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
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
认识穴居人
“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约翰·卢伯克爵士（Sir John Lubbock）的里程碑式著作《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中，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古老的石器纪元。在此40年后，即1905年，亨利·奈普（Henry Knipe）在他的插图诗集《星云与人》（Nebula to Man）中，赞美了史前科学的成就。对于其中所配的一张早期人类复原画像，诗歌这样吟诵道：
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新影响，
赋予生活无限动力，浸染渗透。
强健意志，征服蛮力，
西部乐园，推动历史之轮。
登临大自然，饰地球以王冠与荣耀。
太古之人出现于舞台——
其貌不扬，仪表野蛮；
类猿头骨，蕴含骄傲；
心灵之力，去之粗夷。
奈普在对这种原始生活场景的描绘中，详细地总结了19世纪人们对史前的主要看法，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通过精神力量的发展，在宇宙之巅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世纪之交的帝国世界中，上述这些力量的作用，为当时西方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和社会现实之“自然”安排的充分解释。
80余年后的今天[1]，对于我们祖先的进化和野蛮的本性，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并非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对于那些一直使用石器的人来说，石器常被认为是其原始特质。科技仍然是衡量进步程度的标准，这不是一个你是否会开车的问题，而是你在驾驶着什么车的问题。我们的始祖仍然被描绘成毛茸茸的、近乎赤裸的、手持棍棒的自然之子。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符号集合，完美地呈现在巴克纳尔的画作中，但这些并没有考古证据。我们仍在等待着关于旧石器时代的第一根木棍和兽皮衣物的发现。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画作和史前研究的初衷，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关于穴居人的形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基于证据而非想象力的那些非主流观点常常容易被忽视。因此，在介绍70万年前的欧洲史前史之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并反思：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何而来？它们满足了什么需要？答案并不唯一，包括它接触、分类和统治世界土著民族时的帝国经历。18世纪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活生生的史前史的例子”的观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62年提出了一个等级体系，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接受了这个体系，以便将那些民族的石头、罐子和青铜器组织成一个发展的、渐进的顺序：“人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代：最开始是狩猎时代；然后是游牧时代；接下来是农耕时代；最后是工业时代。”作为地理空间意义的巴黎与伦敦，在这个序列里成为时间的一环。狩猎采集者生活在西半球最偏远的诸多地区，如阿拉斯加、火地岛、塔斯马尼亚和好望角。他们制造石器，很容易被卢伯克和其他许多人用来充实早期欧洲史前史。
第二条线索较难追溯，因为它更潜藏在西方的过去。古典时代就出现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野被完整地带入了中世纪。普林尼（Pliny）提供了一份居住在世界边缘的奇特民族的目录，其中的布勒米人（Blemmyae）显得特别重要。他们生活在利比亚的沙漠中，脸长在胸上。这些内容被随意地纳入在1356年出版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该游记充斥着大量的虚构情节，但也最为畅销。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安达曼（Andaman）群岛分布着许多不同的人种，其中“居住着丑陋无比且没有头的人，这些人的眼睛都长在肩膀上；他们的嘴巴像马蹄一样圆，长在胸口中央”。布勒米人常被图绘于中世纪的手稿中，其中展示他们原始状态的标志是裸露、棍棒、生活在荒野中。他们总能使人印象深刻，正如奥赛罗（Othello）所述说的：
接着我又讲到彼此相食的野蛮部落，
和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
这些都是我谈话的题目。
苔丝狄蒙娜（Desdemona）对于这种故事，
总是出神倾听。
当与有关野人（现代雪人Yetis和阿尔马斯野人Almas的起源，他们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的民间传说结合时，我们就可以推知是什么帮助了巴克纳尔（Bucknall）和奈特这样的最早的科普插画师，使他们对早期欧洲的重构能够为当时的公众所理解。尽管受到达克沃思（Duckworth）、史密斯·伍德沃（Smith Woodward）和奥斯本（Osborn）等主要权威人士的密切指导，但这些图片还是稍欠科学事实。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中世纪的知识传统造成的，当时的工业和科学革命据称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一样得到了推动。在19世纪，史前史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创立，涉及包含了更多认识人类和世界的近代学术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科学一直致力于将迷信领域纳入其中。
在巴克纳尔的绘画之后的十年里，欧洲已经发现了一些重要化石。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是1908年8月发掘的古迹，它是由三名神职人员从法国科雷兹（Correze）地区的圣沙拜尔村（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的小山洞中发掘的，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男性尼安德特人遗骸。在日后成为旧石器研究领域元老的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的建议下，它被送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塞林·布勒（Marcellin Boule）处进行分析。这一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使得这块重要的化石远离曾经由人类学院的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领导的反教权组织，该组织一直主张，早期被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应该被列入人类祖先名单。布勒不同意这一观点，并在1911—1913年制作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提供了把尼安德特人从人类祖先名单中除名的解剖学证据。奈特的绘画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支持，使得它成为多年来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他实现了通过使用由来已久的标志来显示尼安德特人身上缺失的文明。例如，布勒对尼安德特人颓唐姿势的重建被忠实地以一个准布勒米人的形象再现，他的脸被下移到了他的胸部。例如，奈特对尼安德特人佝偻身形的描绘几乎忠实地再现了一个把脸长在胸部的准布勒米人形象。
这幅画作公布的时机很重要。布勒对尼安德特人的除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心理战期间，其对精神信念和道德进步提出了质疑。而奈特的绘画试图否认不可想象的历史倒退（retention），尽管当时的证据已表明，参与屠杀的人具有原始人的特点。正如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1925年向新一代解释的那样：
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其实并不“现代”。正相反，我们仍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一代不肖子孙。新时代的地基仅仅在昨天刚刚奠定。只有当人类有勇气质疑所有现存事物，并以“知识与理解”作为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共同社会的基础时，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成长中的阵痛”。
历史背景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姆河（Somme）战场也是70年前布歇·德·佩尔特（Boucher de Perthes）的考古地点。1859年，阿瑟·约翰·伊文思爵士（Sir John Evans）和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通过论证，证明石器与灭绝的动物都是在同一地层中被发现的，从而确立了伟大的史前人类的存在。多年来，布歇·德·佩尔特的观点一直备受怀疑，他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也遭到嘲笑。我们现在明白，佩尔特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与燧石剥片工艺的主要特征，比如打击面、半球形石核刮削器、多次修整的刮削器等是颇为准确的。但是佩尔特与英国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y）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后者在18世纪提出了田野考古学并重建了德鲁伊教（Druids），他也成为这个狂热团体里的忠实一员。除了对位于阿布维尔（Abbeville）和亚眠（Amiens）之地砾石场进行了地层学和文物学的敏锐观察，佩尔特还绘制了许多石器器物图。他对在砾石坑中发现人骨与灭绝鸟类共存的观点，无疑推迟了人们对他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接受。
布歇·德·佩尔特受到了怀疑，而约翰·弗雷尔（John Frere）却被完全忽视了。1797年，他曾写信给伦敦文物学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直到1800年，该学会才出版了关于弗雷尔在萨福克郡（Suffolk）霍克森（Hoxne）发现的石器的简短介绍。在今天，这些石器被归类为阿舍利（Acheulean）手斧，这是一种大型工具，两面都呈片状，这些手斧尺寸大小不一，但都做工精美。弗雷尔所绘制的插图标本做工尤其细致，锋刃锐利。
到1872年，欧洲西北部河流阶地和欧洲南部及中部洞穴考古发现进展非常之快，使得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能够根据石器的形状将卢伯克（Lubbock）的旧石器时代细分为不同的阶段。年表的建立得益于石器本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石器一起出土的动物种类的年代学关系。默尔蒂耶将旧石器时代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阿舍利文化期；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期；晚期石器文化，现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即骨器最早出现的时期。随着法国西南部洞穴发现的地层层位越来越多，它们的序列和年代位置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促使阿贝·步日耶于1912年提议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期。
到目前为止，“三期说”已被广泛接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标志为阿舍利手斧，主要来自伦敦和巴黎盆地的河流阶地；旧石器时代中期或莫斯特文化鲜明的特征为：在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德国南部和中欧的洞穴及岩棚中用石片制成的尖状器和边刮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骨雕和象牙制品的艺术形式为特征，最绝妙的当属在坎塔布里（Cantabria）山脉（在西班牙北境）、比利牛斯（Pyrenees）山脉和佩里戈尔（Perigord）的壁画洞穴。
之后的50年，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增加了来自欧洲其他各地的地层层位资料。石器类型学研究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其中的领军人物当属博尔德（Bordes），他在1953年提出了一个不同地层层位中石器组合的分类体系。对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类型，他建立了一个表格，包括63种常见的石片石器类型，以及一个涵盖了21种手斧的附表。石片工具的形状从边刮器到尖状器，还包括其他尚未定型的类型，如缺口件和齿状件（齿间宽）。这些表格可以用来计算各种器物类型出现的频率，并能根据每种器型的数量进行综合比较。博尔德是一位石器专家，他还对燧石技术做了分析与研究，其中考虑了对台形和勒瓦娄哇（Levallois）技术等各种比例指数的观测。后一种技术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石器加工的方法，这与不间断地敲打岩石以产生碎石片的概念相去甚远。它以巴黎郊区的名字命名，那里的砾石坑是原始石器发现的地方，这种技术就是有计划地用燧石石核制成预定尺寸的石片。这些石片可能是三角形的、细长形的或短粗形的，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随机生产的。
博尔德的类型学极具影响力，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研究非常适用。它也是考古报告中用来界定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器型的标准方法。然而，它的理论基础现在正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是由两个发展趋向引起的。首先，人们转向了工艺研究，而不是类型学研究。这种理论通过实验手段对石器进行功能分析，重点放在石器边缘的形状和损伤上，而不是对其整体器型做出评估。通过高性能显微镜，还可以发现对这些边缘进行加工的痕迹——这与之后史前时期所熟知的微痕分析没什么两样。一项重要的发现是，许多被博尔德列为废料的石片和碎片，实际上曾被用来切肉、削木头和切碎植物材料。由此，过去我们特别关注制成品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将在之前的基础上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工具的加工过程。
当重构这一石器的“变迁史”时，在所谓的工具中有一些意外的发现。迪布尔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发现，由于反复地使用与修整，同一件燧石刮削器可以在其使用周期的不同阶段归为博尔德列表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刮削器。迪布尔提出了一个工具使用和技术组织的动态模型想法，而不是头脑中固定的对史前燧石刮削器标准的工具类型的静态图像。博尔德对数百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组合进行了分析，最终结果表明，石器器型的比例与技术类型出现的频率组合之后只会产生5个主要变量。他对此的解释非常简单明了：这5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重叠的石器组合分别属于尼安德特人5个不同群落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与石器密切相关，并通过石器获得了复原。在孔布-格雷纳尔（Combe Grenal）岩棚和洞穴遗址堆积有至少55层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层，上述5种类型都分布其中。博尔德解释说，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入这里，把这里当作旧石器时代的“佩里戈尔”——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奇怪，为什么今天很多英国人也在这里买度假屋。
第二个发展趋向补充了有关石材技术的动态观点。它是在1966年首次由宾福德夫妇（Binfords）提出的，此观点认为，这些洞穴和岩棚构成了定居系统的一部分。与博尔德所认为的人类在同一岩棚中生活了几千年的观点不同，这一说法强调，为了生存，人们会迁徙；根据季节的交替在大自然中四处迁徙，在资源可用时能够对其进行开发。不同的季节，以及获取或加工生存原材料的活动需要不同的工具组合。因此，不同人群之间工具类型比例的任何变化都与区域性的生存组织方式有关，而不是与5种文化特征的表达有关。这些观点后来得到了改进。正如迪布尔在其著作中阐释的那样，考古学上是无法确定一套固定的工具组合的，因为今天称为“螺丝刀”的物品明天可能会变成“凿子”。此外，迁徙人群的定居系统比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但是，宾福德夫妇分析的重要性在于详细阐述了人群规模、适应当时环境的遗址和生存组织方式之间的联系。
甘布尔提出，可以参照区域理论来验证旧石器时代的材料。在该理论中，不论气候如何，欧洲主要地区之间的生态条件预计都会发生一致的变化。这些条件取决于纬度、经度和地形。综合来看，这些条件都受到关键动植物资源的分布和数量的影响。因此，人类对这些地区的利用会有很大差异，这将通过比较考古材料的数量和它们所包含的定居历史的内涵来体现。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我们是通过保存在材料中的可测变量来研究过去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科技的进步来制订我们的研究计划的。
冰期的气候
欧洲北部与东部的生存条件更为严酷，因为这里的资源较为分散，区域理论模型可以推算出不同人群的适应能力。但是要完成这幅图景，我们首先要分析这里在冰河时代的气候条件。
我们现在不得不放弃更新世的4个冰期系统，这是1909年由彭克（Penck）和布吕克纳（Bruckner）在阿尔卑斯山麓进行研究之后建立的。多年来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地质年代，但现在已被认为是极不完善的。当前冰期模式的线索并不是来自冰碛、活动的海岸线，以及相应的河流阶地，而是来自海底底层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和软泥含有孔虫类海洋生物的微小骨骼，它们活着的时候主要活动在海底软泥的表层。它们的骨骼由碳酸钙组成，吸收了海水中存在的氧同位素。这种有孔虫类在确定冰期的数量和周期性变化方面非常有用。其中两个同位素是极为关键的，氧16和氧18。正如它们的数字所表明的，后者比前者重，二者在有孔虫类化石体内的比例是解开更新世年代学的关键。
在冰河时代，当冰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上形成并延伸至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时候，海洋里的水分也被抽取出来。随着水分的流失，较轻的氧16就使得这一领域海洋的同位素变重，海洋的水体面积随之缩小。当它们降至当前海平面以下大约150米的最低点时，大陆架显露出来，它将英国和法国连接起来，并在亚得里亚海的北部形成了一个大平原。在冰川后退、较温暖的间冰期，海洋面积的增加导致同位素数量的减少。从这些沉积物中提取出岩芯，然后分时间段测量岩芯内氧16和氧18含量的比值，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参照岩芯深度变化的锯齿形曲线，可以反映出海洋的伸缩变化。目前，同一地层中不断重复的冰期-间冰期连续变化的周期图表已经取代了用各种数量来源拼凑的不连续的陆地地层观测结果。
但对深海冰川遗迹研究最大的突破，可以追溯至具体的时间。在岩心V28-238中的1200厘米处，沉积物就证明了当时南北极发生了磁场倒转，在这之前，它们是完全相反的。布容-松山（Brunhes/Matuyama）这一主要逆转界限的形成时间，已经通过对岩石的同位素衰减法测量出来。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测量钾和氩（K/Ar）之间的衰减（钾氩定年法）。这一结果将布容-松山两极磁场转换时间校正为距今73万年前，这也被认为是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之间的界限。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时间对史前欧洲史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有了这个校正的日期，每个冰期循环的周期就可以划分为更精细的时间段。在过去的73万年间，经历了8个完整的冰期循环。最初，这些循环每7万年完成一次，但在距今45万年之后，它的循环周期连续4次达到了10万年。冰期循环持续时间的变化可能对欧洲大陆的早期人类定居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
通过景观带、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各种细节，人们知道了末次冰期时存在的两个相对短暂且极端的时段：一个是温暖的、树木丛生的间冰期；一个是荒芜、寒冷的全冰期。如果我们将末次冰期作为冰河时代的粗略参照，会很明显地发现，冰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既不是全冰期，也不是间冰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个中间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显示了疏林景观与空旷荒原景观之间的重要区别。在这样两种情境下，动物种群都会生长得极为健壮，尤其是在开阔的干草原冻土带。在那里，有成群的野牛、马、马鹿和驯鹿以及猛犸和长毛犀牛、大角鹿、麝牛、欧洲野牛，还有一些地区分布着野生山羊、岩羚羊和野绵羊。群居的肉食动物也有很多，狮子、鬣狗和狼；而巨大的洞熊也很常见，巨大的体型提高了它们对寒冷气候的适应力。
在开始于13万年前的末次间冰期，这时的动物群与其在更为开阔的环境下种群与食物数量均达到峰值的情况颇为不同。我们仅仅找到了梅氏犀牛、长牙象、河马和黇鹿。在距今仅1.8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资源减少了，在两个冰盖之间的中欧地区资源尤其匮乏。这些关于更新世时代探索的结果是，我们不能再把寒冷作为早期移民的主要限制因素。动物种群的减少及其迁移导致陆地景观随之变化，这些构成了欧洲各区域之间复杂的关系图景。影响人类早期殖民扩张的关键是能否适应越发呈现季节性变化特点的环境因素，这一点在北欧地区尤其明显。
最早到达者
关于欧洲大陆何时有人居住，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答案。地中海人声称他们拥有可追溯到100万年至180万年前的文物。主要的断言来自奥弗涅（Auvergne）的尼斯（Nice）和希拉克（Chillac）附近瓦隆内（Vallonnet）洞穴遗址的几件有加工痕迹的石器。这种材料在形制上类似于东非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的石器，由非常简单的石片和一些砾石切片工具组成。材料中没有原始人类的遗骸。这些工具的年代很重要，因为近年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中国和东南亚发现的直立人，经鉴定已经具有100多万年的历史。有关欧洲的古文物更早的主张是不符合这一情况的。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基于其原始的外表就将这种制作简单而粗糙的砾石工具赋予非常古老的地位，这种做法将不再站得住脚。放弃这种想法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基于阿舍利文化的出现，它的手斧和切片器具在东非是用大石片制成的，并且经测年后其可以追溯到160万年前。如果这些被看作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当与奥尔德沃（Oldowan）的砾石工具和石片相比时，那么发现于欧洲稍晚阶段的同一种材料，如何根据其外观来确定它的年代归属？
在欧洲，出土了大量的古文物、通过不同的绝对测年法对年代鉴定进行反复核对的距今最早的遗址，是罗马东南部的伊塞尔尼亚拉皮奈塔（Isernia La Pineta）。该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地层位置，恰好就在布容-松山界限火山层之下，钾-氩同位素测年证实其至少有73万年的历史。该遗址拥有丰富的动物群，已灭绝的野牛的遗骸堆积在河流沉积相中。这些骨骸中有几千块石片和砾石工具。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原始人类（早期人类）的遗骸，但是凭以上证据，与中国和爪哇（Java）的年代推算相比，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拓荒者可能在距今70万年到100万年前到达了地中海地区。部分砾石工具的历史已经追溯到距今90万年前，这可能是拓荒者留存在此的零星证据。
在更广阔的人类进化图景中，这个时间点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位于东非，距今约400万年。基因证据表明，在这些最古老的化石被发现之前大约100万年，黑猩猩和原始人类就已经分化了。200万年到4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都分散有原始人类的种属。这包括南方的“猿人”——南方古猿，它们的体型有纤细型、粗壮型和极为粗壮型。分布广泛的“非洲南方古猿”，目前被认为是纤细血统中的始祖化石，它发展为能人（能用手准确把握器物的早期人科成员），至少经过160万年后又发展为直立人。粗壮的“猿人”在大约130万年前，甚至可能是110万年前还仍然存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直立人所拥有的大脑，其脑容量与现代人相比较低。最近在肯尼亚发现的一具12岁的骨骸，其身长为1.68米，同时伴出了一块具有鲜明阿舍利先进工艺风格的石器。阿舍利工艺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传播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应该需要花费50万年的时间。这有力地表明，早期人类的扩散与直立的双腿、大的脑容量以及技术没有关系。
目前有利于解释这一规则的一个论据来自深海记录。许多古生物学家指出，包括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化石物种的中断，正好与250万年前第一次弱冰期的发生时间相吻合。更深层的波动，除与分散相连的这一规则外，被认为与大约距今90万年前的气候周期持续时间的变化有关。这些论点使环境在推动物种形成和分散的速度方面，发挥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这种相关性被认为是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证明新的气候周期性规律和气候条件的发生与生物学或行为反应之间存在时间差。
相对于这种决定论，另一种观点考虑到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直立人的漫长坚守，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有利环境。换言之，由于一些行为上和社会上的限制，他们无法通过热带大草原以北的这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只能滞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与其等待一个友好的环境来打开窗口让他们通过，倒不如通过发展新的行为策略说服他们主动打开窗口更为合理。这显然涉及扩大社会的规模，包括相互协作、互相交流，以及由于长期集体生活而缺乏的个人与小群体间的合作能力，这一点在日益季节性的环境中变得逐渐重要。
原始人化石
最早出现在欧洲的人类只能从人工制品中得知。我们第一次鉴定他们的年代、见识他们的样子，要比在地中海地区伊塞尔尼亚（Isernia）所发现的大量的破损石器晚大约30万年。正如斯特林格（Stringer）所表明的，到这时，最早的欧洲人已经经历了自己的地域演化。因此，德国的斯坦海姆（Steinheim）遗址和比尔津斯莱本（Bilzingsleben）遗址、希腊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遗址和英格兰的斯旺斯柯姆（Swanscombe）遗址的化石不再被视为直立人，而是一个新的人种——智人。主要的进化不仅在于头部尺寸的增加，还伴随着大脑大小的变化，以及牙齿的减少。然而，头骨依旧非常坚固，颅壁较厚，眉脊发达，其他骨骼状况知之甚少。因此，这些化石头骨还未能充分地鉴定出年代，但推测应距今40万年到20万年，归类为“早期”智人，以区别于他们更晚的后辈，以及被认为是其起源的早期的非洲直立人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标本属于直立人，根据一些未经证实的绝对年代表明，它可能已经有60万年的历史。这就是1907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附近的毛尔（Mauer）沙坑中出土的一块大的下颌骨。
这个唯一的发现始终似谜一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在《世界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1929）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块颌骨：
这片颌骨对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来说，是世界上最令人懊恼的东西。看它，就像是透过坏了的望远镜窥望过去，只瞥见这种模糊而诱人的动物，在荒凉的旷野中蹒跚着前行。它们为了避开剑齿虎而不得不攀爬，它们惊悸地窥视着长毛犀牛在森林里走来走去。这怪物，在我们尚未看清它的真面目之前，已然消逝。
这就好像是关于雪人、阿尔马斯野人和大脚怪的传说复兴一般。可惜，这种想象力正如人们对布勒米人、多毛野人的信念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或者更像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伪造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尔丹（Piltdown）人欺诈事件，这个骗局是由一名有头脑的英国人伪造的，可与粗壮、锉牙的德国人下颌骨相提并论。但是就像倒下去就起不来的人一样，皮尔丹人最终在1953年轰然倒塌，当时韦纳（J. S. Weiner）、奥克利（K. P. Oakley）和勒·格罗·克拉克（W. E. Le Gros Clark）揭穿了谎言，表明这是一个粗劣的赝品：未成年黑猩猩的下颌骨上面安插着一片来自中世纪的头骨，头骨表面的颜色是染上去的，牙齿也是人工磋磨的。这意味着，近90年来，毛尔出土的下颌骨一直是欧洲藏品中最古老的化石。
与过去30年在非洲洞穴遗址和露天旷野遗址发现的丰富化石相比，能够证明欧洲是最早的人类发源地的证据确实很少。当我们看到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即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尼安德特智人遗骨的进化序列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和近东的尼安德特人直接衍生自中更新世的古欧洲人。随后的考古发现，诸如法国南部的阿拉戈（Arago）遗址和北威尔士的纽布里奇（Pontnewydd）遗址，分别展现了尼安德特人面部的进化和齿根的增厚，这些是在后来的种群中发现的一种原始特征。但是，尽管具有这些变化，尼安德特人仍旧保持了非常粗壮的头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骨骼，包括结实的肌肉和非常粗大的躯干。
更大的头骨也意味着更大的大脑。对于现代人来说，大脑的体积在1600立方厘米之内。之所以为此大小，可能是由于气候因素对生物尺度的影响，因为今天人们发现，在远离赤道的地方，头部尺寸的增加是很常见的。这种变化的发生，是由于体温调节机制的作用，旨在减少调节诸如大脑这样一个珍贵器官的温度时其新陈代谢的支出。细长低平的尼安德特人头骨，由于枕骨呈圆拱状，前凸的面部位于发达的眉脊之下、平的下颌之上。牙齿很大，鼻子也很大，这样可以使空气温暖地吸入，以便保护大脑。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遗骸的数量相当可观。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大多死于末次间冰期之前的欧洲西南地区的洞穴和岩棚中，遗骸的保存状况特别好。找到完整的骨骼，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探寻由骨骼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
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短而粗壮。男性平均身高165厘米，肩胛骨宽大，而女性则要矮10厘米。性别差异度并不像中国的直立人等早期的原始人类那样明显。然而，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健壮的体格，腿短但是身体宽大；而在后来欧洲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种群中，女性具有更细长的骨骼解剖学结构。以现代种群为参照，对这些肢体比例最好的解释就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即为了适应长期寒冷的气候而形成的。粗大的体型与健壮的骨骼可能暗示他们长时间的耐饥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应对季节性的方式，尤其是冬季食物资源匮乏时。在缺乏完全发达的食物储存系统的情况下，依靠在食物充足的季节所积累的脂肪储备，可能是克服食物短缺的一种方式。
从这点来看，将尼安德特人的面部和体格解释成是为了适应季节的波动，似乎更为准确，这种情况不仅是为了应对寒冷，也是随着经纬度的增高而变化。的确，尼安德特人似乎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气候条件的变化。然而，一项对他们在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迁徙历史的研究表明，随着气候周期性的循环变化，他们的人口在减少和流动。因此，我们在西欧一些地区末次间冰期的最温暖阶段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在极端冰期的冰河槽谷中，他们也没有出现。从寒冷到干燥再到温和的气候变化，其控制因素似乎要么是森林与开阔的草原环境之间的平衡，由此产生的动物资源分布密集、种类丰富，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大型的混合动物群；要么是由于冰川边缘带对植被造成的破坏，使得这些资源变得稀少。
当他们在这样的栖息地中获取食物时，骨骼就呈现出一种艰苦而强劲的生活方式的痕迹。特林考斯（Trinkaus）指出，在伊拉克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遗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在其肩部和臂部，发现有几处愈合裂隙。根据这一证据，瓦列里乌斯·盖斯特（Valerius Geist）将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方式描述成在近距离猎杀大型动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使用尖利的短矛，以能致命的三角形的大石头尖状器为其尖端，在与野牛、马和鹿的对抗性的遭遇中，使用凶猛的力量挥舞这种工具，能够导致猎物大量出血。他甚至认为，身材巨大的尼安德特人强大的手握力，能够紧紧地抓住猛犸的长皮毛，以便能牵制住猎物，奋力将其杀死。虽然这种解释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所具有的明显证据，确实表明他们经历了伤痕累累的生活方式，这对男性和女性都是共有的。由此展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两性都能自食其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独立的分食制。
早期人类的问题
关于这些最早的欧洲人类，考古记录还能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是如何利用技术和物质文化来生存的，他们的行为与我们有何异同？
回答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取决于我们对考古学时间维度内对证据组织与理解的把握。上一部分指出，从后来的欧洲原始人类的解剖学证据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他们大多死于末次间冰期之前。确定这些距今12万年到4万年前洞穴遗址和露天旷野遗址的年代区间，得益于通过热释光定年法在测定灼烧过的燧石和沉积物年代方面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展现旧石器时代中期更广泛的石器工具组合的一个初步年表形成了，它可以追溯到距今25万年前，其中包括一些早期智人。
这个已经得到改进的年表，能够显现出人类在73万年前至4万年前这一漫长时期出现的巨大发展。尽管似乎难以察觉到颅骨和技术的变化，但这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重大的年代标志可以排列在距今20万年前，人类在此时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在末次间冰期之后距今6万年至4万年有一个明显的先期阶段，从几方面但并非所有的方面预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到来（见第二章）。
我们的问题就是阐释这些碎石和被切割的动物骨骼在过去的行为中所代表的意义。早期的行为模式与现代的行为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吗？如果真的有，又有哪些不同？仅仅因为他们制造了石器，并不一定能说明差异，因为这种工艺已经承袭千百年之久，而且这些早期文明时代的人类仍有可能具有制作旧石器时代晚期古物的技术潜力；对此，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况也等同于任何一个现代人，只是现代人选择不使用它。由于局部和发展历史在本质细节上的不同，黑猩猩与人类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非常通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会使它们变得低劣或不一样。当然，这些早期人群是成功的，他们在更新世时期欧洲地区的长期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从表面看来毫无希望的证据中解决这些问题，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所面临的任务。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减少对石器和人骨的关注，不要将其作为比较对象和讨论相对智力与潜力水平的重点，而是要想方设法研究这些古人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当然，被我们称为社会组织或者作为经济和生存战略来研究的这种行为类型，对考古学家来说是隐藏起来的。石器是不会讲述故事的，不管它们被磨损得多么厉害，也不管它们所显示的年代是多么准确。行为的重建取决于将尚存的证据置于可以解释它的背景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运用考古学家的第二维度：空间。
时间与空间中的原始人类化石
让我们从三个短时段的宿营遗址证据开始，方便起见，我将其列为原始时期、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
沉积物中石器和骨骼的空间排列，包含了大量有关遗址如何形成以及过去人类的空间范围和其他错综复杂的信息。当我们观察可追溯到中更新世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时期的遗址时，会发现缺乏构成宿营遗址的常见特征。这其中包括建好的壁炉、可能表明帐篷位置的柱洞，以及用来放置燧石和动物骨头的被单独分区的废弃物品区。综观整个欧洲的遗址，如匈牙利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遗址、法国地中海地区的泰拉-阿玛塔（Terra Amata）遗址和英格兰的霍克森（Hoxne）遗址，都有灼烧过的燧石和木炭碎片遗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壁炉、棚屋的存在，或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在居住面上的分区。相反，这些遗址所展现的是分布稀疏的碎石块、动物骨头——其中一些被屠宰并且其表面带有石器的痕迹，以及其他的一些碎片，包括未加工的石核。这种材料的布局通常没有任何清晰的结构或图案，就像我们常常被问到——宿营地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归咎于保存不善。虽然这些遗址非常古老，但它们也是整个欧洲史前时期遗址名单里保存得最好的那些。在泰晤士河流域的斯旺斯柯姆遗址，或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处浅海崖上的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遗址都保存得异常完整。如斯旺斯柯姆遗址，在保存着已灭绝的鹿类脚印的同时存留有石器的淤泥处，细颗粒沉积物最多使原沉积物位移不超过几毫米。现存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遗址受到沉积作用的破坏非常大，在那里，我们大部分的证据来自次生堆积，如被用来放置垃圾的坑和沟。与之相比，那些中更新世的遗址和景观令人惊讶，也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考古资源。如果他们搭建了帐篷和棚屋，那么在近地表的地方会有很大的机会发现那些柱洞、铲子，甚至窖穴。
这些遗址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对埋藏于原生环境中的遗骸辨别，确切地说来自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遗弃它们的位置，也就是利用砍砸器和其他石器肢解、分割动物骨架，剥肉取髓的地方。当前人们对早期技术的兴趣，就像上文提到的，使得人们投入极大精力分析石核减少和手工制品生产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石器拼图揭示了许多个体敲打石头的活动，在发掘面积足够大的遗址时，可以显示出从选择石核到粗加工、制成石片、打制成双面工具（譬如手斧）的不同阶段，石片的使用和丢弃都是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在博克斯格罗夫遗址初步揭示的迹象表明，燧石石核是从坍塌的海崖上剥落下来的，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打制。然后，这些石块被运送到500米以外的地方，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挑选、使用和丢弃。这意味着，整个顺序是缓慢而有节奏地进行的，以分钟为单位，至多几小时。至于石器工具的长远规划，并不是原始人行为的一个常规部分。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原材料一般都是当地的，远至10千米至15千米的路程都是正常的，大概属于每日觅食的范围。已知的一个特例，距离长达100千米。因此，在缺乏细粒岩石的地区，譬如缺乏燧石或黑曜石，我们发现原始人使用的是粗粒的玄武岩和石英岩。这是因为玄武岩与石英岩的断口也是锋利的。
在中更新世末期的古人类中，这一模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有证据表明，原材料的运输距离其已知的地质来源要远得多。绝对距离仍然不大，最大的距离通常在80千米至150千米，最大绝对距离为300千米，但显然超出了古遗址证据所显示的以小时和分钟为路程单位的迹象。此外，他们生存空间的结构也有变化。在尼斯附近的拉扎瑞特（Lazaret）洞穴遗址，就在洞口侧壁附近，有两个清晰的火塘。它们周围是常规的垃圾堆积，其中包括碎石和动物骨头的残骸。这些堆积呈半圆形排列，虽然发掘者倾向的解释是，这个堆积形态是由洞穴内充当屏障作用的撑开的皮制帐篷导致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围绕炉膛而坐的人应该对此负责。
这种堆积并不存在于所有的岩棚中。在位于多尔多涅距今12万年以前的沃弗里洞穴（Grotte Vaufrey）遗址的第八层，由于缺乏火塘，燧石材料的分布形成了一种完全无组织的排列形式。西梅克（Simek）的详细分析表明，工具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的组合指向非特定的和无序的行为。从这一证据来看，很难认为他们去那个地方时考虑到了特定的活动，例如去猎马。相反，他们会设法利用到达时所发现的东西。
这一时期，大多数遗址的结构仍使人联想起前一个时期。在洞穴和岩棚中，材料的使用越大，或者保存的材料越多，有时确实能够提供证据，正如从原材料运输中获得的迹象一样，它们证明了土地利用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规模已经扩大。位于泽西（Jersey）岛花岗岩海岬的拉科特（La Cotte）遗址，就是提供新证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裂开的遗址中含有大量的沉积物，其中通过热释光定年法测定灼烧过的燧石提供的最古老年代，在距今27.3万年至20.3万年。这表明遗址中的C层和层级进入第7阶段的间冰期，在我的分类表中它接近于原始时期的末端。这一时期，在沉积物中，无论是石器工业还是材料的排列结构，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大约18万年前之后的同位素第6阶段，发生了变化，当时在第3层和第6层，从防护崖下发现了两堆显著的动物骨骼。它们包括猛犸和长毛犀牛的某些部分。尽管这两堆骨骼的构成差别很大，但猛犸的头盖骨、肩胛骨和骨盆是最常见的组成部分。人们认为，这一小群动物惊慌地跳下悬崖后又被拖到这一位置，从而变成这个遗址的一部分。当被古人占领时，拉科特大概已经成为连接泽西岛和法国大陆干燥平原上的一个突出地标。
虽然这些骨堆的意义尚不清楚——如果它们是贮存品，那为什么要丢弃它们呢？——它们的存在，表明了大件物品的积累和放置，与原始时期的考古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距今20万年前之后的这段时期，情况也是如此，涉及石材资源更精细、加工程序的证据越来越多。一方面，增加了勒瓦娄哇或石核制成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原材料更为经济，拉科特遗址后来的地层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一项关于石片手工制品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二次加工的行为，古人为了打制切削刃，仔细地打磨尖锐的长石片。这种情况在遗址中同位素第6阶段的那些堆积物中最常见，随着从燧石到粗石数量的减少，二次修整的长石叶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这种有效利用的行为，将这一时期与作为早期概述的最早的石器“档案”联系起来。
最后一个阶段是拓荒时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宿营遗址，更常发现的是我们期望能在它们身上找到的那类特征，其他许多方面的技术与我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围绕现代人所发现的东西密切相关（见第二章）。从露天遗址可以识别到建造良好的火塘，譬如葡萄牙的维拉斯瑞沃斯（Vilas Ruivas）遗址和德涅斯特河（Dnestr）的乌克兰（Ukrainian）沿岸的摩洛多瓦一号（Molodova I）遗址。在后一个遗址里，表土已被大面积揭露，揭示了猛犸头盖骨和驯鹿鹿角的分布图，许多人将此看作茅屋建立的证据。一个更审慎的解释是，当火塘点燃时，它们充当了防风墙或有时起到了防御的作用。无论最终结论如何，这个遗址上的结构和排列方式都是早期生存空间巨大进步的证据。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原材料运输反映了更广泛的交流和活动规模的再次扩展。相较于西南地区末次冰期早期较少的周期性极端气候而言，这些活动范围在欧洲大陆腹地要大得多。这种差异可以在强调资源对相对行为规模影响的区域理论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了解到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地区，在寻找猎物方面有更大规模的活动，这些样本是检验旧石器时代资料的一种有效方法。
使用这一区域理论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房屋使用的数量和规模。通过对北欧和南欧地区洞穴和岩棚中的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显著的差异。在北部，大型的遗迹很少，也很少见到拥有多个层位关系的遗址。为了复原足够的遗物来进行类型学研究（通常认为最低要求是100件），必须大量发掘遗物。必须强调的是，就像在英格兰的肯特（Kents）洞穴、德国南部的伯克施泰因（Bockstein）洞穴或前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Moravian）岩洞的库尔纳（Kulna）洞穴出土的遗存所证实的那样，史前人类在原始时期、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都是以小型人群存在的，而且分布稀疏。这不足为奇，因为北欧和更多的欧洲大陆地区是受间冰期、冰期不断的气候波动影响最大的地区。这些地区一开始是每7万年，之后是每10万年，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冰期循环。这主要体现为：在冰期通过冬季积雪覆盖牧草使得草食动物取代了林地动物；在间冰期通过森林覆盖率的增减来影响主要动物种群资源如野牛、马和马鹿的丰裕程度以及它们分布的密度。
相比之下，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洞穴和岩棚遗址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拥有多层堆积的遗址数量非常多，而且每处遗址的石器数量多到不可思议，都超过了100件。同时还有丰富的石器窖藏，包括大量打制过的工具和碎石。最后要说的是，探沟的发掘面积往往较小，这反映了地下遗物埋藏的密度较大。然而，如果将这些情况进行比较，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更新世为代表的较长时期内，史前人类几乎一直占据着南欧和地中海地区。
个别石器的“档案”在拓荒时期是非常突出的，虽然这只能代表个别案例，但却被描述成在末次间冰期以前所有莫斯特时代器物的特征。在这些打制过的石器中出现了一个新颖的案例，那就是极富辨识度的抛射形尖状器。在此之前，这些石器的形制都是普遍存在的，诸如三角形的勒瓦娄哇尖状器或打制过的莫斯特时代的尖状器。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一些精心制作的小的尖状器遗物，统称为叶形尖状器，因为它们往往两端较尖，可追溯至距今6万年到4万年。这些尖状器是利用研磨技术制成，完全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特征，而器物中的其他石片和打制件则可归为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著名的例子有，德国南部石灰岩高地的毛尔恩（Mauern）和乌尔施普灵（Urspring）的洞穴。这些都是小型遗物，就毛尔恩洞穴来说，只有113件打制石器来自F层，正如奥尔斯沃斯-琼斯（Allsworth-Jones）所说的，其中几乎一半是叶形尖状器，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和时段都很少见。
有趣的是，在距今4万年前后，在最早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场地中，如肯特（Kents）洞穴、波兰南部的耶兹马诺维采（Jerzmanowice）洞穴和匈牙利比克山（Bukk）的伊斯塔洛斯科（Istallosko）洞穴，都发现了与这些独特石器大致相似的器型。切割器不是以石片工业和处理过的骨器形式存在，而是以抛射尖状器的形式出现，这意味着技术传统的代际转变。这些遗物也是小型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这表明其生产和使用背后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具有相似的生产组织形式。
标型器——地质学上被称为“标准化石”，以后才为人所知，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其风格化造型的成因是什么，就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一系列标型器，使得考古学家对年代范围不详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一些文化材料，都能将其十分确定地归入如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或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石器确实存在一些标型器，例如21种类型的手斧或各种类型的燧石边刮器，但这些几乎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可以制成。沃弗里洞穴遗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遗址的第八层出土了一个典型的莫斯特文化器物标本，在通过热释光定年法进行绝对年代测定之前，人们就可以根据其器型特征判定其年代在末次间冰期之前。现在我们知道它属于第6阶段，恰好在末次间冰期之后。东安格利亚（Anglia）地区亥洛奇（High Lodge）遗址出土过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过的端刮器，这些石器的外观引起了有关这一遗址年代的长期争论，现在通过上述方法已确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至少50万年。
在拓荒时期，叶形尖状器也不是唯一的独特文物。梅拉斯最初对博尔德和宾福德夫妇提出反对的案例，譬如在孔布-格雷纳尔岩棚和洞穴遗址的主要地层中，有可能发现博尔德5个可测变量中的一部分确实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情况。特别是具有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文化，它包括的两种形式A和B，在地层堆积中总是处在较晚的层位中。早期莫特斯文化的特征是三角形的手斧，其样式和细致的修饰确实名副其实。在所有的手斧类型中，这是唯一符合标型器条件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时空精确度。
在拓荒时期，有一些线索预示着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对石器技术的使用和制造有了规划。这并未使他们的活动充满现代性，但确实使他们区别于较早的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反过来，在他们内部又通过统一的归类而彼此区分开来，最初是由博尔德在石片工具器物中来区分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距今20万年之后，博辛斯基（Bosinski）将其描述为文化行为发展的一个门槛。克拉克将在中国和非洲都能普遍看到的现象：在遗址中反复出现的遗器组合，以及间或具有的区域性中心，确定为中石器时代的一个特征。欧洲考古材料的分布与这一变化相吻合，但是范围明显扩大。博辛斯基还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不适宜居住的北欧平原，例如汉诺威东南的扎耳茨吉特-莱本施泰特（Slzgiatter Lebenstedt）首次发现有人定居。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片土地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一隅。我们要等到拓荒时期才会看见乌克兰和俄罗斯平原上的第一批居民，例如布良斯克（Briansk）附近杰斯纳（Desna）河上的霍特列沃（Khotylevo）遗址。在这里，用勒瓦娄哇技术加工制作的大双面尖状器数量非常丰富。在北部地区高地和东南部地区，叶形尖状器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可能代表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因为这些地区原本会随着冰期循环（glacial cycle）中期资源的减少而被放弃。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把距今6万年至4万年这一有趣的时期称为拓荒时期（Pioneer phase）。
同一时期还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骼标本，其中很多都没有做年代测定。但在莫斯特，有两具骨骼被认为来自该遗址的J层，最近的一项热释光测量已经测出这一层位的年代在距今3.7万年至4.3万年前。来自以色列喀巴拉（Kebara）洞窟的骨骼，经一系列热释光取样鉴定后，认定其年代为距今6万年前拓荒时期的初期。这些迹象表明，费拉西（La Ferrassie）洞穴遗址和圣沙拜尔（Chapelle-aux-Saints）山洞遗址的完整骨骼可以追溯到同样的年代。正如梅拉斯（Mellars）最近所主张的，即使它们年代古老，也不太可能超过距今7万年。
这些完整的骨骼可能是拓荒时期的特征之一，当我们试图解决它们是被埋葬的还是只是意外地得到保存这一问题时，这些可能性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支持有意埋葬的证据是，尸体被埋在人工挖掘的坑里，有时还有石头和其他大型物体的防护。尸体位移严重，因此无法观察到清晰的葬俗。但在费拉西洞穴遗址，同一墓地中埋葬了不止一具遗骸。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墓地是独立的。我们也很难将那些工具与动物肢骨归为随葬品，因为这些物品出现的层位往往叠压在包含遗骨的层位上面。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遗骨上的花朵曾经被用于对其周围地表的花粉颗粒研究。然而，由于特纳（Turner）最近已经证实花粉颗粒可以通过堆积物移动，因此这里有必要谨慎些，它有可能是这些墓主死后才进入的。
反对有意埋葬的理由在于墓葬的年代——如果热释光鉴定的年代继续停留在一个相对晚近而且有限的时间范围里——以及发现这些遗骨的地方。欧洲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遗骨来自西南欧地区。为数不多的例外是比利时的斯北（Spy）洞穴遗址，以及1856年的原始出土地点；在地中海地区的霍图斯（Hortus）和克拉皮纳（Krapina）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与尼安德特人体质相似的遗骨残片。多年来，这些非同寻常的残骸引起了人们对食人行为的联想；但更有可能的是，鬣狗、豹子和狼等肉食动物也在使用这些洞穴，它们也可能是形成头盖骨和长骨损害的原因。在西南欧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出土过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的岩棚中，这些肉食动物的骨头通常却少有发现。也许，较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使得肉食动物并不需要将岩棚作为巢穴来使用，因此人类迁居其中后遭到毁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在以色列和近东的洞穴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少量的尼安德特人遗骨，其他地区则发现了完整的遗骨。
削弱有意埋葬论的最终报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远古时期还是拓荒时期，没有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发现于露天遗址。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距今4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确实出现在露天营地，如莫斯科附近的松吉尔（Sunghir）遗址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尔诺（Brno）的多尔尼-维斯托尼斯（Dolni vestonice）露天遗址。也正是这个时候，开阔平原上活跃着数量巨大的肉食动物种群。但埋葬在墓地里的墓主心中应该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他们的墓室都被精心修整过了。
综合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保存，是因为它的运气好：温暖适宜的气候，使得那里的肉食动物和尸体分开的时间足够长，也使得后者能够作为完整的骨骼幸免于难；山洞为埋葬地点提供了保护。那些实行埋葬仪式的人，他们的意图是未知的，但可能更多的是与尸体的处理有关，而不是频频提及的令人着迷的有关保存、来世、宗教和象征性的动机。当然，在浅坑墓中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与西方墓葬传统的相似性，导致了那些在20世纪早期首次发现它们的人得出了另类结论。然而，必须记住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考古学家”也是根据正在使用的石器，从西方的传统之外来寻求证实，确认澳大利亚土著人即使不是鲜活的代表，也是具有与创造了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尼安德特人相同的意义。然而他们并没有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有意处理他们尸体的纷繁多样的方式中寻求到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案例的支持。
这些墓葬使我们对象征行为是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了一个了解。拓荒时期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合适范围，因为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在诸如原材料和标型器的广泛传播等方面，毫无疑问预示着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到来。如果象征行为也能够被证明，那么就为这一时期确定了基调：拓荒时期是随后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而不是由欧洲半岛以外的行为体系将欧洲本土文化简单地取而代之。
除墓葬之外，对象征行为的主张还依赖于三条证据——自然文物、露天遗址和洞穴中的遗址，以及石器风格。第一类包括从不同时空的遗址中收集的各种材料。被刺穿的驯鹿趾骨、划伤的肋骨、骨架，以及匈牙利塔塔（Tata）遗址中出土的用猛犸的牙抛光制成的薄板。在几乎所有事例中，正如戴维森（Davidson）和诺布尔（Noble）主张的，这些都可以用更简约的方法来解释，比如刺痕是由于肉食动物牙齿的穿刺，或是由于它们用獠牙掘开已经入葬的遗骸时造成的。利用石器进行的屠宰也会留下看起来比动物牙齿更为规则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标记具有象征意义。塔塔遗址出土的抛光的猛犸象牙是唯一值得认真考虑的物品，主要是因为没有存在明显的功能解读。它是一件孤品，因此难以解释。但是，仅凭一个物品是否能成为构成和指导一系列象征性原则组织行为的根据？
对遗骨所谓的“排列整理”则更不能令人信服。在西班牙的托拉尔瓦（Torralba）古遗址，一排排的大象长骨曾被认为是被人类有意如此放置的，但对它们进行动态模拟表明，是河流的作用导致了它们的“有意”队列。在几个高海拔的瑞士洞穴中，广为引用的洞熊头盖骨的“箱子”也一定要被忽略。由于经常使用深邃的洞穴作为冬眠的巢穴，当洞熊将先前在睡梦中死去的占领者的骨骼弃于一边时，就产生了许多奇异而绝妙的排列形态。尼安德特人用洞熊的头盖骨填充了特制的石柜，这是旧石器时代生活中最惹人喜爱和最长久的形象之一，但遗憾的是，没有可供支持的证据。这是一个敞开的光秃秃的“箱子”。
最后一条证据来自石器及其有限且经常重复出现的形制。奥克利（Oakley）指出，一些手斧在燧石内含有化石贝壳，原始人在打制石器时将这些贝壳精心保留了下来。尊重这些美丽的物品，坚持一种石器形制，有时会被认为是象征意义上表达思想存在的有力论据。然而，必须记住的是，我们是灵长类动物，具有模仿的特质，学习是通过仿效我们所见之物，而不是我们听到的指示来进行。这种模仿行为足以制造石器，而现存的留在洞穴内的和沿河休憩点的遗物则可作为现成的模仿范本。博尔德所倡导的观点是，他的5个尼安德特部落中的每一个都有制成专门用途的石器，如果认为他们希望用石器来表达自己的部落身份，这似乎是过去将英国卷伞（English rolled umbrella）和法国长棍面包（French baguette）作为身份象征一样，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正如戴维森和诺布尔所主张的，欧洲的这些早期原始人类最好被视为以工具作辅助的原始人。这与运用文化的人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者的情况下，以工具、服饰、装饰品、房屋等形式的物质文化是一种汇聚和传播信息的媒介。只有当存在一套经广泛认可的象征性规则的时候，文化的运行才有它的意义。我不认为这种能力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因为在拓荒时期，原始人类没有诸如钻过的狐牙、穿孔的贝壳和其他可作为身体饰物或缝在衣服上的物品。这些物品在距今4万年之后是普遍的，呼应着法伊弗（Pfeiffer）曾经提到的“创造力大爆发”。正是在这个时期，考古遗物经由它们的风格处理，间接地表达出了其他的信息。也正是在那时，小型雕像、雕刻吊坠和岩画等艺术品形式出现了（见第二章）。
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我在围绕欧洲人类的神话和故事中走了一大圈。现在是时候对这70万年的概况进行一个说明了。他们的行为是否与我们不同，对于这个先前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研究了。我很清楚，对于这整个时期来说，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尽管这期间有重大变化。关于语言能力和智力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但这些早期人类并不具备完全清晰的言语或我们所知的语言这一结论，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了。这种缺失显然会对社会和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对我形成上述考古记录有何帮助呢？
语言是一切与其相关联的符号的文化，并以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规划这种形式来操控时间。正如惠伦（Whallon）已经恰当阐明的那样，过去和未来时态的增加改变了人类在社会组织方面的能力，并对生存和定居产生了影响。了解语言缺位带来的影响，不仅意味着不会产生艺术品，也意味着石器工具形制的单一化；我们必须从那些看不见的系统的组织形式来理解，这是考古学家要研究和解决的目标。
当我们试图“思考原始人”，并想象如果没有作为关键要素之一的现代人类，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时，可能会打开解释过去的大门，但是它充满着主观性。我们需要避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所青睐的那种方式，1921年，在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中，他为尼安德特人普遍的命运打上了封印：“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理解那些可怕的人们。我们无法在我们不同凡响的头脑中，去想象那些怪异的大脑所追逐的奇怪想法。就仿佛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大猩猩一样去梦想和感受一样。”为了避开这种陷阱，我将专注于原始人类扩张到新栖息地之后，他们的生存和延续问题。
原始人只有解决了环境的季节性问题，才能在欧洲生存下去。在传统上，人们认为，这可以通过猎杀大型动物实现，有许多艺术家的重构作品都展现过：原始人用石头砸死了猛犸象、用棍棒袭击野牛的膝盖。毫无疑问，原始人是可以杀死动物的，尽管以这样充满大无畏气概的壮举来对付3吨重的厚皮动物和迎面而来的1吨重的公牛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做出这种简单论证的时候，我们同时忽略了一个要点：狩猎。无论猎物是大型的、中等的，还是小型的，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狩猎都不仅仅是个捕杀动物的问题；它同样也是一项充满技巧和危险的活动，这也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在任何狩猎社会中最神奇的部分。但是杀死动物通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用长矛还是弓箭，无论是设陷阱还是将猎物驱赶到悬崖峭壁上。困难之处反而在于人员的组织，以便使他们能在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机和合适的装备下，获得高于平均概率的成功机会。随着动物的活动和数量变得难以预料，狩猎的成功概率也受到限制。因此，原始人生活在季节性环境中的风险迅速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高于平均概率”还不够好。原始人不能听天由命，因为失败带来的惩罚将是饥饿和灭绝。在更新世的季节性环境中，欧洲也不会有可供原始人任意选择的丰富植物类食品，一旦错过狩猎机会，原始人不能指望依靠坚果和蓝莓度日；他们也不能指望一个意料之外的丰年。
今天的猎人和采集者，以及距今4万年之后的旧石器时代社会，已能从容不迫地应对这样的环境挑战。事实上，他们选择特定行动以磨炼能够解决问题的行为。因此，改进技术以降低狩猎失败概率；通过联盟、亲缘关系、访问和盛宴建立社会网络，以便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在需要时号召邻邦兑现区域保障协议。这种形式的社交绸缪是司空见惯的，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手段之一。在将风险分散到整个地区的同时，当面临的困难是明显的季节性条件时，应对方案却是就地解决：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建立粮食储备，预留下足够的粮食用于维持困难时期的生计。这种行为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区域考古学类型，因为生存模式最终是在这种体系中产生的。其鲜明特征之一是，在更新世气候循环运转期间，随着季节性变化的增加和资源的减少，定居地仍然具有延续性，虽然它的规模缩小了。欧洲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人口的缩减与流动，特别是北欧地区人群的兴亡，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狩猎”行为在那时尚未得到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匮乏，有柄工具及轻型复合工具仍然很稀有，这些情况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但这仍然留下了他们如何谋生的问题。原始时期，在欧洲有人类居住的8个地域（没有东北欧），社会群体的规模显然存在差异。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集中精力分析其中几个地域可能面临的限制性因素。在冬季，他们以何为食？那时他们的生存环境有五六个月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大群的野牛、马、驯鹿和马鹿为解决同样的问题而长途迁徙。迁徙的路程往往极远，对于原始人类来说，他们无法跟随，也没有任何物证表明他们拥有过哪怕是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储备粮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用来揭示和阐明这种行为以及与这种规划相关的社会组织。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不是在狩猎，而是在觅食尸体，这些尸体要么出现于冬季，要么是在冬季来临时，动物在要离开这个地区之前被肉食动物吃剩下的。在这些中纬度的草原上，为确保草场供给，大量猎物分散开来，但在河流沿岸和湖泊周围却很密集，因而大多数的狩猎都发生在这里。来自西伯利亚和育空（Yukon）地区的猛犸和其他更新世动物群的冰冻尸体，表明了自然界极度冰冷的力量。尽管解冻后的肉和骨髓并不符合我们对美味的要求，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美味大餐。那些被找到的仍然含有重要脂肪储备的全部或部分尸体，将成为度过那些寒冷冬季的基本资源，直到大批畜群从它们的过冬觅食地返回，原始人类才能以捕杀和觅食它们为生。以巨型动物庞大的脂肪和骨髓储备为食，比起试图用石头砸死它们更有效果。
这一冬季策略借助于两个要素。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人手在当地寻找一些尸体，大型的群体规模将是很重要的。当地群体的人数可能多达150人，他们一直是定期联系的，而且大多数婚姻伴侣都是从中挑选出来的。这种涉及相当大流动性的社会群体，不需要煞费苦心地来记住谁，因为在专门的狩猎之旅中，不会发生个体离开主要群体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事情。这些面对面的社群既不需要依靠语言，也不需要依靠器物的符号内涵来建立他们的人际关系。因此，选择规划以及以记忆和协作的形式利用过去和现在，与社会内部关系的发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获得食物和生存手段的问题。
第二个要素是火。这不仅可以让人取暖，而且还有助于将尸体解冻。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尸体带入洞穴，可以更容易使其升温。搜寻几乎不需要什么技术，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一支长矛就满足需要了——正如克拉克顿（Clacton）海峡所发现的那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探杆或凿子，用来对雪堆下或经过冰层时进行搜索。这两个要素将开辟一个其他肉食动物无法获得的食物来源。这样一种让他们度过寒冬的策略取决于环境中的许多因素，例如畜群数量、迁移距离、温度和积雪深度。由于这些因素逐年变动，在更新世的长期循环中也有所变化，因此，当地资源能否满足该群体的食物需求，随着这种情况的变化而充满不同风险。在一个地区内，相对于聚居地，某些区域将变得具有吸引力。该策略的一个特点是，几乎不需要什么技能和知识就能使其产生效果。它可以视环境而定，很容易地从一个山谷转移到另一个山谷。然而，在数千年的漫长光阴中，有些山谷的位置会比其他山谷更好，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在它们的砾石器和其他堆积中所含的遗物数量存在着差异。
经过长时间的居住后，这种生存策略完全可能在欧洲发展起来。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方地区，对于韦斯特伯里（Westbury）、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亥洛奇（High Lodge）和斯特兰斯卡什卡拉（Stranska Skala）等原始时期遗址的考古材料最早可追溯至大约50万年前。这可能与当时周期时间向10万年之久的更新世循环的转变有关，它会使原野变得更加干燥或寒冷，当兽群处于最大规模时，这一策略是最为有利的。它表明，地中海地区远古人类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在较短距离内追踪季节性迁徙的兽群，以及更多地利用植物资源。
同样，正如先前提到的，远古人类通过迁徙到达北欧平原的部分地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本身的季节性迁徙的距离也更大了，这意味着现在群体要获得食物就必须扩大搜寻空间，这是生活在这种开放环境中的结果。上述搜寻食物的策略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也许可以通过拉科特遗址一个有着便利除冻用途的洞穴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蔡斯（Chase）对孔布-格雷纳尔岩棚和洞穴遗址以及肯纳遗址的动物群遗骸进行了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这里的马和野牛是被直接杀死的。虽然难以证明原始人类对肉类的贮存行为，但我强烈地怀疑，一些小型储藏室可能源于这类事件，尽管仍旧缺乏在区域范围内支持这种行为的社会组织证据。近距离杀戮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并且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男性和女性都参与了这种活动。个体主要负责他们自己的储备品，因此两性都展现出力量、强壮这些特征，作为他们如何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的解剖学上的标志。
然而，远古人的生存策略是如此的有限，这一点从他们的区域定居史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他们错过了英格兰的末次间冰期，尽管这座大岛当时满布长大象、窄鼻犀牛、河马、野牛和橡树混交林等动植物。但即使拥有了所有的巨型猎物和温暖气候，“大型猎物捕食者”最终还是消失了。究其原因只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存活下来：在温带森林环境中，动物的体积虽大但密度低，这是他们的群居组织所无法应对的。因为这需要更大的规划来降低风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裂变增长期更长。这会打破他们社群曾经面对面的基本体系。据霍菲克（Hoffecker）的报告，在末次间冰期，俄罗斯平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种群也是不存在的。
在最近一次寒冷期的早期也是这种情况，当时第4阶段有相当大的冰川活动，在温带第5阶段的a级到d级的东北欧和中北欧地区的平原环境中，重现的人群消失了。这可能是对资源减少的一种反应，在这种程度下，现有的生存策略变得不再切实可行。相比之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这种气候恶化的适应能力都已经变强，无论是温暖的还是寒冷的。远古人类的应对方式，就是完全退出这些地区。
唯一表明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迹象来自拓荒时期。来自那些小型叶形尖状器遗址的资料证据表明，在北欧、中欧和东欧荒凉的环境中出现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支持山区猎食者的网络使得人群能够进行更频繁、更长期的裂变增长，这只能通过提高规划和社会组织的能力来实现。因此，他们所活动的地理区域大大增加，规范与陌生人接触和打交道的需求会更大。这种发展是否可以归结为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了另一种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促使拓荒者意识到他们的潜能，或者这些遗物和它们所体现的组织制度是否完全是由新居民在新型的行为场所运作的，这都有待于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
注：在讨论1万年前的时期时，学术界习惯上不是用“BC”这一术语，而是用“距今”（“BP”）这一术语来引用放射性碳定年法，仍依照惯例用AD1950年来表示“今”。因此，“BP”用于本书前三章中的年代测定，之后用“BC”来取代。最近已经很清楚的是，放射性碳所测定的1万年前，实际上可能是对地质年代的严重低估——或许是距今大约1万年，其实少算了1000年；也许是距今3万年，而几乎少算了3000年之多。（在这些章节中，所有的年代都是基于放射性碳的测定。）有关年代测定的更多内容，请参阅马丁·吉姆·艾特肯（M. J. Aitken）的《考古学中基于科学的年代测定》（Science-Based Dating in Archaeology，伦敦：朗文出版社，1990年）。
[1] 本书初版于1994年，距亨利·奈普诗歌已过去89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