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其中一个答案是社会规范的作用，它既可能是强大的（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也可能是脆弱的（短时间内就会坍塌）。如果规范使人们保持沉默，那么即使有人或许多人讨厌现状，或那些看似支持现状的人实际上对其漠不关心，现状也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了挑战：也许是说出了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事实的那个孩子。在这个小小的挑战之后，其他人可能也会开始说出他们的想法。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某些时候，是依照自己所厌恶的规范生活的。我们可能不会去探究，因为这就像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却可能在厌恶这些规范。可问题是，没有人能靠自己改变一项规范。诚然，我们可以挑战一项规范，但挑战是有代价的，且挑战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巩固而非打破现有的规范。我们需要的是由那些明确表示不赞同这项规范的人发起运动，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就会成功；到那时，说出“我也是”几乎没有社会成本，并且也许是有益的，甚至是义务性的。

同样的动态过程也存在于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其中包括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年龄歧视和奴隶制废除等。当然，这些运动在诸多重要方面的意义是不同的，其中一些无疑是好的，而另一些难以评估，还有一些则令人深感不安。但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被压抑的信仰、价值观和愤怒都会重获生机。一旦人们行动起来，改变将不可避免。

预测这些社会运动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会掩饰自己的偏好，同一社会中的个体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想法。存在偏好掩饰的情况正是释放社会改变信号的恰当时机，但又因为偏好是经过掩饰的，所以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事实。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互动的首要性。要使改变发生，需要通过互动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产生一种日益强烈的认识，即现有的规范是脆弱的。这种认识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机缘巧合可能至关重要：谁在恰当的时候与谁进行了交谈？报纸在恰当的时候报道了什么？谁又在恰当的时机转发了什么？

科幻作家往往喜欢探索“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南方赢得了美国南北战争，约翰·肯尼迪没有遇刺，唐纳德·特朗普决定使自己的房地产事业再上新台阶而不是竞选总统。在他们看来，最有趣的是强调反事实历史引发了巨大改变这一过程中的小转变（或助推）。他们让人们相信，只要稍加推动或拉动，整个社会最终可能会变得截然不同。

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真理时刻，但我们确实在短时间内看到了巨大的转变。如果对导致这些转变的机制有所了解，我们可能会重新意识到，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以及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施加一点助力，未来几十年可能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本书共有16章。虽然并未构成一个整体的叙述，但它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在于将行为科学的发现与法律和政策中的长期问题结合起来，并努力向人们阐释：看似微小的扰动往往可以引发巨大的变化。本书的前3章探讨了社会规范的力量、社会级联效应（social cascades）的重要性、群体极化现象以及法律的表达功能。我要强调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不管这是好还是坏；而在其他情况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人们最终持有了他们以前不会持有的观点。这一部分的主题是从不可言说甚至不可想象的观点向传统观念转变（反之亦然）。

第4章到第11章探讨了“助推”作为改变工具的优势和局限性。这里的问题是，公共或私营机构如何通过看似微小的步骤改变甚至“放纵”人们的行为。

助推是一种保留选择的干预措施，由行为科学提供信息，可以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选择。助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创世记》中，上帝轻轻地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唯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那天就是你的忌日。”蛇也是一个助推者:“上帝知道，当你吃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睁开，你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上帝和蛇以威胁、承诺，以及一种独特的架构，维护了选择的自由。

近年来，政府官员在助推项目方面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起来，他们往往会借鉴最新的行为科学研究成果。有时他们会跨过助推，征集关于人为错误的调查结果，包括“现状偏差”（present bias）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以证明授权和禁令（或征税）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会尝试探讨当前最紧迫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法律、经济和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引发了深刻的问题。例如：评估助推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往哪边助推？什么时候助推会失败？当助推失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助推是否合乎道德？人们控制自己命运的欲望又如何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强调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点。第一个要点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人们常说:不要告诉我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表明人们重视自己控制生命进程的能力，应该被理解、欣赏和珍惜。

第二个要点涉及合法使用强制手段。在某些情况下，授权或禁令是合理的，至少在我们关心人类福祉的情况下是这样。如美国的反式脂肪禁用令、社会保障项目、能效要求及香烟税。在过去的10年里，助推一直是行为科学应用领域讨论的主题。鉴于自由和能动性的重要性，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人类福祉就会发现，我们正处于更认真地思考更激进的工具和定义这些工具在何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早期阶段。

第12章到第16章探讨了公共政策、行为科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交叉问题。我认为，透明度通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促进了问责制，也允许人们获得可以用来改善自己生活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并且往往会推动社会改变。

我认为，在许多国家流行的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因为它禁止了预警原则所要求的关键步骤，而我们可以通过参考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更好地理解它的流行及其表面上的混乱。或许最具争议的是，我建议最好将对人权的一些思考理解为“道德启发式”（moral heuristics）的产物，即简单的经验法则。这通常是明智的，也是获得人类福祉这一最重要事物的一种天然方式。最后，我讨论了美国“党派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党派主义是社会改变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在国家立法层面。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探索出一条有希望的前进之路仍然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