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

吴伯箫（1906—1982）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原名吴熙成，字箫亭，后改为伯箫。笔名山屋、天荪等。他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吴花园村，父亲是教师。后来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孔家做了一年家庭教师，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先读理科，后转文科。其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朋友一起创办杂志，后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只身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46年到东北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54年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编中学《文学》课本。“文革”后继续从事编辑工作。自1925年开始在《京报副刊》发表文章算起，他的创作生命持续了近六十年，发表二百多篇散文，先后出版过《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等。他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早”》等优秀作品，不断入选各类大中小学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鲍霁编选《吴伯箫散文选》，并于1983年正式出版。全书篇目由作者亲自审定，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创作优秀散文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后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良好影响。叶圣陶先生在该书《序》中曾经写道：“我们俩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有时似乎谈得极琐屑，近乎咬文嚼字。其实绝非咬文嚼字，准确的意思和准确的记载非由准确的语言来表述不可，所以一个字也不能随便，一处语法错处也不能容许。”所谈虽是语文教材，其实也正是叶、吴二位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吴伯箫的大量散文，思想性强，文字优美，正体现了这种严谨不苟的精神。这些作品魅力经久不衰，根源也正在于此。

吴伯箫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是公认的，为满足中小学生读者拓展阅读的需求，我们从本社1983年版《吴伯箫散文选》中精选了三十篇适合学生阅读的经典之作，按写作时间编排，并对其中稍显艰深的字词略加注释（前加星号），以便读者理解。

吴伯箫对生活充满感情，他的散文自始至终都包含对生活细节的体察，但又不局限于单纯的白描，而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生活与历史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比如他写动物，《马》其实并不是在描摹马的神骏，也不是写马的故事，而是以马为线索，牵扯起很多旧事、心情和典故。从孩提到成人，从姐姐弟弟到父亲母亲，从叔父到祖父，笔下缠绕的，其实都是对故乡的眷恋，对昔日的怀念。于是，篇末的一句“我有点儿想家”简直就是水到渠成。《啼晓鸡》写法就不同了，基本上没有写到具体的人，而是围绕着鸡展开丰富的联想。从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写到鸡的各种状貌。不仅写了鸡，还写了狗，鸡犬在传统中国往往是分不开的。进而又引经据典，多处点染，但都一笔带过，绝不拖泥带水。其间透露出的是对乡村、对传统、对故乡的执着与眷恋。

吴伯箫写过好几篇关于孩子的文章。《野孩子》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文字，一方面对那些混迹于垃圾堆里讨生活的野孩子进行正面描写，写他们随时随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创造力，写他们对酷暑寒冬的适应力，写他们快乐地游戏，写他们不接受赏钱去表演的自尊，写他们奉养老人的品行，称呼他们为小英雄们，对他们充满温情甚至敬意，使我们似乎忘了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野孩子。但另一方面，作者对他们的怜爱和担心一直潜藏在文字背后，直到文章结尾，终于按捺不住：“我愿意有一天，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垃圾堆。万年山下再没有了像垃圾似的那些垃圾堆上的野孩子。”前文所有的正面描写，都在这一句话中轰然崩塌，那些苦中作乐的野孩子原本是不应该存在的，正是时代与社会造就了他们悲惨的遭遇。作者的愿望让我们想到了唐代大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些善良美好的愿望不可能自动实现，只能靠人民自己的奋斗才能改变命运。作者希望这些孩子不再是野孩子，而是成为小冲击队。这种思想显示出1934年在青岛时期，吴伯箫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思想。

如果说《野孩子》等文章中，吴伯箫参加革命的思想还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在《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中，这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羽书》写的是鸡毛信，作者从羽书的渊源谈起，但其实写的是一次革命的记忆，更是对未来扫荡日寇恢复中华的畅想。《我还没有见过长城》是一篇构思精巧的文章，作者没见过长城，但却通篇书写长城，通过京城其他风物的对比、关于长城的历史知识、他人的讲述，展开联想与想象，畅想长城所代表的勇武和坚强。尤其动人的是两段朋友对长城的印象，万年书屋主人说起长城时，“从沙发椅上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蔼然的脸上满罩了青年的光辉”。而自己的归途，“迈的是鸵鸟般的大步”。何以如此？正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长城代表了古中国的光荣，是民族的象征，是不屈的象征。让我们不禁想起“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古老的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捍卫自身的屏障，站在长城脚下，我们都会感到历史的沉重与悲壮，同时，我们更会感到光荣与自豪。而另一位青年画家朋友的经历则充分体现了“江山之助”，是长城使他开阔了心胸，提升了画技。长城正是中华民族刚健勇武之气的象征，向往长城，就是向往刚健、向往勇武、向往保家卫国、向往自强不息。在这种心情的激荡与鼓舞之下，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会为之振奋？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具有这样的思想，吴伯箫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选择参军抗日、再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伯箫还写过另一种孩子，与《野孩子》里的孩子相似的是年龄，是调皮的特点，不同的是经历和品格。《沁州行·“调皮捣蛋”》里的王翰文才十一岁，但这小鬼却和伙伴一起去敌人驻扎的村子里投炸弹，炸死了日本的小队长；《“调皮司令部”》里十六七岁的孩子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战士了，他们机智、勇敢，面对大队敌人不急不慌，抓住战机，打死打伤两倍于己的敌人，最后顺利撤退。“一副长坂坡上赵子龙的神气。”字里行间，作者对这些孩子的喜爱和赞美是溢于言表的，而他们也正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正用自己的勇敢和热情亲手打造中国的未来。

如果以延安时期为界，吴伯箫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延安之前的散文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诗意的追求，对于辞藻的刻意加工，对于表达的别出心裁，都可以看出一位文学青年在自觉地追求散文形式的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诗意追求的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生活的厚重情感。无论是写人、写物还是写事，都饱含感情，在上天入地、打破时空的联想中，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娓娓道来。他对故乡对家人对儿时的眷恋，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的反思，都令人感到一种由衷的真诚，全无为文而造情的弊病。由于当时作者处于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共存的时期，其中有些表达与当下的语言习惯或有不同，但不能看作是误用，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

吴伯箫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因而我们常常看到他的文章中征引古典作品。由于古诗文的浸润，他的散文也追求一种诗意的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语言的锤炼上。比如《山屋》，开篇就是诗的语言，“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这简直就是两句诗，古人也的确有过类似的诗句，像南宋陆游《山行》中的“南出柴门即是山”，明代张鼐《野竹》中的“谁家茅屋挂青山”。《山屋》书写了作者在山屋中生活的种种体会，清晨、鸟鸣、阴雨、愁绪、闲聊，看似漫不经心，信马由缰，其实处处透露出一种热爱生活的情趣，正如作者自己所提到的陶渊明的“逸兴”。文中有些描写极富画面感，如“你的梦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丝绿莹莹的微光么，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眼就青到了天边”，“那窗外像笑着似的处女的阳光，一扑就扑了你个满怀”，这些句子都饱含诗意，但已经脱离了古诗的范围，分明是新诗的意象和味道了。《山屋》不仅在语言和意象上极具特色，其内容也颇值得关注。

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看，吴伯箫前期文字的核心意象就是山屋，因为对时代、对社会、对都市的失望，他的心中潜藏了一个山屋一样的理想所在，这个理想的山屋是自然的，是避世的，是符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的。但事实证明，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这种避世隐居的生活不容易实现也不可能长久，更不是出路。吴伯箫最后选择了参加革命，自己动手去改造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吴伯箫后期的散文，风格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相比前期而言，后期的生活气息更浓，而文字也更加平和老道，有一种漫天烟霞归于平淡的气象。相比前期的山屋，吴伯箫后期文字的核心意象变成了菜园，虽然看起来与山屋类似，但重心已经发生转变，菜园代表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再是消极逃避，而是积极面对、积极建设。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从道家到儒家的转变吧。《菜园小记》是吴伯箫后期文字的代表作，从艺术风格上看，他汰去了前期散文中雕琢文字的痕迹，返璞归真，更臻胜境。文章虽然仍然充满诗意，但却显得自然从容，并不着力，但却力透纸背，寻常字句，却透露出浓浓的情怀。“种花好，种菜更好。”开篇就有味道。随后作者以浓墨重彩去书写菜园、果园、花园三者合一的美好图景，更值得纪念的是，这是亲身劳作的结果。作者用轻松的笔触，娓娓道来，如聊家常，那花的色彩、菜的色彩、田圃的生活、劳动的愉悦，都跃然纸上。文中说，“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这文章也正如一首清新的诗。

吴伯箫还有一些歌唱革命的文章，与具体生活融为一体，非常动人。比如《歌声》，写延安不同时期的歌声对比，过去的歌声多是歌唱爱情、诉说别离、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的，而新时期的歌声是解放的歌声，“歌唱革命，歌唱领袖，歌唱抗战，歌唱生产”，人们不是单纯在唱歌，而是在歌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歌声直接变成了解放的先声，变成了革命的语言。再比如《窑洞风景》，窑洞的条件当然是艰苦的，但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身在其中的革命者们乐观积极地努力奋斗，将窑洞变成工作场所、战斗堡垒和美好花园。延安窑洞的灯火，激励了无数参加革命的仁人志士。

王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