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概论
第一部分 性格科学
性格的本质和起源
我们所说的“性格特征”，是指一个人试图适应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某些方面时的表现。“性格”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只有在考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才会谈到性格特征。所以，谈论鲁滨孙是什么性格几乎毫无意义，至少在他遇到“星期五”之前是这样。[2]性格是一种心理态度，反映了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性格还是一种行为模式，根据这种行为模式，个体对权力的追求以其社会感的表现得到详尽阐述。
我们已经看到，优越感、权力和征服他人，是如何成为指引大多数人行动的目标的。这个目标调整着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将他的各种心理表达导向特定的轨道。性格特征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因此，它能使我们理解个体对环境、对同伴、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对生存挑战的整体态度。性格特征是一种工具，是整体人格在获得认可和权力时所使用的技巧，在人格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种谋生技能。
性格特征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遗传而来的，或是先天存在的。它应该被看作一种生存模式，这种模式使一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轻松生活和表达个性，而不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思考。性格特征不是遗传能力或倾向的表现，而是为了在生活中保持某种特定的习惯而获得的。例如，一个小孩并不是天生懒惰，他之所以懒惰，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更好地适应生活，同时还能让他保持自己的权力感。在懒惰的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体对权力的追求。
此外，一个人可能会让别人注意到他的某种先天缺陷，从而在失败面前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内心活动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这种缺陷，我的才能就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不幸的是，我有这种缺陷！”另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权力无节制的追求而卷入与环境无休止的斗争中，他将会发展出任何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权力武器，比如野心、嫉妒、不信任等。
我们认为，虽然这些性格特征与人格紧密相关，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人行为模式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也正是为这一目的而获得的，有时在人生之初就获得了。但这不是首要因素，而是继发因素，是因人格的隐秘目标而被迫形成的。我们必须在目的论的立场上，对它们进行评判。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的阐释。我们曾经表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行动、行为和立场，都与他的目标密切相关。如果头脑中没有明晰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思考，也无法将任何事付诸行动。在孩子心灵的幽暗背景中，这个目标早已存在，从人生之初就一直指引着他的心灵发展。它赋予个体生活以形式和特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整体，不同于任何其他的人格。他生活中的所有动作和表现，都指向这个普通而又独特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目标，就能从他的任何行为中将他辨认出来。
就心灵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言，遗传扮演着相对无关紧要的角色。没有任何与现实相关的证据，可以支持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对一个人心灵生活中任何特定现象进行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初期，似乎表明一切确实来自遗传。然而，某些性格特征为整个家庭、整个国家或整个种族所共有，其原因仅仅在于这一事实：一个人通过模仿他人，或者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致，而从另一个人那里习得了这些特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现实、特质、表现和形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对所有孩子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会刺激孩子进行模仿和学习。
孩子对知识的渴求，有时会表现为“看见”的欲望。对那些有视力缺陷的孩子来说，可能会产生好奇的性格特征。但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并非必然。根据这个孩子行为模式的需要，同样的求知欲也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孩子可能会满足于研究各种事物，把它们拆成一个个零件。在其他情况下，这个孩子也可能成为一个书呆子。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评估听力障碍者的多疑。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而且会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危险。他们会遭到嘲笑和歧视，并经常被人认为是“废物”。这些都是养成多疑性格的重要因素。由于聋人注定与许多乐趣无缘，所以他们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若是认为他们天生就具有多疑的性格，则是没有根据的。
那种认为犯罪性格特征与生俱来的理论，同样也是错误的。对于一个家庭出现许多罪犯的现象，可以通过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予以反驳，即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传统、对世界的态度及坏的榜样，都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因素。在这些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被教导偷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对于追求获得认可，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思考。每个孩子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许多障碍，所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努力追求某种形式的权力。这种追求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权力的问题。那种认为孩子的性格特征与父母相似的论断，很容易通过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孩子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生活环境中那些重要、受尊敬的人作为榜样，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行为楷模。每一代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向前人学习的，并在面临追求权力可能导致的巨大困难和复杂性时，坚持自己所学的东西。
追求优越感是一个隐秘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使这个目标无法公然发展。它只能秘密地生长，并隐藏在一副友好的面具后面！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如果人类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它就不会这样旺盛地生长。如果能够使每个人都更有洞察力，能更透彻地洞悉邻人的性格，我们就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也能使他人更难于表达对权力的追求，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力的隐秘追求将会消失。因此，更密切地研究这些关系并利用我们所获得的实验证据，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生活在如此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以至于恰当的生活教育变得非常困难。发展心理敏锐性最重要的手段已经被人们所否定。直到今天，学校的唯一价值就是把生硬的知识摆在孩子面前，让他们吞下他们愿意或能够吞下的东西，而不是特别地去激发他们的兴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学校，其数量也没有满足人类的需要！迄今为止，理解人性最重要的前提仍然被严重忽视。我们也是在旧式学校里学习到衡量人类的标准的。在那里，我们学会了辨别和区分好坏，但没有学会如何修正自己的观念。结果，我们就把这种缺陷带到了生活中，且至今仍然深受其扰。
作为成年人，我们仍然在使用童年时形成的偏见和谬误，好像它们是神圣的法律一样。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复杂文化的纷乱之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已经采纳了一些观点，而真正的洞见将使这些观点不可能成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从抬高个人自尊的角度来解释一切，我们想要获得更大的个人权力。
社会感对性格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感在性格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次于对权力的追求。正如对权力的追求一样，它也在孩子最初的心灵倾向中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渴望与人接触和温情的愿望中。前文已经阐述了社会感发展的条件，这里我们只想做个简单的回顾。社会感既受到自卑感的影响，也受到它的补偿物（对权力的追求）的影响。人类很容易产生各种自卑情结。心灵生活的过程——寻求补偿、安全感和整体感的骚动——在自卑感刚出现时就开始了，目的就是确保生活的安宁和幸福。
对待孩子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源于我们对其自卑感的认识。这些准则可以总结为这样的告诫：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得过于悲苦，必须阻止他过早了解到生活的黑暗面；我们还必须让他体验到生活中的快乐。在这里，经济条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不幸的是，孩子常常在不必要的悲苦环境中成长，他们遭受的误解、贫穷和匮乏本是可以避免的。器官缺陷在这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使正常的生活变得不可能，并使孩子认为他需要一些特权来维护自身的存在。即使我们能够有所帮助，也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孩子会认为生活令人不快且困难重重，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的社会感变得扭曲。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必须以社会感的概念作为标准，以此来衡量他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立场，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肯定这种社会联系。这种必要性使我们或多或少认识到，我们对人类同胞负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社群之中，必须遵循社会生活的逻辑。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以某种众所周知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同胞。一个人的社会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衡量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我们不能否认自己在心理上对社会感的依赖。事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摆脱社会感。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避对同胞的责任，社会感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警告。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感始终存在于我们有意识的思维中，但我们坚持认为，要扭曲社会感，将其撇在一旁，确实需要一定的力量。此外，社会感的普遍必要性决定了这一事实：任何人在行动之前，都必须通过社会感来证明他的行动是合理的。证明每一种行动和思想的合理性的这一需要，源于无意识的社会统一感。它至少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经常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情有可原的理由。由此产生的生活、思想和行为的特殊技巧，使我们始终与社会感保持密切的关系，或者至少用社会关系的假象来欺骗自己。
简而言之，这些解释表明，存在某些类似社会感的海市蜃楼，像面纱一样掩盖了某些倾向。只要发现这些倾向，就能使我们对某个行为或某个人做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欺骗性的存在，增加了我们评估社会感的难度，但正是由于这种困难，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
现在我们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感是如何被误用的。
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说，他和几个伙伴游到了一个海岛上，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伴趴在悬崖边，失去平衡掉进了海里。这个年轻人弯下身子，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同伴沉下去。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意识到，当时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很奇怪。碰巧的是，掉进海里的那个同伴得救了。
但就讲故事的这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社会感一定非常淡薄。即使我们听说他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有时还和某个朋友相处融洽，我们也不会受欺骗去相信他不缺乏社会感。
这个大胆的假设必须得到进一步事实的印证。这个年轻人经常做一个白日梦：他发现自己在森林中的一间小屋子里，与所有人都隔绝开来。这幅画面也是他绘画时最喜欢的主题。任何理解幻想并知道他过去经历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他在梦境中重申了自己缺乏社会感的事实。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评判地指出，他是某种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种发展阻碍了他社会感的形成，这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关于真正社会感和虚假社会感之间的区别，有一则轶事可以很好地予以说明。
一位老太太在准备上公共汽车时，不小心滑倒在了雪地上。她站不起来，许多人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却没有注意到她的困境。最后，一位男士走到她身边，把她扶了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个藏在某个地方的男人突然跳了出来，对这位助人为乐的男士说：“谢天谢地！我终于发现了一位绅士。我在这里站了5分钟，就等着看有没有人把这位老太太扶起来。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这一事件表明了虚假的社会感是如何被误用的。通过这种明显的把戏，一个人使自己成为他人的“法官”，评判功过是非，但自己却冷眼旁观，没有动一根手指去帮助陷入困境的人。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况，我们很难判断其中社会感的强弱。除了对此进行彻底调查，别无他法。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例如，一位将军尽管知道这场战役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强迫成千上万的士兵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位将军肯定会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许多人也会赞同他的说法。然而，无论他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我们都很难将他看作一位真正的同胞。
在这些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立场。在我们看来，这种立场存在于社会价值和人类共同福祉的理念中。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立场，对某个特定情况进行判断就没那么困难了。
一个人社会感的程度，表现在他参与的每一项活动中。它可能表现在个人的习惯表达中，例如他看别人的方式、与人握手的方式或者说话的方式。又或者，他的整个人格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几乎是我们直觉上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从一个人的行为中得出深远的结论，以至于我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结论。在我们进行的讨论中，只不过是将这种直觉知识带入意识领域，使我们能够对它进行检验和评估，从而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进入意识领域的价值在于，让我们不那么容易受到错误偏见的影响。（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判断在无意识中形成——在这种无意识中，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活动，也没有机会做任何修正——这种错误的偏见就会活跃起来。）
让我们重申一下：只有在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对他的性格做出评价。如果我们从他的生活中断章取义，对某个单一现象进行判断，比如只考虑他的身体状况、成长环境或教育经历，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观点非常有价值，因为它立即从人类肩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加上我们的生活技巧，必然会带来一种更适合我们需求的行为模式。通过运用我们的方法去影响他人（尤其是孩子），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并阻止盲目相信命运可能带来的悲惨后果，这一切将会成为可能。
这样一来，一个人不再有必要仅仅因为不幸的家庭或遗传的缺陷，而被判处不幸的命运。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就会往前迈出一大步！新的一代将会无所畏惧地成长起来，他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性格发展的方向
人格中任何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都必定与从童年起就开始的心灵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这个方向可能是一条直线，也可能迂回曲折。起初，孩子会沿着一条直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并形成一种进取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之初，常常会显示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特征。但是，这条直线很容易发生转向或改变。
道路上的障碍可能来自竞争对手的强大力量，他们阻止这个孩子通过直接进取的方式获得优越感。于是，这个孩子会设法避开这些困难。他的迂回绕行，同样会决定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性格发展中的其他障碍，比如器官发育不良、环境对个人的排斥和挫败，都会对孩子产生类似的影响。此外，社会大环境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文明中的其他方面，比如老师的要求、怀疑和情绪所表达的东西，最终都将影响孩子的性格。所有的教育都应该采取一种最适合培养学生的方法和态度，使其朝着社会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
任何类型的障碍，对于性格的直线发展来说都是危险的。只要存在这些障碍，孩子寻求实现权力目标的路径就或多或少都会偏离直线。一开始，孩子的态度不会受到干扰，他会直接面对这些障碍，但到后来，他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知道火会把人烧疼，知道在对手面前必须多加小心。他会尝试通过迂回的路线，来实现获得认可和权力的目标。他的未来发展与偏离的程度紧密相关。他是否过于谨慎，是否觉得自己满足了生活的要求，或者是否避开了这些要求，都取决于上述因素。如果他不直接面对自己的任务和问题，如果他变得胆小懦弱，拒绝直视别人的眼睛，拒绝讲真话，这仅仅是另一种类型的孩子而已——他的目标与勇敢进取的孩子并无二致。虽然两个人的行为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可能完全一样！
这两种类型性格的发展，也可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当孩子的发展还没有定型，他的原则仍然有弹性，他并不总是走同样的路线，而是第一条路走不通之后就积极尝试另寻他路，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不受干扰的社会生活，是适应社会要求的首要前提。只要孩子对其生活环境不抱敌对态度，就能很容易地教会他适应。只有当父母能够将自己对权力的追求降到最低，不至于给孩子造成压力的时候，家庭内部的斗争才有可能停歇。此外，如果父母理解孩子发展的原理，就能避免使性格的直线发展演变为夸张的形式，比如勇气堕落为厚颜无耻、独立退化为赤裸裸的自私。同样，他们还能够避免制造任何外部权威，迫使孩子变得盲目顺从。这种有害的教育可能会使孩子变得封闭，害怕真相以及坦白带来的后果。
当压力被用于教育时，就像一把双刃剑。压力会催生表面上的适应，强迫性顺从也只是表面的顺从。孩子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会反映在他的心灵中。所有可能的障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作用于他，都会反映在他的人格中。孩子通常无法对外在影响做出评论，而他周围的成年人要么对这些影响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孩子所面对的重重障碍，再加上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便构成了他的人格。
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
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对人进行分类，标准是他们对待障碍的态度。第一类是乐观主义者，这些人的性格发展大致是一条直线。他们勇敢地面对所有障碍，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他们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因为他们对自己有良好的评价，不会认为自己受忽视或不重要。因此，与那些遇到障碍只会更觉得自己软弱无能的人相比，他们能够更轻松地承受这些障碍。即便在艰难的处境下，乐观主义者仍然会保持平静，相信错误终将得到纠正。
从这些人的态度中，可以立刻看出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畏首畏尾，畅所欲言，既不过分谦逊，也不过分拘谨。如果用形象的语言来形容他们，我们会说，他们就是那种张开双臂、准备随时拥抱同伴的人。他们很容易相处，有很多朋友，因为他们不会猜疑。他们讲话不吞吞吐吐，态度、举止和步态都从容而自然。除了纯真的孩童，这样的人确实很难找到。然而，只要有相当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社交能力，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才是教育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童年的经历和印象，这些人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对他们来说，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他们感到生活艰难。悲观的人生哲学令他们总是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而这正是由于他们在童年受到错误对待而形成的。与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对生活中的障碍更加敏感，很容易失去勇气。他们总是没有安全感，不断地寻求支持。他们的行为中永远回荡着求助的呼声，因为他们无法独立。如果他们是小孩，就会不停地呼唤妈妈，或者一离开妈妈就会马上哭泣。这种哭喊着找妈妈的现象，有时甚至在他们晚年还能见到。
这类人不同寻常的谨慎，可以从他们胆小怕事的态度中看出来。悲观主义者永远在算计可能的危险，想象这些危险马上就会降临。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人睡眠往往很差。事实上，睡眠是衡量个体发展的绝佳标准，因为睡眠障碍反映了一个人在缺乏安全感时会变得更加谨慎。这类人好像永远都戒备森严，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抵御生活中的威胁。他们在生活中几乎没什么乐趣可言，对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一个睡眠不好的人所发展出的生活技巧也很糟糕。如果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他根本就不敢睡觉。如果生活真像他所相信的那样痛苦，那么睡眠真的是一种很糟糕的安排。
悲观主义者倾向于以一种敌对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这些自然现象，这种倾向表明他们对生活毫无准备。睡眠本身没有理由受到干扰。当我们发现一个人不停地检查房门是否锁紧，或在睡眠中不停地做关于窃贼和强盗的梦，就可以推测这个人有悲观主义倾向。事实上，通过这类人的睡姿也可以将其识别出来。通常，这类人睡觉时会尽可能地蜷缩成一团，或者干脆用被子把头蒙上。
攻击型和防御型
我们还可以将人分为攻击型和防御型两类。攻击型的态度以强烈的运动为特征。攻击型的人在勇敢的时候，会把勇敢变成鲁莽，急于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暴露出内心深层的不安全感。如果他们感到焦虑，就会努力变得冷酷，以抵抗内心的恐惧。他们将“男子气概”演绎到了可笑的地步。还有一些人则会煞费苦心地压抑所有温柔的感觉，因为这些感觉对他们来说是软弱的表现。攻击型的人会表现出野蛮和残忍的特点，如果他们有悲观的倾向，那么他们与环境的所有关系都会随之改变，因为他们既没有同情的能力，也没有合作的能力，对整个世界都充满敌意。
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可能非常之高。他们会骄傲自大、自吹自擂，觉得自己非常有价值。他们处处表现出虚荣，好像自己真的是征服者一样。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这些明显而多余的动作，不仅使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不和谐，而且暴露出了他们的整个性格——这种性格就像建立在不稳固基础上的高层建筑。他们那种可能持续很久的攻击态度就是这样产生的。
他们随后的发展并不容易。人类社会并不喜欢这样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冒失，才令其不受欢迎。在不断努力争取占上风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就会与人发生冲突，尤其是与同一类型的人，激起对方的竞争意识。对他们来说，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战斗。当他们遭遇不可避免的失败时，整个胜利之旅也就戛然而止了。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无法在长期的冲突中维持战斗力，也无法挽回败局。
这种挫败会对他们产生一种逆转作用，就在这种类型发展停滞的地方，另一种类型（这类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攻击）便抬头了。因此，第二种类型是被攻击者，经常处于防御状态。他们补偿自己不安全感的方式不是攻击，而是表现出焦虑、警惕和怯懦。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刚才描述的维护攻击态度的失败，就不会出现这第二种类型。防御型的人很快就会被不幸的经历吓倒。从这些不幸的经历中，他们会推断出毁灭性的后果，并很容易因此逃之夭夭。有时候，他们会成功地掩饰自己的逃脱，表现得好像撤退也是一件有益的事。
因此，当他们沉迷于回忆或者浮想联翩的时候，实际上不过是在逃避对其构成威胁的现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没有完全丧失创造力的情况下，其实有可能完成一些对社会并非全无益处的事。许多艺术家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们从现实中退却，在幻想和理想的王国中为自己创建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障碍。这些艺术家是这类人中的例外。这一类型的人常常会向困难屈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他们害怕所有的人和事物，变得越来越多疑，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敌意。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的态度经常被人为的糟糕经历所强化。很快，他们就完全失去对人类美好品质和生活光明面的信念。在这类人身上，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外在的批判态度。有时候，这种特征会变得十分突出，以至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别人身上最微不足道的缺点。他们自认为是人性的审判者，却从来没有为身边的人做过任何有益的事情。他们一直忙着批判，忙着破坏别人的游戏。多疑的特性迫使他们形成了焦虑和犹豫的态度。一旦面临某项任务，他们就开始怀疑、犹豫不决，似乎希望逃避每一个决定。如果我们想形象地描绘这类人，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他把一只手举起来保护自己，另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这样就看不到任何危险了。
这类人还有另外一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众所周知，不相信自己的人也从来不会相信别人。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嫉妒和贪婪。这种怀疑论者的孤立状态通常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为他人带来快乐，也不愿意分享他人的快乐。而且，陌生人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种痛苦。这类人中的某些人可能会通过欺骗和伪装的手段，成功地保持一种比其他人优越的感觉。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优越感的欲望中，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乍看之下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人类抱有基本的敌意。
以前的心理学流派
确实，人们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研究取向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理解人类的本性。通常的方法是从心灵发展的背景中选取一个点，然后根据这个点对人进行“分门别类”。例如，我们可以把人分为思考者和实干家。思考者生活在幻想中，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这种类型的人很难采取行动。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很少思考，几乎从不苦思冥想，总是以一种积极向上、实事求是、兢兢业业的态度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这两种类型的人确实都存在。
然而，如果我们赞同这种心理学流派，将很快到达研究的终点。我们可能会被迫像其他心理学家那样，满足于这样的断言：在第一种类型里，幻想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在第二种类型里，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然而，这对真正的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够的。
关于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它们是否必须发生，以及它们是否可以避免或延缓，我们需要得出更好的见解。正因如此，虽然上述各种类型确实存在，但就人性的理性研究而言，这种人为的、肤浅的分类是无效的。
个体心理学抓住了人类发展的根本，心灵表现的各种形式都发端于此，即人的童年早期。个体心理学已经证实，这些表现形式无论是从整体还是单独来看，要么主要受社会感影响，要么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更加明显。这一论点的提出，使个体心理学掌握了一把金钥匙，可以根据简单且普适的概念来理解人性。根据这个关键的概念，可以对任何人进行分类，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不必说，心理学家的谨慎态度和观察技巧必须应用于每一个案例。有了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就能说明在某种心灵现象中，究竟是更大程度的社会感中夹杂着些许对权力和威望的追求，还是其中充满了自私和野心，只为了获取一种凌驾于环境之上的优越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以前被误解的某些性格特征，并根据其在整体人格中的地位来衡量它们。在了解一个人的某种特征或行为模式的同时，我们也就获得了可以修正个体行为的杠杆。
气质与内分泌
气质类型是心灵现象和特质的一个古老分类。我们很难说清楚“气质”到底是指什么。它是指一个人思考、说话或行动的快慢，还是一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或节奏？研究发现，心理学家对气质本质的解释似乎并不充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一直无法回避四种气质类型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人们最初研究心灵生活的古代。气质可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黏液质四类，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最早由希波克拉底[3]提出，后来又被罗马人继承。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心理学领域光荣而神圣的文化遗产。
多血质的人在生活中表现得积极快乐，不会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不轻易让自己生出白发，他们努力在每件事情中看到最愉悦、最美好的一面。在该悲伤的时候悲伤，但不至于崩溃；在该快乐的时候快乐，但不至于放纵。对这些人的详细描述表明，他们大体上是身心健康的人，身上不存在大的缺陷。而对于其他三种类型，我们却无法做出这样的断言。
胆汁质的人在一部古老的诗作中被这样描述：凶狠地踢开挡在面前的石头，而不是像多血质的人那样悠然地绕过去。用个体心理学的话来说，胆汁质的人对权力的追求异常激烈，以至于做出有力和猛烈的动作，觉得任何时候都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以直接攻击的方式克服所有障碍。事实上，这些人在童年早期就出现了激烈的动作，那个时候他们缺乏权力感，必须不断展示权力，使自己确信它的存在。
抑郁质的人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我们还是用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喻，抑郁质的人看见这块石头，就会想起自己所有的罪过，开始悲伤地回忆过去，然后转身走开。个体心理学认为，这类人就是不管做什么都犹豫不决的神经症患者。他没有信心克服障碍或取得成功，他不愿去冒风险，宁愿原地踏步，也不愿向目标靠近。如果这样的人继续前进，就会一举一动都非常小心。在他的一生中，怀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类人更多地考虑自己，而不是他人，这最终使其失去了与生活充分接触的可能性。他被自己的烦恼所压迫，只能回首昨日往事，或者沉醉于徒劳的内省。
一般来说，黏液质的人对生活是陌生的。他收集各种印象，却不去从中推断出适当的结论。没有什么能让他印象深刻，他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也不结交朋友。总之，他与生活几乎毫无联系。在所有类型中，这可能是离生活最远的一类人。
于是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只有多血质的人才是健康的人。然而，我们很难发现单一气质类型的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都是一种或多种气质的混合型，仅这一点就差不多使气质学说失去了所有价值。而且，这些“类型”或“气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经常发现，一种气质类型会融入另一种气质类型当中。例如，一个人在孩童期可能是胆汁质，后来变成了抑郁质，而在晚年又表现出黏液质的特征。也可能是因为运气，多血质的人在童年期似乎很少有自卑感，也几乎没有什么身体缺陷，而且很少受到强烈的刺激。因此，这类人平静地发展着，对生活有一定的热爱，能够以稳健的步伐迈向生活。
这个时候，科学对气质学说发起了挑战，宣称“气质取决于内分泌腺”[4]。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了内分泌腺的重要性。内分泌腺包括甲状腺、脑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胰腺、睾丸和卵巢中的间质腺，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结构。对这些分泌腺的功能，目前我们还知之甚少。这些腺体没有任何导管，分泌物直接进入血液。
一般认为，所有器官和组织的生长和活动都受到内分泌物的影响，这些内分泌物被血液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它们起着激活剂或解毒剂的作用，对生命而言至关重要，但其全部作用仍有待探索。整个内分泌科学才刚刚起步，关于内分泌物功能的确切事实仍寥寥无几。但是，既然这门年轻的学科要求得到承认，并且尝试在性格和气质方面给予心理学指导（坚称这些分泌物决定了人的性格和气质），我们就必须就此多说一点。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如果观察一个实际的疾病过程，比如甲状腺机能低下引起的呆小症，我们确实会发现一些与黏液质极为相似的心理表现。这些人看起来很臃肿，毛发生长呈现出病态，皮肤粗糙，行动也特别迟缓，显得无精打采。他们的心灵敏感性明显降低，主动性几乎丧失。
但是，如果将这个病例与我们所说的黏液质进行比较（在此黏液质类型中，甲状腺没有明显的病理改变），就能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甲状腺分泌物中似乎有某些东西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心灵功能。然而我们却不能说，黏液质类型就是由于缺少甲状腺分泌物而产生的。
病理性的黏液质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黏液质完全不同。心理学意义上黏液质类型的性格和气质，重点在于个体以往的心理发展史，在这一点上与病理性黏液质的性格和气质有所不同。作为心理学家，我们感兴趣的黏液质类型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经常惊讶地发现，这些人身上有时会出现非常深刻、强烈的反应。没有哪个黏液质的人一辈子都是黏液质的。我们将会了解到，他的气质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外壳，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为自己制造的一种防御机制（可以想象，他可能在生命早期就因为体质而决定了这种倾向），是一座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的堡垒。黏液质类型是一种防御机制，是对生存挑战做出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不同于因甲状腺分泌不足而产生的无意义的迟缓、懒散和机能减退。
即使在那些完全由甲状腺分泌不足而导致的黏液质类型的病例中，这一重要的反对意见也没有被推翻。这并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和目的，一整套的器官活动再加上外在的影响，使人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正是从这种自卑感中，产生了培养黏液质的企图，个体试图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免受令人不快的羞辱和伤害。我们在这里特别讨论的，不过是前文大体上讨论过的类型。在这里，甲状腺的缺陷是一种特殊的器官缺陷，其后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器官缺陷使个体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扭曲，试图通过各种心理策略来取得补偿，而黏液质类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至于其他的内分泌物异常，在考察与其有关的气质后，我们的观点将得到证实。如巴塞杜氏病（甲亢）或甲状腺肿，这类疾病存在甲状腺分泌过多的情况，其症状包括心跳过速、脉搏过快、眼球突出、甲状腺肿大，以及四肢（尤其手部）或多或少的颤抖。这类病人易出汗，肠胃器官也不好，这是甲状腺影响到胰腺分泌而造成的。这些人极其敏感，特征是急躁、易怒、四肢颤抖，常常还伴有明显的焦虑状态。典型的突眼性甲状腺肿大患者显然是过度焦虑的人。
然而，如果说这种情况与心理学上的焦虑完全一致，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在突眼性甲状腺肿大患者身上看到的心理学现象，比如焦虑状态、无法从事某些体力或脑力劳动、容易疲劳和极度虚弱等，不仅有心理原因，更有器质性原因。将其与患有焦虑神经症的人做个比较，就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那些因甲状腺功能亢进而引起心理紧张的人，性格受“慢性中毒”影响的人——打个比方，即那些因为甲状腺激素而“醉倒”的人——与那些易激动、急躁、焦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的状态几乎完全是由以前的心理经历决定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个体虽然在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他的行动缺少计划性和目的性，而这是一个人性格与气质的根本标志。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其他的内分泌腺。各种内分泌腺的发展与睾丸和卵巢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5]我们的论点是：只要发现了内分泌腺的异常，就一定会有性腺的异常，这已经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特殊的依存性以及这些缺陷同时出现的原因，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在这些腺体器官缺陷的病例中，我们也能得出其他器官缺陷所推导出的结论。在性腺分泌不足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器官缺陷的人很难适应生活，因此他必须培养更多的心灵技巧和防御机制来帮助自己。
一些研究内分泌腺的人热衷于使我们相信，性格和气质完全取决于性腺的内分泌物。然而，睾丸腺素和卵巢腺素的严重异常并不多见。那些有病理性退化的病例，可以说是我们遇到的特殊情况。没有哪种心理特质直接与性腺功能的缺陷有关，它们很少起源于特定的性腺疾病。对于性格的内分泌基础，我们也没有发现像内分泌学家说的那样具有牢靠的医学根据。某些对有机体活力必不可少的刺激来自性腺，这些刺激可以决定孩子在其环境中的位置，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这些刺激也可能由其他器官产生，并不一定是特定心灵结构的基础。
既然对人进行评价是一件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中每个错误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此提出警告。对那些生来就有器官缺陷的孩子来说，他们无疑想要获得特殊的心灵技巧作为补偿，这种诱惑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种发展某种特殊心灵结构的诱惑也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哪种器官会必然地、不可逆转地迫使一个人对生活采取某种特定的态度。器官缺陷可能会使他沮丧，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认为“器官缺陷决定性格特征”的观点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试图消除那些有器官缺陷的孩子在心灵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人们任由这些孩子由于自卑而陷入错误的泥潭，只是对这些孩子进行观察和研究，却没有努力帮助或激励他们！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经验之上的新的社会心理学，将证明其学说在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并令目前的性格心理学变得黯然失色。
要点重述
在考虑单一的性格特征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前面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永远不能依靠脱离整个心理语境和关系的孤立现象。要实现这种理解，必须对时间上相隔甚远的两个现象进行比较，并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行为模式。这种特殊的策略被证明非常有用，能使我们收集一大堆印象，并通过系统的整理，将其浓缩成对个体性格的合理评价。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孤立的现象之上，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其他心理学家和教育者同样的困境，并不得不使用那些已被证明无用且枯燥的旧式标准。
然而，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获得一些关键的点，运用我们的体系对这些点施加影响，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就会形成一个线条清晰的系统，可以对一个人做出清晰、完整的评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算有了牢靠的科学根据。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修正我们的判断。在尝试对教育做出修正之前，我们必须根据这个体系，对将要接受教育的个体形成清晰的认识。
为了形成这样一个体系，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并将自己所经历的现象或其他人会经历的现象作为例证。此外，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所创建的这个体系绝不能缺少一个因素，那就是社会因素。仅仅观察心灵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基本论点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从来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而是衡量这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态度，以及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指标。
在阐述这些观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种普遍的现象。首先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感，它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感是我们文明的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社会感是我们可以有效衡量心灵生活现象的唯一标准，使我们能够预测一个人亲近还是疏远社会。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如何对待所处的社会，如何表达对同伴的友谊，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就对这个人的心灵有了形象的认识。此外，我们还发现了第二种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评价性格的第二个标准：对个人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一个人的社会感针锋相对。
掌握了这两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相对程度的社会感的制约，还受到与之相对的个体对权力的追求的影响，这两种倾向总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场动态的游戏，是几种力量的相互拉扯，其外在表现就是我们所谓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