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达莎的父亲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布拉文医生坐在饭厅里，守着冒热气的大茶炊读当地的报纸《萨马拉报》。当烟卷烧到棉花[23]的时候，医生从装得鼓鼓的烟盒里又取出一支，用烟头对着了，呛得直咳嗽，满脸涨红，把手伸进敞开怀的衬衫里挠挠毛茸茸的胸脯。他一边看报，一边用茶碟喝着浓茶，把烟灰撒落到报纸上、衬衫上和桌布上。
从隔壁房间传来吱吱咯咯的床响声，接着又是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达莎走进饭厅，她在衬衣外面披着罩衫，脸色绯红，睡眼惺忪。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用跟达莎同样冷淡而又嘲笑的目光从有裂纹的夹鼻眼镜顶上瞥了女儿一眼，把脸颊伸给她去吻。达莎吻了父亲一下，便坐在对面，把面包和奶油往跟前挪挪。
“又刮风了。”她说。的确，猛烈的热风已经刮两天了。石灰的粉末像云雾一样悬在城市上空，遮天蔽日。一团团浓密刺人的尘土一阵阵顺街刮去，可以看见稀少的行人一遇到飞尘，马上背过脸去。飞尘钻进所有的缝隙，穿过窗框，在窗台上落成薄薄的一层，钻进嘴里，被牙咬得咯吱响。玻璃被刮得直摇颤，屋顶的铁皮刮得哗啦啦响。再加上天气灼热闷人，连房间里也有大街上的尘土味。
“眼病该流行了。不坏。”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说。达莎叹了口气。
两星期前她在轮船的跳板上跟捷列金分手，捷列金到底一直把她送到萨马拉。从那以后她就闲住在父亲新搬入的住宅里。这所住宅显得陌生、空旷，客厅里堆着还没打开的书箱子，直到现在还没挂上窗帘和门帘。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就像住旅馆似的，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达莎一边搅杯里的茶，一边愁苦地望着窗外从下往上飞旋的一团团灰色尘土。她觉得这两年就像一场梦似的过去了，如今她又回到家中。所有的希望、激动、形形色色的人——繁华热闹的彼得堡——都幻灭了，只剩下这一团团飞尘。
“大公被暗杀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说，一边翻弄着报纸。
“哪个大公？”
“什么‘哪个’？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24]。”
“他挺年轻吗？”
“不知道。再给我倒杯茶。”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往嘴里扔了一小块方糖——他喝茶时总喜欢嚼糖——带着嘲笑的神气审视达莎。
“请告诉我，”他一边端起茶碟一边问，“叶卡捷琳娜跟她丈夫算是彻底离了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爸爸。”
“嗯，嗯……”
于是他又读起报来。达莎走到窗前。多么寂寞呀！她想起那艘白轮船，更重要的是想起到处洒满的阳光——蓝天、河水、干净的甲板，一切一切都充满了阳光、水分和新鲜空气。当时觉得这慢悠悠蜿蜒曲折的宽阔河流，好像一条闪闪发光的带子，而载着达莎和捷列金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号”轮船，仿佛将驶向光明和欢乐的无边的蓝色海洋——幸福。
当时达莎尽管十分清楚捷列金对她的感情而且对这种感情并不反对，可她一点儿也不着急。既然这段旅程的每一分钟已经够美满的了，他们终究会达到幸福的目的地，又何必匆促行事呢？
轮船快要到达萨马拉时，伊万·伊里奇消瘦了，已不再说笑。达莎想——我们正向幸福航行，同时又感到他投来的目光含着痛苦，就像一个快活健谈的人被车轧了似的。她很可怜他，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允许他更亲近一些，哪怕更亲近一点点，那么应该在旅程终点发生的事马上就会发生。他们也就不会到达幸福的目的地，由于缺乏耐心而在中途毁掉了幸福。因此她对待伊万·伊里奇十分温存，并且到此为止。而伊万·伊里奇觉得，如果他在话语之间把引起他失眠四夜的苦衷对她稍做暗示，都会伤害她的感情。他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半梦幻的奇异世界里，外界好景象像幽灵似的在蓝雾中从一旁闪过，只有达莎灰色的眸子严厉而令人发慌地逼视着他。在这个世界里只有香味、阳光和绵绵不绝的心疼才是真实的。
到了萨马拉，伊万·伊里奇换了一艘船返回去了。而达莎那么平静驶向的闪闪发光的海洋一下子消失了，破碎了，变成发抖的玻璃窗外面一团团飞尘。
“奥地利人一定会好好教训那帮塞尔维亚人。”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说，从鼻子上取下夹鼻眼镜扔到报纸上。“喂，你对斯拉夫问题有何看法，我的小猫咪？”
达莎站在窗前，耸了耸肩。
“回来吃午饭吗？”她无精打采地问。
“绝对回不来。波斯特尼科夫的别墅有个猩红热患者要我去看。”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不慌不忙地从桌上拿起胸衣套在里面，扣好柞丝绸西服上衣的扣子，又摸摸衣袋——该带的东西是否齐全，然后用破梳子往前梳理卷曲的白发。
“喂，关于斯拉夫问题你究竟有何看法，啊？”
“哎呀，上帝呀，我真不知道，爸爸。你干什么老缠着我？”
“可我倒有自己的看法，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看样子他很不高兴到别墅去，况且平时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喜欢在喝早茶时谈论政治。“斯拉夫问题——你在听我讲吗？——是世界政治的症结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人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发源地巴尔干正是欧洲的阑尾炎的缘故。你也许想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好吧。”他开始扳着胖指头数：“第一，斯拉夫人有两亿多，他们繁殖得像兔子一样快。第二，斯拉夫人建成了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军事强国。第三，一些小的斯拉夫群体尽管受到同化，也组织成独立的集团，他们还倾向于结成所谓的泛斯拉夫联盟。第四，最主要的是斯拉夫人代表着在道德上崭新的、在某种意义上对欧洲文明构成严重威胁的寻神派典型。而寻神说——你在听我讲吗，我的小猫咪？——是对一切现代文明的否定和破坏。我寻神就意味着，我寻找真理——在自己身上找。为了这个缘故，我需要绝对自由，所以我要破坏把我埋葬了的道德基础，破坏用铁链锁住我的国家。”
“好爸爸，你快上别墅去吧！”达莎沮丧地说。
“不，真理要到那里去找。”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用手指往下指，仿佛指着地底下，但又突然打住话头，扭过脸去看门口。前厅响起铃声。
“达莎，去开开门。”
“我不能去，我没穿好衣服。”
“玛特廖娜！”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叫起来。“唉，这个该死的婆娘。”于是自己去开门，马上就回来了，手里拿一封信。
“卡秋什卡来的。”他说。“等一等，不要抢，我先把话说完……这个，寻神说首先从破坏开始，这个时期非常危险，并且有传染性。俄国现在经历的正是病程的这个阶段……晚上你到大街上走走试试，会听到一片‘救命’的喊声。街上到处是流氓，他们闹得可凶了，把警察忙得不可开交。这些年轻人连一点儿道德的影子都没有，他们就是寻神派。明白了吗，我的小猫咪？今天他们在大街上闹腾，明天就会跑到全国闹腾。总的说来，我国人民正在经历寻神说的第一个时期——破坏基础。”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又抽着一支烟，用鼻子呼哧起来。达莎从他手里抽出卡佳的信回到自己房里。他还讲了一气，极力说明什么道理，在有一半空着的大住宅里到处乱走。住宅虽是新油的地板，却积满灰尘。他把一扇扇房门关得砰砰响，然后坐车上别墅去了。
“达纽莎，亲爱的，”卡佳写道，“直到现在我对你和尼古拉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我现在在巴黎。这儿正是盛夏。连衣裙的裙子都很瘦，薄纱最时兴。巴黎真美。简直是所有的人——你真该来看看——整个巴黎都在跳探戈。吃早饭时，在上菜的间歇大家站起来就跳，下午五点或吃午饭时照样跳，晚上跳个通宵。这种舞曲我想躲也躲不掉。舞曲有点儿忧郁，令人感伤，又有点儿甜蜜。当我望着这些袒胸露背、抹蓝眼皮的女人和她们的舞伴时，就觉得我在埋葬自己的青春，埋葬一种永远再也得不到的东西。总之我很苦闷。总觉得有谁会死去。我很替爸爸担心。他年纪已经不小了。这里俄国人很多，都是熟人：每天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就像根本没离开彼得堡似的。顺便说一句，这儿有人告诉我，好像尼古拉跟一个女人关系很密切。这个女人是寡妇，有俩孩子，以后又生了一个。你明白吗？开头我很难过。后来不知为什么非常可怜这个孩子……唉，达纽莎，有时我也想要个孩子。不过要孩子，一定是跟所爱的人生的。你结了婚一定要生个孩子，听见了吗？”
达莎把信读了好几遍，热泪夺眶而出，特别是为这个无辜的婴儿难过，于是坐下写回信，一直写到吃午饭。午饭是一个人吃的——不过是随便嚼点儿东西，然后走到书房，翻弄旧杂志，找出一本最长的长篇小说，躺在沙发上，就在凌乱的书籍中间一直读到傍晚。父亲终于回来了，身上落满尘土，神情疲惫不堪。两人坐下吃晚饭。不管她问什么，父亲只是哼哈答应。达莎到底问明白了：原来那个猩红热患者是三岁的男孩儿，已经死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说出这个消息之后，用鼻子呼哧两下，把夹鼻眼镜放进盒里便睡觉去了。达莎躺在床上，用被单蒙着头，为了种种伤心事而痛哭了一场。
又过了两天。刮得黄尘滚滚的狂风在雷雨中结束了，滂沱大雨好像敲鼓似的在屋顶敲了一整夜。星期天早晨显得那么宁静和湿润，好像刚刚用水洗过。
早晨达莎刚起床，便有人来看她。这是她家的老朋友谢苗·谢苗诺维奇·戈维亚金，在地方自治会当统计员。他长得干瘦，驼背，脸色总是苍白，下巴留着淡褐色胡子，大背头一直梳到耳朵后。他身上带有酸奶油味。他不抽烟不喝酒，还不吃肉，受到警察的注意。他跟达莎打过招呼，便无缘无故用嘲笑的口气说：
“我是来找您的，女人。我们到伏尔加河上玩玩。”
达莎立刻想道：“看来最后要坏在统计员戈维亚金身上。”她拿着一把白阳伞，跟谢苗·谢苗诺维奇上了伏尔加河，直奔停船的码头。
有许多装卸工人，都是宽肩膀、宽胸脯的庄稼汉和小伙子，光着脚，不戴帽子，裸露着脖子，在长排的存放粮食的木板房、木材垛和堆积如山的羊毛包和棉花包中间游来荡去。有的在赌钱，有的躺在麻袋和板子上睡觉。远处大约有三十人扛着箱子从摇摇颤颤的跳板上往下跑。在大车中间站着一个醉汉，浑身泥垢和尘土，有半边脸鲜血淋淋，用双手提着裤子，懒洋洋地骂娘。
“这种人既没有节假日，也不知道休息，”谢苗·谢苗诺维奇用教训的口气说，“可是我们俩是有头脑有知识的人，我们有闲情逸致来欣赏大自然。”
一个厚嘴唇、厚胸脯的小伙子仰面朝天地躺着，戈维亚金就从他光着的大脚上跨过去。另一个小伙子坐在原木上，嚼着椭圆形白面包。达莎听见躺着的那个小伙子朝她背后说：
“菲利普，咱们要能找这么一个玩玩多好。”
另一个小伙子塞了满嘴面包，回答说：
“太干净了。太麻烦。”
在黄澄澄的宽阔河面上，有几只小船的影子在太阳底下摇曳荡漾的反光中向远处的沙滩驶去。戈维亚金也租了一只小船。他让达莎掌舵，自己划桨，顶水朝上划。不一会儿他那苍白的脸便沁出了汗珠。
“运动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谢苗·谢苗诺维奇说，开始脱上衣，不好意思地解下背带，一古脑儿塞到船头底下。他长着两只干瘦无力的手，手上长长的汗毛，套着用马来树胶做的袖口。达莎打开伞，眯缝起眼睛望着河水。
“请原谅我提个冒昧的问题，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城里传说您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不，没有的事。”
于是他咧嘴得意地笑笑，这笑容跟他那心事重重的知识分子气的脸孔很不相称，然后勒细嗓子试着唱歌：“哎，顺着亲爱的伏尔加河往下走，”但又害臊地停住了，用力划起桨来。
迎面驶来一只小船，船上坐满了人。有三个女人小市民打扮，穿着大红大绿的开司米连衣裙，嗑着葵花子，把皮吐在怀里。她们对面坐着一个醉醺醺的流氓，卷毛头发，留着小黑胡，好像要死的人翻着白眼，用手风琴拉着波尔卡舞曲。还有个流氓使劲摇桨，把船摇得东摇西晃。第三个家伙扬起舵，对谢苗·谢苗诺维奇喝道：
“让开路，笨蛋，不然就要你的命！”他们吆喝着、咒骂着，紧贴着跟前划过去。
小船终于沙沙响地擦着沙底滑过。达莎跳到岸上。谢苗·谢苗诺维奇又系上背带，穿上上衣。
“我虽然是城市人，却真诚地爱大自然，”他说着，眯缝起眼睛，“尤其是如果有位少女的芳姿给它增添光彩的话，我觉得真有点儿屠格涅夫小说的情调。我们到树林那儿去吧。”
他们在滚烫的沙滩上吃力地走着，脚陷进沙子里直没脚踝。戈维亚金不时停下脚步，掏出手绢擦脸，一边说：
“喂，您看，这是多么迷人的地方。”
沙滩终于走完了，他们又爬上不太高的陡岸，往前去是一片草地，有的地方草已割倒，一排排的有些枯萎了。这里散发着闷热的花蜜味。在峡谷的岸上，俯着水面长着蓬松的榛丛。洼地的茂草中间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流到另一片湖里——这是个圆湖。湖岸上长着几株老椴树和一棵弯曲虬结的松树，松树只剩下一个树丫，像胳膊似的伸出去。再往前沿着一道狭窄的山梁，长着白色的野蔷薇。这里正是山鹬天暖北飞时喜欢栖息的地方。达莎和谢苗·谢苗诺维奇在草地上坐下来。他们脚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峡谷，溪水倒映出蓝天和绿树。离达莎不远的一棵灌木上有两只小灰鸟蹦来蹦去，发出单调的啁啾声。一棵大树稠密的枝叶里有只野鸽不知疲倦地咕咕叫，抒发失恋的满腔哀愁。达莎伸直腿坐着，把手放在膝盖上，听着枝头被遗弃的鸽子柔声柔气地喃喃说：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忧愁，恨不得大哭一场？可什么事也没发生，而您却愁得好像生命已经完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是天生就爱哭的人。”
“我想跟您开门见山，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戈维亚金说，“请允许我，这么说吧，抛开一切斯文好吗？……”
“您就说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达莎回答说，把手放在脑后仰面躺下，以便眺望天空，避开谢苗·谢苗诺维奇两只骨碌乱转的小眼睛。他正不时偷偷拿眼瞟她的白袜子。
“您是位高傲大胆的姑娘。您年轻、漂亮，充满蓬勃的生命力……”
“就算是这样。”达莎说。
“难道您就从来没想到要破坏教育和环境所形成的虚伪的道德吗？难道您为了已经被一切权威所否定的道德而抑制自己美好的本能吗？”
“就算我不想抑制美好的本能，那又怎么样？”达莎问，怀着懒洋洋的好奇心等待下文。太阳晒得她身上暖洋洋的，她望着天空，望着洒满蓝色苍穹的阳光，十分惬意，既不想思索，也不想动弹。
谢苗·谢苗诺维奇沉默了，用手指抠着泥土。达莎知道他跟助产士玛丽亚·达维多夫娜结了婚。他的妻子一年之中总要跟他分居两次，带上三个孩子回到隔道的娘家去。谢苗·谢苗诺维奇在地方自治会跟同事谈到这些家庭纠纷时，总是说由于玛丽亚·达维多夫娜性欲强烈和脾气暴躁的缘故。他妻子在自治会医院谈起这些纠纷，则说是因为丈夫心邪，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爱勾搭，不惜背弃她。至于说至今还没勾搭上，只是出于怯懦和精力不济。这就更令人憋气，她再也不愿意看见他那副素食者的长脸。他们夫妻吵架时，谢苗·谢苗诺维奇一天要光着头穿过街跑到岳母家去好几次。然后夫妻又言归于好。玛丽亚·达维多夫娜带上孩子抱着枕头回家。
“女人跟男人单独在一起时，女人自然会有把自己献给男人的愿望，而男人也自然会有占有女人身体的愿望，”他咳嗽了一声，终于开口了。“我希望您能诚实，坦诚相见。您往自己内心深处看看，便会发现您的心里，在偏见和虚伪之中有一种健康的性欲油然而生。”
“可我心里什么欲望也没有，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达莎问。她既感到可笑，又懒于跟他搭话。头上有只蜜蜂在野蔷薇的白花里，在黄色花粉中间打转。而失恋的野鸽在杨树林里继续喃喃地说：“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是不是真的爱上谁了？我敢肯定说您一定是爱上谁了，爱上谁了，所以您才难过。”达莎听着，不禁悄悄笑起来。
“您鞋里好像钻进了沙子。让我给您倒掉。”谢苗·谢苗诺维奇用异样的沙哑声音说，一把拽住她的鞋后跟。这时达莎急忙坐起来，从他手里抢过鞋，啪的一声打到谢苗·谢苗诺维奇的脸上。
“您是个坏蛋，”她说，“我从来没曾想您是这么卑鄙的家伙。”
她穿上鞋，站起身，拣起阳伞，连看也没看戈维亚金一眼，便朝河边走去。
“我真傻，我真傻，连通信地址也没问。”她想着，走下陡坡。“不知往基涅什马写，还是往下城写。现在只好跟这个戈维亚金坐在这儿。唉，我的上帝。”她回过头去。谢苗·谢苗诺维奇正顺着斜坡的草地往下走，像仙鹤一样倒换着两只长腿，眼睛望着一边。“我要写信告诉卡佳：‘你想想看，我在恋爱了，我是这样觉得的。’”达莎一边仔细谛听，一边悄声叨念着：“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伊万·伊里奇。”
这时不远的地方有人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放开我，裙子要拽破了。”一个赤身露体、上年纪的男人在靠岸边齐膝深的水里跑着，下巴留着短胡子，肋骨发黄，塌陷的前胸用黑线吊着十字架。他那样子不堪入目，正一声不响、气势汹汹要把一个垂头丧气的女人拉进水里。她一个劲儿央告：“放开我，裙子要拽破了。”
于是达莎顺河岸向小船拼命跑去——由于厌恶和羞臊，她觉得喉咙被堵住了。她把小船拉到水里的时候，戈维亚金也气喘吁吁地跑来。达莎不搭理他，也不瞅他，只管坐在船尾，用阳伞遮住自己，在回去的路上一直默默不语。
这次野游之后，达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生起捷列金的气来，好像一切都是他的过错。正是由于他的错，这尘土飞扬、太阳灼热的外省城市才这么死气沉沉，到处是发臭的栅栏、讨厌的大门闸、像木匣一样单调的砖房、代替了树木的电线杆和电车线的立柱；一到中午酷热不堪，在没树荫的灰白色街道上便会出现傻里傻气的婆娘，用扁担挑两串干鱼，悠悠荡荡地走着，望着落满尘埃的窗户叫卖：“买
鱼来，谁买鱼！”然而只有一条也傻里傻气、还有点儿半疯的公狗在她身旁站下来嗅嗅鱼味；这时从远处谁家的院落传来手风琴声，发出多瑙河那种扣人心弦的哀愁。
正是由于捷列金的错，达莎对周围小市民的沉闷的寂静才特别敏感，这寂静好像要永远笼罩这座城市不肯散去，使人恨不得跑到大街上拼命叫喊：“我要活，我要活！”
捷列金的错处还在于他过于老实和腼腆——总不能让达莎先张口说：“您知道吗，我爱您。”他还错在一封信也不写，就像钻进地里去了似的，也许甚至忘了她。
此外，在像炉膛一样闷热漆黑的一个夏夜，达莎做了个梦，更加令她灰心丧气。这梦跟在彼得堡的梦境一样，使她哭醒了，而醒来之后也跟那次一样，梦中的情景又全忘了，就像玻璃上挂的哈气一样无影无踪。但是她觉得这场使她心惊肉跳的噩梦，一定是个不祥之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劝达莎注射砷制剂。接着又收到卡佳的第二封信。她写道：
亲爱的达纽莎，我非常想念你，想念家里的人，想念俄罗斯。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跟尼古拉破裂的问题上我也是有过错的。早晨醒来便整天怀着这种内疚和精神霉烂的感觉。还有——我不记得上次写信告诉过你没有——有个人好多天来一直追求我。我一走出房门，他就迎面走来。到了大商店，我一上电梯，他会半路上跳进来。昨天我去卢浮宫博物馆参观，觉得累了，在一条长椅上坐下，忽然觉得好像有人用手抚摩我的后背，我回头一看：他果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长得又瘦又黑，头发白得挺厉害，络腮胡子好像贴上去的似的。他两手放在手杖上，深陷的眼睛流露出严肃的神情。他并不找我攀谈，也从来不纠缠我，可我害怕他。我总觉得他围着我转来转去……
达莎把信拿给父亲看。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第二天早晨读报时有意无意地说：
“小猫咪，到克里米亚去吧。”
“做什么？”
“找到这个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告诉他，他是个饭桶。让他到巴黎去找他的妻子。不过他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他们的私事……”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显得非常生气和激动，尽管他最不喜欢流露感情。达莎却突然喜出望外：她把克里米亚想象成一望无际、波浪滔滔的美丽的蓝色海洋。角锥形白杨投下的长长的影子、石椅、在头上飘拂的纱巾、不知什么人盯着达莎的骨碌乱转的眼睛。
她连忙收拾收拾就坐车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洗海水浴的叶夫帕托里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