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房间

大脑是非常神奇的关系型数据库。感知神经元输出之间的联结以及这些联结之间的通路以更高级的顺序联结，是孕育意识的“土壤”。每一个神经元都能制造出最多一万个连接，我们有一万亿个神经元，对每个人而言，都有充足的可能性，根据独特的联结模式产生主观经验。

但是，大脑不只由血肉组成，还有其他方式来将数以十亿计的信息块灵活地连接在一起。被设计成在强大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大脑已经复制了大脑产生意识的方式：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赢得了《危险边缘》竞赛，BINA48证明了移情作用，雷·库兹韦尔编制的程序可以绘画、作曲和作诗。

许多程序员、科学家和其他人相信，我们可以编写出超越代码的代码。

正是新鲜、略带神秘感的特征，特别将其应用在理性和/或移情过程中时，我们希望人是有意识的，而非自主的（在没有意识控制的情况下，参与活动或作出响应）。简而言之，人类不会像机器一样可以预测，因为意识不会像计算那样算法化。意识需要特质、独立的思考，以及基于个性化的行为选择而采取的行动。所以，“独立性”并不需要成为先驱或领袖，它只需要能够作出决策，基于个性化的评估采取行为，而非仅仅根据严格的公式行动。

意识的“困难问题”和“简单问题”

这让我们再次关注意识的重要性，并将我们带回了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所谓的意识的“困难问题”和“简单问题”。“困难问题”是要搞清楚被我们称为神经元的网络分子，是如何产生主观感受或感受性（有意识的主观体验的个别实例，如“红色的红”）。相对地，“简单问题”是电子通过神经化学的传导，如何导致了“混凝土和砂浆”（以及血与肉）的复杂模拟事实。或者也可以理解成，超自然的想法是如何从躯体中产生的。从根本上说，关于意识的困难问题和简单问题都会归结于一个问题：大脑是如何产生思想的（简单问题），特别是那些无法度量的事物（困难问题），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没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这些困难问题和简单问题都可以用分子上运行的脑波来解释，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仍然是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集成电路运行软件代码之间有何区别。

至少，从牛顿和莱布尼茨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感受，与思维有关的事情都应该是可以度量的，而其他事物则不然。可度量的想法，比如一座建筑的大小或者一个朋友的名字，被认为是通过一些精密的微机械过程在大脑中发生的。现在，我们可以画出计算机芯片、处理器和外围设备的模拟结构。尽管这是有关意识的简单问题，我们仍然要准确地解释一个或者更多神经元如何保存、剪切、粘贴或者回忆任何词语、数字、气味或图片的。换言之就是，神经元分子是如何捕捉和处理信息的。

那些无法被度量的事物是困难问题。在查默斯看来，如果一个存在只拥有“简单”类型的意识，那么它只是具有意识，但仍然不是人类。这样一个存在，也被称为“僵尸”，可能会是没有情感、不懂移情的机器人。这不属于我们所研究的意识范畴。由于非僵尸、非机器人特征同样被认为是不可度量的（例如，红色的红或单相思的心痛），所以查默斯无法从理论上看清它们如何被某些实体的东西处理，比如说神经细胞。

查默斯认为，意识是一种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神秘现象。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就可以说，意识可以像联结神经元一样，连接到软件；或者可能不是这样，它可能遍布于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以及星辰间的空间中。如果意识是神秘的，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正如我在这里所证明的一样）。从通俗的角度来看，经验性的解释足以解答关于意识的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这些解释对神经元和对软件一样适用。

图1-1说明了三种关于意识来源的基本观点。本质主义者相信人类特殊的生物学来源。这基本上是一种认为“在整个宇宙中，近乎于奇迹，只有大脑才能产生意识”。唯物主义者相信经验性来源，即意识可以从存储在大脑神经元的化学状态，或计算机芯片的电压状态中的信息之间的无数联结模式中出现。丹尼尔·丹尼特是这种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91年，甚至更早以前，他就在自己提出的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 Model）中提到，机器人意识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存在的。注意，这张图同时指出，同一个人可能同时是本质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就是两个圆重叠的区域。

埃德尔曼则坚持认为，只有大脑才能产生意识，但是，这是因为大脑的唯物主义特性与精神源是相反的。其他本质主义者（即本质主义者圆圈中未与唯物主义圆圈重合的部分）认为，意识不同于某些可复制的、能够让大脑变得有意识的物质复杂性。第三种观点是，意识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能够神秘地附加到任何东西的时空的一部分。“上帝将意识赋予亚当和夏娃”或“先民”的观点属于第三种观点，是唯心论者的观点。神秘论的解释无法被证实，也是不必要去证实的，因为存在能够解释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完美、合理、不神秘的解释。1

“中文房间”，从软件中诞生的人类意识

我认为，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观点，是对与思维相关的哲学方法进行分类的最富创造性的观点。塞尔在“意识界”享有盛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名为“中文房间”（Chinese Room）的思维实验。这一实验旨在展示，由于完全相同的原因，一个传统的、经过编程的计算机不可能有意识，比如，谷歌翻译无法理解我们让它进行汉译英的文本的意思。传统的编程计算机盲目地将每一个输入与输出进行关联，没有主观关心或考虑自己正在做什么的内部过程。灯是开着的，但没有人在家。这显然无法通过我们之前提出的网络意识的定义性测试：以人类专家的判断认定其具备人类级别的移情和自主性。

塞尔将“唯物主义”的定义拓展到主观现象，例如意识的思维。他提出，这些是非精神的，而且是“自然‘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有形的，也是不可量化的。因此，塞尔提到，如果大脑可以将意识作为自然发生的属性，为什么其他机器不可以呢？这一观点将他划归唯物主义者，他总结说：“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已知的阻碍影响我们制造出有意识、能思考的人造机器。”但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神经模式或软件模式对产生可观测、可度量的思维（或感受性）而言，并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可以用先进的核磁共振成像设备，追踪神经通路或一个读写程序的软件例程。这给了唯物主义者应得的东西—存在某些可以从第三方视角进行观察和度量的经验性东西，但是，减少了这些神经元（或软件）度量的引入，因为，这样客观的物质只是让意识变得独特的事物的一部分。塞尔通过澄清最终的思维或思维的扰动是不可客观度量的，提出了上述唯物主义，因为它出现在意识内部。2因此，即便主观性对第三方度量不可用，它也是真实的（即非精神的，也不局限于人类大脑）。在本章后文，我将会讨论我们如何从最低层面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对这种主观唯物主义的模拟。

如果人类意识要在软件中产生，我们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首先，解释在神经元中简单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其次，解释在神经元中困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再次，解释如何在信息技术中复制神经元中的解决方案。

这三个解释的关键就是“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database）的概念。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一次查询（或者大脑的一次感知输入）会激活一些相关的响应。反过来，每一次响应又会激发更多相关的响应。当刺激的强度高于某个阀值时，比如它被激发的次数高于一个数值，一次输出响应就会被激发。3

例如，我们的DNA会将某些神经元编写成对不同波长光线敏感，而将其他神经元变得对不同词素或声音敏感（语言发音的一个基本单位），这些词素与其他词素组合起来组成有意义的词语。所以，假设一下，当我们在看某个红色的东西时，我们会被重复告知“它是红色的”。（It is red.）在众多神经元中，对红色敏感的神经元与其他对组成“it is red”声音的不同语音部分敏感的神经元进行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同明暗度的红色，并且，负责不同波长的神经元逐渐与对应某一明暗度的“红色”词语或物体产生了关联。

红色的红只是每个人由基因编写的神经元搭建的，从视网膜到我们所联系的不同红色的不同波长，以及神经元与包含红色事物的神经元模式之间丰富的突触联结。如果一个人一生看见过的红色的东西只有苹果，那么红色对他们意味着，红色波长神经元输出的、只在他们的思维中联系到苹果的神经连接集合的一部分。红色不是我们脑海中本身的电子信号，然而，它却是联系颜色波长信号与现实世界指示对象的纽带。红色，是我们已经建立的有关红色事物的众多神经元联结在1秒甚至更短时间内，获取的多层面印象的一部分。

一些一线感知神经元完成感知后，所有在我们思维中的东西都被表示成了一种神经联结模式。这就好像感知神经元成了我们的字母表。这些神经元通过突触以各种方式进行关联，组成了心理图像的物体和行为，就好像字母可以组成一个满是单词的词典一样。心理图像可以通过更多的神经突触串联在一起，组成任意数量的关联顺序（特别是在做梦时），形成世界观、情绪、性格以及行为规范。这就好像将单词组成拥有无限种可能的句子、段落和章节一样。

单词的语法，就好像是我们至今仍然所知甚少的大脑的电化学性质，这些性质加强或减弱了突触联结的波长，而联结本身实现了专注、心理连续性和特征思维模式。意识本身，就是关于我们自主、移情生活的一整本书—每本书有自己独特的撰写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本书写满了充满生活词汇的章节、我们做过的事情的段落以及反应意识流的句子。

神经元在保存、剪切、粘贴、回忆任何单词、数字、气味、图片、感受或情感时，所谓的意识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对其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让我们举一个关于爱的“困难”问题，或者称之为雷·库兹韦尔的“最终形式的智能”。罗伯特·海因莱因将其定义为“别人的快乐对你的快乐很重要”的情感。神经元将人们的爱保存为感知神经元输出的集合，这些输出精确地对应了主体的形状、颜色、气味、语音以及（或）纹理。这些输出来自一线神经元—一线神经元在接收到某种特定轮廓、光波、信息素、声波或触感信号后，会释放出自己的信号。这些描绘爱的输出集是一个稳定的思维；一旦建立，作为某些单位神经化学强度集合的一部分，任意一个激发状态的感知神经元都可以激发其他感知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将思维与突触联结的矩阵粘联起来。

包含爱的思维的感知神经元输出集合，本身会与大量其他思维相关联，每一个输出会直接或通过其他思维间接地传递给感知神经元。其他思维会包含许多指引我们爱某人或爱某事的线索。对某些之前喜欢过的人或事，从外观或行为上来讲，或者是某些受偏爱实体的逻辑联接上，或许会有一些相似之处。随着在爱上面投入的时间增多，我们能够利用其他健壮的突触联结进一步加强感知联系，比如与色情、亲密关系、内啡肽和肾上腺素有关的联结。

我们是我们的联结体

没有一个神经元知道我们的爱人长什么样。相反，有大量神经元作为联结的一个稳定集合，代表了我们的爱人。这些联结集合是稳定的，因为它们很重要。当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上，相应地，大脑会增加神经联结的神经化学强度。还有许多事情对我们并不重要，或者从重要变得不重要，对这些事情，神经联结的神经化学强度会变得越来越弱，最终这一思维就会像废弃的蜘蛛网一样消散。神经元会通过削弱神经元之间的化学联结强度，剪断不曾使用的或不重要的思维。通常，一个退化的联结可以保留下来，以固定这一联结的感知神经元为起点，能够被回溯创造路径重新激发。

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意识困难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克里克和科赫敏锐地提出，关于复杂的、实验性质的现象，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从多样的、精巧联结的非生命片块中产生。解释我们认知的主体性（来自神经元阵列的红色的红），不会比解释“来自‘死物’（dead）分子的活物（比如细菌）‘活力’（liveness）”更困难。克里克和科赫总结说：

这意味着，它起源于有关联的火花儿……以及相关代表之间的联系。举个例子，在一个巨大的关联网络中，与某个特定脸庞关联的神经元或许会与某个拥有这张脸的人的名字或者她和别人说话的嗓音，以及与她有关的记忆，进行相应的关联，这与字典或者关系型数据库很是相似。

当不同维度的碎片被正确地结合在一起，整体就可以超越碎片。主观性只是每个人联结更高级神经元模式的独特方式，这些神经元模式与感知神经元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主观性想象成你音乐播放器上的音量。你给感觉、记忆、感情、思想或人的赋值越高，你希望播放的声音就越大，你找到的耳机越高级，你就越可以闭紧双眼享受音乐。意识的困难问题是我们头脑中联结模式的多样化特殊设置。意识的简单问题在感知神经元的认知中被解决，这些神经元就像脚手架，通过它们，我们建起了思想的摩天大厦。如果“感知神经元可以作为一个群组定义更高阶的概念”这个观点能被接受，并且这些高阶概念可以作为一个群组定义更高阶的概念，那么意识的简单问题就被解决了。实体神经元可以承载非实体的思维，因为神经元与认知代码的成员进行了关联。神经联结的元物质模式，而非神经元本身，包含了非物质思维。这种元物质模式的时髦术语就是人类“联结体”（connectome）。所以，今天的神经化学家很喜欢说“我们是我们的联结体。”

最后，有一个问题仍待解答：“神经元组成存储内容的模式”这一过程的方式是否存在某些不可缺少的东西，或者，软件是否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大脑神经元耦合的强度可以在软件内通过编写代码予以复制—在关系型数据库中，对不同的强度赋予不同的权值，以进行软件耦合。权值高的软件耦合意味着比别人更容易作出某些决策。例如，在公式“x=5y”中，x的值是y值权重的5倍。如果权值为x的思维，像y值权重所代表的思维一样增长了5倍，或者重要性增加了5倍，那么x=5y。

思维克隆人如何具备人格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是软件编码人格属性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成功组织了基于数千人的人格采样调查的验证工作，比如大五类人格测试（Big Five），是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依据，包括20个李克特量表式（Likert-type-scale）问题，涉及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情绪稳定性和想象力；以及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的16种人格因素（16PF），用以评估人格的16个维度，包括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乐观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本布里奇根据10万多个问题，建立并验证了自己的人格采集系统。每一个问题都有二维权重，即人格属性对人的相关重要性和对人的适应性的相关程度。通过使用数万个本布里奇的二维加权、性格采集问题，本书假设，一个人思维文件的量化将会产生基于软件的人格，这一人格会像真人一样对外界作出回应。通过这些性格采集问题，思维软件审阅一个人的思维文件后，会自动完成实际的评估工作。随后，思维软件可以使用评估结果，为思维克隆人进行人格设定。

大脑中，一个神经元最多可以联结一万个其他神经元，我们可以在软件中复制这一联结，也就是将一个软件连接到至多一万个软件输出上。基于概率的权重，比如使用贝叶斯网络的统计方法，也会帮助思维软件模拟人类的思考过程。神经元模式维护自身有效性的能力，比如维持人格或专注，都可以在软件程序中得到实现，这些程序被编写成可以保持特定软件群组的活跃性，例如反复执行一项复杂的计算任务。

最终，软件系统可以接受各种感知输入（音频、视频、气味、味道、触觉）。总结以上叙述，丹尼尔·丹尼特谈到：

如果自我“只是”叙事的重心，所有的人类意识现象也可以解释为“只是”在人脑巨大、可调节的神经元联结中实现的虚拟机器的活动。然后，从理论上讲，一个拥有硅材质计算机大脑的、适合的“编程”机器人将会拥有意识、拥有自我。更确切的说法是，将出现一个有意识的自我，它的身躯是机器人，它的大脑是计算机。

至少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似乎对神经元而言，想要创造意识，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因为这些神经元无法用软件来实现。丹尼特这段围绕“只是”（just）展开的论述，是哲学家常爱开的小玩笑。他每说一个“只是”，都在表示，如此宏伟的联结和模式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事实上，丹尼特走上了图灵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铺垫下的道路：

无论大脑做什么，它都作为一个逻辑系统，依靠自己的结构优势来完成。这并不因为它在一个人的脑袋里，或者，它是一种由特定种类的生物细胞组成的海绵组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的逻辑结构也可以在其他媒介中实现，借由其他一些物理机制进行呈现。这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大脑，但是不会像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把逻辑模式、关系与实体物质或东西相混淆。

图灵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思想或心理学只是碰巧在功能上与理想计算机拥有同一类离散逻辑系统。毫无疑问，这种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造诣，包括他建造的Enigma计算机—该机器破译了纳粹密码，帮助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一个人大脑的功能—人类意识，实际上确实可以在适合的计算机中实现。当人们设想在一个人造大脑中实现这样的系统时，这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次升华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