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神农氏
伏羲氏的次子皇仲生子朱襄。朱襄任“飞龙氏”之官，后继位为帝，即炎帝（火帝）朱襄氏。炎帝朱襄氏以古陈之朱野为都（今柘城县）。朱襄氏受伏羲氏禅位，与娲皇女娲氏共治天下。死后葬于朱野，名曰炎帝朱襄陵，即为炎帝之墓，世代祭祀。
朱襄氏娶了桑水氏之女听訞为妻。听訞与朱襄氏一同治理部落，掌管诸族，共同执政。听訞将采集到的野麻纤维提取出来，先用石轮搓捻成麻线，后用腰机（踞织机）织成麻布，再用尺量身、布上画型、石刀割裁，最后用骨针缝合成麻衣。史上第一件连衣裙就这样产生了。
听訞教妇女，席地而坐，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此后，炎帝族的女子皆学会了席地而织。
听訞发明了尺、枰、斗，丈量尺度，帮助朱襄氏开市日易。每天正午的时候开设市集，召来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百姓以物易物，相互交易货物后退回家中。朱襄氏认为，在中午的时候进行交易最公平。
因为“是”字，日正为“是”，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旁边没有阴影，一切都一目了然。在市场做生意，就是要一目了然，不能有任何舞弊的行为。百姓通过交易，各自取得自己需要的货物，是由于炎帝朱襄氏吸取《噬嗑》卦中的日下有震动、各取所需的象征性意蕴。
伏羲氏“一画开天”之后，思悟出“宇宙万象一分为二”的阴阳规律，并绘制出“伏羲八卦图”。因为尚无文字，也没有书写工具，只能用原始的方式，结绳记事。伏羲发现好地方或好事情，绳子就不打结，代表阳爻；伏羲发现不好的地方或者危险的情况，就在绳子中间打一个结，代表“阴爻”；然后每三个“爻”或六个“爻”连成一个完整的“卦”。别人看到这些结绳记号，就能判断情况的好坏，趋吉避凶。到炎帝时代，书契记事（用刀把文字刻于木简或竹简上记事）取代结绳记事。炎帝朱襄氏把“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用书契写成一部三万言的《连山易》，世代相传。
“乐”用以调节阴阳。圣人发明乐器用以调节阴阳，其中琴与瑟为乐器之本，琴属阳，瑟属阴，二者相合实属不易。朱襄氏发明了五弦之瑟（五弦曰：宫、商、角、徵、羽），以调阴阳，才使群生定、寒暑适、百物生、万民安。朱襄氏作瑟，太昊作琴，女娲作笙簧，开礼乐文明之先河。朱襄氏首创六书，奠定中国文字之基石。
朱襄氏外出狩猎，发现撒在地上的野谷子，到了第二年，会生出苗来，一到秋天，又结出了更多的谷子。于是，朱襄氏发明刀耕火种，教民垦荒种植谷物。朱襄氏把陶土捏制成形后烧成温度较低的红陶。他制造陶具，供民储粮、盛水及炊煮之用。他教民用火促进熟食，饮食结构的改善加速了华夏文明的进步。
当时气候多雨，洪水不断泛滥，黄河水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冲击着下游洼地，形成大面积的平原。炎帝部落在黄淮平原上开沟挖渠，即可以灌溉农田，又可排泄洪涝。放水浇田，史称“畎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打猎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除危害田中庄稼的野兽。由于麻类织成的衣物不利于田间劳作和渔猎，朱襄氏发明了用草和树皮编成的防雨工具，称作蓑衣，以适应当时的恶劣天气。
朱襄氏磨利蚌片作除草器，驯养野狗用于狩猎，圈养野猪、野牛、野羊、野马。炎帝部落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驯养野兽以供食用。人们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食物的来源逐渐稳定。农业和畜牧逐渐发达并成为先民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农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面貌，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
朱襄氏之子任火官祝融氏，亦称烈山氏。烈山氏之子柱，有功于天下，死后被奉祀为第一代稷神“后稷”。柱下传十七代为公孙少典，因功封有熊国（今新郑县）。少典娶了有嬌氏之女附宝和女登，生轩辕氏、神农氏。
传说神农生下来三天能言，五天能走，七天就长全了牙齿，五岁便学会了许多种庄稼的知识。但是，因为他相貌长得丑，脾气暴燥，少典不大喜爱，就把他和女登养在姜水河畔，所以神农长大后就以姜为姓，姓姜。神农剽悍勇武，智慧过人，成为了姜姓部落的首领，以“牛”为图腾，标记于旗帜之上。神农氏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用它抽打各种野草，野草便显出药性。神农氏为了验证这些野草有毒无毒，是热性还是寒性，能治啥病，就亲自尝百草，试其药效，为部族人民防病治病。
轩辕长得“河目龙颜”，落地能语，性情和善，很受少典喜爱，就带着他和附宝一同住在阴水河边。附宝美丽动人，被人们呼为美姬。她常在阴水岸边洗衣淘菜，人们就把阴水叫成了姬水，轩辕长大后便以姬为姓，姓姬。轩辕身高九尺开外，为人敦厚朴实，好行仁义，很受部族人民尊崇，被拥戴为部落酋长，成为有熊国的继承人，史称轩辕为有熊氏。周围许多弱小的部落见轩辕氏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团结统一有熊国，就纷纷前来投奔、归顺，使有熊国逐渐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
姜姓部落首领神农氏由于懂得用火而继炎帝位。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炎帝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徙，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频繁的迁徙，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炎帝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神农氏决心改进农耕工具和种植方法。
某一天，神农氏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拱起。野猪一路拱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神农氏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野猪拱土的方法翻松土地呢？经过反复琢磨，炎帝神农氏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将尖木棒插在地上，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尖木棒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扳，尖木棒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土。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在翻土过程中，神农氏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笔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神农氏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改为两个尖头，成为“双齿耒”。
经过不断改进，在松软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叫“木耜”。“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炎帝族先民们又逐步将它改为石质、骨质、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耒是犁的前身，人耕曰耕，牛耕曰犁。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耕作器具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
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炎帝族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炎帝部落在畎田上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成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后人将这些农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世把这些成果归于神农氏，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示不忘本。
随着耕播农业的出现，原始的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肥料、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相应产生。在部落迁徙和拓展过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术很快传播到黄河和长江广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种植旱粮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耕作习俗。正是这把拙朴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开了农耕文化的汩汩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为炎帝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氏则是开创中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业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从事农耕，是古人实现定居的必然条件，而定居是一切高级文明产生的前提。农耕文明相对游牧文明有诸多方面的进步性。在这种进步性的长期影响下，农耕文明率先进入了国家形态。
神农氏发明农具耒、耜，教民烧荒垦地耕种，“始教天下种谷”，开创古代的农业文化，所以号为神农。炎帝族“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有了储备和分工，“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男子管理农田耕地，女子管理家庭纺织手工业，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神农氏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把粮食分类定名为稻、麦、粱、黍等，并教民按时种植、收割、储藏，将农业推向全新的发展阶段。长江中下游不少稻谷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神农氏作为农业始祖的巨大贡献。
神农氏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进入文明社会积累了物质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农业为主的国情，男耕女织，这时已有了丝绸手工业，妇女被定位于家中，奠定了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基础。山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半个蚕茧即可证明。
先民从穿兽皮衣进化到穿丝绸衣的阶段，为黄帝之正妻螺祖养蚕缫丝的纺织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故《周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在服饰的形成过程中，神农氏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众多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木器、漆器，也反映了神农氏时代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从河姆渡不用钉子的南方木式结构房屋遗址，到今天仍然使用卯榫结构的木构建筑，体现了神农氏时期住房建筑高超的技艺。其时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定居用水，神农氏亲自考察水泉的甘苦，以决定住处，“由是民居安食力，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
神农氏亲自“尝百草之滋味”，发明了用药草治病，在医药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说湖北的神农架就是神农氏采药的重点地区。医药书《本草》，当是汉代人对炎帝神农氏以来的药物学所作的总结，被后世尊称为“医药鼻祖”，为后来尊定中医理论的《黄帝内经》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居神农氏、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对于民族先祖的认定，是从远古的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三皇五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刘歆以五方帝坐标为基础，将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定为三皇，将少昊、颛顼、喾、尧、舜定为五帝。
秦汉之际的古史论述中，五帝的说法有几种，主要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记》）；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外纪》）。第三种说法最流行，意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天神，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史记》所载五帝关系为：少昊为玄嚣，又名青阳，是黄帝的儿子。颛顼为高阳，是玄嚣的侄子。帝喾为高辛，是玄嚣的孙子。帝喾之子有挚、放勋，挚先为帝，但能力太弱，后传位于放勋，放勋就是尧，又称唐尧。尧后来禅让给舜，称虞舜，故五帝又为：少昊、颛顼、喾、唐、虞。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氏族。
《史记•五帝本纪》中，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夏禹、殷契、周后稷均为黄帝玄孙，秦、匈奴亦为黄帝的后代，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都可以溯源到黄帝。汉初，“夷夏之辨”是民族思想的主流，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史记》中却把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后代，不排斥、不歧视，更反对对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欺压掠夺。
“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是当时的主流经济政策，从商鞅、韩非，到贾谊、晁错，这些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都执此观点，并且这种经济政策确实对社会发展起了显著作用，但《史记》则提出了“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都是富国利民的基础；还提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不分贫富、不论贵贱，提出道德与财富的依附关系，这些都颇具唯物论色彩。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是以记人为主的史书体例，“人”首次成为“史”的主体，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得以呈现并真正确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古希腊普鲁塔克（46-120）的《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被认为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而《史记》比它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史记》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史记》一书中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有四千多个，其中性格鲜明的有近百人。《史记》的写人，是写其人、书其事、画其心，非常注意揣摩人物心理，力求逼真地再现历史情景，对于场面、情节都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甚至进行虚构的再创作，“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所以《史记》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描写等都非常切合实际，也非常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像帝王中的刘邦、项羽，将相中的张良、韩信，酷吏中的张汤、杜周，游侠中的朱家、郭解，刺客中的荆轲、聂政，官僚中的叔孙通、公孙弘等，都已成为本类人物的范型，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史记》强烈的抒情色彩也是其他史书中非常少见的。《史记》中很多篇章都有鲜明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决定于传主的生平，以及作者鲜明的爱僧。例如《孔子世家》的温厚淳雅，《酷吏列传》的血腥阴惨，《项羽本纪》的叱咤风云，《李将军列传》的悲凉郁愤，等等。所以有人说《史记》有着诗的本质，是没有韵的诗。《史记》吸收并改造了先秦典籍的书面语言，同时也吸收融汇了秦汉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群众的口语，形成了一种浅近、活泼、朴实、流畅的书面语言，创造了朴质、雄浑、有气质、有力度的，韩愈谓之“深雄雅健”的文学风格，为唐宋古文家奉为圭臬。
《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中的诸多故事，以及它处理人物事件、展现矛盾冲突的种种方法，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许多素材，开出了无数法门。当代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曾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将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对后代欧洲文化的影响相比，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从叙事规模的宏大，还是抒情色彩的浓烈，抑或是对后世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和推进，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塑造，《史记》都有着其他典籍所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作用。
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一直到渔猎、畜牧，发展农业，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中国各地皆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有7000余处，形成各具特点的区域性文化类型。其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所发现的遗址最多，资料最为丰富，并对邻近地区的其他文化类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反映了黄河流域的人类发展处于领先地位，更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华民族祖先的远古传说相吻合。关于燧人氏、有巢氏的传说，当是中华民族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懂得使用火并发明钻木取火与巢居的反映；关于伏羲氏的传说，当是中华民族祖先从事渔猎活动的映照；关于神农氏的传说，当是中华民族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有力佐证；而关于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女娲等传说，正表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有众多的不同的部落联盟；先秦文献记载的黄帝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禅让的佳话，正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奏，由野蛮迈入文明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