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家庭治疗简史

家庭治疗发展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青少年期。家庭治疗的幼年期是在狂热又生气蓬勃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的离婚率就像现在一样高，因此许多家庭需要得到帮助。一些家庭治疗师完全在孤立的情况下工作，他们与家庭进行面谈时，得到的同事间的支持或鼓励非常有限。事实上，他们在期刊或研讨会上发表工作报告时，还会遭到敌视和质疑。一些精神分析方向的精神科医师特别瞧不起这种和全家人一起面谈的惊人方式，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觉察到这种方法将会威胁原本由药物控制的心理治疗吧。

在受到多种力量攻击的情况下，早期的家庭治疗师不但性格坚强，而且特立独行，事实上他们也必须如此。等到这些领导人物开始发展出个人的治疗风格和概念架构之后，他们就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和学生，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派别——弗里兹·米德弗特（Fritz Midelfort）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市开设私人诊所；穆雷·鲍文（Murray Bowen）在华盛顿市的乔治城大学主持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内森·阿克曼（Nathan Ackerman）在纽约市原犹太家庭服务中心开设动力学训练课程。另一个特别的团体，由唐·杰克逊和格雷戈里·贝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创立，其中诞生了许多日后著名的专家，包括维吉尼亚·萨提亚⑤、杰伊·哈利和保罗·瓦兹拉维克。卡尔和他在亚特兰大精神病院的同事也是家庭治疗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以上罗列的治疗师以及更多无法一一提及的临床工作者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存在，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美的家庭治疗者的关系网。

20世纪60年代，家庭治疗开始稳定发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有期刊和专门书籍发行，大规模的研讨会和工作室陆续设立。许多心理健康实习生开始认识到他们必须立即钻研临床的技巧。这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1968年快要拿到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时，我参观了威斯康星大学精神医学系，并考虑在此进行最后一年的实习。这时卡尔已是威斯康星的老师，我偶然听了一堂卡尔的研讨课，目睹了他与一个家庭面谈的示范教学。我觉得那个面谈非常令人振奋，几分钟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治疗的热心拥护者。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曾有这种“信仰转变”的经历，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机会像我一样在威斯康星亲身参与训练课程。由于对这种训练的需求很大，因而很多大城市陆续成立了私人机构，提供这门新兴领域的研究生专业训练。这些机构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是由于传统的学术训练课程对家庭治疗的态度仍然充满着不信任、质疑或深深的敌意（一如精神分析最初的遭遇）。无论当时家庭治疗多么受学生欢迎，它仍然是一种反叛的地下冒险事业。

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治疗处于一种引人注目而又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如果说60年代好比家庭治疗的青少年期，在这期间治疗师找到他们的同伴，并携手反抗“长辈”的精神分析，那么70年代该是青少年的末期。愤怒追寻自我认同的风暴已经结束。家庭治疗已近成年，并广为全国各个大学所接受。也有许多期刊专门刊载有关婚姻和家庭治疗的方法和理论。当时心理健康专业最畅销的书籍都与家庭治疗有关。社会赋予我们这样的职责之后，我们也迫不及待地想全力以赴。

不过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家庭治疗对一般大众而言仍相当陌生。一般人还是倾向于以个人为单位寻求心理治疗。其次，学生虽然大声呼吁要求得到充分的训练，但却很难找到有足够经验的治疗师来指导。同时，我们这些治疗师也愈加意识到所从事的是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刚开始，家庭治疗令我们目眩神迷，心向往之，以致几乎忘了这个工作的困难性。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家庭治疗师需要有很好的体力、知识、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因此我们指导学生时就会更加小心谨慎，也会更留意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家庭治疗取向日益多样化的境况。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的几个中坚力量至今已发展出家庭治疗的各家学派，以后有机会将会描述这些学派的相异点。

先不论在一些问题和方法上的分歧，仅仅家庭治疗这一概念就已预示着大好的未来。犹如与之平行成长，如今日益壮大的生态运动，家庭治疗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必占有一席之地。这两项运动都同样建立在系统的概念上，都正视生命体相互依存的本质。这种对整体影响个人的研究，既无从否定又完全合乎逻辑。而将来家庭治疗师或许会被称为“系统治疗师”，他们的服务对象或许会扩大至公司或学校，但其主要工作还会是家庭治疗。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人类生活中对个人成长最有力的影响，不是个体，也不是他所属的工作团体或社会团体，而是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