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陈侯因齐敦【黄帝由来】

战国雄主的这件青铜器神秘失踪，但它证明了黄帝是华夏始祖

我们知道“田忌赛马”的典故，说齐国将军田忌在孙膑的献策下，用下等马输给齐王的上等马，而上等马和中等马则碾压齐王的中等马和下等马。这个齐王就是齐威王田因齐，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最早称王的国君。春秋战国之际有“田氏代齐”事件，说的就是出自陈国的田氏取代了姜子牙后代的齐国。那么，陈氏为什么又称田氏呢？

下落不明的国家宝藏

在《史记》经典注本“史记三家注”里，对陈氏称田氏各有说法。

首先是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他引用东晋徐广的说法说“应劭云始食菜地于田，由是改姓田氏”。原来东汉的应劭说过，田齐始祖陈完最早的食邑在齐国的田这个地方，所以把陈氏改为田氏。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说“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以为田氏”。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又说“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字为田氏”，是说陈完（敬仲）不想叫故国陈氏，所以改为田氏。

尽管后人有种种猜想，但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表明，陈完的后人不管在春秋还是战国，自称一直是陈氏而非田氏。但同时有一种异体的写法，在“陈”字下面还有个“土”。而在战国楚简中，对陈国的“陈”也用过这种写法，并没有特意区分陈国的陈和田齐的陈。

这都说明，陈完的后人从来没有回避陈氏。同时，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据表明陈完封于田，且没有音韵学的依据证明“陈”“田”通假。陈氏同时称田氏，仅见于秦汉以后整理写定的传世文献。大概后人为了区分于“陈”，借用“土”的近义字“田”字。但文献中大量的“陈”仍然存在，这就导致“陈”“田”同时出现的情况。

这里要介绍的，就是齐威王时的一件青铜器——陈侯因齐敦。这位陈侯因齐自称皇考为“孝武桓公”，正是威王的父亲桓公午。有不少题记为“陈侯午”的青铜器流传于世，故“因齐”身份毋庸置疑。不过，这个“齐”的本字是，实际上是“脐”字的初文，文献中把“脐”省略为“齐”，才有齐威王名“因齐”的说法。这也符合周代国君不以国名为名的规则，因为国君与国同名，必然造成犯讳。

敦是什么？《礼记·内则》：“敦牟卮匜。”东汉郑玄注：“敦、牟黍稷器也。”说明敦是盛放黍、稷用的食器。敦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器盖各为半圆形，合之为球状，即陈侯因齐敦的形状；另一种是器盖相合呈扁体，平面作圆形。

陈侯因齐敦原为潍县（今山东潍坊）陈簠斋所藏，后归庐江刘体智。刘体智是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章第四子，近代著名大收藏家，上海静安还有他的故居小校经阁。在小校经阁中，收藏有大量甲骨、青铜器和古籍版本、旧抄本。甲骨文在世总量约十六万片，而刘氏以收藏两万八千四百五十片成为甲骨收藏之魁首。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这批甲骨全部出售给了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化局。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甲骨三万五千六百五十一片，一大半即来自刘氏旧藏。

刘先生的青铜器收藏也颇具盛名，重要的青铜器大约有四百五十件，加上钱币、古镜、符牌有四五千件之多。人称“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者”。但青铜器不比甲骨好存放，当时又处于国难当头之际，刘先生本人生计也颇为窘迫，多次零零散散转让过一些青铜器。在1936年的时候，刘先生将一大批青铜器出售给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有青铜器一百零三件，部分应该就出自刘先生之收藏。

1951年，刘先生把八十七件青铜兵器捐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划拨上海博物馆。今天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吕不韦戈”即来自刘先生的捐赠。

遗憾的是，这件陈侯因齐敦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所幸的是，在陈侯因齐敦失踪之前，实物图片与铭文拓片均保存了下来；另外，还有历史学家徐中舒等学者观摩过原物，并对其进行记录和考释，让我们还不至于完全遗忘这件祖先传下来的宝物。

商周春秋均无黄帝记录

陈侯因齐敦为什么特别值得一书？在于其铭文中提到一句“绍緟高祖黄帝”！

“绍緟”，即接续、继承之义，是齐威王以黄帝为自己的高祖。陈氏出自周代陈国，陈国以虞舜为始祖，而虞舜又可以追溯到黄帝。这似乎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这只是层累化的结果。

“古史层累化”是本书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其源于顾颉刚先生《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笔者曾到过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见到一个很有特色的“考古地层关键柱”，从最底端的商代晚期一直到最顶端的近现代耕土层，每个朝代的土层一目了然。按照顾老的观点，古人心中最古老的人物，也应该是随着时代变迁，像地层一样累积起来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新的在上、旧的在下。其中就提到周代（西周）人心中最古老的人物是大禹，春秋孔子时尧舜才后来居上，而黄帝、神农是战国才有的，至于三皇、盘古那要到秦汉以后了。

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呢？我们就得从“黄帝”说起。

大家都知道黄帝是华夏始祖，但是这种说法并非是自古就有。大家最熟悉的记录，来自《史记·五帝本纪》的认证。《五帝本纪》关于五帝世系的记录，可以推到战国时期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但再往上找，就找不到多少依据了。尽管《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和《史记》讲的都是五帝的故事，但必须注意到，它们并不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而是战国秦汉的著作。

要证明黄帝的事迹，最好当然还是同时代的史料。但遗憾的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系统的文字是商代的。商代之前的陶文符号是否文字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更不要说从中释读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了。

商代的记录，同样没有“黄帝”，不过有“黄”也有“帝”。

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黄字古文象仰面向天，腹部膨大，是《礼记·檀弓下》‘吾欲暴尪而奚若’的‘尪’字的本字。”裘锡圭先生也表示支持。黄的本义是一种胸肚隆起、身材粗短的残疾人，也就是“尪”，商周时期每逢大旱不雨，有燃烧“尪”祭祀上天的风俗。后又以“黄”来代指黄色，在商代卜辞中就已有“黄牛”的记载。卜辞中有一位祭祀隆重的“黄尹”，有学者认为其可能就是夏商之际名臣伊尹，也有人表示反对。

至于“帝”的本义，有人认为是“蒂”的初文，表示花蒂；有人认为在甲金文中其形似束绑柴薪的形状，引申为祭祀上天的“禘”祭，后又用来表示天神。在商代卜辞中也有“帝”或“上帝”的记载。卜辞中有“帝乙”“帝甲”“文武帝”等，这时商人在祭祀中把去世的先王也称为“帝”了。这表现在商人观念中，自然神与祖先神并非完全对立。《史记·殷本纪》把商王全部称“帝”，这种称呼是有问题的，商王的生前称呼还是“王”。

如此来看，商代就有了“黄”和“帝”，但并未有“黄帝”。不但商代没有，之后西周、春秋的青铜器，以及最原始可靠的周代历史文献《诗经》，均未提到“黄帝”其人其事。其中《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分别是商人和周人的族源史诗。

在《玄鸟》中，说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生民》中，说的是母系始祖姜嫄踩踏了“帝”的足印，而生下后稷。可见，商周均以神秘的“天”“帝”为始祖，并未说他们是帝喾乃至黄帝的后人。

《诗经》中最早的人物是大禹，新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也记录了大禹；另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尚书》中最早的人物是尧、舜，不过这些篇章成书要到战国时期了，但在战国初年孔子后学编纂的《论语》中，孔子已有歌颂尧、舜。

总之，直到春秋时期，仍然没有黄帝存在并被列为祖先的确凿证据。

黄帝原型为中央天帝

当然，这些资料没有记录黄帝，不代表没有黄帝的观念存在。

《史记·封禅书》提到两周之际的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继任的文公梦见黄色，又作鄜畤，祠白帝；此后进入春秋时代，秦宣公又作密畤，祠青帝；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祠黄帝；又作下畤，祠炎帝；进入战国时代，秦献公自认为得金德，又作畦畤，祠白帝；后来汉高祖见秦只有四帝，又作北畤，祠黑帝。

这里的“五帝”与《五帝本纪》中的“五帝”不同，讲的是五行学说下的五方上帝。其中东方为青帝，西方为白帝，南方为炎（赤）

帝，北方为黑帝，中央为黄帝。

五行学说诞生于战国，根据《封禅书》的说法，虽然在春秋时就大概有了这种观念，但并未形成系统的五行学说。更关键的是，其中的“帝”都不类似祖先，而仅仅只是一方天帝。战国初期的《墨子·贵义》说：“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结合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中黄帝讨伐并战胜赤帝等四方帝一说，可以认为“帝”就是黄帝，而四色龙就指代四方帝。

黄帝位居五方之中，自然成为五方天帝中最显赫的角色，故在战国前期也逐渐人化。陈侯因齐敦的出现，证明在战国前期黄帝已经人王化，并被田氏齐国奉为始祖。田氏齐国可以追溯到西周陈国，陈国都城宛丘在今河南淮阳，本是东方部族，以虞舜为始祖。而此时流传的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大约影射的就是田氏代齐，姜姓势力在战国一蹶不振，被田氏列为失败者炎帝的后人。

既然田氏齐国堂而皇之以黄帝为始祖，那么其他各国自然也不会落后，这样就有了《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的记载。太史公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尧典》《孟子》的记载，才有了《五帝本纪》的书写。

子姓商人与姬姓周人，本来一个是“帝”之后，一个是“天”之后，但后来就有了个共同的先祖帝喾。另外，唐尧和帝挚也被列为帝喾的儿子，而帝挚原型本是东方祖先神少昊。帝颛顼也成为一个重要始祖，陈国的先祖虞舜、夏朝的先祖大禹、楚国的先祖祝融，都被列为是帝颛顼的后人。而帝喾和颛顼，又可以分别追溯到黄帝之子玄嚣和昌意。秦国以少昊为始祖，不认可自己父系为黄帝，但母系也追溯到颛顼的孙女女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呢？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上古帝系会如此拟构，除了战国秦汉盛行的阴阳五行说外，很大程度受到种族混合的影响。

经过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小国变成了战国七雄，后来又有了秦、汉统一帝国。但如何消弭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种族观念呢？“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这样一来，大家都是同气连枝的炎黄子孙，就自然不再需要矛盾纠纷了。“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但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顾老此番言论实乃远见卓识。可以发现，对炎黄二帝为共同祖先的制造，实际上就是华夏国家的形成过程。上古三代还是氏族林立的形态，自然没有所谓共同祖先；直到春秋战国烽火连年，大国对小国不断兼并，这才有了将祖先神“横的系统”改造为“纵的系统”的需要，同时也是为迎接大一统帝国的到来做准备。

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也提到：“无论如何，战国末至汉初，可说是许多‘思想家’尝试整合上古诸帝王的时期。这样的作为，也是一种历史想象；其产生的社会情境与秦汉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及‘华夏’认同的明确化，是密切相关的。”“攀附，产生于一种模仿欲望，希望借由模仿而获得某种身份、利益与保障，众人攀附的对象，自然被认为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有卓越的地位。”而黄帝，就是战国秦汉帝王和边缘族群集中攀附的对象。

当然，战国也有学者继续发扬“五方天帝说”，但不可避免受到世系说的影响。在《礼记·月令》中，就提到春天为帝太昊和神句芒管辖、夏天为帝炎帝和神祝融管辖、年中为帝黄帝和神后土管辖、秋天为帝少昊和神蓐收管辖、冬天为帝颛顼和神玄冥管辖。

《吕氏春秋·十二纪》与之大体一致。春在五行对应东、青、木，夏在五行对应南、赤、火，秋在五行对应西、白、金，冬在五行对应北、黑、水，年中即是中、黄、土。

不过，这里的五帝剔除了帝喾、尧、舜，而把东方始祖神太昊与青帝等同，少昊与白帝等同，原“五帝”的另一位颛顼与黑帝等同。这种体系下的“五帝”关系相对平等，但并没有《五帝本纪》中的世系深入人心，其天帝面貌仍然比较浓重。

既然黄帝来源于中央天帝，那么他的“轩辕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汉书·律历志》说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所谓“轩冕之服”即车辆和衣冠的等级。故轩辕氏更应看作一段历史演进的过程。

把黄帝等同轩辕氏，其实也是《宰予问五帝德》《帝系》的产物。此外，黄帝的别称，还有有熊氏、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等，但都是后世的说法。这些上古氏族是否真实存在都难说，更无法证明黄帝的其人其事了。

汉代以后，攀附黄帝为祖先的方式仍然存在。

匈奴、百越本为华夏边缘部族，但在《史记》中，匈奴和百越都成了夏朝王子建立；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少昊即黄帝之子玄嚣，这样白帝也成了黄帝之子，秦人也成了黄帝的后裔；至于太昊，在汉代以后被等同于伏羲，列为黄帝之前的帝王。但伏羲本是神话人物，有哪些后人谁也说不清楚；周代济水流域倒是有自称太昊后裔的任、宿、须句、颛顼四个风姓国，但到战国时期都灭亡了。所以也没有人自称青帝之后。

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炎帝、黄帝（含子白帝、孙黑帝）弟兄的后人，也就是近代“炎黄子孙”说法的渊源。之后还伴随两种边缘上的扩大，即政治地理边缘上的扩大，使得“炎黄子孙”的范围往外推移；同时华夏域内的社会边缘上的扩大，使得“炎黄子孙”的范围往社会下层扩大。

最后要强调的是，说炎黄始祖是战国秦汉时才诞生的观念，并非绝对否认黄帝、炎帝的存在，他们在上古或许有一定原型，即是原始社会的某位大酋长；但毫无疑问，在华夏国家与民族产生的过程中，他们的形象被按照共同文化心理需要进行了塑造。这正说明我们是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华夏民族从形成之时起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