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间，江浙、北京、江浙，江西。来来往往，王守仁在奔波着。

青春的活力散发在这奔波的途中。在这一时期，他思考、探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结果是，他决定要投身科举考试。这是一条当时底层人物走向社会上层的通道。当然，这条充满了竞争和荆棘的道路，并不好走。

弘治五年（壬子，1492），经过几年准备，二十一岁的王守仁于这年的八月，参加了浙江乡试，也就是省里的举人考试，踏上了科举的道路。

当时的考试，分别考《四书》和经义。

《四书》的考试，考对《四书》意义的理解，要写两百字以上的文字一篇，经义的考试，则要写三百字的文章一篇。

王守仁这年乡试，经义考的是《毛诗》，《四书》考的是《论语》“志士仁人”一节。[32]

王守仁对此的论述是：

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愧于心耳，而于吾生何恤乎？

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众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

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王守仁这段话的阐述，没有突破宋代二程、朱熹对孔子之说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理欲无并立之机”（此为王守仁答卷中语），主张志士仁人不可求生以害仁，碰到与信念抵触的事，宁可舍掉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也就是所谓以身殉道。但是在王守仁的叙述中，应当注意之处在于，王守仁注意到了心的概念和位置，认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于私者”，强调各人的心的“定主”作用。而这样潜存的倾向，在以后的思想活动中，渐渐萌生、成长。

还有一篇是对《孟子》“子哙不得与人燕”两句的理解。[33]

这说的是齐国的大臣沈同，因燕国国内政权的交替（即相国子之替代燕国国君子哙）不合乎法度，以此为理由，问孟子：“是否可以讨伐燕国？”孟子回答：“可以。子哙不可以把燕国给与人，子之不可以受之于子哙。”也就是认为，这同样是不合乎法度的。这正如朱熹的《孟子集注》所说：“私以与人，则与者受者皆有罪也。”

王守仁在答卷中认为：天子、大臣等的等级名分，是天所授，君、臣，只是为天“守名器”“守候度”的，“夫君子之于天下，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敢取也”“于义或有所乖，虽一介不异于人也”。

认为：子哙、之子之所为，“各负难逭之罪”，所以“有王者起，当为伐矣”。也就是应当由王者加以讨伐。这一论述深层的意思，是说君臣名分，不可僭越差池。这一看法，和朱子的解说基本是一致的。

另一道题是考《中庸》“《诗》云‘鸢飞戾天’”一节。[34]

王守仁的考卷，阐发了程子之意，认为：“《中庸》即《诗》而言。一理充于两间，发‘费’‘隐’之意也。盖盈天地间皆物也。皆物，则皆道也。”

“今天地间惟理而已矣。理御乎气，而气载于理，固一机之不离也。”这里，蕴存着宋代理学的中心概念之一，所谓“理一分殊”的思想。[35]

这里也可以看到王守仁对于这关系到理学要紧处的关键概念的理解和对于“理”的基本认识。[36]

王守仁考得不算太好吧，名列第七十名。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成了举人。同为举人的，有第一名秦文、第八名张文渊，还有在王守仁以后的人生中，颇有关系的胡世宁、孙燧。[37] 魏朝端[38]、程守夫[39]也都是在那一年中举的。

当时主持考试的，或许是吴伯通。[40]王守仁这位老师，在他的人格成长上，有相当的影响，故在多年以后，仍心存感激。

从上述这些考卷的回答内容来看，王守仁对于当时作为科举基本文献的《四书》，了然于胸。由此可以窥见他年轻时知识构造的情况。就历史的认识和价值道德观而言，他自然受到这些经典和学说的影响；他回答的内容，基本是按照程朱理学的注释。

就这样，王守仁走上了科举的道路。

注释

[1]万贵妃在成化年间，一度在宫内很有权势。见《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一》：“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而万安，据卷一六八《万安传》：“安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安因内侍致殷勤，自称子侄行。”

[2]万贵妃，薨于成化二十三年春。见上引《后妃传一》。

[3]这些传闻，其实未必完全正确，这一点清代乾隆的《资治通鉴三编御批》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史家纪万妃之事，皆谓其骄妒横行，至于后宫有娠，尽遭药堕。今以宪宗封建诸子证之，知其说殊不足尽信。盖宪宗偏宠万妃及妃之恃宠骄妒，固当时情事所有，若谓其专房溺惑，则后宫必进御无期，何就馆之多，竟尔蝇蝇相继？”见《明通鉴》1361页。

[4]《明史·孝宗本纪》：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冬十月“丁亥，万安罢。”又见《明孝宗实录》。

[5]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弘治君臣》。

[6]见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用现在的话，就是为皇帝讲课的讲师。

[7]王恕，见《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恕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

[8]《明史》卷一八五：“张悦……孝宗立，迁工部右侍郎，转吏部左侍郎。王恕为尚书，悦左右之，尝两摄选事。”

[9]《明史·选举志三》：“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

[10]《明史》卷一八三：“耿裕，字好问，刑部尚书九畴子也。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改工科。天顺初，以九畴为右都御史，改裕检讨。九畴坐劾石亨贬，裕亦谪泗州判官。终父丧，补定州。……弘治改元，召拜礼部尚书。时公私侈靡，耗费日广。裕随事救正，因灾异条上时事及申理言官，先后陈言甚众，大要归于节俭。”

[11]见《明史》本传。他和王华是同门，同学。已见前。王守仁后来的诗歌也有提及。

[12]见《明史·李东阳传》。王守仁撰有《太傅王文恪公传》，见上古版《全集》，944页。

[13]林俊和乔宇、王守仁多有交往。王守仁《与林见素》：“某自弱冠从家骏于京师，幸接比邻。”说“弱冠”殆在二十岁前后。王华居长安西街，和林俊的交往当较早。林俊为弘治初年戊申进士。见杨一清《林俊墓志铭》，载《献征录》卷四十五。王守仁和林俊的交往，又见林俊《见素集》卷二十二、二十三《寄阳明》《复王阳明》《答白岩》等函（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乙酉序刊本）。

[14]见《明史·隐逸传》：“弘治中，佥都御史林俊上言：‘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然百司众职，山林隐逸，不谓无人。以臣所知，则礼部侍郎谢铎、太仆少卿储巏、光禄少卿杨廉，可备讲员。’”储巏传记，见《纪录汇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15]关于张氏，王守仁有为岳母写的《祭张淑人文》，上古版《全集》，1213页。有曰：“一奠告诀，痛割心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王守仁已经为南京兵部尚书时所写，恐非客套，反映了他对岳母的真实感情。淑人，明三品官员祖母、母、妻封号。

[16]《祭外舅介庵先生文》：“公与我父，金石相期。公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我父，我方儿嬉。公曰：‘尔子，我女妻之。’公不我鄙，识我于儿。”这里说诸让“主考京师”，就云“我女妻之”，殆是祭文语言。揆诸常理，当在诸让和王华交往，对王华和王守仁有一定认识后之事。故当在王华续弦前后为妥。

[17]布政司参议为正四品官，见《明史·职官志四》。

[18]子为生母，为三年斩衰。夫为妻丧，如父母不在，服杖期；若父母在，则服不杖期。参见《仪礼·丧服》。“丧服第十一”条下，宋贾公彦《疏》：“孔子答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是以子为三年报之’。”“斩衰裳”条下，宋贾公彦《疏》：“三年，明上斩衰三年可知。”虽说现实中未必完全按此，但在士大夫家族中，大致如此。

[19]《祭外舅介庵先生文》：“悯我中年，而失其慈，慰书我父，教我以时。弘治己酉，公参江西，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

[20]据清叶舟等编纂《南昌郡乘》卷五《官署》：“在章江门内。”

[21]明代的道教，主要为天师道，也称为正一道。本山在江西龙虎山。明朝初年，朱元璋封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张正常天师为正一教主，世代掌管全国道教，带有官方色彩。

到成化时期，尤其兴盛。《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十一月：“时僧、道官传奉寖盛。左道邪术之人荐至京师，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又参见《明史·佞幸传》）

净明道，为道教正一道教派，亦称净明忠孝道，始见于南宋绍兴年间。当时西山（在今江西南昌）玉隆万寿宫道士何真公祈请许逊降临解救战乱，因得许授“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等，“净明大法”遂行于世。元初道士刘玉整理教法、教理，正式采用“净明”为教派名称。

铁柱宫，在江西南昌市翠花街西。始建于晋，唐咸通（860—873）中，赐名铁柱观。南宋嘉定（1208—1224）间，改名铁柱延真宫。祀净明道所尊祖师许逊。

[22]《祭外舅介庵先生文》《祭张淑人文》《寄诸用明》《书诸阳伯卷》《别诸伯生》等诗文中可见。前四篇见上古版《全集》1212页，1213页，147页，277页。最后一篇见束景南《辑考编年》391页。

[23]有的小说中，记载宸濠之乱时夫人持刀让王守仁先行避开的故事（见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76页）。这故事反映出诸夫人识得大体、敢于决断的性格。

[24]何乔远《名山藏》“王守仁”条称王守仁遇到的是“蜀中道士”。而《年谱》仅云“遇道士”。其实这两者有着不同。考明代，皇室尊崇的乃是江西龙虎山的道教，属正一派，多主张符箓仪式。而四川青城山的道教，有所谓内丹派。内丹道教又有内丹西派和东派之分，讲求炼内丹以养生。青城山，为内丹西派。所谓“蜀中道士”所讲，当非完全的正一派之说，所以，以往也曾接触过道教的王守仁，在此之时，会有新鲜之感。

[25]后来，王守仁和诸夫人的关系，似乎不很亲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孩子。当然不能否认，有王守仁自己的身体原因，他经常生病。此外，王守仁一生中，多有波折，常年在外，夫妻相聚时间少。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被视为社会基本道德的时代，这总是令人思考的问题。更何况，就在诸夫人去世不久，五十多岁的王守仁和续弦张夫人就生了个儿子。这就更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和诸夫人的感情。而这新婚之夜的铁柱宫之行，或许是造成两人心理情感差异的一个因素。

[26]王守仁有《书怀素自叙帖》，上古版《全集》未载。见束景南《辑考编年》。又，王守仁研习书法，见《年谱》：“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

[27]见前引《祭外舅介庵先生文》。

[28]娄谅，见《明儒学案》卷二：“字克贞，别号一斋。”他和胡居仁（康斋）、陈白沙（石斋）一起，为吴与弼的三大弟子。他尊崇周敦颐、二程，为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殆重视“心”的修养，而又“非仅蹈袭师门者也”。他的女儿“嫁为宁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系，遗文散失”。王守仁曾问学于娄谅：“文成年十七，亲迎过信，从先生问学，相深契也。则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

关于和娄谅的相见，日本学者吉田公平认为：其一，王守仁留存的文字中未提及过此事，娄谅喜爱的弟子夏尚朴（东岩）也没有谈到过此事，所以，有可能是《年谱》的编撰者虚构的。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王守仁之学，乃可上溯到吴与弼。

然考《名山藏》“王守仁……见娄谅，谈朱氏格物之旨。……虽任侠之气未除，乃已知砥学自砺。”则《年谱》所记曾与娄氏相见，恐非虚构。然是否一定在归途特地拜访，则可再考。又关于夏东岩，可见《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

[29]见《年谱》弘治二年。上古版《全集》，1223页。《年谱》的编撰者，或许正是为了强调王守仁学术的发端，才在此列入见娄谅的。

[30]以上有关资料，见陆深《海日先生行状》，不赘引。其中有传说的因素，未可全信。

[31]《年谱》：“龙山公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讲析经义。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

[32]所谓“志士仁人”一节，当指《论语·卫灵公》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一段话。

王守仁的考卷，见束景南《辑考编年》19页以降。引自《钦定四书文》。当是他在成化、弘治时期，科举考试所写有关《四书》的文字。以上文字，明清时期便已流传。考卷的来源、真伪都还有需要进一步确认的余地。束景南定其为“弘治五年乡试”时王守仁所书。因王守仁弘治十二年会试卷仍存，而王守仁弘治五年乡试，此后弘治六年、九年会试俱落第，故此确切为何年之试题和答卷，并无确证。但为弘治十二年以前所撰当无误。今次于是。

[33]这段话，见《孟子·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孟子》谈到的沈同，是齐大臣。子哙是燕国国君，名哙，前320至前318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厉行政治改革，并于前318年让位于相国子之，不久爆发内乱，齐国乘机攻占燕国，他与子之均被杀。此处所说“不得与人燕”，即指其让位之事而言。

“以燕伐燕”，朱熹的《集注》云：“言齐无道与燕无异，如以燕伐燕也。”

[34]“《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这里引的《诗》，为《诗经·大雅·旱麓》中的一句。这一段，朱熹认为：“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程子认为：“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

这句诗，其本来意义，各有所说，而《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一节，用这特殊的形象，说明天下万物之理，强调了这一形象所具的普遍性。

[35]理一分殊，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首次提出，后朱熹对此加以阐发论说，成为构筑宋代理学的重要概念。朱熹云，“《西铭》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要知道理只有一个道理，中间句句段段只说事亲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气，初无间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朱子所说的“天人一体”，不是指天与人简单的同一关系，而是具体展开为“理一分殊”的关系。

[36]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十二郑度《河南左参政秦先生文墓志》：秦文“弘治壬子（五年），以《毛诗》中浙江乡试第一，士论服之。”可知，该年乡试的题目有《毛诗》。当然，墓志的意思也可理解为根据《毛诗》来发挥的议论。上述三题中，《中庸》之题，涉及《诗》，故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束景南《辑考编年》中，收有三篇据说是王守仁乡试时的答卷。

[37]见上海图书馆所藏《弘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见《年谱》：弘治五年壬子“举浙江乡试。”又有：“是年场中夜半见二巨人，各衣绯绿，东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见。已而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这当是事后民间传闻，略带神化谱主意识，姑存之。

[38]见魏瀚《竹轩先生传》：“先生与先君菊庄翁订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归，每月旦亦获陪先生杖履游，且辱知于先生仲子龙山学士。学士之子守仁，又与吾儿朝端同举于乡。”（上古版《全集》，1385页）

[39]见《程守夫墓志》：“君之父味道公与家君为同年进士，相知甚厚，故吾与君有通家之谊。弘治壬子，又同举于乡，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迩居者，四年有余。”（上古版《全集》，943页）

[40]吴伯通，见《万历杭州府志》卷六十二：“吴伯通，字原明，四川广安州人，天顺甲申进士，弘治三年擢浙江提学副使。”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弘治间，浙江省提学副使西蜀吴伯通，淳博而能约，天下推为‘第一士子’，专取功夫。”他弘治三年为“浙江提学副使”，后王守仁有信给他，称“生自壬子岁拜违函丈”，可见在这一年曾和吴伯通有过交往，并自称“生”。或许乡试主考者为吴伯通。也或许王守仁曾拜其为师。（见《奉石谷吴先生书》。束景南《辑考编年》，99-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