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哲学是什么与哲学有什么用？

这学期我给大家讲“西方哲学史”通识课，在第一讲，我先对“哲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一些说明，就算是一个导论吧！

哲学课涉及一些非常抽象、同时也非常高深的问题，如何能够把这些抽象而高深的问题讲得让大家愿意听、听得懂，这是对我这门课程的一个严峻挑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同学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接受哲学教育，进入大学后又要学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修课。由于我们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哲学这门充满了智慧的学问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一种不好的印象，大家的胃口被那种刻板化、教条化的哲学教育给败坏了。再加上我们有些讲哲学的老师本身就对哲学的理解存在偏见，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不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开放性的智慧之学，而是把哲学当作一些僵化的教条灌输给你们。这种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教学方式尤其招致你们的反感，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家对哲学本身的一种误解和厌恶。

实际上，那种把教科书上的哲学说成句句都是真理，丝毫也不能加以怀疑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哲学精神的。用这种非哲学甚至反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教育，其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你们对哲学有一种逆反心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这些讲哲学的老师，而不在于你们。

哲学是什么？

现象与本质

平时我们一说起“哲学”这个概念，你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大家往往很自然地就把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好像讲哲学就是讲政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这些讲哲学史的人，通常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学习哲学必须要从学习哲学史开始，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真正地理解哲学。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也有它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有它的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哲学生长的这个历史过程，是在思想的环境中展开的，我们只有把握了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哲学。因此，这一讲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我简单地回答哲学是什么，我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很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来表述哲学是什么。这是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说，当我们学习其他学问时，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讲，物理学是什么，数学是什么，计算机原理是什么，等等。但是对于哲学，我们很难进行这样的表述。

在座的同学大多是大二以上的学生，你们都曾经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按照书本上的说法对哲学下一个定义：哲学是一套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这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对不对呢？从表面上来看，它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太笼统、大而化之，一个大而化之的界定，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按照这个定义，哲学就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这样的学问是缺乏确定性的内容的，就如同“无限”“绝对”这些概念一样，看起来很不得了、很唬人，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的。因此，即使我们把这样的哲学定义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在心中仍然对哲学一无所知。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来说，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只能在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循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进展到现代哲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到今，曾经出现过一些大智慧者，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困惑。哲学史上有许多成就卓著的哲学家，都曾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甚至还没有等到他们去世，一批新兴的哲学家又开始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观点了。通过对哲学史的学习，我们就会发现，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世界从根本上来说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是一些难以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结论，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见解。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很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中，一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它的答案就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后世人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真理性。比如牛顿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自从牛顿提出来以后，一直到今天，学习物理学的人都不会从根本上对它们提出质疑。在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它们就是绝对真理。当然，超出了这个时空范围，它们的效用可能会受到限制，会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更加精确的理论所取代。但是在宏观世界里，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绝对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后世的人们也不会再去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唯独哲学，大家可以看到，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大家争论的总是那些老问题，例如，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物质性的微粒，还是精神性的概念？世界的规律到底是客观固有的，还是人类思维的结果？真理性的知识到底是来自经验归纳，还是来自理性演绎？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永远没有确定性答案的，因此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些永恒性问题。

我刚才说了，历史上一个一个踌躇满志的哲学家们，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永恒性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很快就会被一批后起的哲学家们所否定。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中来把握哲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直截了当地对哲学下一个定义，要想用一句话来说明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无法言说的。如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也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就是对那些永无确定性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执着追问。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上来加以考察。哲学的性质取决于它的对象。那么，哲学到底是探讨什么的一门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动物，与其他动物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的许多特点，比如，人是有理性的，人是社会动物，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等，但是如果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人总是喜欢追问事物的本质。人和动物一样，都关注现象，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关注现象之外，人还老是喜欢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相对于现象而言，人甚至更加注重本质。动物从来不追问本质，本质对于动物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只老鼠在一只猫眼里，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猫扑上去把它抓住、吃掉，事情就完了，问题就解决了。猫在面对一只老鼠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思考“老鼠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对于猫来说，老鼠就是一个纯粹的现象，根本就无所谓本质可言。

但是我们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与动物很不相同的。人在面对着各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这些事物背后所潜藏着的本质性的东西，即所谓的内在规律。乃至于当我们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时，我们总是禁不住要问，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提问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万事万物真的具有某种本质，还是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赋予了它们某种本质？换句话说，所谓本质究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属性，还是我们人类思维的一种主观习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说，就具有一种挑战性。如果事物本身就具有客观本质，那么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能力恰恰说明我们人类比一般动物更加高明；但是，如果所谓本质只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的一种思维习惯，那么我们人类很可能就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确定的，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种答案。但是，从第二种答案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可以试着想想，或许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无所谓本质，但是我们人却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们的大脑被构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以至我们老是喜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于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现象时，我们就总是禁不住要追问：它的本质是什么？潜藏在那感性现象背后的抽象规律是什么？我们喜欢追问这样的问题，正是这种追问习惯使我们有了哲学。

对于我刚才所提出的两种观点，究竟谁对谁错，我看很难简单断定，你们可以自己选择答案。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中早就有过这样的分歧。好像越到现代，人们就越倾向于现象学，越对所谓客观本质持一种怀疑态度。现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更愿意相信，真实的世界说到底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至于所谓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主观虚构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纷纷走向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把本质给抛弃了。而传统的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都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本质主义哲学。

那么，什么叫作本质主义呢？就是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情结，那就是它们都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和现象相比较，本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质是唯一无二的、不变不动的、不生不灭的，而现象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转瞬即逝。一代一代的人活着，一代一代的人死了，但是当哲学家们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那个本质绝不因为亚里士多德死了或者活着，而有所改变。因为本质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这个一般性的东西并不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死而有所改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本质通常是哲学家们抽象思维的结果，它被哲学家们从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剥离出来，并且被当作转瞬即逝的现象背后的不变不动、不生不灭的唯一真理。

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分裂，也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分裂。现象被看作浅薄的甚至虚假的东西，而本质则被当作真正实在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本体论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也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意见与真理的对立，关于现象的知识被看作肤浅的意见，而关于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理。在这种现象与本质相对立的二元分裂中，哲学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那个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古往今来本质主义共同的做法。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本质主义的。比如说，在我们通常的哲学理解中，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精神，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到的东西，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而这种概念性的东西被说成是决定着那些活跃的、感性的、丰富的现象的终极性东西。这种抽象的本质概念是哲学家们所真正关注的，它们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实在。这种强调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坚持本质决定现象或存在的哲学观点，就叫作本质主义或实在论。

但是，20世纪的哲学却是反本质主义的，20世纪的哲学标榜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自觉，它们认为所谓的本质或者实在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一种假象，真正可验证的、明证性的东西只有那些现象。翻开历史上的任何一本哲学著作，我们都会看到，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绝对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你说这个本质是物质，他说这个本质是精神，争论了2000多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的哲学家们就发现，这些关于本质的争论都是一些无聊的争论，本质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说20世纪的哲学确实达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水平，它们公然主张人类没有必要再追问本质了，大家只需关注现象或者存在就够了。这种见解确实表现了现代哲学的明智之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恰恰也是哲学的一种悲哀。

我认为，无论本质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还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一种杜撰，它永远都是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哲学注定了是一种关于本质的思维，注定了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舍此就不能再被称为哲学。也就是说，即使所谓的本质可能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的结果，哲学也只能锲而不舍地不断追问本质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人类被注定了是一种具有超越倾向的动物，形而上学性恰恰就是人类之神性的体现。这正是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世界本身是否具有本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喜欢追问本质的生灵，所以在我们的眼里，现象背后总是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期待着我们去解蔽、去言说。也许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但这却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它昭示着一种深邃玄奥的命运。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我们总是要在简单的生活中去发掘深刻的寓意，总是不安于动物式的轻松而要去追求神性的沉重。其实大家想想，人如果不去追问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本质，他会活得很轻松、很轻松，轻松得就像一个动物一样。一只猫或者一只狗活得非常轻松，因为它们从来不去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来不去追问事物的本质。对它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堆偶然堆砌的现象，世界的全部意义就体现在那些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动物不是本质主义者，而是现象学家，它们不关注抽象的哲学问题，所以动物比我们人类活得轻松多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误会，是我们人类给自己挖下的一个陷阱。我们不满足于现象世界的浮土，固执地要去探寻本质的无底深渊。但是我却坚持认为，这个陷阱是人类必须挖的，而且，这个陷阱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之所在。所以，在我引导大家进入西方哲学圣殿的入口处，在这个哲学导论中，我就要给大家灌输一种悲剧意识，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哲学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只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这场悲剧固然是悲惨的，但是它却是我们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命运。如果哲学是人类无法逃遁的一场必然性的悲剧，那么它就具有了几分崇高的色彩。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一场严肃的悲剧来对待，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悲剧。所以这样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悲剧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悲剧的态度，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悲剧。既然哲学注定了是人类的一场自我否定和自我升华的悲剧，那么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的神性和希望之光。

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我已经把传统的本质主义和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观点简单地给大家讲了。就个人气质而言，我是不太喜欢现代哲学的。我这个人在骨子里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认为哲学到了黑格尔以后，就开始没落了。在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也出现过几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比如说，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就代表着一种没落。那时候的人们不再关注本质，不再追问终极性的东西，而是把整个眼光都投注到感性的事物之上。他们关注怎样的生活更加舒适，如何去追求世俗的幸福和感官的快乐。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尽管人活得非常舒服、非常轻松，但是这时的哲学却是浅薄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同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情况也是如此，人们都去追求感官的享乐，而对深奥的哲学不屑一顾。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哲学也是一个低谷。但是，哲学终究会走出这个低谷而重新发展的。

今天的人类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大彻大悟的高度，他们主张抛弃一切本质或深刻的东西，跟着感觉走，尽情地去享受当下的生活。事实上，当我们放弃本质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自己变得聪明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从人到动物的道路。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我认为现代人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他们抛弃了一切神性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他们总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崇高的，他们解构着神圣，嘲笑着深刻，把自我意识和当下感受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觉悟”培养了人们一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一套享乐人生的价值取向，怎么快活就怎么活，怎么舒服就怎么干。推至极端，就是王朔“痞子文学”中的那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浮萍式的人生态度是与我们时代的浅薄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的。

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规范，我们所讲的西方哲学史，通常只讲到19世纪就结束，不涉及20世纪的现代哲学。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对本质主义和实在论仍然是难以舍弃的。尽管我说了，这种本质主义哲学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一场悲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快乐的态度、一种智慧的姿态来面对和演出这场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说，既然哲学的真正对象就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又是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哲学家们争论了2000多年，唯物主义者说是物质，唯心主义者说是精神，基督徒说是上帝，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本质的不同理解，也就包含了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关注事物的本质时，当他有了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时，他就进入了一种哲学的状态。他回答了本质是什么，也就回答了哲学是什么，因为哲学就是探讨本质的学问。反之，如果你只关注现象，那么哲学对于你就是没有必要的。

“说不可说”

对哲学的这种领悟，是伴随着一个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而发生的。一个未经过哲学训练的年轻人，当他面对着世界万象的时候，往往喜欢用非常自信的口吻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他非常肯定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时，恰恰说明了他对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反之，当他开始用一种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来思考世界，开始意识到“事情未必是这样的”时，他才开始用哲学的眼光来认识世界。

我国有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前辈，当他们度过了知天命之年和耳顺之年，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往往就会对哲学产生一种真正大彻大悟的理解。例如北京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他认为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学问，它总是执着地要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或问题。这些东西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我们人类却总是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去询问、去探寻，力图要说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种“说不可说”的冲动使得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们像勇士一样前赴后继地追求绝对真理，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已经登上了真理的巅峰，但是很快又眼睁睁地看着后来者爬过自己的头顶继续攀登。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接着说”的历史，虽然大家说的永远都是那些同样古老的话题。

哲学就是一种“说不可说”的永恒冲动，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那个本质，说穿了就是中国先贤老子所说的“道”。那么，什么是“道”呢？《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者，就是有形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叫作器物；形而上者，就是超越形体的东西或者无形的东西，感官无法把握的东西，因此是虚无缥缈、恍兮惚兮的东西，这就是“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要是能够说得清、道得明，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而哲学就是研究这么一个恍兮惚兮的东西的学问。所以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真正的哲学也被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这个词和我们在哲学教科书里所了解的形而上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它们也有逻辑上的联系。在你们的头脑中，“形而上学”可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把形而上学说成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种解释并不错，因为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这个词的新解释。在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表示一种极其高深玄奥的学问，事实上它构成了哲学的根基。黑格尔由于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要把抽象的绝对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中，因此就把那种固执于本质本身的传统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从而使这个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他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所以，在我们今天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形而上学”就成为一个坏东西。

但是在古希腊，一直到黑格尔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里，“形而上学”都是指一门崇高的学问，它关注的不是那些呈现出来的现象，而是那个潜藏在现象背后并且决定着现象的本质。质言之，“形而上学”就是一门关于本质的学问，因此它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一个人如果研究“形而上学”，那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因为“形而上学”是一门玄之又玄的高深学问。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就是广义的物理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总称，或者在近代哲学中叫作“经验科学”。经验的对象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或者是实验室里那些可操作的东西，而“形而上学”却总是要研究那些无法验证、无法操作的抽象对象。

“形而上学”曾经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根基。正是因为有了“形而上学”追问那个背后的东西，哲学才与科学分道扬镳，才从科学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独立性。“形而上学”这个词最初就是指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那个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首先就是“形而上学”。

当然，除了形而上学，哲学也包括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甚至还包括美学和宗教学等，但是它的根基却是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就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哲学，已经丧失了哲学的阳刚之气。因此，我坚持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根。当黑格尔已经被追逐时髦的现代人像死狗一样抛弃了的时候，我却毫不隐晦地声称，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像黑格尔一样固执地相信某种背后的东西。那种“背后的东西”也许很滑稽，我们或许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但是在这种滑稽可笑中却掩映着某种崇高。现代人太清醒了，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不再去言说了，然而，总会有一些人宁愿执着于虚幻的梦境，固执地要去“说不可说”。

与张世英先生的“说不可说”的观点相契合，另外一位已经故去的哲学泰斗、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陈修斋先生在晚年也提出了“哲学无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他任何学科在它们的探索过程中都能够获得一些具有定论的、真理性的答案，唯独哲学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最基本的一些哲学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确定性的答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某一种哲学观点，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会接受牛顿的经典力学，因为那是科学。不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白皮肤的人还是黑皮肤的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只要他受过一定的教育，通常都会接受牛顿经典力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惯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但是哲学一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怀疑论和独断论、一元论和二元论等。没有一种哲学观点可以说服所有的人，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哲学无定论。

那么哲学“无定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先生的解释是：这是由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决定的，因为它探讨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又不像现象一样，可以放到实验室里来加以验证。正因为如此，它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能有定论。陈先生深刻地指出，不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时代局限性而使我们无法对哲学问题形成确定性的答案，而是由于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人类的智慧更充分地发展了，哲学仍然是无定论的，那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无定论”，所以哲学才充满了魅力。它教给我们的不是有形的知识，而是无形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智慧与知识有何不同呢？知识是现成的、可以用规范化的方式来定型的，比如说，我把一本书翻开，谁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这个概念有什么具体内涵，或者一个科学原理可以用什么样的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达，给足一些相关条件就会产生什么结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的，这些就是知识。但是，智慧却不同于这些知识，智慧是一种活跃的东西，是从书本上的现成文字中找不到的，它不可能被固定在文字里，而是寓于文字之中而出于文字之上，是对文字、概念、命题、公式这些有形之物的超越。智慧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思考；不是一种固执，而是一种变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对于智慧，决不是找出一些哲学家的观点，然后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获得的。按照我和邓晓芒教授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前言中的话来说，一个人哪怕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背得滚瓜烂熟，他也仍然谈不上懂得了哲学。有些同学很会背哲学概念和哲学原理，考试往往得90分甚至100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懂哲学了。因为哲学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智慧并不表现在你的考试中，而是表现在你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中，表现在你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中。当然，我并不否认哲学知识的重要性，学习哲学当然也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哲学知识，例如一些重要的概念、原理、一些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哲学的素养，是让你学会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这就是智慧。

就像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讲哲学课时对学生所说的：“我并不是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哲学地进行思维。”哲学不是一套现成的知识，可以和盘托出来交给你们。如果听完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你们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除了通过考试最后还给老师的那些知识，还有一些是在你们的脑子里永远扎下根来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们的思维方式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才是你们所学到的真正的哲学，才是属于智慧的东西。所以我说，哲学教给你们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素养，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改变自身。改造世界，那是科学的功能，哲学却让你们学会了一种调整自身状态、改变自己思维模式和观察眼光的方法。一个有着哲学智慧的人在面对世界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我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世界。我观察世界的眼光不同，世界对于我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因此，对于有哲学素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改变世界本身（因为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而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和审美态度。因为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的眼光改变了，世界的意义当然也就随之而变。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但是正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往往看不见。这就像离我们眼睛最近的东西（眼睫毛），恰恰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一样。

哲学就是哲学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哲学是涉及智慧的学问，而这样的学问是需要长期的磨炼才能掌握的，学哲学是一个漫长的精神历练过程。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最初是从东方哲学开始，经过印度哲学、西亚哲学和埃及哲学，走到了古希腊哲学。然后再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最后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绝对精神终于走到头了，该像浮士德那样说“请停留一下吧！”。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整个人类精神2500年来的艰苦劳作，就是朝那个方向发展的。当然，黑格尔很狂妄，他说的那个方向就是他的哲学。但是这句话说得也有道理，尽管很狂妄，却蕴含着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在于，如果你不了解几千年来整个哲学史的发展，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学习哲学，只有从学习哲学史开始。如果一上来，我们就学习某种哲学原理，这种做法不仅不合乎历史，而且不合乎逻辑，这样的学习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哲学的。因为你把哲学变为了一种僵化的、凝固了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贬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而哲学恰恰是一种活的生命，活的生命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呈现出来。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那就是从生物学进化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2000多年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相信，2000多年以来西方的那些哲学家，尽管比我们更古老，但是他们的大脑智商水平，丝毫也不比我们差。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大智慧的人，否则他们的思想也不会在历史中流传下来。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智慧。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也知道他们以后的思想家是如何批判他们的。他们尽管是有大智慧的人，但是至少他们不知道后来的哲学家是如何批判他们、超越他们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并不比他们更聪明，但是我们却具有一个更加宏观和全面的眼光，我们具有一种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这样就使得我们更容易进入他们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进入这种历史视野中。如果不进入，只是单纯地去背一些哲学原理或者哲学概念，那么你永远都是哲学的门外汉！

因此这样一来，哲学就必须要转到哲学史。哲学既然是关于那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道”的学问，那么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实在、这个本质，如果我们要探讨一种高深的形而上学，我们就只有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的语境，才能接近这个终极性的“道”的深刻意蕴。西方哲学史上的那些人物都是大思想家，充满了智慧。我们通过学习哲学史与他们进行交流，思考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体验他们所体验过的那些苦恼，与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够使自己置身于智慧的源流之中。同时我们还会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质疑，进行批判和超越。当我们这样学习哲学时，我们已经把自己融入一个思想的长河中，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面对古人的智慧。我认为，这样一种态度，才是真正学习哲学的态度。

我们这些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素来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学习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就是西方人，他的哲学思想代表着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是从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如果你不了解从泰勒斯一直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你怎么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如果把马克思的思想剥离出来，与西方哲学处于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门与西方哲学（当然更与东方哲学）相独立、甚至相对立的哲学，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推崇和提升，恰恰相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玷污和贬抑。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的，2000多年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支撑，如果你把这个传统斩断了，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西方哲学以外的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一种活生生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哲学就被凝固为一套枯燥乏味的哲学教条。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对哲学课程感到厌恶和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因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个死的东西，当然就枯燥了！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思想，不是滋润着心灵的智慧，而是死板的教条、枯燥乏味的知识体系，当然就会感到厌恶和抵触了。以上就是我想谈的第三点，也就是学习哲学必须要经历的精神磨炼，这种精神历练只能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才能完成。

哲学史方法论

学习知识与培育素养相结合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方法论问题，哲学史也不例外，它也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下面我为大家总结几条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但愿它们能够对大家有所启迪。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把哲学知识与哲学素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条原则与我刚才讲到的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知识是我们积淀下来的成果、思考的结果，哲学史也有很多知识，比如柏拉图怎么说的、亚里士多德有什么样的观点等，我们后人可以把它们汇集起来，按照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物理学等学科分类，编纂成为一门一门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只要我们去读书，就可以掌握。但是这只是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知识获得一些智慧，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身临其境地放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背景中，放在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面前，想象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后来者，我们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思想背景和历史眼光，所以我们还要善于去发现他们观点中的偏颇之处，或者有待商榷的地方。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自己的致命弱点，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发现每一位哲学家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才是一种智慧。如果你仅仅是将老师所讲的谨记在心，把柏拉图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背得烂熟，但是不会运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哲学问题，那么这就说明你根本没有学到哲学。哲学知识是一套客观化的规范体系，哲学素养则是一种主观性的智慧。通过学习这种客观的知识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培养这种主观的精神素养、哲学素养。这就是哲学这门学问不同于其他学问的地方，它侧重的不是传输知识，而是培育智慧或素养。比如说，这门课上完以后，你们到底能够记下多少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学会了一种哲学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养成了一种哲学的态度或境界。这种态度或境界很难具体描述，它能够使你在对待具体问题时比别人思考得更深和更广，这一点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体悟了。哲学更多的是靠你用心智去悟，而不是用记忆力去背。这就是哲学知识和哲学智慧的关系，智慧往往出现在知识的穷尽处，当你在具体的问题面前感到现有的知识不够用时，某种属于智慧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有教养的”怀疑精神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二条原则就是要培养一种“有教养的”怀疑精神。年轻人在学习西方哲学史时，一般可能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什么都对，比如说有人读哲学史，发现哲学家们的观点都是相互矛盾的。读张三的，觉得张三是对的；读李四的，觉得李四也有道理。这应该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它使年轻人很容易相信和崇拜那些历史上的哲学家。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说“不”。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有勇气，敢于说“不”，对什么都喜欢说“不”。比如说，当我们介绍某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时，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不对。说“不”当然是一种怀疑精神的体现，怀疑精神是哲学家的一种非常可贵的素质，是哲学的基本素质。我老喜欢说，我在讲哲学时，给大家传授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哲学素养。这种哲学素养，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但是，这种怀疑精神应该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而不是简单地对什么东西都说“不”，那恰恰是一种缺乏教养的怀疑。所以我要在“怀疑精神”这几个字的前面，加上“有教养的”这个限定语。也就是说，你的这种怀疑精神必须建立在你对所怀疑对象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你必须真正懂得了你所怀疑的对象，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进行怀疑。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一位哲学家为什么会这么说，不知道他的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刻内涵，一上来就对他说“不”，这恰恰说明你在对自己说“不”，恰恰说明你自己是肤浅的、缺乏教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一种观点盲目加以崇拜，还是对一种观点简单地加以怀疑，这两种态度都表现了一种思维的片面性。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

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对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每一位哲学家，都要做到既能够走进去，也能够走出来。我们必须真正地进入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会发现他确实了不起。如果我们自己处在他那个时代，我们未必会像他那样，有那么精辟的创见；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未必会有他那样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崇拜他。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思想背景，我们知道后人是怎么说的，我们也知道这位哲学家的观点后来又是如何被后人所超越和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在了解他的思想观点的前提下，通过一种内在的怀疑和批判来超越他。我们就要善于发现，他的思想之要害和弱点究竟在哪里？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这样做才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面对一位历史上的哲学家或者某种哲学观点时，我们都既不要简单地说“是”，也不要简单地说“不”，而是应该辩证地把握。而辩证地把握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真正地走进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深处，只有这样，你才能最后对他说“是”，或者对他说“不”。如果不这样做，你对于哲学的认识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限于皮毛。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二条重要原则。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三条原则就是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条原则非常重要，它最初是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里明确地表述出来的。那么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黑格尔的那个重要思想：哲学史就是哲学。正是由于哲学史就是哲学，所以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与哲学家的历史传承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哲学研究的是一个个抽象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哲学史研究的是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个个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你把哲学史理解为哲学，那么你就可以在一个个哲学概念的逻辑联系与一个个哲学家的历史顺序之间，发现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举个例子来说，古希腊自然哲学从泰勒斯开始，然后顺着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这条线往下发展，后来又出现了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一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尽管古希腊自然哲学这条路线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哲学家，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历史脉络表现的是同一个概念的不断深化过程，这就是从质料意义上所理解的“本原”概念的深化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将这些哲学家的名字剥离掉，剩下的恰恰就是概念自身不断的深化和扩展。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按照概念自身的逻辑进展而考察哲学发展的历史顺序，我们恰好可以在历史舞台上找到与每一个概念进展环节相对应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在不同哲学家出现的历史顺序与哲学概念逻辑发展的各个环节之间，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按照这条原则来理解哲学史，才能真正地把握住哲学史的内在精神。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史不是一个堆满了古人尸骸的战场，不是一堆思想、概念的凌乱堆积，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贯性的思想宝库。我们学习哲学史也不是到一个古战场上去凭吊先贤，去捡几块死人的“骨头”来做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哲学史中的智慧就表现为，善于在这些零散的“骨头”之间去发现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或逻辑联系。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史看作一个堆满古人尸骸的战场，而应该把它看作自由精神穿越历史的一个舞台，它是概念或精神自身有机发展的过程，是哲学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逻辑演进，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哲学概念或问题是如何被最早的一位哲学家提出，然后又怎么一点一点地发展到最后一位哲学家的。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是在了解一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要揭示出潜藏在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哲学概念自身的合逻辑发展过程。就像莎士比亚剧本中所说的那样：不是哈姆雷特在说话，而是有一个东西借助于哈姆雷特在说话。同样，哲学史从根本上看，也不是哲学家们自己在说话，而是哲学概念发展到某一个时候，就必须要选择这么一位哲学家来说话。

在历史学上有一种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法国如果没有拿破仑，历史也一定会创造出另一个人来完成拿破仑的宏伟事业。同样，在哲学史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柏拉图，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把柏拉图的那套思想表达出来，因为思想、概念发展到柏拉图的时代，必然会这样表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概念的发展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非要这样发展不可！所以，我们所讲的哲学史也不是一大堆零散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哲学概念和思想自由地、合逻辑地穿越历史舞台的一场正剧。这就是黑格尔多次表述的思想，他把哲学史看作哲学概念自身生长和发展演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到了他的哲学那里最终实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甚至认为，整个大千世界无非就是同一个概念自身发展的结果，只有一个概念，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概念如何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性经过主观性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概念不断地通过自否定而实现自身和认识自身的过程。因此，偌大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说到底，无非就是同一个概念自身演化的不同阶段和现实结果而已。

如果你能够这样看待哲学史，那么你就是真正地理解了哲学。当然，黑格尔的这种表述方式可能有他霸道的地方，他说得太绝对了。但是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就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他所面对的决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一个有机生命体。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们不要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而要用一种生存论或者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哲学概念和思想就如同一个生物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概念是有生命的，哲学思想也是有生命的，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生长着，而不是一大堆彼此毫不相干的、随便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是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上面所讲的这些方法，当然只能靠你们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逐渐加以体验，逐渐加以把握。它们需要灵活地把握，而不是机械地背诵。当然，也不是仅凭着我这么一讲，你们就全明白了，而是要学会自己来领悟和贯彻这些方法。把握了这些方法，你们就把握了智慧本身，因为智慧就蕴含在方法之中。

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产生的原因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我在上课时学生最爱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我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哲学，我们很不幸，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无论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还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它有什么用？”比如你们上大学，父母为你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习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有什么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大家都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如果有同学要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就要反问你，你所说的这个“用”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实际的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你们学好了哲学，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我认为，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骗你们，就一定是在骗自己。我从来就不觉得，学好哲学与经好商、当好官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哲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让你在商场上财运亨通，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美国有一个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他的意思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一点，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哲学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就有人考虑了。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原因。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哲学产生的前提问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的规律；我们研究逻辑学，是因为我们要合理地进行思考；我们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非常有力、优美，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实际的用处。但是哲学产生的原因却不同，它是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的。那么哲学是怎么产生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

惊异，就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面对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时，我们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惊异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动物很少会有惊异感，动物只有恐惧、警觉之类的感受，它不会在没事或者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产生出惊异感。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惊异，才会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提出各种问题。这种由于惊异而产生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开端，由惊异中才逐渐产生了哲学。

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光有惊异还是不行的，人还必须有闲暇。我们老是只记得前面一句话，忘了后面一句话。闲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社会是奴隶社会，有一批吃饱了饭没事干、衣食无忧的人，这种闲暇使他们可以去胡思乱想，去考虑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你要是没有闲暇，每天为五斗米而忙碌，你肯定不可能有心思去思考哲学。换句话说，这个闲暇就是指，当你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哲学问题。

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种观点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习哲学是精神贵族们的事情，这些精神贵族们没有什么事可干，他们也不需要为稻粱谋，不需要为了维持生活去赚钱，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哲学。因为他们觉得哲学很崇高，是一门纯粹思辨的学问、一门形而上的学问，不沾染丝毫的尘埃。以往的哲学家对待哲学确实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所以我们一直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哲学产生的原因是惊异和闲暇。在古希腊，最早出现的一批哲学家，几乎全部都是自由民，这些自由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作奴隶主，因为古希腊的自由民都有奴隶。而在奴隶中却没有哲学家，因为奴隶们顾不上思考哲学问题，他们要为生计而操劳。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当我们要求哲学必须与谋生、求职、经商、升官等活动联系起来时，当我们以为学习哲学可以在这些实际的方面有所用处时，我们就已经不配谈论哲学了。如果亚里士多德复活了，他一定会认为，我们对待哲学的这种态度恰恰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上，而奴隶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哲学产生的原因时，曾经明确地表示，别的学问都是为了要掌握一门一技之长，用于生活中的某个实用目的；只有哲学本身没有实用目的，哲学是超越实用目的的，是一门“没有用”的学问。你要问学哲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亚里士多德会告诉你，学哲学没有实用意义上的目的，它超越了实用目的，因为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曾经有一批哲学家，叫作智者，这些智者教人们一套辩论的技巧，以及思考的智慧。大家知道，“哲学”一词的英文是philosoph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原意就是“爱智慧”，“philo”一词的含义是爱，“sophia”就是智慧。而智者们认为自己就是掌握和传授智慧的人，因此他们自称为“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智者”。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来智者们很狂妄。智者认为，智慧是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我教你们智慧，你们掌握了智慧以后，可以用它来打官司、搞政治辩论等，从而给你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因此智者们教人辩论术是要收钱的。

后来，比智者们稍晚一点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就非常轻视智者，把他们称为“批发和零售灵魂食粮的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对待智者的态度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看不起智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而这种教人一套诡辩的技巧并以此来谋生和赚钱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哲学的本意。所以，在古希腊曾经就有过这种观点，如果你把哲学当作可以使人谋生的一技之长，以此教授给别人，并以此来赚钱谋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卑劣的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既然产生于闲暇，当然也有惊异，所以哲学从来就没有实用性的目的，它关注的对象都是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最高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形而上学，或者“道”，这才是哲学关注的东西。哲学应该关注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没有什么实用目的。

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少是在主流哲学家中，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我学习哲学这门学问，只是为了陶冶我的性情，使我从中体验一种快乐，把握一种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你问我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是一句废话，因为哲学、智慧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还会有什么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当你真正进入哲学思维的境界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彻心透骨的豁达和愉悦，当你面对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智慧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哲学之大用了，它让你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

如果你要再追问：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又有什么用？那么我只能反问你：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用？它能让你填饱肚子吗？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吗？如果你所理解的用处仅仅是指物质方面或者肉体方面的用处，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哲学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追求的生灵，那么哲学所带来的智慧和知识本身就足以使精神怡然自得，再要追问它有什么用岂不是贬低它了吗？所以，在西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表达了一种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学以致知的态度——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致用。

“学以致知”与“学以致用”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已经故世的老先生，苗力田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在他80多岁高龄的时候，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曾做过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苗先生说：“我一辈子学习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种哲学。我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沉溺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不在乎功用。”苗先生特别强调说，这是他研究了一辈子中西哲学后得出的结论。

我非常赞同和推崇这个观点，我认为，苗先生真可谓是一言以蔽之，精辟地说明了中西哲学乃至文化的根本差别。中国哲学也讲大道，也讲一种内在超越，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注重人生的关怀和现世的伦常，所以我们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很多东西都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一门学问如果无利于道德教化，无利于建功立业，那么这门学问是没有用处的，就是所谓的屠龙之术。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花了千金，学了三年，学会了屠龙，结果却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龙给你屠。因此，在中国学了没有用的东西，通常就被叫作“屠龙之术”。

根据这种观点，哲学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对于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来说，就是“屠龙之术”。正因为如此，现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愿会报哲学系。我们哲学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由于没有办法、考分不够，不得已从别的专业调剂到哲学系来的。有些学生后来可能慢慢会对哲学感兴趣，有些学生可能一辈子也对哲学产生不了兴趣。这件事也怪不得学生，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讲究实利、讲究功用的时代，所以哲学这种“无用之学”就像一个怪物一样令人厌烦，没有几个人会对哲学感兴趣，以至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别人问起我们是学什么的，我们只能说自己是学哲学的，但是总是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是学西方哲学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一般人眼里，一个学哲学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很稀奇的怪物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由于我们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了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事情还不在于没有人喜欢学哲学，而在于硬要把哲学这种“无用之学”派出各种实际的用处来，这样就更糟糕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来处理哲学，可能会导致两种正好相反的倾向：一种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认为哲学没有用，大家都不去学它；还有另一种倾向，在座的同学们没有体验过，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种田里有哲学，炼钢里也有哲学，什么都与哲学挂上了钩，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也能夸夸其谈地大讲哲学。大家见面谈哲学就像拉家常，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工农兵谈哲学的体会。今天反思起来，这种哲学的热潮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热捧哲学，实际上却是在戕害哲学，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功利之学和势利之学，抽掉了哲学的高贵的精神特质，把它变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因此，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加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

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永远都是超越于实用层面的，它不可能“学了就要用”。所以我刚才说过，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如果对你们说，学了哲学就能更好地当官、更多地发财，他一定是在骗你们或者跟你们开玩笑，大家千万不要当真，笑一笑就可以了。

改变环境与改变自身

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指望哲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哲学确实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所谓“用”，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用”，就是直接给你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一种是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比如说，你学习法律、学习经济管理，它们能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使你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总裁，从而干大事、赚大钱。学习计算机、学习生物工程等专业，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你学会了那套知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再把它转卖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从而可以换得钱财、地位、名誉等，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环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切实用性的学问或知识，如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等，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如说，你是学会计学的，面对着一套一套会计学理论，实际上你并不爱好它们，你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大学毕业以后你去当一个会计师，把所学的这些理论运用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运用得好，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成为高级会计师，赚到很多的金钱。然后你用金钱来改善你的生活环境，住好房子，买名牌衣服，大家都很羡慕你。于是，你在精神上、心理上就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你就会说，学会计学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你首先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变成金钱和地位，然后再用它们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最后才能从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羡慕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我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感受到。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改变你的眼光，实际上你就改变了世界。在大家看来，这个观点可能有唯心主义之嫌。但是我却要强调，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奥秘。这就是“用”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

这种用处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使你不用绕一个大圈子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快乐。事实上，当我们赚了钱去买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衣服等，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乐感和幸福感；这与我们去欣赏一场美妙动听的音乐会、阅读一段优美感人的散文诗和进行一次启迪智慧的哲学思辨，从而直接从中体验到心理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愉悦，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这样看来，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与幸福。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但是你却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世界是什么？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无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固然不能像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那样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和思维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维中，才是有意义的。

一块石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对于一个地质学家来说，就有意义了。这不是因为石头本身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人不一样了，主体不一样了。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种不同的主观感受可能比那个所谓的客观存在本身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是活在我们的感受之中，而不是活在纯粹客观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正因为它太简单了，乃至于我们都注意不到。我们的眼睛往往看不到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同样，一些最深奥的道理也往往不为人的理性所注意，因为它们其实就是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

我常常对一些问我哲学有什么用的学生说：“其实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说到底不过就是你眼中的世界，如果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眼中的世界当然也就改变了。”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你自身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这样一来，哲学的用处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你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快乐与幸福感。只有当你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你才知道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哲学使人学会换位思维，使人学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从而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此外，哲学还有一种用处，那就是这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境界往往有利于延年益寿。大家看一看希腊哲学史，那些睿智的哲学家们大多是长寿的，这或许也是哲学的重要用途之一吧！

由此可见，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改变自身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这种观点或许会使你们把我看作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当然这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我老是处在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中，唯心主义也好，唯物主义也好，对我来说，都需要进行怀疑和批判。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注重提高自己的主观素质，比起改变自己的客观环境来，可能更为重要。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悲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不经历悲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生活过。只要你生活了，你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悲剧。如果你仅仅把悲剧当作一件悲惨的事情，你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悲惨的人了。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你把悲剧看作人生中的一些必然的插曲，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分崇高的色彩，它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那么你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浪漫超越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作“阿Q精神”；但是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这就是所谓的“大智若愚”。这样一种在怀疑和批判的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哲学素养，正是我要通过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来为你们培育的。

我们这门西方哲学史课程，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到黑格尔哲学为止。在听课过程中，你们会发现，在西方2000多年的历史中，唯心主义的观点是绝对的主流。在西方哲学史上，当一个人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者，或者他本人以唯心主义者自居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对他肃然起敬。反之，如果被说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就很悲惨了。在西方文化的特定语境中，“唯物主义”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一个人只追求肉体的快乐，只追求物质的利益，而完全忽略了精神的追求，这就叫唯物主义。当然，这和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但是一直到黑格尔为止，西方哲学史上很多人都自称为唯心主义者。

虽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概念是从17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的，但是在此之前，西方大多数哲学家的观点都更接近唯心主义；而17世纪以后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也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唯心主义。只有法国18世纪的一批哲学家，他们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就此而论，他们是非常有勇气的，在唯心主义占主流的文化环境中公然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法国人素来是比较有勇气的，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敢为天下先，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比较肤浅。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轰轰烈烈地闹腾了一段时间之后，接踵而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又回到了唯心主义传统。比如康德的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哲学也是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费希特甚至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层次。当你对世界缺乏深入认识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你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当你的精神发展到一个高度，哲学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物质现象说到底只不过是精神或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外化结果，这时你就会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谢林也是一个自觉的唯心主义者，他的代表作的名字就叫作“先验唯心论体系”。而到了黑格尔，就更加狂妄了，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绝对唯心主义。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既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客观唯心主义，而是绝对唯心主义。绝对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观加客观、精神加物质、天上加地下，所有相互对立的东西全都一网打尽，辩证地同一起来，这就是绝对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高度。

所以，马克思的伟大功劳就是把黑格尔哲学整个颠倒过来，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跟黑格尔的整个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即辩证法；但是马克思跟黑格尔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头足倒置的。正因为黑格尔是头足倒置的，是头朝下的，所以黑格尔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反过来的，而马克思则要把它重新颠倒过来，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所以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定时代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由此看来，不了解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我们这门课只讲到黑格尔为止，至于马克思的哲学，那是另一门课程的内容。

这就是本门课程的第一讲或者导论。下面我们将正式进入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