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一
由于我才疏学浅，因此在着手描写不久以前发生在我们这个至今也毫不出众的城市里的那些十分奇特的事件时，我就不得不首先稍稍追述一下往事，也就是说，从既有才能而又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谈起。这些琐事只不过是这部记事的一篇序言，至于我想叙述的故事本身，留待以后再说。
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们当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总是扮演一个有点特别的，而且可以说是爱国志士的角色，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甚至觉得，若不扮演这个角色，他简直都活不下去了。并不是我想把他比作舞台上的演员：绝无此事，何况我是很尊敬他的。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他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始终清高地醉心于摆出一副优美的爱国志士姿态。譬如说，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受迫害者”以及可说是“被放逐者”的地位。这两个字眼具有一种始终诱惑着他的典雅的光彩，这种光彩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提高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终于使他获得了一种无比崇高的社会地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上个世纪的一部英国的讽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格列佛的人来到了小人国，那里的人才有两俄寸高，在他们中间，他习惯于以巨人自居，甚至当他回国后漫步伦敦街头，也不禁要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喊叫，让他们碰见他就赶快闪开，谨防他一不小心把他们踩死。他自以为他依然是个巨人，而他们则都是小人。于是人们便嘲笑他，咒骂他，粗鲁的马车夫甚至拿鞭子抽打这位巨人。不过这么干是否公道呢？一旦养成了习惯，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习惯势力几乎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处于同样境地，不过更加无辜而又无害罢了，倘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我甚至认为，到了晚年他已被大家遗忘了。但是绝不能说他先前也是默默无闻的。毫无疑问，他一度也曾跻身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名人雅士之列，有一个时期（不过为时极其短暂），他的大名在当时的许多热心人士的口中几乎与恰达耶夫[1]、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2]和刚刚开始在国外活动的赫尔岑的名字并列。然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由于可说是“风云变幻的时局”，因而几乎是一开头便夭折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后查明，原来不但没有“风云”，甚至“时局”也纯系乌有，起码这一次确实如此。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但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被流放到我省而生活在我们中间，甚至从来也不曾受到监视，这个消息虽说使我大吃一惊，然而绝对可靠。这只能说明，人们的想象力该有多么丰富！他一辈子都真诚地相信，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对他总是不放心的，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知道、受人监视，近二十年来，先后在我们这儿任职的三位省长，在走马上任的时候都对他抱有某种成见，这种成见是上司在任命他们为省长时首先暗示给他们的。倘若当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让极为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他根本不必害怕，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委屈。此外，他还是一位聪明过人、才华盖世的人物，甚至可说是位饱学之士，虽说在学术方面……哦，总而言之，在学术上他的贡献并不很大，仿佛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不过在我们俄国，饱学之士一向都是如此。
直到四十年代末，他才从国外回来，俨然以讲师的姿态在大学的讲坛上大显身手。可惜他只讲了不多的几课，讲的仿佛是阿拉伯人的事。此外，他也只答辩了一篇光辉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说的是在一四一三年至一四二八年期间，德国的小城市汉瑙本来可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和汉萨同盟作用[3]，同时还论述了使得这种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弄不清楚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狠狠打击了当时的斯拉夫派[4]，使他立刻在他们中间招来了许多势不两立的敌人[5]。嗣后（不过当时他已失去了讲师的职位），他设法在一份刊载狄更斯作品的译文并鼓吹乔治·桑的思想的进步月刊[6]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这可以说是出于报仇雪恨，并且为了表明，他们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这篇论文仿佛是论述某个时代的一些骑士何以具有非常高尚的道德[7]，或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起码它宣传了一种崇高的、非常高尚的思想。事后有这么一种传说：论文的后一部分当即被禁，就连那份进步刊物也由于刊登了这篇论文的前一半而吃了苦头。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那时候有什么事不会发生？不过就这一次而论，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作者不过是由于偷懒而未能完稿罢了。至于他终止了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程，那是因为某人（显然是他的一个反动的敌人）不知怎么截获了一封致某人的信件，信中透露了某些“情况”[8]，于是某人便要求他作出某种解释[9]。我不知道此说是否可靠，但是有人还肯定地说，就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堡查获了一个庞大的违背人道、反对国家的团体[10]，该团体拥有十三名成员，险些儿动摇了大厦的根基。据说他们打算翻译傅立叶[11]本人的著作。说来也巧，就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还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写的一首长诗，这首长诗是六年前当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它的手抄本在两个文学爱好者和一名大学生的手中流传。我的案头现在也放着这首长诗，这是我最早在去年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那儿得到的，是他刚刚亲笔抄成的，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而且是用红色山羊皮精装的。不过它并非缺乏诗意，甚至还不无才气；它甚为古怪，不过在当时（确切地说，就是在三十年代），人们常写这一类的玩艺儿。若要叙述它的情节，我可是觉得为难，因为老实说，我对它是一窍不通。这是一种以抒情的、戏剧的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12]，近似《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开始的时候是女人合唱，继之以男人合唱，而后是某些势力的合唱，最后是一些虽然还不曾活着，但又非常想活的幽灵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唱的是一种十分模糊的东西，大都是歌唱什么人的诅咒，然而具有浓厚的幽默意味。但是突然换场了，一种“人生的节日”来临了，在节日里，甚至昆虫也在歌唱，出现了一只乌龟，说着举行圣礼时说的一种拉丁话，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甚至有一块矿石，也就是一种根本没有灵性的东西，也唱了几句什么。总之，一切都在不停地歌唱，如果谈话，那么就含混不清地互相咒骂，然而依然具有极为深长的意味。末了，场面又换了，出现一片荒地，一个文明的年轻人徘徊在悬崖峭壁之间，揪下一些野草吮吸着，小仙人问他：“你为什么吮吸这些野草？”他回答说，他觉得自己精力过剩，便寻找健忘之道，终于在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不过他的主要心愿是尽快丧失理智（这种心愿可能也是多余的）。后来，一个美得难以形容的少年骑着一匹黑马跑来，后面跟着不可胜数的各族人民。少年代表死神，各族人民思念着他。末了，到最后一场，突然出现巴比伦塔，一些大力士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把它建成了，当他们到达塔顶的时候，有一个角色，假定说就是奥林匹斯山的拥有者罢，做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模样跑掉了，人类恍然大悟，便占据了他的地位，立即满怀着对万物的新见解开始新的生活。哦，在当时这出诗剧被认为是有危险性的。去年我曾建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表这个诗剧，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完全是无害的，可是他显然是颇为不满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不喜欢把它看作是完全无害的，我甚至认为，我的意见造成了他在尔后整整两个月里对我一直有点冷淡。你猜怎么着？几乎就在我建议把它在本地发表的同时，在那里，也就是在国外，我们的诗剧突然在一个革命的文集上刊登出来了，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先又毫无所知。他起初大吃一惊，赶紧跑去谒见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非常光明正大的辩解信，他把信向我读了两遍，但并未寄出，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他忐忑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无比荣幸。他睡觉的时候几乎也要拿着他得到的一本文集，白天则把它藏在褥垫底下，甚至不准女仆收拾床铺，虽说他每天都盼着从什么地方会拍来一封贺电，但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电报都没有收到。这时他便跟我和好如初，这也足以证明他那颗温和的、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二
我并不是说他一点点的苦也没有受过；现在我完全相信，只要他作些必要的解释，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去讲他那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但他当时却过于高傲，而且特别匆忙地着手彻底说服自己，他一辈子的前程已被“风云变幻的时局”所葬送。倘若道破全部真相，那么改变了他的前程的真正原因，则是极其富有的中将夫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斯塔夫罗金娜早先就曾向他提出过一项极其恳切的建议，而后又重申了这项建议，那就是请他以高级教师和朋友的身份，对她的独子进行教育并使其在智力上得到充分发展。至于优渥的报酬，更是自不待言。这项建议早在柏林就第一次向他提出了，当时他正第一次丧偶。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我省的一个轻佻的女郎，当他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就娶了她，看来他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财来供养她，此外还由于其他一些多少有点微妙的原因，他曾为这个女人（不过她倒确实是楚楚动人的）吃了许多苦头。她死在巴黎，在最后的三年里她已离开了他，给他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按照愁容满面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在我面前的说法，这个儿子是“第一次欢乐的、至今尚未暗淡的爱情的果实”。这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回俄国，一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由几个远房的姑妈抚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拒绝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时提出的建议，过了不到一年，很快又娶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柏林姑娘，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如此行事。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些原因促使他拒绝接受家庭教师之职：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当时赢得的响亮名声吸引了他，于是他也飞上了他早已准备为之献身的讲坛，去试试自己雄鹰的双翅。如今他已铩羽而归，自然就想起了早先也曾动摇过他的决心的那项建议。第二位夫人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便猝然去世，这就把一切都彻底解决了。坦率地说：这一切之所以得以解决，都是由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热情关怀，以及对他的一番珍贵的、可以说是不朽的友谊，只要可以这样形容友谊的话。他扑进了这种友谊的怀抱，二十年来情况一直十分稳定。虽说我使用了“扑进怀抱”这样的词句，却但愿不会有人因此而想入非非；只能从最高尚的道德意义上来理解这怀抱一词。一条最精巧也最雅致的纽带，使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家庭教师的职位之所以被接受下来，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他第一位夫人那儿继承下来的庄园很小，而且紧挨着斯克沃列什尼基——斯塔夫罗金夫妇在我们省城郊区的一座宏伟的庄园。此外，他还可以永远在幽静的书斋里献身于科学事业，并以极其深刻的学术著作来丰富俄国的语文科学，不必再为大学里的繁杂事务而分心了。学术著作并未问世；不过却有可能在二十多年的余生中以一种可说是“责难的化身”的姿态出现在祖国面前，正如一位人民诗人所说：
你作为责难的化身
……
站在祖国面前，
你这个自由主义的理想家。[13]
但是，倘若这位人民诗人所指的那个人物愿意如此，说不定他也有权一辈子摆出这么一副姿态，虽说这未免令人厌烦。至于咱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老实说，同这种人物相比，则不过是个模仿者，况且他站了一会儿就会感到疲倦，常常侧身躺下休息。不过平心而论，即便侧身而卧，他的卧姿也依然保留着责难的化身的特色，何况对于我省人士而言，这也就足够了。当他在我们俱乐部里坐下来打牌的时候，您不妨瞧瞧他的模样。他的整个姿态仿佛在说：“纸牌！我坐下跟你们打叶拉拉什[14]！难道这符合我的身份？谁该为此负责？是谁断送了我的前程，并把它变成了叶拉拉什？唉，你快亡啦，俄国！”说着便威严地打出一张红心王牌。
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斗牌，为此常常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发生不愉快的口角，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何况他还经常输。不过这事容我以后再说。现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可说是个有良心的人（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这种人），因此他常常郁郁不乐。他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友谊持续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他每年总有三四次陷入我们所说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中，也就是意气消沉，然而深受尊敬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喜欢“忧国忧民”这个词儿。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以外，他也开始陷入香槟酒中了；但是机警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使他毕生都没有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他也的确需要一位保姆，因为他有时变得十分古怪：在他悲从中来、不能自已的当儿，他会蓦地像一个最最平凡的黎民百姓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有些时候，他甚至用一种幽默的口吻谈论自己。但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最害怕的莫过于这种幽默口吻。她是一位古典派妇女，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者，她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最高尚的动机。这位高贵的夫人二十年来对她穷朋友的影响至为巨大。对她应该另作一番交代，现在我就来谈谈她的情况。
三
有些友谊是颇为奇特的：两个朋友几乎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又没法分开。甚至根本就不能分开：一旦果真闹翻，那个挑起争端并跟对方断绝往来的朋友，将首先抑郁成疾，甚至会一命呜呼。我确实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不止一次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离开的时候，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握着两个拳头捶打墙壁，这种情况有时还发生在二人推心置腹地互诉衷情之后。
这种情况并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成分，有一次他甚至把墙上的灰泥也敲打下来了。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会知道如此微妙的细节？但是，倘若我是亲眼看到过这种情景的呢？倘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曾不止一次伏在我的肩头号啕痛哭，一面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他俩谈话的全部内容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这样号啕痛哭之后的第二天，他几乎总是由于自己的忘恩负义而准备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总是急忙把我叫到他那里去，或者亲自到我这儿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向我郑重宣布，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贞洁与温柔之天使，而他则跟她截然相反”。他不但往我这儿跑，还不止一次地在极其娓娓动听的信里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全称之后向她坦白，就在譬如说不到一天之前，他曾对一个不相干的人说，她供养他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她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唯恐把自己的恨流露出来，因为怕他会离她而去，从而使她在文坛上的美名受到影响；由于这个缘故，他瞧不起自己，并决定一死了之，现在只等她最后一句话以便决定一切，等等，等等，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话。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最为天真的、年过半百的黄口孺子，一旦神经病发作，有时竟会达到何等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次，我亲自阅读了他写的一封这样的信件，那是在他们之间的一次争吵之后，这次争吵起因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却越吵越厉害。我大吃一惊，恳求他不要把信寄出。
“不成……这样做比较诚实……这是我的职责……假如我不向她坦白一切，一切，我就活不下去了！”他就像热病发作似的答道，还是把信寄出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永远不会寄出这样的信件，这也是他们二人的不同之处。的确，他非常喜欢写信，哪怕跟她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也要给她写信，而当他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一天还要写两封呢。我确实知道，她总是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信件，哪怕一天收到两封也罢，读罢还在信上注明日期，然后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专门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心里。在这之后，她让自己的朋友等她的回信等上一整天，等到再见到他的时候却丝毫不动声色，仿佛头一天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她就这样一点点地把他训练出来了，连他自己也不敢再提头一天的事了，而只是看一会儿她的眼睛。但是她却什么都没有忘记，而他有时则忘得太快，在她安详的神态的鼓舞下，倘有朋友前来，他往往当天就会喜笑颜开，像淘气的小学生那样争着去喝香槟酒。在这种时刻，她想必是恶狠狠地盯着他，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察觉！直到过了一周、一个月，甚至过了半年，他在某一特殊时刻偶然回忆起这种信件中的某个词句，而后又回忆起整个信件以及写信前后的种种情景，他会蓦地羞愧得无地自容，而且往往难过得使他的胃痉挛再次发作。这种特殊的、类似急性胃炎的疾病的突然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结果，而且还是他体质上的一种有趣的特征。
的确，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肯定是常常恨他；但是在她身上只有一点是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末了他居然变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是她的发明物；他成了她的亲骨肉，她收留他、赡养他，绝不仅仅出于“嫉妒他的才能”。这种看法未免太冤枉她了！她心里隐藏着对他的一种难以忍受的爱，这种爱混杂在不断的憎恨、嫉妒和蔑视中间。她保护他，使他纤尘不染，她照料他二十二年，倘若有什么事涉及他作为诗人、学者和名流的声誉，她就会忧心忡忡，一连几夜都睡不着觉。她发明了他，而且自己首先相信了自己的发明物。他仿佛是她的一种幻想……但是她为此而要求于他的确实很多，有时甚至要求他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她爱记仇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想顺便谈谈两件趣事。
四
有一天，那还是在关于解放农奴的消息刚刚传开，整个俄国突然欢天喜地，并准备彻底复兴的时候，有一位彼得堡的男爵路过我们那里，顺便拜访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这位男爵同高级人士过从甚密，而且非常接近改革大业。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极为重视这种访问，因为自从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同上流社会的联系便日渐削弱，最后便完全中断了。男爵在她那儿坐了个把钟头，喝了点茶。没有任何外人在场，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来，并把他展出了。男爵早先就听到过有关他的什么事情，或许他是装出一副听到过的样子，但在喝茶的时候却很少跟他攀谈。毫无疑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给自己抹黑的，何况他的风度也极为优雅。虽说他的出身似乎并不怎么高贵，但是却有这么一个情况：他从小就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个贵族之家去抚养，结果相当不错；他的法语说得跟巴黎人一般流利。这样一来，男爵第一眼就应该看得出来，虽说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蛰居外省，但她却物色了一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围绕在自己身边。然而情况却并不如此。当男爵断然证实，当时刚刚传播开来的有关伟大改革的第一批流言绝对可靠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做了一个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他喊的声音不高，甚至还相当优雅；说不定他的喜悦也是早有准备的，而手势则是在喝茶之前的半小时对着镜子精心排练的；但是，他那时大概出了点什么纰漏，因此男爵只是淡然一笑，虽说他立刻就非常客气地谈起这一伟大事件如何使俄国人的心普遍地，而且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不久他便告辞了，临行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根手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回到客厅，起初沉默了两三分钟，仿佛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但她霍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掉转身来，面色苍白，目光炯炯，傲慢地低声说道：
“我永远忘不了您干的这件事！”
翌日，她遇到自己朋友的时候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她永远不再提及发生过的事。但是十三年以后，在一个悲惨的时刻，她提起了往事，并责备了他，而且她的脸色也同十三年前她第一次责备他时一样苍白。她一辈子只对他说过两次“我永远忘不了您干的这件事！”接待男爵的那次已经是第二次了；然而第一次也是那么独特，而且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似乎还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我决定把此事也作一番交代。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在五月份，就在斯塔夫罗金中将逝世的消息传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之后。这位轻浮的老人是在接到任命赶往克里米亚的作战部队去就职的途中，因肠胃失调而去世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成了寡妇，全身穿上孝衣。诚然，她并不十分悲痛，因为在最后的四年间，她同丈夫因性情不合而完全分居，她只给他提供赡养金。（中将本人除了拥有贵族身份并结交了一些权贵之外，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个农奴和一份薪俸；全部财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都属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她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不过消息来得那么突然，不免使她感到震惊，于是她便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来了。不消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跟她是寸步不离的。
五月份万物欣欣向荣；黄昏时分的景色尤其迷人。樱桃花盛开。每天黄昏，两个朋友到花园里相晤，在凉亭里一直坐到黑夜降临，彼此倾吐自己的情愫和思绪。真是富于诗意的时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深感自己身世遽变，说的话不免比平时多些。她仿佛很依恋自己的朋友，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蓦地产生一个古怪的想法：“这个心如死灰的孤孀莫不是对我有什么指望，莫不是等待着我在她服丧满一年之后向她提出求婚？”这是一个无耻的想法；但是一个人的崇高品质有时反倒会促使他醉心于那些无耻的念头，这仅仅是因为他的成长毕竟是多方面的。他开始仔细观察，末了发现很像是这种情况。他寻思：“她拥有巨大的财产，这倒不假，但是……”的确，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大像是一个美人：她是个高个子、黄皮肤、骨瘦如柴的女人，长着一副太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犹豫不决，他为种种疑虑所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几次（他经常哭泣）。每到黄昏，也就是说在凉亭里，他的脸总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种任性的和嘲讽的表情，一种卖俏的同时又是高傲的表情。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点偶然的、不由自主的，一个人越是高尚，这种情况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天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十分可能的是，足以完全证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怀疑的那种东西，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开始滋长。况且她也不会把自己的姓氏斯塔夫罗金改为他的姓氏，尽管他的姓氏跟她的同样著名。从她那方面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女性的卖弄风情，一种下意识的女性需求的流露，这种情况在另一些女性气质非常浓厚的女人身上是十分自然的。不过我也不敢担保；时至今日，对女人的心究竟有多深尚未作过考察！不过我还是往下说吧。
应该说，她很快就暗自猜到了自己朋友脸上的古怪表情是怎么回事；她敏感，而且目光锐利，而他有时却太天真了。但是一个个黄昏仍像先前那样度过，谈话也是同样富于诗意、引人入胜。直到有一天，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也结束了一场极其热烈而又富于诗意的谈话，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的厢房的台阶旁热情地握了握手，友好地分别了。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豪华的巨宅搬到这个几乎坐落在花园中的厢房里来。他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心乱如麻地拿起一支雪茄，还没把烟点上，便疲倦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凝视着轻如绒毛的朵朵白云在一轮明月的周围滑过，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并转过身来。四分钟以前刚刚同他分手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重又站在他的面前。她的黄脸几乎是铁青的，嘴唇紧闭，嘴角抽搐。她用坚定的、毫不宽容的眼神默默地盯着他的眼睛，看了整整十秒钟，蓦然急速地低声说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干的这件事！”
十年以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低声把这个可悲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事先把房门锁上，并且向我发誓，当时他简直都愣在那儿了，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离开的情形。由于她事后一次也不曾向他暗示过这件事，而且一切也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样照旧进行，因此他一辈子都宁肯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生病以前的一种幻觉，何况当天夜里他果真生起病来，而且一连病了整整两周，这样一来，凉亭里的会见也就自行终止了。
尽管他总想认为那是一个幻觉，但他一生中每一天都仿佛在等待这件事的下文，而且可以说还在等待它的结局。他不信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有时看到自己的朋友就不免会感到奇怪了。
五
她甚至亲自给他设计他一生所穿的衣服。这些衣服既雅致又具有特色：一件下摆很长的黑色常礼服，纽扣几乎一直钉到顶部，但对他来说却是美观合身的；一顶宽边软帽（夏天则是草帽）；一条麻纱做的白领带，上面有个大蝴蝶结和下垂的流苏；一把带银镶头的手杖，此外，他长发垂肩。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开始有点发白。他把唇髭和胡须都剃去了。据说他年轻时非常英俊。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到了老年他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何况五十三岁又何老之有？但是由于他老想摆出一副爱国志士的姿态，因此他不但不想显得年轻，反而像是在炫耀自己年长。他穿上他那一身衣服，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长发披肩，几乎就像是一位族长，或者不如说更像三十年代出版的诗人库科利尼克[15]的一本集子中所收的一幅石印的作者像，尤其是当他夏天坐在花园里一丛盛开的丁香花下面的长凳上，双手扶着手杖，身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凝视着晚霞陷入富于诗意的沉思中的时候。谈到书的问题，我要指出，他晚年不知为什么放弃了读书。不过这是他临终以前的事。他经常阅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订阅的大量报刊。他也经常对俄国文学的成就发生兴趣，虽说他丝毫也不丧失自己的尊严。他还一度醉心于研究有关我国内政外交的当代高级政治，但是过了不久又一挥手便把此事搁在一边了。他在到花园里去的时候还经常带上一本托克维尔[16]的著作，然而口袋里却偷偷揣着保罗·德科克[17]的作品。但这不过是区区小事。
我还想顺便在此谈谈库科利尼克的肖像：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正在莫斯科的贵族女子寄宿中学读书。她立刻爱上了这幅肖像。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的小姑娘，一般都是碰到什么就爱上什么，她们也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这些老师大都是教习字和绘画的。然而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倒不在于这个小姑娘的本性如何，而是在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甚至在年已半百的时候还依然把这幅画像作为自己最心爱的珍品收藏着，因此，也许仅仅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才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设计了跟画像画的有点相似的衣服。不过这当然也还是小事一桩。
在最初的若干年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留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身边的前一半时间里，他还依然想著书立说，每天都认真地准备执笔写作。然而在后一半时间里，他想必把早已读熟的书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日益频繁地对我们说：“我好像已经准备执笔了。材料都搜集到了，可就是没有动手！毫无办法！”说着便沮丧地垂下头去。毫无疑问，这一点本来也应该使他像一位科学的殉难者那样在我们的心目中显得更加伟大；但他本人所企求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我被人们遗忘了，谁都不需要我啦！”——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到五十年代末，他陷在这种强烈的沮丧情绪中几乎不能自拔了。最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明白了，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她也受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她的朋友被遗忘了，也没有人需要他了。为了使他开心，同时也为了恢复他的名气，她当即把他带往莫斯科，她在那儿认识一些风流儒雅的文人学士；不料莫斯科也并不令人满意。
当时是个特殊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奇的东西，它同先前的宁静大相径庭，还出现了一种十分古怪，但到处都感觉得到的东西，甚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也能感觉得到。各种流言纷至沓来。对于那些事实，人们一般都多少有所风闻，然而可以明显地感到，除了那些事实之外，随之而来的还有种种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多不胜数。而且还有一点令人纳闷：人们怎么也不能适应这些思想，也弄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出于女人的天性，总想弄清其中的奥妙。她本想亲自阅读各种报刊、国外的禁书，乃至当时刚刚出现的传单[18]（这一切她都能弄到）；但她读了以后只是头晕目眩。她动手写信，但很少收到回信，而且越到后来情况也越叫人困惑莫解。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郑重其事地请去，让他把“这一切思想”向她彻底解释清楚；然而对于他的解释，她依然一点儿也不满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总的局势的看法极为高傲：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他本人被遗忘了，谁也不需要他了。最后，他也被人们提到了。起初，国外的报刊提到他时把他当作一位被流放的殉难者，紧接着彼得堡把他看作是一个著名星座中的一颗昔日的明星；甚至不知何故还把他同拉吉舍夫[19]相提并论。而后有人撰文说他已经去世，并答应为他写讣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眼之间复活了，而且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对同辈的那种倨傲的看法转眼之间便化为乌有，他心中燃起了热望：参加运动并显显自己的身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立刻恢复了对一切的信心，而且开始忙得不亦乐乎。决定毫不迟疑地前往彼得堡，对一切进行实地考察，亲自进行研究，倘有可能，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新的事业。顺便说说，她宣布打算创办自己的刊物，而且从此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这个刊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看到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变得更加高傲，在赴彼得堡的途中，他开始几乎以庇护者的姿态对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她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记在心里。不过她决定作这次旅行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恢复她同上流社会的联系。应该尽可能地使上流社会想到她的存在，起码也得这样试试。此行表面上的借口，是去看望刚在彼得堡高等政法学校毕业的独子。
六
他们来到彼得堡，在那儿几乎住了整整一个冬天。不料到四旬斋[20]的时候，一切都像霓虹七彩的肥皂泡似的破灭了。种种幻想落了空，混乱的局势非但未得到澄清，反而变得更加令人难堪。首先，同上流社会恢复联系的事几乎未能实现，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所接触，而且还经过了一番低三下四的奔走乞求。受尽委屈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急于完全献身于“新思想”，于是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她邀请了一些文学家，他们便蜂拥而至。后来甚至不待邀请便自行前去，而且呼朋引类，结伴同往。她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文学家。他们爱好虚荣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丝毫不加掩饰，仿佛这是履行天职。另一些人（虽说远不是全体）甚至喝得醉醺醺的，然而他们似乎认为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昨天刚发现的美。他们全都由于什么缘故而骄傲得出奇。他们的脸上都分明流露出这么一种表情：他们刚刚发现一种极其重要的秘密。他们互相咒骂，并引以为荣。要想弄明白他们写的究竟是些什么，那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儿却有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讽刺作家，揭露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钻进了他们最高的圈子，整个运动就由那里负责指导。这些指导者通常是高不可攀的，但他们却亲切地接待他，虽说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情况，除了他“出过一个主意”之外。他在他们周围真是八面玲珑，尽管他们个个都是道貌岸然，但他居然也把他们请到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沙龙里去过两三次。这些人都十分严肃，又十分文雅；他们举止都很得体；别人看来都害怕他们；不过他们显然都没有闲工夫。还有两三位早先的文坛名流也露面了，他们当时正巧来到了彼得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已跟他们保持着最优雅的关系。然而使她感到诧异的是，这些货真价实的而且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名流，居然比池水还静，比小草还低，其中另一些人对整个这一批新贵简直是趋之若鹜，恬不知耻地极尽巴结之能事。起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倒也走运；人们抓住了他，并开始把他送到公开的文学集会上去展出。当他以朗诵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文学朗诵会上登台表演的时候，响起了狂热的掌声，五六分钟也没有停息。九年后，他曾噙着热泪回忆此事，——不过这与其说是出于感激，不如说是出于他艺术家的天性。“我对您发誓，而且可以打赌，”他曾亲口对我说（但是只对我一个人说，而且是悄悄地说），“在全体听众当中，任何人对我都根本毫无所知！”这真是绝妙的自白：倘若他当时站在台上，尽管乐得都有些飘飘然了，但依然能够这样清楚地理解自己的处境，那就是说，他的头脑很灵；倘若他甚至在九年以后回忆起此事也并不感到委屈，那就是说，他的头脑不灵。曾有人逼他在两三份集体抗议书（抗议书反对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上签名[21]；他签了。也有人曾逼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在一份抗议什么“岂有此理的行为”的抗议书上签名，她也签了。不过，这种新派人物虽说大都也去拜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但不知何故却认为自己理应带着轻蔑的神情和不加掩饰的嘲笑来看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后曾在痛苦的时刻向我暗示，从那时以后，她甚至也嫉妒起他来了。当然，她明白，她是不能跟这些人物交往的，但她依然怀着全部女性的、歇斯底里的急切心理贪婪地接待他们，主要的是她始终有所期待。在晚会上，她不大说话，虽说她也可以说话；但她大都是侧耳倾听。人们谈论着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废除硬音符号，谈论用拉丁字母代替俄文字母[22]，谈论昨天有一个什么人被流放了，再有就是市场[23]上的一起骚动啦，在俄国实行民族自治的自由联邦制的好处啦，取缔陆海军啦，把第聂伯河以西的领土归还波兰啦，农业改革和传单啦，取消继承权、家庭、子女和神父啦，妇女的权利啦，[24]克拉耶夫斯基[25]的房产啦（为了这房产，任何人都永远不会原谅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明显，在这一批新派人物中有许多骗子，但是毫无疑问，也有许多正直的，甚至非常吸引人的人物，尽管他们毕竟还有一些惊人的特点。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和粗野的人难于理解得多；但是也弄不清楚，究竟谁是谁的工具。当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宣布她有意出版刊物的时候，到她那儿去的人就更多了，然而人们立刻就纷纷指责她是个剥削别人劳动的资本家。这种指责的放肆程度，只能同它们出人意料的程度比美。年事已高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将军，曾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同一位著名的年轻人争吵起来。这位将军是已故的斯塔夫罗金将军的旧交和同事，一位极其可敬的人物（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令人可敬），我们这儿的人全都认识他，他为人极为执拗，而且容易动怒，食量极大而又非常害怕无神论。那年轻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您既然如此讲话，那么您准是个将军啰。”这就是说，他再也找不到比“将军”更坏的骂人的字眼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勃然大怒：“不错，先生，我是个将军，而且是一名中将，我曾为我的国君效劳，而你，先生，不过是个娃娃，还是个无神论者！”上演了一场不堪入目的丑剧。翌日，报刊揭露了这件事，人们开始征集集体签名，抗议拒不把将军立刻赶走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岂有此理的行为”。一份画报刊载了一张漫画，把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将军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为三个反动朋友刻薄地描绘了一番；漫画还配有一位人民诗人专为这个事件而写的一首诗。我还要指出，在将官当中的确有许多人爱说“我曾为我的国君效劳”这句可笑的口头禅……仿佛他们的国君并不也是我们这些普通臣民的国君，而是一位特殊的、仅仅属于他们的国君。
不用说，继续在彼得堡待下去是不可能了，何况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遭到了彻底失败[26]。他控制不住自己，便谈论起艺术的特权来了，不料这给他招来了更为响亮的嘲笑。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朗诵的时候，想乞灵于爱国主义的滔滔雄辩，认为这会打动听众的心，并指望他们会对他的“被流放”肃然起敬。他无可争论地赞同“祖国”这个词儿既无用又可笑；他还赞同那种认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又大声地、坚定地宣称，靴子不如普希金重要[27]，甚至远远比不上普希金。听众毫不留情地向他大喝倒彩，使得他还不等走下台来，当场就在大庭广众之间痛哭不止。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他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人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一顶破旧的、纸糊的尖顶帽子！”[28]——他毫无意义地嘟囔着说。她照料他一个通宵，给他服稠樱叶水，翻来覆去地对他说：“您还有用；您还会出头露面的；在别的地方……总会有人看重您的。”一直说到天亮。
次日上午，有五位文学家前来看望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其中有三位是素不相识者，她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板着脸告诉她，说他们研究了她要办刊物的问题，并为此作出了决定。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压根就不曾委托任何人去研究她的刊物问题并作什么决定。他们的决定是：一旦把刊物办了起来，她就得根据自由结合的原则把刊物连同资本一并转交给他们；她本人应回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回去时别忘了把“已经老朽了”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带走。他们为了表示客气，同意承认产权归她所有，而且每年分给她六分之一的纯利。最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大约有四个人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贪财之心，而只是为“共同事业”操劳。
“我们像傻子一样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这么说，“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只记得我随着车厢的隆隆声一直在嘟囔：
维克和维克和列夫·卡姆别克，
列夫·卡姆别克和维克和维克……[29]
鬼才知道在去莫斯科的一路上还嘟囔了些什么。只是到了莫斯科我才清醒过来——在那儿似乎果真能找到点别的什么？噢，我的朋友们哪！”他有时心血来潮便对我们喊道，“你们不能想象，每当一种早已被你们当作圣物顶礼膜拜的伟大思想，落到一些蠢材的手中，并被他们拖到街上送给跟他们一样的傻瓜，而你们却突然在旧货市场上碰见了它，发现它已沾满泥污、难于辨认，被人荒唐地扔在一个角落里，失去了它原有的匀称与和谐，简直就像愚昧的孩子们手中的玩物，那时你们心里该是多么悲痛和气愤！不！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这样，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不，不，根本不是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们的时代将重新到来，并将重新把如今的一切摇摆不定的东西纳入稳定的道路。否则会怎么样呢？……”
七
离开彼得堡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立刻把自己的朋友送往国外去“休养”；况且他俩也应该暂时分开，她感觉到了这一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高采烈地启程了。“我在那里会复活的！”他叫道，“在那里，我终于会着手工作！”然而从他寄自柏林的最初几封信开始，他就又唱起自己的老调子来了。“我的心碎了，”他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写道，“我什么都忘不了！在这儿，在柏林，一切都使我想起我的往昔，我的过去，想起最初的欢乐和最初的痛苦。她现在何方？她们二人现在何处？你们在哪儿，我从来也配不上的两位天使？我的儿子，我心爱的儿子又在何方？末了，我又在哪儿，我自己，先前的我，结实如钢、像岩石般坚忍不拔的我又在哪儿，而如今却有一个Andrejeff，一个长着胡子的东正教小丑，他会葬送我的一生。”等等，等等。至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那么他一生中只见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儿子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不久前在彼得堡，那个年轻人正打算在那儿进大学。上文已经说过，这个男孩子生下来以后就一直在距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里的O省由几位姑妈抚养（由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出钱）。至于Andrejeff，也就是安德列耶夫，那么他不过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商人，一个小铺老板，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无师自通的考古学家，十分热衷于搜集俄国的古董，有时在学术问题上，但主要是在思想倾向上，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位长着灰白胡子、戴着银边大眼镜的可敬的商人，曾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小小的领地（挨着斯克沃列什尼基）上购买了一片几俄亩的树林供他采伐，但还欠四百卢布没有付清。虽说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在打发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时候慷慨地给了他很大一笔款子，然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临行之前却特别想弄到这四百卢布，这大概是由于他还有自己的秘密开销。当Andrejeff要求缓期一个月支付的时候，他险些儿哭了起来。不过安德列耶夫有权要求缓期支付，因为他几乎在半年前就预付了第一批款子，满足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的特殊需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第一封信，并用铅笔在“你们二位现在何方？”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感叹号，注明日期，便锁进小匣子了。他回忆的自然是自己的两个已故的妻子。她所收到的寄自柏林的第二封信，调子却变了：“我现在一昼夜工作十二小时（‘哪怕工作十一个小时也好啊。’——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埋怨道），在图书馆里东翻西找，查对资料，摘录，四处奔跑，拜访教授。我恢复了同卓越的顿达索夫一家的交往。娜捷日达·尼古拉耶夫娜至今还是那么迷人！她问候您。她的年轻丈夫和三个侄儿都在柏林。晚上我们同年轻人交谈，一直谈到天亮，我们举行的几乎是雅典式的晚会[30]，不过这仅仅是就其机智与风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乐声悠扬，不绝于耳，西班牙歌曲，对全人类的复兴寄予的幻想，永恒之美的观念，西斯廷圣母[31]，光明与黑暗的交替，然而在太阳上也有黑斑！啊，我的朋友，我的高贵而忠实的朋友！我与您心心相印，我是属于您的，在任何国家我都始终同您一个人在一起，哪怕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您可记得，我们在离开彼得堡以前常常战战兢兢地谈到他。我现在面带微笑回忆着往事。我一越过国境，便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新奇的感觉，在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第一次……”等等，等等。
“哼，全是胡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断言道，把这封信也折叠起来，“如果雅典式晚会持续到天亮，他就不能用十二小时坐下来读书了。莫非他写信的时候喝醉了？这个顿达索娃怎么竟敢向我致意？不过，让他去玩玩吧……”
“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这句话的意思是“马卡尔都不愿去那儿放牛”[32]。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故意用非常荒谬的办法把一些俄国谚语和方言土语译成法语，尽管他无疑是懂得它们的意思的，而且也能译得好一些；然而他之所以经常如此，则是想炫耀一番，他觉得这种做法很俏皮。
但是他玩了不久，四个月都没有过完他便匆匆回到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后几封信通篇都是倾诉他对不在身边的朋友那种一往情深的爱，而且确确实实沾满了离别之泪。有些人生来就像巴儿狗那样非常眷恋家室。两个朋友见面时真是乐不可支。两天以后，一切全都照旧，甚至比以前更加无聊。“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两周以后仿佛透露什么绝密消息似的对我说，“我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使我害怕的……新情况：我是一名普通的食客，如此而已！是的，如此而——而——已！”
八
后来在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沉寂时期，它几乎持续了整整九年。经常发作的歇斯底里和伏在我肩上的痛哭，对我们的幸福毫无影响。我感到奇怪，在这段时间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并没有发胖。只是他的鼻子有点发红，他的性情也变得更加温和了。他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朋友圈，不过这圈子始终不大。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虽说同这个小圈子很少接触，但我们全都把她看成是我们的庇护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训以后，她终于在我们的城里定居下来了；冬天她住在城内自己的寓所里，夏天住在郊区自己的领地上。近七年来，也就是说，直到我们的现任省长前来上任为止，她在我省社交界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前所未见的。我们的前任省长，令人永志不忘而又和蔼可亲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是她的近亲，还曾受过她的恩惠。他的妻子只要一想到会让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高兴，就不禁哆嗦起来，而省内社交界对她的尊敬，则几乎达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于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过得很舒服。他是俱乐部会员，经常道貌岸然地在牌桌边输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虽说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学者”。后来，当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允许他住在另一幢房屋里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自由了。我们每周在他那儿聚会两次；通常都很快活，尤其是当他不吝惜香槟酒的时候。烧酒就是从那个安德列耶夫的铺子里拿来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每半年付一次账，付账的那天几乎总是他胃病复发之日。
小圈子里资格最老的成员是利普京[33]，他是省里的官员，年纪已经不轻，是个大自由主义者，又是全市闻名的无神论者。他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从她那儿得到一笔嫁妆，此外，他还有三个已成年的女儿。他让全家都敬畏上帝，而且老把她们锁在家里不准出门。他极为吝啬，从薪俸中节约下一笔钱，一部分拿来购置了一幢小房子，另一部分储存起来。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官阶又不高；城里的人不大尊敬他，上层人物也不接待他。况且他还是个声名狼藉的、喜欢挑拨是非的人，受过不止一次惩罚，而且惩罚得很严厉，有一次是被一名军官惩罚的；另一次则是被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一个地主惩罚的。但是我们喜欢他头脑敏捷、好学多问，以及他那种特别的、恶毒的愉快。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喜欢他，但他却不知怎么总能接近她。
她也不喜欢沙托夫，他直到近一年来才成为小圈子里的一员。沙托夫早先是大学生，在一次学潮之后被大学开除了。他儿时曾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生，出生的时候则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农奴，因为他是她已故的贴身男仆帕维尔·费奥多罗夫的儿子，受过她不少恩惠。她之所以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为人高傲、忘恩负义，而且她怎么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他被大学开除以后没有立刻投奔她；恰恰相反，当时她曾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他甚至没有给她任何答复，宁肯低三下四地到一个开明商人的家里去教那些孩子。他跟这位商人一家到国外去了，但他与其说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以一个老家仆的身份跟他们出国去的；不过他当时很想出国。孩子们身边还有一个家庭女教师，她是一位活泼的俄国小姐，也是在临出国前才到这家来的，她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主要是因为她愿意接受微薄的薪金。两个月后，商人因她有“自由思想”而把她赶走了。沙托夫也跟着她走了，而且很快就跟她在日内瓦结了婚。他俩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三周，然后就像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自在的人们那样分手了；当然，这也是由于贫穷。后来他独自在欧洲漂泊了很久，天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据说他曾在街上擦皮鞋，还曾在某港口当过搬运工。最后，大约在一年前，他回到我们这儿，回到自己的故乡，跟一位老姑妈住在一起，一个月后，他把她葬了。他同自己的妹妹达莎非常疏远，很少跟她往来，达莎也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养大的，是她的宠儿，在家里受到平等的待遇。他在我们当中经常郁郁寡欢、默默无言；但是，当偶尔有人触犯他的信念的时候，他也会大发雷霆、出言不逊。“你得先把沙托夫捆起来，然后再跟他辩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这样开玩笑说；但他却喜欢沙托夫。在国外的时候，沙托夫彻底改变了他早先的某些社会主义信念，并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属于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俄国人，他们会突然对某种强有力的思想感到震惊，而且仿佛一下子就被迷住了，有时甚至会迷上一辈子。他们从来不能掌握这种思想，而是热烈地信仰它，于是他们后来就仿佛被压在一块把他们轧成两半的石头底下，一辈子都在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的外貌同他的信念完全一致：他举止笨拙，淡黄色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身材矮小，双肩宽阔，厚嘴唇，淡黄色的下垂的浓眉，蹙起的前额，目光冷淡，老是固执地低垂着，而且仿佛为什么事感到害臊似的。他的头上老是竖起一绺头发，它怎么也不愿被人弄平，于是便一直撅在那里。他二十七八岁。“他的妻子离开他跑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有一次凝视了他一番，这样评论道。尽管他穷得要命，他还是尽量想穿得干净些。他还是不去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求助，而是勉勉强强地、听天由命地活下去；他也替商人们干活。有一次他站柜台，后来又几乎以副经理的身份押着货物乘轮船出发，不巧在动身前病倒了。难以想象他能忍受多么贫困的处境，他甚至根本不把贫困放在心上。他病倒以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曾秘密地、匿名地托人转交给他一百卢布。但是他发现了这个秘密，想了一想，把钱收下了，并到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那里向她致谢。她热情地接待他，但他在那儿再次可耻地辜负了她的期望：他总共只坐了五分钟，一言不发，呆呆地盯着地面，傻乎乎地微笑着。正当她说到最有趣的地方，他也不等她说完，便霍地站起身来，不知为什么侧着身子笨拙地鞠了一躬，心慌意乱之中无意间碰到她那个名贵的嵌花小工作台，它轰隆一声跌在地板上被摔碎了。他出去的时候羞愧得几不欲生。利普京事后狠狠责备他，因为他当时没有轻蔑地拒绝他过去那个专横霸道的女地主给他的一百卢布，他不但接受了这笔钱，还大摇大摆地去致谢。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城外，甚至也不喜欢我们之中有什么人前去看他。他常到晚会上去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他那儿借书报看。
还有一个叫做维尔金斯基的年轻人也常去参加晚会，他是本地的官员，同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处，虽说在一切方面二人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但他也是个“眷恋家室的人”。这是一位可怜的、非常文静的年轻人，但是大约已有三十岁了，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主要是靠自修得来。他贫穷，已结婚，是个文官，赡养着一个姑妈和一个小姨子。他的妻子，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具有最新的见解，不过这一切在她们身上却显得有点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谈到别的事情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是一种“沦落街头的思想”。她们从小册子里吸取一切，一听到从我们京城的一些进步的小组传出来的最初的消息，就准备把不论是什么东西全都扔到窗子外面，只要有人劝她们这么办她们就照办不误。维尔金斯基夫人在我们城里当助产妇；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曾在彼得堡住了很久。维尔金斯基本人，是一位心灵极为纯洁的人，我很少见到比他更为正直热情的人。“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光辉的希望。”——他经常两眼闪闪发光地对我说。他谈到“光辉的希望”时总是轻声地、富有深情地、像是谈论什么秘密似的窃窃低语。他身材很高，但非常消瘦，两肩狭窄，长着非常稀疏的金黄色头发。听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某些意见的高傲的嘲讽，他总是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但有时也十分严肃地予以反驳，而且往往使对方张口结舌、不知所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很温和，而且对我们大家也都像慈父一样。
“你们全都是‘半瓶子醋’，”他常以戏谑的口吻对维尔金斯基说，“跟您相似的人全都是这样，维尔金斯基，虽说我还没有发现您身上具有我在彼得堡的那些中学生身上经常看到的那种局——限——性，不过您还是一个‘半瓶子醋’。沙托夫倒是很想当整瓶子醋，可他也是个半瓶子醋。”
“那么我呢？”利普京问道。
“您不过是个在任何地方都能以自己的方式……随遇而安的中庸之辈。”
利普京觉得受了委屈。
人们在谈到维尔金斯基的时候，都说他的夫人在跟他正式结婚以后和他在一起没过上一年，突然向他宣布，她不跟他了，她宁肯去跟列比亚德金。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列比亚德金是个外路人，后来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他自称是退役的上尉，其实他根本不是。他只会拧小胡子、喝酒、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此人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搬到他们家中，津津有味地嚼着别人的面包，在他们家吃喝睡觉，末了根本就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了。人们言之凿凿地说，当维尔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布不再跟他的时候，他对她说：“我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只爱你，现在我尊敬你。”[34]但他未必果真说过这种古罗马的格言；据说情况正好相反，他当时抽抽搭搭地放声痛哭起来了。在他被甩掉了大约两周以后，他们全“家”到城外一个小树林去跟熟人一起喝茶[35]。维尔金斯基不知为什么情绪特别高涨，还参加了跳舞；不料事先也没有发生任何口角，他就突然用双手抓住正在独自跳康康舞的巨人列比亚德金的头发，把他的头按下去，拖着就走，一面尖叫、呼喊和啼哭。巨人吓得要命，他被拖走的时候甚至始终都不曾自卫，而且几乎是一声不吭；但事后他却像个体面人那样怒气冲天。维尔金斯基通宵跪在妻子面前恳求饶恕；但他并没有得到饶恕，因为他还是不同意去向列比亚德金赔罪；此外，人们还指责他缺乏信念和愚蠢；说他愚蠢，是因为他向妻子讨饶的时候居然还要下跪。大尉不久便失踪了，直到最近才又在我们城里露面，跟他的妹妹在一起，而且另有所图；但是关于他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谈。不消说，这个可怜的“眷恋家室的人”经常在我们这儿倾诉衷情，而且需要我们这一伙人。不过他在我们这儿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务事。只有一次，他同我一起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回家的时候，本想兜着圈子谈谈自己的处境，但又立即抓住我一只胳膊热烈地叫道：
“这算不了什么；这不过是一桩私事；这一点点、一点点也不妨碍‘共同事业’！”
还有几个人偶尔也到我们小圈子里来做客；其中有犹太人利亚姆申、大尉卡尔图佐夫。有个时期有位求知心切的小老头也常来，但他已经去世。利普京曾带来一个叫做斯洛尼采夫斯基的被流放的波兰天主教教士，有一段时期我们根据原则接待了他，但是后来就不再接待他了。
九
有一段时期，城里的人在谈到我们的时候，说我们的小圈子是自由思想、荒淫无耻和无神论的发源地；而且这种流言还久传不衰；其实我们平时所谈的只不过是一些最无害的、温和的、纯俄国式的、轻松愉快的、自由主义的闲话。“高级自由主义”和“高级自由主义者”（即没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义者），只有在俄国才能存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像任何一个聪明人一样，必须有一个听他讲话的人，此外，他还必须意识到，他在履行宣传各种思想这一崇高的职责。最后，他还得跟什么人一起喝香槟酒，而且一边喝酒一边就俄罗斯和“俄罗斯精神”，就一般的上帝特别是“俄罗斯的上帝”[36]交换一些相当愉快的看法；还得上百次重复种种俄国的丑闻，这些丑闻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每一个人都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我们也不反对谈谈城里的种种谣传，有时还要发表一些严厉的、有益教化的评论。我们还讨论全人类的问题，严肃地议论欧洲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不容反驳地预言，法国结束了君主专制[37]，立刻就会降为次等国家，而且深信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轻而易举地出现。我们老早以前就曾预言，在统一的意大利，教皇只能扮演普通的总主教的角色[38]，而且确信，在我们这个人道的、工业的和铁路的世纪，这个一千年都未解决的难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但是“高级的俄罗斯自由主义”对这个问题自然不可能采取任何别的态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谈论艺术，而且谈得非常精彩，但是有点抽象。他有时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是在我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姓名的人物，他回忆他们的时候总是心情激动、肃然起敬，但仿佛也有点嫉妒。倘若大家觉得太无聊了，那么弹得一手好琴的犹太人利亚姆申（邮政总局的小官员）便坐下来弹奏，中间休息的时候则模仿猪叫声、雷雨声、女人分娩时的呻吟声和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叫喊声等等。邀他前来就是为了这个。倘若我们喝得酩酊大醉（确有这种情况，虽说并不经常），那么就兴奋起来，有一次甚至在利亚姆申的伴奏下合唱起《马赛曲》来了，不过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接二月十九日这个伟大的日子[39]，在它尚未到来之前，早就开始为它干杯了。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当时无论是沙托夫还是维尔金斯基都还没有来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还跟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在这个伟大日子到来之前的一些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念念有词地哼诗，这诗虽然著名，但有点矫揉做作，大概是过去的一位自由派地主作的：
庄稼汉扛着斧头在前进，
眼看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仿佛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记不太准了。有一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听到了，便对他嚷道：“胡说，胡说！”然后气呼呼地出去了。利普京当时恰巧在场，便尖酸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指出：
“倘若地主老爷们过去的农奴为了庆贺节日果真对他们做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可就糟了。”
他还伸出食指绕着自己的脖子画了个圈。
“亲爱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温和地向他指出，“请您相信，这玩艺儿（他也绕着脖子比画了一下）无论是对我们的地主还是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是掉了脑袋也干不出任何名堂，尽管最妨碍我们去理解事物的正是我们的脑袋。”
在此我要指出，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认为，在宣言公布之日将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事，类似利普京预言过的那种事，而这些人全都是所谓农民问题和国家问题的权威。看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有这种看法，他甚至几乎就在这个伟大日子的前夜，请求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允许他出国；总之，他开始感到不安。然而伟大的日子过去了，又过了一些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嘴边重又出现了自命不凡的微笑。他就一般俄国人的性格问题，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性格问题，向我们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
“我们跟所有性急的人一样，对待我们可爱的农民未免太匆忙了，”他在结束其一系列精辟的意见时说道，“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时髦人物，若干年以来，我们整个文学界一直把他们当作新发现的奇珍异宝大加吹捧。我们给长满虱子的脑袋戴上桂冠。一千年来，俄国农村给与我们的只不过是卡马林舞[40]。一位并非缺乏幽默感的杰出的俄国诗人，第一次看到伟大的拉舍莉[41]登台演出的时候，不禁欣喜若狂地叫道：‘我可不愿意拿拉舍莉去交换一个农民！’我倒想更进一步：我情愿拿全体俄国农民来交换一个拉舍莉。现在已到了应该保持比较清醒的看法的时候了，不可把我们祖国的煤焦油当成女皇香[42]。”
利普京立刻表示赞同，但他指出，违心地去称赞农民，这在当时也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在阅读《苦命人安东》[43]时甚至伤心落泪，其中有些人还从巴黎给俄国写信，叫她们的管家从此以后对待农民要尽可能地慈悲为怀。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关于安东·彼特罗夫[44]的消息刚刚传开，在我省的一个距斯克沃列什尼基只有十五俄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骚乱，随后轻率地派去了一小队士兵。这一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非常激动，甚至把我们都吓坏了。他在俱乐部里叫喊，说是应该派更多的部队，应该打电报到别的县去调；他跑去找省长，向省长保证，他与此事无关；他请求不要按照旧眼光把他牵连到这事里去，并建议立刻把他的申明函告彼得堡的有关人士。所幸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也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只是我当时却不禁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奇怪。
众所周知，三年后人们谈起了民族主义，而且产生了“舆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大笑不止。
“我的朋友们，”他教导我们说，“倘若我们的民族主义果真像他们在报上断言的那样‘已经诞生’，那么它现在也还是坐在学校里，坐在一所德国的Peterschule[45]里，读着一本德国书，温习着自己永恒的德语课，而德国教师随时都可以罚它下跪。我赞美这位德国教师；但是最为可能的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也没有诞生，一切如旧，也就是说是在上帝的庇护下。我觉得，对于俄国来说，对于我们神圣的俄国来说，这也就够了。此外，所有这些斯拉夫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太陈旧了，根本成不了什么新东西。即便您喜欢，民族主义也永远不会在我们这儿存在的，除非它是俱乐部里哪位老爷发明的什么玩艺儿，并且还是莫斯科的玩艺儿。当然，我现在说的不是伊戈尔王子时代。最后，我说这一切都是由于闲得无聊。在我们这儿，一切都是由于闲得无聊，行善和做好事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由于我们老爷们的那种可爱的、有教养的、刁钻古怪的无聊！这话我都说了三万年了。我们不会自食其力。至于他们现在在那儿嘁嘁喳喳地议论的什么在我们这儿‘诞生’的舆论，莫非它是无缘无故地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想获得一种见解，首先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不费一点力气那是永远也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我们会劳动的，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见解的。要是我们永远无所事事，那么迄今一直代替我们工作的那些人也就会代替我们形成一种见解，我指的还是那个欧洲，还是那些德国人——我们两百年来的老师。况且俄国这个难题也实在太大了，若是既没有德国人，自己也不劳动，那么单靠我们是解决不了的。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敲警钟，一直在号召大家劳动！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种号召，像个疯子一样相信它！如今我已不再相信了，但是我还在敲警钟，而且要一直敲到最后，敲到进坟墓的那天；我要不停地拉钟绳，直至人们为我敲起了丧钟！”
呜呼！我们只能唯唯称是。我们给我们的导师鼓掌，而且还非常热烈！不过，诸位先生，我们至今岂不依然经常听到这种同样“可爱”，同样“机智”，同样“自由主义”的陈腐的俄国废话吗？
我们的导师信仰上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全都认为我是无神论者？”他有时常这么说，“我信仰上帝，不过应该看到，我信仰他就像信仰一个仅仅在我的心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生灵。我可不能像我的娜斯塔霞（女仆）那样去信仰上帝，也不能像某一位为了‘以防万一’才去信仰的老爷，或是像我们亲爱的沙托夫，——但是不成，沙托夫不能算进去，沙托夫是不由自主地信仰上帝的，就像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至于基督教嘛，尽管我真心实意地尊敬它，但我却并非基督教徒。我不如说是个古代的异教徒，就像伟大的歌德或一个古希腊人。单就基督教不理解妇女这一点而论也就够了，——乔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的小说里曾对此作了那么出色的描写[46]。至于顶礼膜拜、斋戒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那么我不明白，这一切跟我有何相干？不论我们这儿的那些告密者怎么忙碌，我也不想当基督教徒。一八四七年，别林斯基在国外给果戈理写了一封著名的信[47]，在信中激烈地责备他信仰‘某个上帝’。说句私房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还有什么能比果戈理（当时的果戈理）阅读这一句话……以及全信的那个时刻更为可笑的了！但是，撇开可笑的东西不谈，既然我实际上还是同意，那么我就要说，并且指出：他们才是人物呢！他们知道该怎样热爱人民，知道该怎样为他们受苦，该怎样为他们而牺牲一切，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该怎样在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保持距离，在某些观念上不要纵容他们。其实别林斯基根本不会从素油或萝卜加豌豆当中去找出路！……”
不料这时沙托夫插话了。
“不管您怎样想入非非、自我安慰，您的这些人物也从来不曾爱过人民，不曾为他们受苦，也不曾为他们牺牲过任何东西！”他闷闷不乐地埋怨道，一面垂下视线，并急忙在椅子上转过身去。
“居然说他们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号叫起来，“噢，他们多么热爱俄国啊！”
“既不爱俄国，也不爱人民！”沙托夫也号叫起来，两眼闪闪发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是爱不起来的，而他们却一点也不了解俄国人民！他们这些人，连您也在内，都是从指缝里去看俄国人民，尤其是别林斯基；就从他给果戈理的这封信里就看得出这一点。别林斯基跟克雷洛夫寓言中那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模一样，他看不见珍禽异兽陈列馆中的大象，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法国的社会主义小甲虫身上了[48]；他从来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水平。而他说不定要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聪明！你们不只是忽视了人民，——你们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这仅仅是因为在你们的心目中，所谓人民就只有一个法国人民，甚至还仅仅是巴黎人，而且还为俄国人跟他们不同而感到羞愧。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要是没有人民，他也就没有上帝！你们想必知道，凡是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的人，全都立刻在同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对他们父辈的信任，不是渐渐变成无神论者，就是慢慢变得冷漠起来。我说的是真话！这是个一再得到证实的事实。你们大家，以及我们大家，如今不是卑鄙的无神论者，就是冷漠无情、腐化堕落的败类，如此而已！而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是如此，我一点儿也不把您当作例外，我甚至就是说的是您，您要知道这一点！”
跟往常一样，沙托夫在说完这种独白之后（他常常如此），便抓起自己的便帽向门口奔去，深信如今一切都已结束，他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友好关系从此也就彻底破裂了。然而后者总要设法及时叫住他。
“在这样亲切交谈一番之后，咱们岂不是已经和解了吗，沙托夫？”他常常这么说，一面和蔼可亲地从圈椅里向他伸出手去。
举止笨拙，但为人腼腆的沙托夫不喜欢温柔多情。从外表来看，他是个粗鲁的人，然而从内心来看，他却像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虽说他常常有些过分，但为此而吃苦头的首先却是他自己。听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一番话，他哼哼唧唧地说了些什么，而且像一头熊似的在原地踩了一阵，蓦然出人意料地笑了笑，把便帽搁在一边，坐到原来的椅子上，死死地盯着地面。不消说，酒送上来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找个适当的借口举杯祝酒，譬如说，纪念过去的哪一位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