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

八岁时我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我们家在生产队和公社都住过。一九七五年，我十四岁，父母被抽调到共水县城里工作，我自然也跟随前往，转学来了共水县中。

六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说一口当地方言，对共水县城十分地向往。以前在下面的时候，我也曾随父母去过共水几次，每一次都很兴奋，回去后要向农村的同学吹嘘很久。这下子可好，我们家真的搬来了共水，不是赶集，也不是办事，不必当天赶回去，而是长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想住了还不行呢！

在那辆开往共水的班车上，我非常地紧张，双手紧紧地抓着座位扶手，眼望着窗外。班车行驶在砂礓铺成的路面上，车身上下颠簸，每颠一下，都会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公路的两边是河道，里面流淌着发黄的河水。我很担心班车一不小心会翻进去，那样的话可就完蛋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汽车了。以前去共水都是步行，或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来回我坐的都是“二轮车”。这趟班车刚通没有多久。

终于驶上了万年桥。那万年桥是共水的门户，把农村和县城分隔开，下了万年桥就是共水县大街了。我这才将一颗心放下。“啊，大马路！”我兴奋地叫道。

街道的确很宽，比农村公路那是宽多了。并且两边也不是河道，而是正儿八经的房子，砖墙瓦顶，并非是泥墙草顶的房子。一栋小楼的灰影出现在前方。“啊，楼房！”我再次叫喊起来。

母亲有点不耐烦了，呵斥我说：“你可是南京人家的小孩，什么没有见过，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于是我就不做声了。

第二天，父亲就领我去了共水县中。把我交到教务处，他就先走了。我被安排到初二一班插班，班主任刘连喜领我去了教室。当时上课铃已经打过了，教室里全都坐满了，只有一个叫魏东的同学一个人坐了一张桌子，边上的凳子是空着的。刘连喜指示我在那张凳子上坐下。只听班干部喊了一声：“起立！”刘连喜挥了挥手说：“坐下！”桌子板凳一阵乱响，大家刚刚抬起的屁股重又落回到了板凳上。只有我除外。

我的板凳被魏东抽走了，不禁一跤跌坐在水泥地上，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教室里爆发出满堂的哄笑声，同时伴随着捶桌子打板凳的声音，所有的人都高兴坏了。好在我站起来的速度很快，总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也许是过快了吧，不免引起了魏东的误解，他以为我要进行反扑，于是当胸一拳，再次把我打回到地上去了。这一次，我爬起来的时候可就慢多啦。

整个过程中，刘连喜一言不发。后来他在讲桌上抖开一张报纸，开始读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这是一堂政治课，内容为目前的形势教育。

课间休息的时候，过来了一个戴军帽的同学，两只眼睛炯炯发亮。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问我要不要和他换座位。当时我惊魂未定，不知道军帽打的是什么主意，本能地摇头拒绝了。军帽也不以为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服，佩服，你有种！”我就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他转向魏东，对他说：“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不许你欺负他，要打他，先过我这关。”

魏东说：“你妈啊……”骂骂咧咧了半天，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军帽说：“你不要嘴狠，有种的话放学以后我们去体育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魏东的骂声渐低，最后也没有应战。

事后我才知道，军帽的名字叫朱红军，他说的“这个朋友”自然是指我。朱红军要和我交朋友，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经过课间的那一幕，我已经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了。自己新来乍到，谁也不认识，能交上这么一个朋友当然求之不得。当天放学的时候，我们是一起走的，朱红军的家居然和我家是一个方向，他一直把我“护送”到了家里。

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说话。朱红军告诉我，那魏东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爸爸就是县委的魏书记魏顺堂，共水县的第一把手。平时魏东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没有人敢惹，当然他朱红军除外。朱红军说魏东一个人坐一张课桌，倒也不是什么特权，而是没有人敢和他坐。以前也有外地的学生转来，都会安排和魏东一起坐，但没有人能坐满一个星期，不是要求调换座位，就是转到别的班去了。有的干脆从此不来学校上学了，免得被魏东欺负。朱红军倒是要求过好几次，和魏东一起坐，但魏东不答应，刘连喜也不答应。后者说什么一山不容二虎，还说什么，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但在朱红军看来，魏东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不敢和自己坐呢？

通过和朱红军的交谈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即使没有刘连喜的指引，我也会自己找过去，和魏东一起坐的，因为教室里没有别的空座位。二，朱红军之所以主动和我交朋友，是认为我不怕魏东。朱红军将我引为同类、知己，对我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到后来，我真的以为自己爬起来那么快是想和魏东拼命呢，坚持不和朱红军调换座位也不是慌了手脚。朱红军认为，能不能打得过魏东在其次，关键是敢不敢打。他还说，打架这回事，三分靠力气，七分靠胆量，事实证明我和他一样，都是有胆量的人。看来误会我的不仅是魏东，也包括朱红军，甚至我自己。话说回来，也只有在此误会的前提下，我才有资格做朱红军的朋友呵。

从此以后，我便和朱红军一起上学和放学。每天两次，不是我去他家喊他，就是他来我家喊我。好在我们两家住得非常近，都住在共水县城的东边，朱红军家在万年桥下，下了万年桥就看见他家的青砖大瓦房了。我们家则住在红旗机械厂的院子里，离万年桥也不算远，和朱红军家是斜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共水县大街。实际上，除了上学路上一起走，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能共同参与的活动了，因为我俩的性格是如此地不同。即使是在上学的路上，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一样，即使是玩同一种游戏，玩法也不尽相同。

那时候，同学互相约了去上学是非常常见的。大家背着书包，互相扒着肩膀，一摇三晃地向前走。有时候勾肩搭背去上学的男生能排成一大排，把路不宽的地方都给封死了。大家一面埋头向前走，一面劈里啪啦地吐着痰。那年头，随地吐痰很正常，大人吐，小孩也吐，男人吐，女人也吐，但将其作为一种普及性的游戏却是共水县中学生的发明。那痰吐在路边的草丛里寂静无声，吐在水泥路面上则十分地响亮。吐的人多就形成了气势，一时间真是无人不吐，一吐为快。

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吐痰只是为了凑一番热闹，听个响动，表示不脱离群众。（大家都吐，你岂能不吐？）朱红军则不然，他要比赛，看谁吐得远，或者能够击中某个目标。他倒是一向反对随地吐痰，不是因为有卫生方面的意识，而是觉得我们把痰给浪费了。特别是那种从嗓子眼里咯出来的浓痰，如果不能像子弹一样地激射而出，击中路边的一棵小树，不是浪费又是什么？比下来的结果当然朱红军吐得最远，也最有准头，因此他乐此不疲，总是要求和别人比赛。

魏东也吐痰，并且也有目标，但他的目标不是路边的小树，而是人。魏东直接往同学的身上吐。没有痰的时候，他就吐唾沫。魏东能把痰吐得像唾沫，把唾沫吐得像一阵雨雾，一吐一大片，让你躲都躲不开，即使没有被击中，也得恶心半天。也是一绝。而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既不想吐痰凑热闹，也不要求和人家比赛，当然也不敢朝同学的身上吐。我只是在吐痰的活动中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美，并且津津乐道。

那必须是冬天，一大早我约朱红军去上学。我们经过共水县大街，来到县城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那儿有一条小路通向大寨河堤。我们一路上坡，当视线与河堤的堤顶平齐时，便看见前方金光一闪一闪的，直晃人的眼睛。那是我们吐的痰，此刻已冻成了一片，在初升朝阳的映照下放射出无比美丽的光芒。当然啦，那些痰不是我们现在吐的，而是昨天放学路上吐的，吐痰的人也不止我和朱红军，而是人人有份。但发现这奇观的却只有我。我不禁对朱红军说道：“真美啊，真漂亮啊！”

朱红军说：“不就是痰吗，被太阳照亮了。”显然，他很不以为然。

再比如说撒尿，就像吐痰一样，玩法因人而异，也总是能做到花样翻新。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大街上撒尿。在路边的公共厕所里，也是一站一大排，我们对着前面的水泥墙而不是小便池撒，不免撒得尿液四溅。为什么要这样撒？因为朱红军要比赛，看谁尿得高。自然还是他尿得最高，朱红军能一直尿到厕所的顶上去，并从望席上滴落下来，就像是房顶漏雨了。魏东也还是那一套，喜欢往别人的身上撒，因此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上厕所。看见有人上厕所，魏东便尾随而入，掏出家伙就扫射。对方被追得到处乱跑，有时候还没撒完就跑出来了，小便把裤子都淋湿了。魏东不禁哈哈大笑。我则有感于厕所墙上的那些由尿迹构成的图案，深浅不一，形态各异，怎么都就像是一幅画，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真是什么人玩什么游戏，什么人发明什么游戏。就是不同的游戏，不同的人玩起来也不一样。

说了半天吐痰和撒尿，我是不是过于无聊了？其实不然。那年头实在没有什么可玩的，我们只有自己和自己玩，所发明的游戏不免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好处是不用花钱，想玩就玩，并且也能玩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如果说有什么无聊，那也不是我写得无聊，而是当年的学生生活无聊，而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无聊。

当然也有的游戏或者玩法大家都能玩，并且一呼百应，经久不衰，一玩起来所有的人能很开心，比如说“哎呀来”。玩这游戏方便至极，并且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甚至是痰和尿。这游戏是丁小海发明的，而丁小海是除朱红军之外我最要好的朋友。

那时候共水县城里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自行车却很多。那自行车既是日常的交通工具（大家骑着它上下班），也是重要的运输工具。自行车后必有一个“书包架”，当然不是用来放书包的。那架子上往往会担一块木板，用铁丝捆绑固定。木板上则驮着沉重的货物，从麻袋、笆斗、箩筐到篮子，至少书包架上也会夹着一把蔬菜。人们骑着自行车，在共水县城里穿来穿去，我们便站在路边齐声大喊：“哎！哎！哎！……”

骑车的人闻声连忙刹住自行车，回过头来查看，以为自己丢了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从书包架上掉了下来。此计得逞，我们高兴得不亦乐乎，接着唱道：

哎呀来——，哎呀来——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访贫农

…………

这是一支老区革命民歌，“哎呀来——，哎呀来——”是其特有的歌腔或起式。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的共水县广播站天天播放这支歌，通过挂在树梢上的高音喇叭，响彻了县城街头。我们不免人人都会唱，县城里的人也耳熟能详。

当我们唱起来之后，骑自行车的人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不免再次踩动自行车，在我们的歌声和嘲笑中灰溜溜地骑走了。有时候，街上骑车的人很多，受骗上当的不止一个，我们一次能骗好几个。还有的时候，骑车的人技术不过关，或者是一个妇女，脚蹬不到地，在我们的叫喊下急刹不住，连人带车地摔倒在地，车上驮的东西滚得到处都是。我们简直高兴坏了。一批骑车的人过去以后，我们就等下一批，或者下一个。看见骑车的人远远地过来，经过我们并骑了过去，我们就再次大喊：“哎！哎！哎！……”再次高唱：“哎呀来——哎呀来——，……”

大家乐此不疲，“哎呀来”的游戏玩了整整有一个学期。直到共水县城里所有骑自行车的人都上过当了，这游戏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当真是街上的自行车有限，而我们的精力无限。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当年的共水生活，耳边就会响起那首《苏区干部好作风》，那嘹亮的歌声和原始的喊叫似乎仍然回荡在那条上学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