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二线关外的“世界工厂”
除了蛇口，除了罗湖，除了327.5平方千米的经济特区，深圳还有1670平方千米的特区外面积。这块占深圳总面积84%的区域，俗称“关外”，属于深圳“沉默的大多数”，但这里有世界级的深圳故事。
“关外”更开放，开放地接纳更多的“三来一补”企业，开放地接纳更多洗脚上田的农民，因此，深圳的“关外”相比“关内”，更符合“世界工厂”的称号。
二线关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1979年1月，宝安县撤销，深圳市设立。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辖深圳经济特区外原宝安县区域。这就是说，1981年恢复的宝安县已经不是原来的宝安了，而是深圳市除去经济特区以外的“关外”地区。
“关内”，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以内的区域，计327.5平方千米；“关外”，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深圳区域，约1670平方千米。“关”，指的就是“二线关”。深圳特区成立初期，因为关税、边防等问题，为了便于管理，从1982年6月开始，在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建一道“特区管理线”，东起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84.6千米，全线用高达近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这条管理线也被很多深圳人称为“二线”，以区别于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之间的“一线”。
早年“过关”需要边防证。办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没单位的就更难，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还要查档案，看有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如果是在农村，从村里、乡里到县里最少要盖四五个公章，往往还需要找关系。因此，“过关”成了许多第一次来深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据《潘石屹的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介绍，1988年，潘石屹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辞职，变卖全部家当，甚至连棉被也卖了，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没有边防证，过不了关。浑身上下只剩80多元的他，一咬牙花了50元，找“蛇头”求助。结果，他从“二线”铁丝网下挖的一个洞里，钻进了特区。这个后来的亿万富翁，在深圳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从业务员干到经理。
像潘石屹这样钻洞过关的人毕竟是少数。早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被“二线关”的铁丝网无情地拦在“关外”。“宁要关内一张床，不要关外一套房”，二线关这道地理分界线一度是深圳财富和社会的分水岭。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土地，却有天壤之别。形容关内，用不完的褒义词：整洁、干净、建设快、治安好、交通发达、道路宽畅；而形容关外则是贬义词：脏乱差、交通不便、治安环境差。关内实行双休日，而关外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一般都是一周工作六天，没有社保和医保。
深圳特区成立40年，有“二线关”的历史是36年。“关外”走的是与“关内”大不相同的发展之路。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里唱到的这个圈，就是指当年的“关内”。
“关外”的故事甚至还要早于1979年。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宝安县革委会向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提交撤县设市报告的前4天，一个名叫“上屋怡高电业厂”的企业在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开业。由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协议，由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场地、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这种业态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深圳的主流产业模式。深圳乃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奠定。
“三来一补”的太平模式和上屋模式
点燃中国制造星星之火、推动中国成为又一个世界工厂的，是两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的太平手袋厂和深圳的上屋怡高厂。
话得从头说起。
人是铁，饭是钢，找饭吃最重要。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各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参观学习，香港就是其中参观学习的重要一站。因为香港离内地近，联系一直没有断，香港还有中资机构、中资企业。多亏了招商局、华润等这些中资企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当时，长期植根香港的华润，接待了非常多的参观代表团，并组织他们参观香港的工厂，帮助政府出谋划策。早在1975年，为解决外销国货货源供应不稳定、质量缺乏保障等问题，华润就已经开始在深圳一带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还为港商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介绍来料加工的业务。1978年，华润向国家提出推广港商在内地开展加工装配业务的做法的建议，很快，国家进出口委召开了会议，并让华润起草一份材料。在华润草拟的17条办法基础上，经过讨论、补充、修改，1979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即后来常说的“二十二条”。
就是在1978年，华润促成了一桩大事。
1978年7月，国务院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规定广东、福建可以实行来料加工试点，有个叫张子弥的港商就找到了华润。原来，张子弥当时在香港的工厂——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已被香港不断上涨的成本逼到濒临倒闭的边缘。他们知道内地刚出台了新政策，就来找华润商量怎么对接这个政策。因为华润有着多年的外贸经验，在香港和内地信誉都很高，张子弥希望华润能帮他解燃眉之急。于是，华润帮助张子弥找到了广东省轻工局，刚好当时省轻工局里有个东莞人，就介绍张子弥来到了东莞。
根据1985年任东莞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的回忆，1978年7月29日晚，华润的副总张政陪着港商张子弥，与东莞县第二轻工局的老总一起，连夜赶到了太平服装厂。他们一来就将张子弥带来的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女士手袋以及制作手袋的毛料一并交给厂方，要求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太平服装厂的厂长立刻安排了三名技术骨干通宵加班，第二天早晨，他们便交出了一个和样品一模一样的手袋。张子弥非常满意，当即拍板要投资200万元港币，将手袋加工厂落户虎门。一个半月后，太平手袋厂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什么是“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其中“三来”可简单理解为：由外商提供原料、技术、设备，由中国大陆企业按照外商要求的规格、质量和款式，进行加工、装配成产品交给外商，并收取加工劳务费的合作方式；补偿贸易则是分期付款，以货易物的涉外买卖关系。
为什么会有“三来一补”企业呢？
首先是港商有需求。港商张子弥的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厂房租金、工人工资、管理成本太高了，撑不下去了，需要想办法降低成本。而内地厂房便宜、人工便宜，可以互补，这是大前提。
为什么要先按照样品做出产品？
“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转配。意思是其他都不需要，就需要内地的合作伙伴有加工装配能力。当时内地企业工人工作散漫，没有时间观念，而在约定的时间内加工出合格的成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张子弥要先看出品，出品满意，一切才好谈。
“三来一补”合作中外方出什么资源？
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在太平服装厂的基础上成立太平手袋厂，港方最终出资达300万元，包括机器设备、流动资金。这对于东莞县二轻局和太平服装厂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除此之外，港方还要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担任技术指导，协调企业管理，并负责产品外销，这也是东莞县二轻局和太平服装厂缺少的。办厂之初，张子弥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到东莞，教太平手袋厂的工人使用和维修设备。在这之前，太平服装厂一直用的都是脚踏设备，张子弥把它们全部改成了电动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来一补”企业靠什么赚钱？
“三来一补”企业唯一的利润来源就是加工费，而加工费的20%要返还给张子弥，作为偿还设备的费用。太平手袋厂赚多少钱呢？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厂只收12元的加工费。这个钱是多还是少呢？
在太平服装厂的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18元、28元、38元不等，但是太平手袋厂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悄悄采用香港的“按件计酬”分配方式，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打破了当时的大锅饭局面，调动了全厂工人的积极性，大家通宵达旦地赶生产，工人因为有钱赚，加班都很开心。1978年，国家实行八级工资制，哪怕是工程师一类的，也只有不到100元的月收入。但是太平手袋厂的工人头一个月就已经尝到了甜头，连学徒工都能拿到80到110元的月工资。当时一发工资，整个城镇都轰动了。太平手袋厂的员工是这个城镇里第一批用上洗衣机、冰箱的普通人。
建太平手袋厂时，张子弥先后投资了300万港元，这笔设备款看上去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实际的情况是只花了3年时间，也就是1981年，太平手袋厂就全部还清了张子弥的设备款，这意味着整个工厂都是太平手袋厂自己的了。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工缴费。
“三来一补”内地合作方的积极性在哪里？
1978年的中国，与所谓的“资本家”合作，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但当时正值知青回城，就业机会僧多粥少，工厂人多业务少，经济压力特别大，张子弥的来料加工贸易，正好拓展了就业的渠道。因此，太平人决定奋力一搏。
港商带来了什么管理经验？
太平手袋厂有明确的厂规厂纪，靠制度管人。当时根据张子弥的建议制定的管理制度是手写的，贴在工厂的大门上，上面规定迟到要罚钱，不准抽烟等，这在当时其他厂都是没有的。太平手袋厂按照制度扣罚，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港商的收获有多大？
太平手袋厂刚建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子弥已经把他在香港的工厂全部搬到了这里，然后他又在珠三角其他城市陆续开始办厂。
内地合作方的收益有多大？
刚开始的时候，太平手袋厂还没有自己的厂房，是借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后来太平手袋厂一下子工资翻了几番，竹器厂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只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太平手袋厂就兼并了竹器厂和旁边的综合修配厂，这两家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厂房面积一下子就从200多平方米扩大到1万多平方米，生产规模扩大了。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很多港商到太平手袋厂参观，放下了对内地政策的各种顾虑，并决定到内地投资建厂。转眼间，太平手袋厂附近就建起了五金厂、拉链厂、印花厂等一系列与手袋厂配套的“三来一补”企业。短短10余年时间，东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县城，一跃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工业化城市。
深圳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的情形跟东莞太平手袋厂有很大的不同。
深圳“001号”三来一补企业是宝安石岩上屋怡高电业厂（简称“怡高厂”）。怡高厂最初酝酿的时间其实比东莞早。1978年初，经由一位祖籍宝安石岩的香港商人牵线，香港怡高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在石岩镇上屋村投资开办一个加工厂，为香港加工生产吹风机里的发热线圈。讨论了半年多后，上屋大队党支部支委决定引资办厂，但是迟迟没有正式签约。直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就在这一天，深圳轻工业进出口支公司、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下了深圳市“001号”办厂协议。
根据协议，上屋怡高电业厂由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场地、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因为上屋大队是个基层农村组织，不是一个像东莞太平服装厂那样的工业企业，并没有现成的厂房、设备和工人队伍。怡高厂成立之初，根本没有场地，于是就把生产车间设在村委会办公楼的二楼，车间仅有一条生产线，整个场地不足200平方米。
工厂招收的第一批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虽然都是农民，不是产业工人，但都具有小学学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个月收入不到10元，全部为农业收入，而这些女工在怡高厂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这种模式让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从而激发起村民大办“三来一补”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年底，怡高厂的加工收入达到了30万港元，这个数字很可观。于是企业建起了两栋厂房，生产线逐年递增。有了怡高厂的成功案例，石岩各村都开始积极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将旧祠堂、旧仓库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农舍改建为厂房。1979年以后，“三来一补”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及深圳，许多村、镇的仓库、食堂、祠堂等都被用作厂房。深圳逐步走上集资、合作、独资、联营建厂的快速发展轨道，来料加工企业形成规模。
比较一下东莞“太平”模式和深圳“上屋”模式是很有意义的。
东莞太平手袋厂有现成的工厂、设备、工人队伍、企业管理体系。太平手袋厂与张子弥在香港的工厂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双方是独立的。后来太平手袋厂实行民主改革，第三任厂长唐志平是个民选厂长，但是这改变不了太平手袋厂的国有企业性质。因为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唐志平被撤销了厂长职务。企业技术员工纷纷离职创业，张子弥也不再与太平手袋厂合作。太平手袋厂虽然曾经自主开发“金虎”牌系列手袋，手袋一度在上海等地十分畅销，最后工厂还是经不住激烈的市场竞争，1996年倒闭了。2007年5月，太平手袋厂被拆除，旧址上或许会建一座纪念公园。
深圳上屋怡高厂并没有现成的工厂，更没有成体系的企业建制，而是由上屋大队提供加工工厂所需厂房、基础设施（水、电、交通、宿舍）及劳动力，港商提供机器、产品零件、原料、管理人员，组合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法人。但是这种模式利益清晰，上马快，效率高。从签约到投产，只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具有投资少、用人多、风险小、创汇多等特点。尤其是大量村镇基层非企业组织，可以迅速参与进来，既不必遵行国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又不必具备工厂资质和行业经验，只需要有空地、建标准厂房，做好“三通一平”，然后贴出招工广告，就算栽好了梧桐树，足以吸引香港工厂前来落户。香港企业提供设备、提供技术、提供原材料、提供员工培训、提供管理制度、提供销售渠道等等，大包大揽，完全兜底。内地合作方只负责收房租，劳务工人只管计件、计时领取工资。比起张子弥与太平手袋厂的合作来，关系更简单，复制更容易。
1980年，石岩镇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批农民“洗脚上田”，经商进厂。到1986年，石岩辖区共吸引投资2793万元，兴建标准厂房和宿舍19万平方米，其中生活配套设施3万平方米，建成了用水、供电、道路和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的6个工业区，引进设备价值9450万港元，先后办起了制衣厂、玩具厂等“三来一补”企业29家。同时，另有村办企业33家，从业人数4500人，生产项目有电子元件、电器、钟表等。产品销往欧美、中东、日本、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创维、艾美特、恩斯迈、欣旺达、惠科电子等18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都曾在石岩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怡高厂也因此获得更大的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技术升级和转型，体现出“上屋”模式更强大的生命力。1988年，怡高厂的设备从需要脚踏、手摇等手工操作的简陋设备，换成了机械化设备，实现了生产半自动化，生产的产品也更为丰富。吹风机、咖啡壶、多士炉等数十种家用电器远销海外，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人民币。1989年，工厂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2003年，怡高厂搬到了现在的坪山区，并更名为全能电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业不断转型升级，逐步走上高新技术发展道路。2008年，宝安区将怡高厂的旧厂房改建成劳务工历史博物馆，打造出中国第一座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了怡高厂三条不同年代的生产线。2010年，宝安区和石岩街道将怡高厂成立的故事搬上了话剧舞台，这部名为《突围1978》的话剧作品在当年的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中获得6项大奖，并斩获综合最高奖项“原创剧目大奖”。
花开花落30年
“三来一补”企业当初能在深圳蓬勃发展，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港资之所以愿意大规模地来深圳办厂，源于深圳市政府给他们免税三年和只按工缴费征收流转税的优惠政策。加上国际市场的兴旺和内地用工成本的低廉，港商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是要高于办三资企业的。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曾回忆，当时，国内外市场对轻工商品需求旺盛，但宝安县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只有罐头食品厂和假发厂，要想发展工业，就必须让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才会有更多的“蚂蚁”进来。“如果我们嫌人家是劳动密集型拒绝引进，而技术档次高的企业担心风险不愿意进来，我们就迈不开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步伐。我们相信，只要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技术不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
确如方苞所言，随着怡高电业厂落地，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宝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进外资企业2512个，其中“三来一补”企业占82%，大多数分布在宝安，宝安的“制造业大区”地位由此奠定。到1990年，宝安90%的村里都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到1993年，宝安区已有34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仅当年的“三来一补”工缴费就达2.2亿美元，而在1979年，宝安县的财政收入仅有1700多万元。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宝安区“三来一补”协议投资28亿美元，实际投资14亿美元，工缴费收入近16亿美元。1996年投产的“三来一补”企业近3600家。
根据《宝安县志》的记载，在20世纪90年代，沙井常住人口还不到3万人，租出厂房达1200多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租金是10元到16元。按这个标准，村民们什么都不用做，每人每月就有500元钱。当时，工厂的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沙井的万丰村就是通过引进大量的外资企业而致富的，从而有“南国第一村”的名声。
“三来一补”的经营模式通过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当时中国缺资金、缺技术的弱势。上屋怡高电业厂成功之后，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遍地开花，开创了深圳工业化的格局。最高峰期，深圳曾经有上万家这类企业，是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支柱。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
1978年，香港怡高电业有限公司来石岩设厂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工资低。当时公司在香港每天要支付工人100多元港币（100港币，折合人民币约83.2元），在深圳的工人工作一天，能拿到9元钱就已经非常高兴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钱左右，全部为农业收入，村民进厂工作后，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收入提高非常明显，那时候村民还是头一回体验多劳多得这样的分配方式。
当年，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农民江惠群等人告别农田，走进新开业的上屋怡高电业厂，成为生产线上的女工。她们在港方派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操作机器，学习如何用铜线做线圈。江惠群和工友们拿计件工资，每天合计0.7元至0.8元，每月能挣20多元。这比她们此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所得高出10倍以上。
当年第一批入厂的女工江惠群，如今已是71岁的老人了。她回忆说，当年她老公叶玉荣在供销社搞业务，外出开会时认识了当时位于文锦渡的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老李。听老李说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的王老板想要来内地投资办厂，叶玉荣从中牵线，推荐王老板把厂址选在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
当时工厂只招25名女工，想进去的有七八十人，江惠群因为老公叶玉荣有“招商引资”的功劳，她才得以进去。当年她32岁，算是年长的了。其他女工们大多都有小学学历，十八九岁。
赵带容也是当年的女工之一，如今回忆起往事她仍然记忆犹新。欢迎仪式上，上屋大队干部讲话，感谢香港老板的投资，欢迎派往工厂的技术员指导女工们做工。赵带容说：“大队干部告诉我们，技术员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技术员是香港人，用粤语跟即将进厂工作的女工们说话，女工们都听得很认真。
从香港派来的两位技术员一男一女，男的被女工们尊称为“戚先生”，女的叫“梅珠”，他们一个一个地教女工如何操作机器，如何用铜线做线圈。从“打线”到“切线”到“串线”等工艺，花了一个多星期，二十几名女工全部学会了其中某项技能，生产线便可以开始运转。
那时没有周末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多做多赚钱。据赵带容介绍，她从女工做到了“拉长”，管一条生产线，负责领材料、出货，刚开始那几年每年可以赚400～500元，过了几年有700～800元。她1987年离开厂子的时候年工资是800元。
江惠群还记得，活多的时候要加班赶工，加班到晚上9点多，活少的时候就在厂里等来料，有时材料半天不来，大家还会抱怨。基本每天早上七八点上班，下午五六点下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可以回家做饭、带孩子、休息。最初的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因此都住得很近，走路回家只要三五分钟，所以大家中午都会回家吃饭。“起码中午可以看小孩，挑水做饭，不像以前种地，早上天亮就出门，天黑看不清了才能回家。”她如此感慨道。
这样的好光景持续了多年，然后就慢慢暗淡下来。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让“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逐渐减少。从2000年起，深圳最低工资标准逐年递增，从每月500元左右迅速上升到每月1000元左右，2008年以后又加速提升到每月2000元以上。“三来一补”企业员工工资一个月2000多元，包吃包住，还要交“五险一金”等各项费用。菲薄的加工费显然难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成本。
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
2007年12月5日，建设部等五部委印发《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
2008年9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法。
2009年5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通过《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2009年8月27日，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由于“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是外商生产环节的一部分，不能融资，纯粹靠加工收取利润，只收取工缴费，并也只能外销不能内销，没有研发和设计的环节，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落后。
2008年9月，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12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厂基本完成转型”，“鼓励和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来料加工厂按照相关规定就地转型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他类型企业”。
虽然2012年的大限只是个指导期限，并非强制，还有一些企业的协议最长会在2021年10月才到期，如果他们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宝安区已在2011年出台5年淘汰6000家低端企业的目标。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曾经盛行一时的“三来一补”企业就开始谢幕。就像这类企业曾经在港、台等亚洲“四小龙”的兴衰一样，深圳的“三来一补”企业经过30年的枝繁叶茂，终于到了金风送爽的季节。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址已被改造成中国首个劳务工历史博物馆。这片当年曾经红火忙碌的厂房，宛如一趟带领当地村民致富的快速列车，深深地刻在了深圳的历史记忆里。
百万外来工：飘向深圳的“蒲公英”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及时开放，使得国际产业链重新布局，加工制造环节大规模引进到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地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序幕由此拉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内地广大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机会。农村经济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进厂、进城提供了契机，城乡之间原有的森严壁垒逐渐被打破。经过1978—1984年农民工萌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民工潮”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全面爆发。据统计，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潮”。1989年春节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热潮骤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个中国。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数百万农民走出农村，涌向城市。春节过后，中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百万民工大流动”的现象。《广州日报》接连登载十多篇消息通讯，对南下广州的外省民工连续报道：《南下民工势头未减》《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众多的难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首次播放了关于“盲流”的电视新闻；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也纷纷予以报道。
《湖北日报》记者登上南下列车，但见沿途站台上，提着米袋、背着行李竹篓的农民旅客密集如云，等着登车赶赴羊城。仅从1989年2月22日至23日，增开广州方面的农民专列就多达9列，其中，由衡阳增开4列，由武昌和长沙各增开2列，由南宁增开1列。自正月初五开始，短短15天内已有150万外省民工涌进广州。仅2月13日中午，聚集广州车站的外地民工达3.7万人。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了“农民的海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10年间，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广东省，商品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与国际接轨，广东劳工的劳务费用一般较内地高出许多，由此对内地民工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进一步把内地民工推上了“南下的洪流”。
深圳的外来劳务务工人员，俗称“外来工”；由于女性较多，女性务工者又被称为“外来妹”“打工妹”。从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到1989年的百万民工“南下潮”，深圳成为外来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1982年，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兴办的玩具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投产，由于公司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从广东各地农村招募了上千名年轻姑娘，占到当时蛇口外来妹的“半壁江山”。其后，越来越多的广东落后地区的年轻人进入广州、深圳等地打工。来自广东梅县的打工妹安子，写下了中国首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记录了深圳这段火热的打工历史。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服务大会”开幕，无数内地青年也开始带着梦想和激情，告别家乡，踏上南下的列车。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特别是1997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后，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南下深圳，其中以湖南、四川、湖北、江西、河南人为最多。在深圳的湖南人，人数高达350万。
1979年，深圳刚建市时，户籍人口只有31.26万，外来人口仅有1500人。从1982年起，在深圳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1983年，外来工又在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里超过本地劳动力。到1987年，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各产业实际的主力军，并在深圳市总人口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例。1995年，深圳市人口超过3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200万。2000年，深圳实际人口达到700.84万，其中户籍人口121.48万，外来人口579.36万。2005年，深圳实际人口突破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外来人口1026万。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的第10年，外来工终于可以在深圳领到养老金了。这一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是1100多万，人口规模是2000万，而深圳户籍为400多万，也就是说，深圳至少有600多万常住的外来非户籍人士。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深圳领取养老金。
深圳外来人口的主要构成是产业工人。资料显示，1987年以来，深圳市9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60%以上的第三产业产值，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0%的预算外财政收入，90%以上自产出口产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产品，83%的农村经济都来自外来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
从1985年开始，外来劳动力成为深圳市各级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的主要来源。以1998年为例，在这一年，外来劳动力占90%的港台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119亿元，一线工人70%以上为外来工的国有、集体企业缴税213.9亿元，加上外来人口交纳的10多亿元城市增容费以及各种卡、证费，外来劳动力直接为深圳市政府创造了250亿元左右的经济效益。
据深圳市统计部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人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达131.6亿元人民币，其中有89.5亿元是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寄往内地的，占比68.01%。统计数据还显示，从1990年开始至2004年的15年中，深圳人累计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总额达1720.59亿元，其中，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累计向外汇款额达820.5亿元，占汇款总额的47.69%。
2003年，一个名叫郑海天的研究者，依据更为专业的三类产业劳动率比较分析，得出“1985年至2002年间，深圳第二产业发展一直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获得发展”，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深圳人才资源发展战略小组关于“九五期间，深圳经济转为主要由科技拉动”的结论。而2002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成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引擎，可以说代工业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主题，劳动力优势对深圳的决定作用更加凸显。正是由于外来工工资相对低廉、劳动强度大、劳动效率高，无须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的制造优势得以明显凸现，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与城市的发展神话。
今天的深圳，正处在产业大变革的时期，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内逐渐转型为高科技产业，中国海外专利中深圳的海外专利约占50%。深圳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以往活跃于大大小小各类工厂的“普工”“草根”生存越来越不易。用前些年的网络流行语“草根”来说，深圳曾经占据主流的打工文学、草根文化正在被精英人群和精英文化所取代。
早年间，投奔深圳的人们常常自称“蒲公英”。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华花郎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呈头状花序，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一句话，蒲公英非常普遍、非常草根，随处落地、随处生根，非常钟情深圳这块土地。现在，深圳的土地变得金贵了，草根们在这块日益金贵的土地上不能随便落地生根了。当然了，比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深圳虽然也在走精英化的道路，但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住房体系，深圳还是更多地保留了“草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
深圳草根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安子。安子是当年深圳著名的打工妹。1984年，17岁的安子随表姐从广东梅州来到深圳，她只有初中文化，不会讲普通话，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线上的插件工，每天加班超过4小时，一天几乎是14至16小时疯狂地干。当时的深圳一天一个变化，安子也在一天天变化，普通话越来越流利，插件越来越利索，工资也从100多元增加到300元、400元，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当大批打工者下班之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时，安子却在工作之余拼命补习，7年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于读书。为了读书她常被炒鱿鱼，先后换了7份工作，坚持半工半读，终于在1991年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与此同时，她一直坚持将身边的打工故事写下来。每晚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工厂回到宿舍后，她便伏在窗台与床架之间的木板上用稚拙的笔法写下自己的苦闷和渴望。“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地进攻，我的作品简直是被蚊子‘咬’出来的。”1992年，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安子旋风”迅速从深圳席卷全国，她几乎在一夜间成了打工者的偶像。
安子的书风行全国，并非因为她文采特别出众，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打工妹，饱尝了打工生涯的酸甜苦辣。7年时间她走马灯似的干过流水线插件工、宾馆服务员、制版工人、秘书、总经理助理……她用自己真诚的文字第一次详尽地展示了深圳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和内心感受。而安子成为打工者的偶像，正是因为她不仅没有拒绝苦辣酸甜的打工生涯，而且从迥异于乡土劳作的城市打工历练中，化蛹成蝶，浴火重生，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打工英雄、城市白领。
像安子一样从打工生涯中受益匪浅的打工者，曾经成千上万，比比皆是，而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他们的步履也越来越沉重了。譬如段作文，他是1973年生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从福建到广东，从深圳到惠州，从龙岗到龙华，从福田到宝安，从搬砖头到修电车，从普工、仓管、车工，到小组长、生产主管、厂长，2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小厂打工，也一直有爬格子的爱好。他也有过到杂志社当白领的尝试，有过回老家不出来了的冲动，但是上有岳父岳母，下有一双女儿，还有个读书的弟弟需要学费、生活费，他不得不在工厂与写作之间挣扎，在故乡与深圳之间徘徊。
2015年，段作文所在的小厂业务压缩，工厂搬迁，他又一次面临回四川老家还是辗转别厂继续打工的选择。他甘于工厂的辛劳，可是工厂越来越没有他工作的机会；他热爱深圳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哪里有他可以继续逗留的所在呢？他奋笔直书，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一股脑写出来，投给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组委会。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再见，固戍》以朴拙而深情的文字，忠实记录、再现了他多年的打工生涯。这部作品以表达社会转型期打工者的迷茫与阵痛而获得了“睦邻文学奖”的高度评价。
段作文凭着这篇《再见，固戍》，斩获了深圳市第三届“睦邻文学奖”年度大奖，将5万元奖金收入囊中。他因此离开了固戍工厂，也因此留在了深圳，成了一名深圳基层政府的雇员。这是深圳的可爱，也是段作文的幸运，但是许许多多深圳普通打工者的经历都没有安子和段作文这样丰富曲折。深圳乃至中国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草根般的打工者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