、金属丝线、温度、原子所代表的自然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规律；哲学构建的方式与桥梁构件的方式不同；对于家庭和晶体的研究要采取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动机和价值观的讨论不是为了要将非人类的自然主观化或心理学化，但我们必须将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自然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而存在，既不会心怀仁慈，也不会心怀恶毒。自然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功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也没有意动或情感的倾向。哪怕有一天人类全部消失（这并非是不可能的），这种自然界的现实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去认识事实的做法，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可取的：无论对“纯粹”而不偏不倚的好奇心的角度，还是从通过预测和控制现实以立刻达到人类目的的角度，这种做法都是恰当的。康德曾无比正确地主张：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非人类的现实，但我们可以尽量地、或多或少地接近完全程度的理解。
科学社会学
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学研究需要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如果科学家在某些方面是由文化变量决定的，那么他们的成果也会如此。在何种程度上科学需要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之人的贡献？在何种程度上科学家必须摆脱自己的文化背景，以便更真实地感知？在何种程度上科学家必须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美国人？在何种程度上科学家的成果是由他们的所属的阶级和等级决定的？想要更好地理解文化对于感知自然的干扰作用，我们就必须要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
认识现实的各种方法
科学仅仅是认识自然、社会和心理学现实的一种方法。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是挖沟渠的工人，都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需要受到与科学家们一样程度的鼓励。这些身份不应当被视作是相互排斥的，更不应当被视作是应当分离开来的。如果一位科学家同时身兼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身份，那么与拘泥于一种身份的其他科学家相比，他无疑是更为进步的。
如果我们本着这种心理学多元论的方法，将科学视作由不同才能、动机和兴趣组成的交响乐，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专攻批判和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与研究纯理论的科学家之间的差别，要小于后者与纯粹技术型科学家的差别。提出系统性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或诗人与心理学家的差别，肯定要小于后者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别。科学历史学家可能是科学家也可能是历史学家，不拘哪个。仔细研究小说个案情节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收益，可能比从事抽象研究或实验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收益更多。
我认为，没有必要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我们甚至无法以是否进行科学实验为标准来定义科学家，因为有太多顶着科学家的头衔谋生的人，可能从未进行过任何真正的科学实验。初中化学老师自认为是名化学家，可他从未在化学领域有过任何新的发现。他所做的仅仅是阅读化学期刊，并照本宣科地重复他人的实验而已。相比而言，一名心怀好奇地在自家地下室里鼓捣实验的12岁的中学生，或者一名对广告内容存疑并想办法核实其功效的家庭主妇，都比这位化学老师更像是一位科学家。
研究中心的主任还可以继续被称为科学家吗？他的时间可能已完全用于行政管理和组织性工作，但是他仍然愿意自称为科学家。
如果说，理想的科学家汇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检验者和实验者、哲学体系的建设者、历史学者、技术专家、组织者、教育写作宣传家、应用者和鉴赏者于一身，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绝非一人之功，而是需要一支至少由九个人组成的团队来完成上述的功能，并且这九个人都不必是全知全能的科学家！
尽管上述例子证明科学家—非科学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从长远来看，过于专精一个领域的人通常不会有太高的建树，因为一个完整的人会因过于狭隘而受苦。普通且全面的健康之人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比普通的残疾人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个人过度执着于成为纯粹的思想家，并且遏制自己的冲动和情感，最后他往往会变成一个只能用病态的方式思考的病人，这与他成为优秀思想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简言之，如果一名科学家兼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那么比起缺乏这种气质的单纯的科学家而言，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可能会更好。
如果我们使用研究个案史的方法，这点会变得非常清晰。伟大的科学家往往兴趣广泛，全然不是狭隘的技术专家而已。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在人文主义、哲学、社会学、美学方面都拥有广泛的兴趣。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中的心理学多元论告诉我们，通往知识和真相的路径有许多条。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个体的某一方面，都可以成为真相的发现者。
精神病理学和科学家
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会认为，快乐的、有安全感的、平和的、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高管）会比愁苦的、心神不宁的、不安的、不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高管）要更为成功。患有神经症的人会扭曲事实，苛求事实，将不成熟的概念强加于事实，对未知和新奇的事物抱有恐惧，过度执拗于成为优秀的现实记录者，过度易于受到惊吓，并太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上述事实至少包含三重含义。首先，与心理不健康的科学家相比，只有心理健康的科学家（抑或说所有真理的探寻者）才能最好地完成他的工作。第二，我们可以认为，随着文化进步，所有公民的健康水平会得到改善，进而提高我们探索真理的水平。第三，我们应该要求心理疗法帮助科学家，使其在专攻的领域有更好的表现。
我们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通过要求学术自由、终身聘用制、更高的薪酬等方式可以改善社会条件，而社会条件的改善会服务于知识的探索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