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深圳股市“狂热”事件

我国的股市试点最早是在深圳和上海进行的。深圳于1988年开始在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红荔路营业部开办了深圳五家企业股票的柜台交易。这五家企业是深圳发展银行、金田、万科、蛇口安达和原野。其中万科于1988年12月进行股份制试点，当时主要做实业和贸易，还没有进入房地产行业。金田于1988年2月进行股份制试点，以做贸易为主。深圳发展银行是198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金融改革试点，把深圳的13家农村信用社进行合并组建成的股份制银行，其注册资本就是信用社的股金直接转化的，当时注册资本1000万元。

最早的股票交易就是这样起来的。刚开始没有人看重股票，股票交易并不活跃。1990年，随着企业股份制试点在全国热起来，人们买卖股票也逐步活跃起来，进行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越来越频繁，股价不断上涨，柜台买卖股票不得不靠发号进行。许多人一大早排在红荔路营业部的门前拿号，据说当时每天发200个号，领到号的200人就可以到场内报价配对成交，买卖价格写在黑板上，确实就像我们在电影或小说里描述的最初股票交易的情形，像纽约的梧桐树下的交易、英国的咖啡馆里的交易。

为什么1988年前深圳股票柜台交易比较冷清，到了1990年开始出现“炒股”狂热的现象呢？其实，1988年底全国的企业股份制与股票发行试点本来已经开始出现高潮，但当时有种说法把股份制等同私有制，把私有制等同自由化，让老百姓看不准股市，所以持观望态度，股市也不活跃。1990年初，国务院领导视察深圳，强调继续办好经济特区，人们的观望、疑惑打消了，又都去证券公司柜台看行情，买卖股票。最初，深圳缺乏严格的股票交易制度，所以整个股票买卖是完全凭着相互之间的信誉来进行的。比如说，张三把股票卖给李四，成交后，他们把身份证号码互相记下来，股票就交割了。由于深圳股市早期的股价涨得很快，如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今天成交27元每股，第二天就涨到30元每股以上了，那时也没有涨跌停板制，张三可能就不干了，要反悔，不卖出已成交的股票，发生争执和斗殴的情况。不过炒股的影响很大，很多人跑到红荔路营业部门口去排队、围观，很快就出现了深圳股市“狂热”现象。

深圳股市“狂热”现象引起了中央重视。具体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人民日报》驻汕头、珠海和深圳三个经济特区的首席记者写了一份动态清样。据我跟他的面谈（我1990年在深圳调查时约他在深圳迎宾馆见面），他说他的本意就是想反映深圳股市出现了混乱情况，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是改革产生的新东西，应该要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不能让其这样“狂热”下去，但是没想到这个动态清样在编辑时把后面采取的措施部分给去掉了，只把前面骇人听闻的赚钱“狂热”现象给列举出来了。如深圳股市“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状况，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就去炒股，暴利极高。深圳股市“狂热”涉及是否关闭深圳股市试点问题，国务院领导批示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审计署组成调查组去调查。

我当时刚刚从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培训回来，7月1日就被派往深圳调查。当时调查组由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五位同志组成，包括审计署财政金融司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的司长、副司长，以及相关处长和副处长。这次调查的意见对深圳股市试点至关重要，因为当时有意见认为股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深圳搞股市试点是资本主义，不应该任其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关掉试点，中国就没有后来成立的证券交易所，没有股票的全国发行，也就不会有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资本市场。

深圳的股市试点最终得以保住，当时有几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调查组负责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的调查报告》，指出深圳股市“狂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求不平衡，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建议在加强税收、增加股票供应量和完善证券交易制度方面采取措施。国务院领导当时圈阅了调查报告，深圳股市试点得到了继续发展的机会。第二，据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他作为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去深圳进行了调查，在参加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10周年纪念活动回京的飞机上向江泽民同志做了汇报。刘鸿儒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导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著名的金融专家，后又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他的意见自然十分重要。江泽民同志听完汇报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第三，刘鸿儒在《突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一书中记载江泽民同志当时还委托中顾委委员周建南同志专门留在深圳做了1个月的调查，并起草了相关报告。我后来看1992年1月25日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报送的《深化改革，兴利除弊，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证券市场——深圳证券市场的回顾与展望》的发文范围，特别有抄报周建南同志。这从侧面可以考证当时周建南同志确实关心过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对保住深圳股市试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后，深圳地方政府本身也对这个事的重要性，对深圳改革的重要性认识深刻，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深圳股市的情况，也起了作用。最终，深圳股市试点得以保留。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为，深圳的股市之所以会这么“狂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高分红，那个时候深圳股票分红的水平超过了银行的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老百姓当然愿意买股票了。虽然当时股票是一个新生事物，有风险，但是老百姓首先看到的不是风险而是回报，所以造成深圳股市“狂热”。其次是股价天天涨，而且又送红股和配送股份，价差这一块远远超过红利的水平，只要能买到股票就赚钱。当时流行一句话：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坐在家。意思是专家当时看市盈率，到十多倍的市盈率，赶快就把股票卖了；炒家不看市盈率，敢投机冒险，等股价炒高了后才卖；最赚钱的就是深圳的渔民，深圳发展银行在组建时将入股农信社的股金折成股份，渔民不懂股票交易，股票压在箱子里不去问也不去炒，等到炒得很高的时候卖掉了，结果是最高点卖掉的。所以说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坐在家。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最后是股市供求不平衡。据当时的调查，深圳的储蓄存款80亿元，但是股票的总股本才1.25亿元，80亿元对1.25亿元，加上不断涌入的外地游资，造成深圳股市股票和资金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当然，其他方面的缺陷也存在，如税收问题；没有集中交易的场所，相应的股东权益得不到保证，还容易产生纠纷，可能发生打架、斗殴；没有完整的法律，也没有相应的交易制度。

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报告提的建议是：第一要增加股票发行量，把上海和深圳作为试点的地区，真正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允许进行公开发行股票试点。第二要加强证券交易的税收制度，既然有这么高的收益，有这么多的情况，那么就应该征税（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三要逐步建立集中交易的股票交易所。

在确定了上海和深圳继续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以后，具体工作除两市的地方政府负有管理责任外，国务院层面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监管职责。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发行股票要进行股份制改组，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进行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如果是三资企业，还要经过经贸部的同意。那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只管股票公开发行额度，企业股份制和股市试点的其他政策还需要国务院的其他部门配合，所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股市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我国最早的证券市场管理决策机构——股市办公会议得以设立。

股市办公会议由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同志召集，李贵鲜同志不在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乾同志召集。参加股市办公会议的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领导。

股市办公会议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任务是确定全国股市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审定全国股票发行规模，根据国家计划确定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审定全国股市的管理办法；协调各部门关系；通报上海、深圳股市运作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办公会议研究的问题要严格保密。

第一次股市办公会议讨论了上海、深圳股票公开发行额度问题，既然确定上海、深圳两地进行股市的试点，买的人又这么多，只能给上海、深圳额度，扩大股票公开发行数量，要求上海、深圳选择合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由于当时并没有股票公开发行和股份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起草了关于股票公开发行的一些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借鉴了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的证券法律规定。比如说，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得低于25％；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制，把资产折成股份，不能资产还是国有企业的老样子，要资产评估后折成股份，要改制，要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发行的股票不能担保红利回报，还原股票风险性的股权投资属性，以前发行的股票都担保10％的派息率，不允许再这样搞了，既然要规范，就写到当时的股票发行管理办法中去；发行的股票面值必须统一，必须一元一股，明确股票面值。这是基本的条件，当然还有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等相关要求。

按照当时股份制与股票公开发行规定的这几条规定，上海、深圳负责挑选企业，由第一次股市办公会议根据上海、深圳选的企业确定股票公开发行额度。我记得当时深圳做的报送材料比较充分，报送了12家企业，每家厚厚的一本，内容包括股票发行申请、招股说明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股改方案和股票发行方案。上海做的简单一些，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送《关于报送上海市一九九一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名单的请示》，请示中选定22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其中4家是新组建的，18家是改组设立的。此外，还有2家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即真空电子发行1亿元人民币面值的B股，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00万元人民币股票。另外，2家股份有限公司增发人民币股票，飞乐音响增发335万元，爱使电子增发230万元。

考虑到上海报送的材料缺乏股改方案，最后股市办公会议原则同意了深圳12家企业的股票发行方案，给了相应的股票公开发行额度，两亿多元，原则上同意真空电子的B股发行额度和3家企业的股票公开发行，其他申请的企业则须制定好股改方案后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