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2]
从历史上来看,自由职业者本算不上“非正式雇用”。商人、技工都是凭自己本事过活,本就不属于安定的状态。认为契约、承包这类工作性质就低人一等的想法也是不对的。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还有19世纪的日本这类工作都属于“正式雇用”。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之后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工程由大型工厂垂直统合管理,职工也通过签订合同成为专职稳定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中企业成为一个计划经济性质的组织。
但是现在世界上正在经历另一次巨变。过去是在一个工厂中完成某项工程,而现在IT产业分散在全球各地,几乎所有的中间产品都在世界范围进行调配。过去处理事务要把人们聚到某一办公室,现在哪怕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只要有网络,都可以工作。在对自由职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后,我们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都因为自己这种工作状态缺乏稳定性而深感不安。也许随着IT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天我们或许会发现现代商务中,自由职业者才是正式劳动者,终身雇用的工薪阶层反倒不再正式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本质上的改革,即要禁止以雇用形态不同为由制定不同的解雇限制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做法,要让所有劳动者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转为契约的雇用形态。需要废除年功序列制,实行同工同酬以及退休金个人账户制度,废除一次性退休金。让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完全放开职业中介业,在民间建立完善共享的雇用数据库。现在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CED)各成员国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源进行再分配,可以有效地提高日本的劳动生产率。
但是每当冷静下来思考雇用问题时,人们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思想障碍。我们总是觉得“劳动者是弱势群体,是被资本家榨取剥削的对象,政府需要支援他们”。这种固定观念深藏在人们的心中。格里高利·克拉克在《10万年的世界经济史》一书中对经济史进行了计量研究,否定了这种观念。
克拉克书中的数据显示,产业革命之后,英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大部分都分给了简单体力劳动者。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来了工资的不断上涨。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将趋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直至现在,日本厚生劳动省[3]的官僚们还是认为终身雇用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战前的那些劳动者都是处境悲惨的“非正式员工”。但事实绝非如此。例如在《富冈日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时期在工场做工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能够从外国人那里学到技术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女工哀史》里讲到劳工工资问题,但他们的工资比一般贫苦农民还是要高很多的。当然,当时也还有一些劳资纷争的,但是站起来进行反抗的不是长期雇用的工薪阶层,而是自由劳工。他们有引以为傲的手艺,并不期待终身雇用,不希望一辈子受某一公司的支配。
要想提高工资,最根本的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唯有将竞争引入劳动力市场,下调失业率,向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广的可供选择的公司才是长久之策。
有一部分人将这种改革称为“新自由主义”,这种论调是因为他们还是局限在老式观念里面,认为一辈子和一个公司绑在一起,成为“社畜”是最理想的状态。而且,大部分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大部分的工薪阶层都对自己的公司抱有强烈不满,只不过迫于没有转职的机会才待在公司里的。
将“社畜”美化为“家庭主义”,这是从财界到工会的通病。在既得权利外围的自由职业者从来就不相信这些说辞。在全球水平分工的大背景下,日本公司员工文脉技能[4]价值过低,可复制的专门技能变得尤为重要。或许我们的时代正在一步步回到自由劳动者的时代。
丸山真男[5]的耳刮子
2007年年初,《论座》里刊登了一则小文《我也想扇丸山真男耳光》,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作者是赤木智弘,31岁,自由职业者。其实内容和丸山真男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是拿他来说事。细看内容,可以说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赤木智弘在书里这么写道:
泡沫经济破灭后,整个日本社会、企业还有劳动者,都在绞尽脑汁去想怎么避害。公司简单粗暴地要下调用人费用,工会为保饭碗也不再要求涨工资。于是双方在停止招新人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然后,一方面,社会对中老年人深表同情,因为他们整天生活在可能会被裁员的阴影之中。另一方面,那些找不到工作、为生存不得不从事廉价劳动的自由职业者的悲惨境遇却无人关注。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工作,所以现在这种状态无非是之前状态的持续,算不上问题。
1944年,当时30岁的丸山真男接到了召集令。他曾经有过思想犯的前科,所以作为二等兵被送往平壤战场。在那里这位东京大学的精英受尽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的欺凌。
丸山曾说:“陆军和海军相比,那就是‘伪民主’。”兵士的阶级决定着序列,这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不是一样的吗?现实的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假面的民主”,迈入社会的那一刻,在社会中的序列就已经排好了。当今社会,有一群人注定永远都排不好队,对他们而言,战争才是希望之光,战争把现实推翻搅乱,这样说不定他们也可以像一等兵似的,站在新的队伍里,有机会给丸山真男一记耳光了。
在贫困和不平等的现实面前,将希望寄予战争,赤木智弘这群年轻人的想法和昭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
对此,我感触颇深。当然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期待战争,但是这篇短文确实抓住了战争的本质。所谓和平,其实质就是既得权利得到保护。民主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在口头上都将平等(机会平等)作为口号,但是对于没有资本的人而言,机会根本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唯有打破现状,重建秩序。
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尔曾指出,“原始社会”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和平美好,那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社会,不同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正是因为没有和平,所以社会秩序在不断地变化,掌权人不断被杀,国家得不到统一(有点像现在非洲的状态)。法国学者德勒兹和瓜塔里称这样一种原始的社会状态为“战争机器”。
这种战争的状态一直持续了数十万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从事狩猎并不断迁移。直到1万年前,人们进入定居生活,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要尽力避免由国家发动的战争。如果你去过猿山,你就会知道类人猿中也存在着阶级。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战争状态”,我们花了100万亿日元换来的和平就和猿山的和平一样。
赤木在文中举了丸山真男的例子。丸山同时代的年轻人被卷入了战争,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参战的。看看当时的记录就会知道,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来自穷苦的农村,他们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这种热情驱使他们奔赴战场。丸山很鄙视这类兵士,并且把战争的元凶归结为以天皇为顶点的“超国家主义”身上。但是战争机械其实是根植于人们的大脑记忆深处的。所以或许可以说,赤木比丸山更准确地抓住了战争的本质。只要二战后这种伪装的和平状态一天不破,自由职业者就不会迎来明天。
延伸阅读
长期关系
日本的雇用机制是建立在双方长期存在相互约束这一基础之上。这里可以用一个游戏理论来说明。如图1-7所示,右上的数字表示游戏者A的利益,左下显示的是游戏者B的利益。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囚徒困境”案例,实际上两个犯人合作(C)会比相互背叛(D)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但是按照理性行动,双方最后都会选择背叛对方。这种悖论在游戏只进行一次的时候是无法避免的。
图1-7 “囚徒困境”案例
但是如果游戏模式反复多次进行,就可以有应对的方法。第一次游戏者A背叛对方后可以暂时得到指数为3的利益,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对方游戏者B出于报复也会反过来背叛A,这时双方的利益都变成了1,所以长期来看,游戏者A的利益就变成了
3+1+1+…
如果双方合作,长期利益则是,
2+2+2+…
也就是说当游戏持续3次以上时,合作会对双方更有利。一般而言,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有利于带来长期的利益。当双方都开始维系这种稳定的长期关系时,就不会再去想怎么设陷阱去得到暂时的利益,而是期望通过相互合作来维系长期关系。
系列关系和长期雇用的模式,都可以通过这个游戏——合理行动的理论来进行说明。每个人都期待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时,人们都会更加看重长期的利益而不是短暂地捞一笔。所以年轻时从打杂开始干,岁数越大工资越多这种年功序列制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日本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告终,长期利益开始减少,同时全球化也切断了这种长期联系。通过海外生产来降低成本,这种短期利益显然更加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想通过长期利益来控制管理企业或是员工就会变得非常艰难,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制度,通过契约或是所有权来控制资本市场或劳动力市场。
资料来源:ロバート·ギボンズ『経済学のためのゲーム理論入門』。
[1] 村八分是日本传统中对于村落中破坏成规和秩序者进行消极的制裁行为的俗称。村八分的内容是将人们共同生活的十件重要事情中,除了协助埋葬(尸体放置的话会有尸臭甚至引发传染病)以及灭火(置之不理的话会延烧)这两件事情如果置之不理可能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外,剩下的八件事情(成人礼、结婚、生产、照顾病人、房屋改建、水灾时的照顾、每年的祭拜法事、旅行)完全不同受罚者进行交流及协助。——译者注
[2] 社畜指在公司的员工被企业圈养后丧失自己的意志或良心的状态,是从日文的“会社”(公司之意)和“家畜”(家畜之意)这两词构造而来,具有批判色彩。——译者注
[3] 厚生劳动省是隶属日本中央省厅的部门,是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译者注
[4] 文脉职能,指的是在公司内部积累的业务经验,同在企业之外通过相关教育机构可以学习到的专门技能相对。——译者注
[5]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思想讲座教授,专攻政治思想史,被认为是日本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曾被派往平壤战场,在当地受到一等兵的欺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