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我不会说俏皮话，所以尽讲废话！”费尔德先科一开头便喊起来，“要是我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会说俏皮话，我今天也一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一样。公爵，不知尊意如何？我总觉得：世界上的贼要比不是贼的人多得多，一辈子没有偷过一次东西的老实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决不因此断定，世上的人全是贼，尽管说老实话，我有时真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尊意如何？”
“哼，您讲得真蠢，”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应声说道，“真是胡说八道！不可能人人都偷过东西；我就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您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是，公爵会说什么呢，他忽然满脸通红了。”
“我觉得您说的是实话，只不过说得太过头了。”公爵说，他不知何故的确满脸通红。
“公爵，您自己什么也没有偷过吗？”
“呸，这太可笑了！您冷静一点吧，费尔德先科先生。”将军插嘴道。
“道理很简单，您一入正题，就不好意思讲下去了，所以您想拉住公爵，好在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清清楚楚地说。
“费尔德先科，您要么就讲下去，要么就别吭声，别拉别人来陪绑。您叫人忍无可忍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恼火地厉声说。
“我这就讲，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既然公爵已经承认了（因为我坚决认为公爵的样子已经等于承认了），那么，譬如说，别人（我不指名道姓）一旦想说实话，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至于我，诸位，根本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这很简单，既愚蠢，又令人作呕。不过请你们相信，我的确不是贼。我偷过东西，却不知是怎么偷的。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的别墅里。那是个星期天，几位客人在他家用午餐，午餐后，男人们还留在那里喝酒。我忽然想到去请主人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小姐出来弹钢琴。我穿过拐角的一个房间。在玛丽亚·谢苗诺夫娜的小工作台上放着三个卢布，那是一张绿色的钞票，是她取出来准备付家中什么费用的。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拿了这张钞票，装进口袋，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我撞到什么鬼了。我只是赶紧回去，在桌边坐下。我老是坐在那里等候，心里非常不安，我絮叨个不停，又是讲笑话，又是嘻嘻哈哈。后来，我又跟女士们坐到一起去了。约莫过了半小时，主人发现了，便询问女仆们。他们怀疑是女仆达里娅偷的。我装出一副特别好奇和同情的样子。我甚至还记得，当达里娅惊慌失措的时候，我竟劝她认错，还用脑袋向她担保，说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心好，一定会原谅她。我这番话都是当着大家的面高声说出来的。大家都瞧着，而我却感到非常得意，这正是因为我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而那张钞票却放在我的口袋里。当天晚上，我就去餐厅用这三个卢布买酒喝了。我一进餐厅，就要了一瓶拉斐特酒[45]。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曾只要一瓶酒，别的一概不要。我想赶快把钱花掉。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我的良心都没有感到特别不安。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再干了；你们信不信，随你们的便，我不感兴趣。好吧，全说完了。”
“不过，这当然不是您最坏的行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极其厌恶地说。
“这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结果，并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
“可是那个女仆呢？”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问道，毫不掩饰自己的无比嫌恶。
“那个女仆当然第二天就被解雇了。那一家很严厉。”
“您就听其自然？”
“这才妙呢！难道我还会跑去自首？”费尔德先科吃吃地笑了起来，不过由于大家听了他讲的故事都感到很不愉快，他不免有点惊讶。
“这有多卑鄙啊！”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喊道。
“哎呀！您既要听一个人讲他最丑恶的行为，又要求里面有什么光彩！最恶劣的行为总是很卑鄙的，我们马上就能从伊万·彼得罗维奇口中听到这种情况。有许多人因为自己有轿式马车，所以表面上都冠冕堂皇，总想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有自备轿式马车的人多着哩……那是用什么手段……”
总之，费尔德先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勃然大怒，甚至忘乎所以，毫无顾忌了。他的整个面孔都歪了。不论有多么奇怪，然而十分可能的是，他本来指望自己讲的故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种低级趣味的“失败”和托茨基所说的“特殊方式的炫耀”，对费尔德先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甚至气得打了个寒噤，她目不转睛地瞧着费尔德先科。费尔德先科立刻胆怯起来，不出声了，简直吓得浑身发冷：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
“是不是到此为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狡猾地问。
“现在轮到我了，但是我要利用对我的优惠，所以我就不讲了。”普季岑坚决地说。
“您不想讲啦？”
“我不能讲，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而且我认为这种沙龙游戏是叫人无法忍受的。”
“将军，好像轮到您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对他说道，“如果您也拒绝，那么我们这一切就会跟着您垮台，我也会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想在最后讲讲‘我自己的一生’中的一个行为，只不过我想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了之后再讲，因为你们定会鼓起我的勇气。”她说罢便大笑起来。
“噢，如果您也答应讲，”将军热烈地喊道，“我准备把我一辈子的事都对您讲一遍。不过老实说，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故事，就等轮到我的时候……”
“从将军阁下的脸色就可以看出，他是以多么特别的创作欲构思了自己的故事。”费尔德先科虽然还有几分窘态，却也狞笑着大胆说了一句。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瞥了将军一眼，也暗自笑了笑。但是看得出来，她心里的苦闷和烦恼越来越强烈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答应讲故事，感到加倍地害怕。
“诸位，我和每个人一样，一生中做过一些不大体面的事，”将军开始说，“然而最奇怪的是，我自己认为我现在要讲的一段小故事，是我一辈子碰到的一件最糟糕的事。这件事几乎已过了三十五年；但是，每当我回忆起来，我永远不能摆脱一种可说是使人心乱如麻的印象。不过，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那时我才刚刚当上准尉，在军队里干苦差事。大家都知道准尉是什么样的人：血气方刚，收入菲薄。我当时用一个名叫尼基福尔的勤务兵。他非常关心我的家务，他知道攒钱，缝补擦洗，什么都干，甚至为了贴补家用，到处去偷一切可以偷到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忠诚老实的人。我对他当然很严，但还算公道。有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一个小城里。我住在郊外，房东是一个退役少尉的寡妇。这位老太太约有八十岁了。她那所小木房已破旧不堪。她由于贫穷，连女仆也不用。不过她的主要特点，是她家里本来人丁兴旺，但是，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各奔一方，有的把老太婆给忘了，而她又在四十五年前把丈夫埋葬了。几年以前还有一个侄女和她同住，这个侄女是个驼背，又很凶，据说像个巫婆，有一次竟咬了老太婆的手指头，不过这个侄女也死了。因此老太婆已经对付着过了三年孤苦伶仃的日子。我住在她家里觉得有点无聊。再加上她又那么愚昧无知，我从她身上什么也得不到。末了，她偷了我一只公鸡。这事至今还查不清，不过除了她就没有别人会偷。我们为了那只公鸡吵起嘴来，而且吵得很厉害。这时碰巧遇到一个机会，我刚提出搬家的要求，上面就把我分配到另一处寓所去了，那是在小城另一端的郊外，房主是个商人，家中人口众多，我现在还记得，这商人满脸大胡子。我和尼基福尔高高兴兴地搬走了，很生气地离开了那个老太婆。过了三天，当我操练完毕回家的时候，尼基福尔报告我说：‘大人，我们不该把那只钵子留在早先那个女房东那里，现在没有东西盛汤了。’我当然觉得惊讶：‘怎么？我们的钵子怎么会留在女房东家里呢？’尼基福尔惊奇地继续报告说，我们搬家的时候，女房东扣下了我们的钵子，因为我把她的瓦罐砸碎了，她为了补偿瓦罐的损失，就把我们的钵子扣下了，据她说，是我建议她这么办的。她这种卑鄙行径当然使我忍无可忍。我的热血沸腾了，我一跃而起，飞也似的跑出去。我跑到老太婆家里，可以说已经发狂了。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穿堂的一个角落里，好像在躲避阳光，一只手还托着腮帮。你们要知道，我立刻像雷鸣似的向她怒吼道：‘你这老混蛋！你这老东西！’总之，像俄国人那样臭骂了她一通。不过，我发现她的模样有点古怪：她坐在那里，脸朝着我，眼睛鼓了出来，一句话也不回答。她奇怪地，那么奇怪地看着我，身子好像在摇晃，最后，我息怒了，便仔细观察她，问她，她还是一言不答。我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苍蝇嗡嗡乱飞，太阳快落山了，一片寂静。我终于十分尴尬地走了。还没有走到家，少校就传我去，以后我又到连部去了一趟，因此回家时天已黑了。尼基福尔第一句话就是：‘您可知道，大人，我们的女房东死了。’‘什么时候死的？’‘今天晚上，一个半小时以前。’如此说来，就是在我骂她的时候，她咽了气。这件事使我惊呆了，我跟你们说，我好容易才清醒过来。我心里老想着这件事，夜里也梦见了这件事。我自然并不迷信，可是到了第三天，我到教堂送殡去了。总之，时间隔得越久，我越想得厉害。倒也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时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主要的是我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第一，这个女人，就是所谓的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有人性的生灵，她曾经活着，活了很久，享了高寿。她从前有过孩子、丈夫、家庭、亲戚，这一切都曾在她周围欢蹦乱跳，都曾对她微笑，但是突然之间全都消失了，全都破产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像一只一出世就一直挨骂的苍蝇。最后，上帝领她走向末日。在一个静悄悄的夏日黄昏，我的那个老太婆也随着日落而逝，——当然，这里并非没有劝谕意义。就在那一瞬间，一个狂怒的年轻准尉，不但没有挥泪为她送终，反而为了一只毫无用处的钵子，就两手叉腰，蛮不讲理地用俄罗斯式不顾一切的臭骂，送她离开了人世！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过错。如今由于事隔多年，我的性情也变了，因此每当回顾自己的行为，我早就觉得那像是别人干的，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到悔恨。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甚至觉得奇怪，她为什么偏偏想在那个时候死去呢？况且就算我有错，但也并不完全是我的过错。当然，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我的行为有几分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但是我仍不能安心，直到十五年以前，我自己掏钱把两个经常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养老院去，使她们能够凭借优厚的生活费安度晚年。我现在想留下一笔款子，永远做这种慈善事业。好啦，事情就是这样。我重复一遍，我这辈子也许做了许多错事，但是凭良心说，我认为这是我此生干的一件最坏不过的事。”
“阁下，您说的并不是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而是优良行为之一；您欺骗了我费尔德先科！”费尔德先科下了结论。
“将军，说老实话，我可没有想到您毕竟有一颗善心；我甚至觉得抱歉。”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
“抱歉？为什么呢？”将军殷勤地笑着问道，还洋洋自得地喝了一杯香槟酒。
然而已经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他也准备好了。大家预料，他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拒绝，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特别好奇地等候他讲，同时又不时瞧瞧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完全符合他的威仪的非常尊严的气派，用平静而又亲切的口吻开始讲自己的一桩“动人的故事”。（顺便说说，他这人仪表堂堂，道貌岸然，身材魁梧，稍稍秃顶，略有几茎白发，身躯相当肥胖，面颊柔软红润，微微有些松垂，还镶了几枚义齿。他的衣服宽大而考究，内衣也极漂亮。他那双圆润白净的手令人百看不厌，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枚贵重的钻石戒指。）在他讲故事的时候，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始终盯着自己衣袖上的花皱边，用左手的两个指头揪着它，所以一次也没有抬头看看讲故事的人。
“我之所以觉得完成我的任务毫不费力，”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始说，“正是由于我必须讲出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而不是讲别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犹豫：良心和记忆马上会悄悄地提示你该讲什么。我要痛苦地承认，我这一生有过无数也许是冒失的和……轻佻的行为，其中有一件使我至今仍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这事大约发生在二十年以前，当时我下乡去见普拉东·奥尔登采夫。他刚被选为首席贵族，带着年轻的妻子一同回到乡间欢度寒假。碰巧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的生日快到了，决定举行两场舞会。当时，小仲马的引人入胜的小说《茶花女》[46]正风靡一时，而且刚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据我看来，这部小说是不朽的传世之作。外省的女士们都赞不绝口，至少那些读过此书的女士无不如此。美妙动人的故事，主人公独特的处境，刻画得淋漓尽致的温柔乡，以及书中比比皆是的所有那些迷人的情节（例如交替使用白茶花与红茶花的情节[47]），——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美妙的细节及其构成的整体，简直使人拍案叫绝。茶花红极一时。人人都想要茶花，人人都寻觅茶花。请问诸位：在一个县城里，每人都要拿着茶花参加舞会，哪怕舞会次数不多，又能从哪里弄到这么多茶花呢？当时，彼佳·沃尔霍夫斯基那个可怜虫正对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害单相思。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否真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可怜虫发狂似的要为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弄到一束茶花，好让她晚上去参加舞会。大家都知道，从彼得堡来的索茨基伯爵夫人（省长夫人的贵宾）和索菲娅·别斯帕洛娃，一定会手持白茶花赴会。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为了出出风头，想要弄些红茶花。可怜的普拉东险些儿跑断了腿；他是丈夫，当然责无旁贷。他已保证能弄到一束茶花，然而结果怎样呢？就在舞会的前夕，这束茶花竟被处处都跟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过不去的死对头梅季谢娃，也就是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截走了。不消说，夫人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晕了过去。普拉东完蛋了。事情很明显，只要彼佳能在这个有趣的时刻从什么地方弄到一束茶花，那么他的好事就可能大有进展。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感激涕零的。他不停脚地东奔西跑；但是他的目的是达不到的，这就不必说了。在生日和舞会的头天晚上十一点钟，我突然在奥尔登采夫的女邻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祖布科娃的家里遇到了他。他满面春风。我问：‘你这是怎么啦？’‘找到啦！我可找到啦！’‘老兄，你真叫我惊讶！在哪里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二十俄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不在我们那个县里）有个商人，叫特列帕洛夫，他满脸大胡子，很有钱，和老伴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只有一些金丝雀。老两口都爱花，他家有茶花。’‘得了吧，这可靠不住，万一他不肯给呢？’‘他不给我，我就下跪，跪着哀求他，直到给了我为止，不然我就不走！’‘你什么时候去呢？’‘明天破晓以前，五点钟。’‘好吧，上帝保佑！’你们要知道，我真替他高兴。我回到奥尔登采夫家里。最后，到半夜一点多钟，你们知道，我还想着这件事。我刚想上床睡觉，蓦地产生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我立刻跑进厨房，把马车夫萨韦利唤醒，给了他十五个卢布，告诉他说，‘半小时以内把马套好！’不消说，过了半小时，带篷雪橇就停在大门前了。别人告诉我说，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患偏头痛，发烧，还说胡话。我坐上雪橇走了。四点多钟，我到了叶克沙伊斯克的客店内。我等到天亮，只等到天亮；过了六点钟，我就到特列帕洛夫家里去了。我如此这般地说明来意，问道：‘您有没有茶花？老爷，我的亲爹，帮帮忙吧，救救我吧，我要给您叩头啦！’我看见那老头儿个子很高，白发苍苍，神色严峻，是个可怕的老头子。‘不行，不行！我决不同意！’我扑通一声朝他跪下，简直就趴在地上了。‘您怎么这样啊，老爷？您怎么这样啊，老大爷？’他吓坏了。‘人命关天啊！’我对他喊道。他说：‘既然如此，您就拿去吧，上帝保佑。’我立刻把许多红茶花剪了下来！花儿可真美，简直妙极了！他家有一间小小的暖房，里面都是这种花。老人直叹气。我掏出一百卢布来。他说：‘不，老爷，你这么办可就是看不起我了。’我说：‘老兄，既然如此，就请您把这一百卢布捐给此地的医院以改善经营与膳食吧。’他说：‘老爷，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这是高尚的善行，是慈善行为，我可以为您的健康捐赠这笔钱。’你们要知道，我喜欢这位俄国老人，他可以说是一位地道的俄国人，土生土长的俄国人。我获得了成功，立刻欢天喜地地回去；我回家时绕道而行，免得遇见彼佳。回家后，不等安菲萨·阿列克谢耶夫娜醒来，就派人把那束花送去。你们不难想象，她当时是多么高兴和感激，甚至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头一天还完全绝望、活像死人的普拉东，竟伏在我胸前号啕痛哭！唉！自从创立了……合法婚姻以来，所有的丈夫莫不如此！别的事我就不必多说了，不过在此事发生以后，那个可怜的彼佳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我起初以为，他查明真相以后准会宰了我，我甚至已经准备要对付他，不料却发生了简直使我不能相信的事：他晕过去了，晚上说胡话，早晨发高烧；他像婴儿似的啼哭，浑身痉挛。过了一个月，他刚恢复健康，就请求调到高加索去。这简直成了一桩风流韵事！结果他在克里米亚阵亡了。当时，他的哥哥斯捷潘·沃尔霍夫斯基是团长，战功卓著。老实说，此后多年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有什么目的，又有什么理由要这样打击他呢？倘若当时我自己堕入了情网，那还情有可原。其实我只不过是闹着玩，只不过要向女人献献殷勤罢了，如此而已。倘若我不从他手里抢走那束花，谁知道呢，兴许他至今还活着，而且很幸福，还很有成就，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打土耳其人。”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仍像他开始讲故事时那样道貌岸然地沉默了。大家看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眼里闪动着有点特别的光芒，她的嘴唇甚至还哆嗦了一下。大家好奇地瞧着他们两人。
“又欺骗了我费尔德先科！竟这样骗我！不成，这完全是欺骗！”费尔德先科用哭声喊道，他明白这时可以而且应该插一两句话。
“谁让您这么不懂事？您应该向聪明人学习！”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几乎是洋洋得意地断然对他说（她是托茨基忠实的老朋友和同谋者）。
“您说得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沙龙游戏乏味得很，应该赶快结束，”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我既然答应了，那就讲讲，然后大家玩牌吧。”
“但是首先要讲答应讲的故事！”将军热烈地赞许道。
“公爵，”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突然出人意外地急忙对他说道，“这里是我的两位老朋友，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他们总想叫我嫁人。请您告诉我，您以为如何：我能不能嫁人？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脸色发白，将军也愣住了；大家都瞪着眼睛伸着头。加尼亚在原地发呆。
“嫁给……嫁给谁？”公爵用越来越低的声音问。
“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依旧生硬地、坚决地、明确地说。
沉默了几秒钟。公爵仿佛很想说话，可是胸脯上似乎压着很重的东西，怎么也说不出来。
“不，不……您别出嫁！”他终于低声说道，还吃力地松了一口气。
“那就这么办吧！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威风凛凛地、似乎还得意洋洋地对他说道，“您听见公爵的决定了吗？我的回答也是这样。这桩事就算永远了结啦！”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颤声说道。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将军用那种既想说服别人但又焦急不安的声音说。
大家都动弹起来，开始感到不安。
“诸位，你们怎么啦？”她继续说，仿佛很诧异地打量着客人们，“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安？你们大家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但是……您要记得，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托茨基讷讷地小声说道，“您已经答应了……完全出于自愿，您本来可以手下留情……我很为难……当然也很惭愧，但是……总之，现在，在这个时候，当着……当着众人，就这样……用沙龙游戏来了结一桩正经事，一桩有关名誉和爱情的事……这事牵连到……”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的确完全糊涂了。第一，什么叫作‘当着众人’？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至爱亲朋？这和沙龙游戏有什么相干？我的确想讲一个故事，现在我讲了出来，这难道不好吗？您为什么说‘不正经’呢？难道这还不正经吗？您也听见了，我对公爵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如果他说个是字，那我就立刻同意，但是他说了个不字，所以我就拒绝了。我的一生全系于一发，还有什么比这更正经的呢？”
“但是，公爵是怎么回事，这与公爵有什么相干？公爵究竟是个什么人？”将军喃喃地说，他对于公爵居然拥有如此使人难堪的权威，几乎已按捺不住满腔怒火。
“公爵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能使我信任的人，因为他是个真正忠实的人。他一看见我就信任我，我也信任他。”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对我非常客气，我只有感谢她的盛情，”加尼亚面色苍白，他终于歪着嘴用发颤的声音说道，“当然是应该如此……但是……公爵……公爵在这一件事情当中……”
“他想得到七万五千卢布，是吗？”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忽然打断他的话说，“您是想这样说吧？您别抵赖，您准是想这样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还忘记补充这么一点：您把这七万五千卢布拿回去吧，您要知道，我让您不必花钱就获得自由。够了！您也该松口气了！九年零三个月！明天就要重新开始，不过，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自作主张！将军，您把您的珍珠也收回去，送给尊夫人吧。这就是，您拿去吧！从明天起我就要彻底从这个寓所搬走。诸位，以后再也不能举行晚会啦！”
她说完这一番话，蓦地站起身来，仿佛要走开似的。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喊声四起。大家都开始感到不安，大家都站了起来，把她团团围住，忐忑不安地听着这一番激烈的、狂热的、发疯似的话。大家都感到有些不对头，但是谁都摸不着头脑，谁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当儿，突然传来一阵响亮而剧烈的门铃声，跟方才加涅奇卡家的那阵门铃声一样。
“啊——啊！该收场了！终于到了！十一点半钟！”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喊道，“诸位，请你们坐下，这就是结局！”
她说完之后，自己先坐下了。她的唇边隐隐地流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她默默地坐着，瞧着门口，激动地等待着。
“毫无疑问，罗戈任带着十万卢布来了。”普季岑自言自语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