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西南联大》：大一选课

1939年1月2日 许渊冲日记

上午到农校注册组去注册，才知道我的学号是“联203”。学号是学生的号码，按照学生的英文姓名编排顺序。例如“联1”是个姓安的同学，因为安字的英文拼音An。“许”字当时的拼法是Hsu，排在203号，吴琼的吴字拼成Wu，学号是“联561”。联字代表联大，因为当时还有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学号不用联字，而用T、P、N分别代表清华（Tsinghua）、北大（Peking University）、南开（Nankai），学号编法基本采用清华系统。后来联大的英文名字正式定为Associated University，学号也就用A代替联字了。

在注册组看到大一学生英文分十几组：A组教授是陈福田，原是清华外文系主任，吴琼就在他那一组，说他英语非常流利，因为他是在美国檀香山生长的华裔美国公民。B组教授是钱锺书，是清华出名的才子，他入学考试国文、英文全优，但数学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他上课时不太用功，考试却是全班第一，因为老师讲的他全知道，甚至老师只提到书名，他却已经读过全书了。C组教授是北大的潘家洵，我来联大前就读过他翻译的易卜生戏剧，他讲课用翻译法，上课时教室里外都挤满了学生，是联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授。我本来想选他这一组，不料注册组说：大一学生不能自由选择，由大一指导委员会统一分配，于是我就等注册组通知了。

后来注册组出通知，说我英文分在N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五上午第一课时，早八点到九点，地点是西楼二层，教授是南开大学的柳无忌（后来是由叶公超先生来上课）；作文时间是星期二、四第一课时，助教是叶柽。英文分组之后，再选其他课程：大一国文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二周，时间是每星期二、四第四课时，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地点在中楼三层大教室，国文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时间是每星期六第四课时。逻辑由哲学系王宪钧教授讲，时间是星期一晚七至九时、星期三晚七至八时，地点在昆华工校二层教室。西洋通史由南开大学皮名举教授讲，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第二课时，上午九点到十点。社会学科我本来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的社会学，时间是星期五第三学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但他的广东话不好懂，又改选浦薛凤教授的政治学（后来改由张佛泉教授担任，时间改成每星期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期三晚八点到十点）。自然学科全无兴趣，勉强选了彭光钦教授的生物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二学时，从九点到十点。生物还要做实验，助教是吴征镒，后来成了植物研究所所长。

西南联大名师剪影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府。谈到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梁启超在1929年已经去世，我读过他1922年5月21日在清华文学社讲的《情圣杜甫》。他演讲中说：杜甫写《石壕吏》时，“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古典诗词结合起来的。

据说1926年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请梁启超做证婚人。不料他却在婚礼致辞的时候，用老师的身份教训他们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做不好学问；徐志摩，你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责，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从这篇闻所未闻的婚礼致辞中，也可以想见任公的为人。我虽然没有亲聆过教诲，但读了这些“雪泥鸿爪”，也就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王国维是1925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提出的“境界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达到“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所谓“知之”，犹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使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就像译者清除了原文语言的障碍，使读者对原作的内容可以了如指掌一样。所谓“好之”，犹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译者如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自然是爱好成癖了。所谓“乐之”，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译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使读者“知之”是“第一种境界”或低标准，使读者理智上“好之”是“第二种境界”或中标准，使读者感情上“乐之”是“第三种境界”或高标准。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我在小学时就会唱他谱曲的歌：“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1920年，他在清华任教[1]，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他都用当地话翻译，他模仿得非常像，本地人都错认他是同乡了。谈到译诗，他也说过：“节律和用韵得完全求信。”又说：“像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跟韦烈翻译的唐诗，……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译《诗经》和唐诗，就力求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谓“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蜡，也不能如嚼黄油面包；所谓“音美”，就包括用韵得求信；所谓“形美”，就包括节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师中，梁、王二位在20世纪20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年起长期在美国任教，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愤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他才成了家。

陈寅恪在清华提出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代表了联大一代学术大师的品格。他是第一个通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德文本的中国学者，却反对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可见他的自由思想。他研究历史，提出了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在诗中说“玉颜自古关兴废”，说明帝王的宠幸往往关系到朝代的兴衰。他写了一本《柳如是别传》，也是从“玉颜”的侧面来分析明清之交的文化精神的。

1939年10月27日，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生活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作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北大的朱光潜也没有来联大，而是到武汉大学去了。我读过他的《谈美》和《诗论》等书，得益匪浅。后来我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就把译文和译论一同寄去请教，得到他1978年1月8日的回信。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的译坛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他还告诉我：有人写过八十封讨好江青的信，要删去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东临碣石”等的注解，大家就说这八十封信是“胡笳八十拍”。朱先生还写了一首讽刺诗说：

琵琶遮面不遮羞，树倒猢狲堕浊流。

不注骄杨该万死，雷轰碣石解千愁。

1983年我到北大任教，朱先生那时八十七岁了，还亲自来看我，赠我一本《艺文杂谈》。书中说道：“诗要尽量地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又说：“诗不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紧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从书中找到了译诗“三美论”的根据。

朱光潜虽然没有来联大，朱自清却是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早在1924年，两位朱先生就是上虞春晖中学的同事，朱自清教国文，朱光潜教英文。1931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但我喜欢的不是这篇描写父子真情、朴实无华的课文，而是更能打动幼小心灵的那一篇《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作文中模仿了这几句，结果得到了95分。可见我小时候就喜欢比喻和对仗，这为我后来的诗词翻译打下了基础。关于比喻，我读到过朱先生谈《诗经》“比、兴、赋”时说的，“比”可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物比人，以艳情比政治。这也增加了我对古诗的了解。

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际是连着。他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瘦”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瘦”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烈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了，不必再提吧，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地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写出了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朱光潜在《诗论》中也讲过《采薇》。他说：“这四句诗如果译为现代的散文，则为：‘从前我去时，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却不知走向何处去了。义存而情不存，就因为译文没有保留住原文的音节。实质与形式本来平行一致，译文不同原诗，不仅在形式，实质亦并不一致。比如‘在春风中摇曳’译‘依依’就是勉强，费词虽较多而含蓄却较少。‘摇曳’只是呆板的物理，‘依依’却含有浓厚的人情。诗较散文难翻译，就因为诗偏重音而散文偏重义，义易译而音不易译。”

闻先生宏观的综合，朱先生微观的分析，对我帮助很大。我后来把这四句诗译成英、法文时，就不但是写景，还要传情；不但存义，还要存音。所以我把原文的四个字译成英、法文的四个音节，并尽可能押韵。译完之后，觉得无论情义音形，都胜过了现代散体译文，并且证明了我的“三美论”提得不错。如果译文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那就算不辜负闻、朱二先生的教诲了。

1939年2月28日，陈梦家先生讲《论语·先进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这段谐趣，后来陶渊明还把它写入《时运》诗中：

延目中流，（春服既成，放眼中流。）

悠想清沂。（遥想当年，浴乎清沂。）

童冠齐业，（冠者五六，童子六七。）

闲咏以归。（风乎舞雩，闲咏而归。）

这就是说：春天的衣服做好了，穿上新衣，走到沂水；想起当年五六个二十几岁的、六七个十几岁的同学，同在清清的沂水河中游泳，在舞雩台上沐浴春风，然后唱着歌曲回来。这样享受山水之乐，从2500年前的曾皙，到1500年前的陶潜，再到几十年前赣江之滨的青年学子，不是一脉相承的吗？

刘文典是一位才高学广、恃才自傲的狷介狂人。《清华暑期周刊》1935年7月登的一篇《教授印象记》，说他“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他教我们《圆圆曲》《万古愁》……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给我们听。……”他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文中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他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该拿4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他不但轻视文人，当他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甚至顶撞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结果蒋介石关了他好几天。鲁迅《二心集》中都有记载。

罗庸讲杜诗。如果说梁任公讲杜诗侧重宏观的综合，那么罗先生却侧重微观的分析。如《登高》前半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见长江滚滚——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有一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曰’字了。”由此可见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讲得最好的是词选。如他比较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和《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说：“《菩萨蛮》是能品，《忆秦娥》是神品；《菩萨蛮》有刻划语，《忆秦娥》音韵天成；《菩萨蛮》是有我之境，《忆秦娥》是无我之境。作者置身极高，缥缈临空，把长安周遭百里，做了个鸟瞰。而且从箫声柳色说起，说到西风残照，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羁勒。这样的词，真可以说是千中挑一，不愧为千古绝唱也。”

浦江清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讲到她前半生的幸福和后半生的坎坷：“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他就联系《西厢记·长亭送别》说：“‘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译成了英、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朱、闻、罗、浦诸位先生，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只见长江天际流”了。

注释

[1]1920年，赵元任在清华任教，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等课程，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赵元任才过去国学研究院任教。

叶公超讲大一英文

个人的才智有限，

文化的力量无穷。

——艾略特

1939年1月4日上午8时，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十八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诗人艾略特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散文集》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叶先生二十三岁回国，就在清华、北大任教，也许是我国最年轻的英文教授。他在清华教过钱锺书“大一英文”，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他曾挖苦才华过人的钱锺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后来他在北大任外文系主任。在联大时，“大一英文”都用清华编的《英文读本》，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如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2月8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我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他不但批评学生，也批评作者，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他对别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99分，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后来，我在《清华校友丛书》28册读到《杨振宁趣谈灵感》一文。他在文中说：“科学家在‘领悟’的刹那能够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相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借以解决长时间耗尽脑汁、搜索枯肠仍未解决的难题，或者缔造一个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

我在《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的序言中，引用《杨振宁访谈录》上说的：“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然后，我把他的文化方向论和当代的翻译理论联系起来说：“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也是走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而西方科学的翻译理论却是走向准确而具体。杨振宁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我却想到：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够准确，但是简明好记，用在‘理解’上如果是一个缺点的话，用在‘传达’上是不是一个优点呢？”这样，我又把他关于法律和诗的论点同翻译的“理解”与“传达”联系起来，觉得解决了一个翻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关于翻译理论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而根据我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五大名著及世界文学十大名著的经验看来，我的翻译理论是站得住的；并且在联大时代老同学的书中，我的观点也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1939年6月24日晚上7时，外文系在昆华农校三楼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辞，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幕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待己。晚会上还有猜谜活动，我猜中了两个谜语：一个是“何以见江东父老？”打《水浒》中一个绰号，谜底是“没面目焦挺”；另一个是“少牢头，少娘脚，像美人，实在辣”，打一个字，谜底是“姜”。我还得到了小奖品。

1940年秋，叶先生离开联大，弃学从政，去伦敦任中国驻英宣传处处长。回国途中，他坐的船被日本飞机炸沉，人也被俘；他受到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跳水逃生，遇救脱险，后来在南京当了外交部长。我出国前去看他，他还像在联大时一样，劈面就是：“你要出国镀金去了。”叫我下不了台，我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

据传钱锺书先生曾说：“叶公超太懒。”对作为学者的叶公超来说，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闻一多讲唐诗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闻一多《红烛》

汪曾祺说过：“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首先，我们看看《登鹳雀楼》，这是一首以天地为画布的名诗。第一句“白日依山尽”，五个字写出了画家很难再现的图景：一个“依”字使人看到的是一轮光辉灿烂的太阳沿着高耸入云的山峰缓慢地落下去了。这是一个动态，只有凭借想象才能看到这样的落日斜阳；而画家描绘的，却只能是一个静态的镜头，画不出落日的全过程。第二句“黄河入海流”，画布从天上转移到了地面，主体由西下的夕阳转换成了长河大海。如果说第一句写出了画中看不到的动景，那第二句又写出了画中听不到的江声。第三句“欲穷千里目”，再由天地转到了人，但是什么人呢？“千里”二字不但写出了具体的眼界，而且会使人想到抽象的广大胸怀。以上三句写天地人都是远景，最后一句“更上一层楼”才是近景。在天地山河的衬托之下，更加显得危楼高耸，看尽天下风光了。

听闻先生讲唐诗是八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没有做笔记，现在恐怕记得不准确了，仿佛是闻先生说的：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的。看看《登鹳雀楼》，就可以知道此言不假。到了今天，如果要用自由诗来表现唐诗的宏伟气魄，那就要找特技演员来做替身了：

夕阳无限美好，

沿着弯弯的山腰，

落到遥远的天外。

黄河奔腾咆哮，

浩浩荡荡，

流入汪洋大海。

如果你要看得更远，

看到千里外的世界，

那你就要登上，

登上一层更高，

更高的楼台！

王维是诗中有画的诗人，画中有诗的画家。如《鹿柴》第一句“空山不见人”，是简单的诗句和平淡的画面，用“不见人”来强调“空”字。第二句“但闻人语响”，用听觉来补充视觉，用人声来反衬“空”字，更显得一无所见。第三句“返景入深林”，写夕阳渗入林中，洒下了斑斓的金光。第四句“复照青苔上”，在幽静的景色中添上几点青苔，更显得深林无人，只有光影闪烁。这不是诗中有画吗？《鹿柴》是写晚景，写夜景的如《鸟鸣涧》。第一句“人闲桂花落”，画的是幽人落花，写的是闲情逸致；第二句“夜静春山空”，画的是苍茫夜色，写的是空灵心态；第三句“月出惊山鸟”，写的是“一石惊破水中天”似的感悟；第四句“时鸣春涧中”却是唤来了秋天里的春天。这不是画中有诗吗？如何用现代诗来写出这种诗情画意呢？

心情闲适，心中无事，

金黄的桂花，悄无声地落下。

黑夜降临，一片寂静。

遥远的青山和云烟，融成了虚无缥缈的一片。

明月升起，光照大地，

惊醒了酣睡的小鸟，引起了一阵阵唧啁，

给青山带来了生机，使幽谷露出了春意。

关于唐诗英译，闻先生写过一篇《英译李太白诗》。读了日本人英译的李白诗后，他在文中说：“我得到无限的乐趣，我也发生了许多的疑窦。……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经不起翻译的。……‘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太白的五律是这样的，太白的绝句也是这样的。……这种诗意的美，完全是靠‘句法’表现出来的。你读这种诗仿佛是在月光底下看山水似的。一切的都幕在一层银雾里面，只有隐约的形体，没有鲜明的轮廓；你的眼睛看不准一种什么东西，但是你的想象可以告诉你无数的形体。”闻先生并举日本人英译的《峨眉山月歌》为例，说“这首诗译得太对不起原作了”。

《峨眉山月歌》第一句“峨眉山月半轮秋”的确很不好译，因为秋没有形体，半轮却有鲜明的轮廓，两者结合在一起，你的眼睛看得出什么东西来呢？只好运用各人的想象了。日本人没有想象力，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简单地译成“half round”（半圆形的），结果诗意全没有了。无怪乎美国诗人弗罗斯特（Frost）说：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在闻先生的启发下，我想象了一下李白当时看到的景色：峨眉山连绵起伏，像巨人的浓眉横亘在大地上（王观的词说“山是眉峰聚”）；半轮明月像金黄的眉毛，高挂在秋天无边无际的夜空中。天上的金眉毛和地上的银眉毛遥遥相对，这不就是一千多年前李白看到的“峨眉山月”吗？于是我就把这个名句译成英文如下：

The moon shines on Mount Brows like autumn's golden brow.

我觉得这就是闻先生评郭沫若译《鲁拜集》时说的：“译者仿佛是用自己的喉舌唱着自己的歌儿似的。”我认为这是再创作的翻译法，再创作可以使诗在翻译中失而复得，所以也可以说是“以创补失”法。

《峨眉山月歌》后三句是：“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清溪、渝州都是地名，加上峨眉山名，每句一个专门名词，如何能入诗呢？我认为译者这时又应该“仿佛是用自己的喉舌唱着自己的歌儿似的”，要把专门名词诗化，也就是普通化。于是我把后三句翻译如下：

Its deep reflection flows with limpid water blue.

I'll leave the town on Clear Stream for Three Gorges now.

O Moon,how I miss you when you are out of view!

最后一句的“君”字有两种解释：一说君指友人，一说君指明月，因为三峡两岸悬崖峭壁太高，在船上看不见月亮了。如果说是友人，未免显得突兀，而且和诗题无关；如果说是明月，则是借“思君”写三峡之景，又突出了诗人热爱自然之情，真是情景交融之作。所以即使原作是指友人，译者认为友人不如月亮美，还是可以译成明月，因为这不是个“真”的问题，而是“美”的问题。在译诗时，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才是高标准。翻译要求真，诗词要求美。译诗如能既真又美，那自然再好没有；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就只好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音美包括韵律，钱锺书先生说过我译诗是“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闻先生说：“带着镣铐跳舞，跳得灵活自如才是真好。”并且批评所谓忠实的翻译说：“忠实到这地步便成笨拙了。”

闻先生在评论郭沫若的《鲁拜集》第十九首时说：这首诗“严格地译起来或当如此——

我怕最红的红不过

生在帝王喋血处的蔷薇；

园中朵朵的玉簪儿怕是

从当年美人头上坠下来的。

郭君译作——

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殷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这里的末行与原文尤其大相径庭，但我们不妨让它‘通过’，因为这样的意译不但能保存原诗的要旨，而且词意更加醒豁，色彩更加浓丽，可说这一译把原诗译好了。”由此可见，闻先生认为译诗是可以胜过原诗的。

但是闻先生在《英译李太白诗》中又说：“《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赠汪伦》……实在什么人译完了，都短不了要道歉的。”我却觉得是不是可以用郭沫若译《鲁拜集》的方法来译李白的绝句呢？如《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这首绝句可以译成语体如下：

我的白头发多么长？

量一量怕有三千丈。

即使是三千丈，

也量不出我内心的忧伤。

我对着镜子照一照，不觉吓了一跳。

秋天的雨露风霜，怎么落到了我的头上？

原诗“三千丈”极尽夸张之能事，语体译文加了“量一量”三个字，可以理解为头发一根一根加起来的长度，词意更加醒豁；原诗“秋霜”二字扩展为“雨露风霜”，色彩更加秾丽。但如译成英文，“三千丈”就不宜入诗，只好尽量保存原诗的要旨，使得词意醒豁，色彩秾丽，也就不一定对不起原诗了。

Long,long is my whitening hair;

Long,long is it laden with care.

I look into my mirror bright：

From where comes autumn frost so white？

闻先生又说：“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李白最有气势的绝句可能要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号称“诗仙”，这首诗可以说是“谪仙之歌”。第一句说早晨告辞彩云间的白帝城。如果把白帝理解为天上的玉帝，那就是谪仙告辞天庭下凡了。第二句的“千里”之长和“一日”之短，形成了时间和空间的鲜明对比，“一日千里”这不是“神速”吗？第三句中的“猿”啼什么呢？猿鹤都是仙家的伴侣，那不是舍不得谪仙下凡吗？第四句中的“轻舟”和“重山”又有轻重对比，更是飞流直下，气势不凡了。这首诗有翁显良的英译文，多少传达了一点李白的气势：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Homeward,out the gorges,out today!

Let the apes wail.Go on.

Out shoots my boat.The serried mountains are all behind.

译文还原可以是：再见了，彩云间的白帝城！回家了，出三峡了，今天就出三峡了！让猿猴哀鸣吧，前进吧！船行如箭。万重山都落在后面了。这不有点李白的气势吗？

这首诗是公元759年写的。那时永王争夺皇位，封了李白的官，但是起兵失败，李白也被流放到夜郎去。在坐船西去夜郎的途中经过白帝城，李白得到赦免，又改乘船东下，心情非常愉快；加上下水船快，就写下了这首快上加快的快诗。其实这首诗是根据《水经注》和三峡民谣写成的。《水经注》中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李诗第一句中只有“彩云间”三字是他自己的，但这三个字加得好，使人不但看到了居高临下的白帝城，还看出了李白喜不自胜的心情。1951年我经过三峡，看见白帝城在半山腰，并没有彩云缭绕。可见李白写的不是客观之景，而是主观之情。三峡有个民谣：“长江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人断肠。”因为三峡水急滩险，翻船的事故从前屡见不鲜，所以猿啼也成了哀鸣，仿佛是在哀悼失事的舟子似的，使人听了胆战心惊。但是李白却用哀景来衬托愉快的心情，使人更感到流放遇赦的难得。据说美国总统老布什游三峡时还问猿猴到哪里去了，可见这首诗的影响之大。

翁显良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他翻译这首诗时，思想感情和李白非常接近，所以才能译出诗人的气势。他的译文不拘小节，不译“江陵”而说三峡，气势反而显得更大；不译“一日还”而重复今日出峡，气势反而显得更急；不译“两岸”而说船行，使主体更加得到强调。

1980年，老布什回忆1977年的三峡之行时说：他认为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意境有点像当时的中美关系——两方面都有反对改善关系的声音，就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但他相信，中美关系这艘航船，还会克服困难，越过险滩，冲过“万重山”的。这就是说，他当时对中美关系还抱乐观态度，这也可以算是古为今用了。

一千多年前，李白因为随从永王反对皇帝而被流放，最后还是得到赦免；一千多年后，翁显良因为“大鸣大放”而被打成右派，最后也能得到平反。中美关系虽然困难重重，到了克林顿总统时代，也一度得到改善。但是闻一多先生却因为反对独裁、呼吁民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像他在《红烛》中所说的：为了“创造光明”而把自己烧成灰烬。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然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先生却走上讲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闻先生谈到的武王誓师的事，记载在《诗经·大雅·大明》中：

殷商之旅，（殷商派出军队来，）

其会如林。（军旗密密树林样。）

矢于牧野，（武王誓师在牧野，）

维予侯兴。（我周兴起军心壮。）

武王伐纣是三千年前的往事，闻先生把它和三千年后的反独裁斗争联系了起来，可见他善于古为今用。

闻先生在《红烛》中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但他耕耘的成果累累，收获还是不小的。如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后来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历史系的学生程应镠（流金）和外文系的学生彭国焘继承了他的政治事业，分别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和昆明的委员。不幸的是，他们三人都曾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幸运的是，历史系学生许寿谔（后改名许师谦）和李晓（后改名李曦沐）等加入了共产党。许寿谔后来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接班人，并且写了一篇《闻一多与吴晗》。李晓后来任西南联大校友会秘书长，也写过怀念闻先生的诗句：

每逢故人忆逝川，

最难忘处是南滇。

吴闻壮语惊四座，（指吴晗、闻一多两先生）

一二支部聚群贤。

我在联大和汪曾祺一样不问政治，糊里糊涂没有被打成“右派”，总算把闻先生讲过的《诗经》和唐诗译成了英文和法文，也可以告慰闻先生在天之灵了。

潘光旦、金岳霖与皮名举

哲学是历史的综合，

历史是哲学的分解。

——杜朗特

【1940年8月15日】

下午听潘光旦先生讲“儒家思想与青年生活”：

儒家思想是以人为宇宙的主人。宇宙的客人有四个：一是人以外的本体，如天地；二是别的人；三是人的情欲；四是过去、未来的人。

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客人呢？应该有分寸。什么是分寸？朋友亲而不狎，夫妻相敬如宾，交朋友久而敬，这些都是分寸。

对于两件事，应该执两用中，执中用权。人生有如行船，河中心最深，船应该走中间；但如河中心有暗礁，自然该走旁边。

分开来说，人对人以外的本体应该研究，但不应该废寝忘食，不应该役于物；人对情欲应该克己复礼，发乎情而止乎礼，礼就是分寸。

从潘先生的话看来，儒家思想可以概括为“礼治”，礼就是分寸，也就是“中和之道”。在我看来，阶级斗争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力治”；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利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则是“理治”。“礼、力、利、理”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金岳霖先生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为联大新生开“逻辑”课，讲过一次“小说和哲学”，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但从他和女诗人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来，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红楼梦》式的人生哲学的。林徽因和诗人徐志摩相爱，徐为她写了一首《偶然》，下半首是：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死后，林徽因也写了一首挽诗《别丢掉》，前半首是：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林徽因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结了婚，金岳霖为了她终身不娶。林洙在《大匠的困惑》中记下了梁思成的回忆：

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从林洙的回忆录看来，他们三人都是“发乎情而止乎礼”，都是“以理化情”的。1938年8月9日，梁思成、林徽因任联大校舍建筑工程师。1939年4月28日，我把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成英文。那是我译的第一首新诗，后来登在《文学翻译报》上。

美国学者杜朗特说：哲学是历史的综合，历史是哲学的分解。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除了必修中文系的“大一国文”和哲学系的“逻辑”外，外文系学生还必修历史系的“西洋通史”。讲课的是南开大学教授皮名举，教室在昆华农校二楼西头，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九时至十时。皮先生讲课生动有趣，令人再听不厌。他说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他提纲挈领地把西洋史分为五个时期：

一、根源时期（公元前×世纪起）。

二、萌始时期（自公元4世纪起）：迁移；开化。

三、滋长时期（自10世纪起）：封建；教会。

四、革变时期（自14世纪起）：专制；世俗。

五、扩大时期（自19世纪起）：族国；科学。

比较一下中国历史，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我国周民族的迁移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开始了。开化时期比西方要早两千多年，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多么伟大。

试读《公刘》下列一段及其语体译文，可见一斑：

笃公刘，（忠实厚道的公刘，）

逝彼百泉，（来到泉水岸边上，）

瞻彼溥原；（眺望平原宽又广；）

乃陟南冈，（登上南边高山冈，）

乃觏于京。（发现京师好地方。）

京师之野，（京师田野形势好，）

于时处处，（于是定居建新都，）

于时庐旅，（于是规划造住房。）

于时言言，（自由发言喜洋洋，）

于时语语。（民主讨论闹嚷嚷。）

再看封建时期，中国也比西方要早两千多年；而宗教神权的干扰，却比西方要小得多，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多么先进。直到革变时期，西方世俗力量开始取代宗教力量，这才开始赶上中国。到了扩大时期，西方发展科学，中国就落后了。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取西方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发扬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皮先生讲古代史时，还要求我们画地图。汪曾祺精心绘制了一幅亚历山大帝国图，皮先生写的评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可见师生的幽默风趣。皮先生还把埃及女王克柳芭（Cleopatra，今译克娄巴特拉）叫作“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了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就要改写。由此可见，两千年来，中国一直主张以理化情，把动物提高为人；西方却是放纵情欲，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也是中西文化一大差别。1943年我把埃及女王的故事译成中文，那是我翻译的第一个诗剧。

钱锺书与他的同代人

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

——威廉·黑兹利特

叶公超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钱先生是出名的清华“三才子”之一，其他两位才子是剧作家曹禺和历史学家吴晗。

钱锺书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嘉勉后人。据说钱先生考入清华大学时，国文得最高分，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结果是破格录取的。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读物，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因为课堂上讲到的书，他多半已经在课外读过，并且说要读遍清华图书馆的藏书。清华才子、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

不但他的同学，就是他的老师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教过他的吴宓教授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教过钱锺书的叶公超在他主编的《新月》月刊中，发表过钱锺书的五篇书评。据说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他却说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他的导师。在出国留学考试前，很多外文系毕业生听说他报了名，都不敢参加考试了。1935年，钱锺书作为公费留学生去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得文学士（也可译副博士）学位。1938年秋，清华大学破格聘请他为教授，他就乘法国邮船回国了。

《不一样的记忆》中有一篇对我的采访，题目是《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里面有不少的问题，现在我来再谈一谈。《不一样的记忆》里说：钱锺书“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妙。记者采访我时问道：“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个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话？”我当时回答说：“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礼乐”二字，又把“礼”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把“乐”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用英文解释“礼乐”的时候，就用了“duty and beauty”两个词。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记者问到杨绛先生等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我却说不敢肯定或否定有无此事，因为说有易，说无难。但我觉得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评论也不无道理。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例如他说：“萧伯纳的伎俩，是袭取新出的学说，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威尔斯则总抱着几个老调弹个不休。”即使对他的父亲和父执章士钊，他也是实话实说：“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于他口，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

第一句话，叶公超是不是太懒？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这个“懒”字后来给他惹下了大祸。1961年11月他在联合国开会时，懒得向蒋介石请示，就举手赞成了蒙古国入联合国案，结果立刻被蒋介石召回台湾，罢黜不用。这能说是不“懒”吗？

那么，钱锺书会不会说他的老师“懒”呢？《不一样的记忆》里记下了他的一段话：“我在《围城》中所笑的，是模仿《荒原》体的劣诗，并不是《荒原》本身。像30年代的卞之琳、戴望舒等诗人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诗，40年代的乔治·叶（即叶公超）介绍了Eliot和伍尔芙夫人等人，一时在中国很起了一阵激动。我在《围城》里所写的，就是这样拙劣的歪诗人。”既然他能说叶公超是“拙劣的歪诗人”，那说他“懒”还是客气的了。

第二句话，吴宓是不是太笨？《吴宓日记》1941年5月29日写道：“我是一个奇特的人，不可以常情测的。”“我的性情是热烈而真诚，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吴宓先生自己承认“笨拙”，这恐怕不是谦虚吧！就以刚才谈到的选课而论，吴先生站着而叶先生坐着，我还以为他是系主任的助手呢！如果一个代表清华，一个代表北大，那也应该平起平坐呀！如以年龄而论，吴先生比叶先生大十岁，那更应该是他坐着。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这恐怕只能解释为“笨拙”。后来读了《吴宓日记》，更觉得吴先生未免太笨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5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30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宓完全在其掌握。……又命宓……为超治家具，于其迎妻子归抵昆明之日，烹茶热水以俟，俾一到可以喂小孩乳。”这样看来，吴宓为叶公超买家具、买汽油箱、烧开水、热牛奶，不但是系主任的助手，简直是家中的佣人了。吴宓宴请叶公超不计其数，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是笨到家了吗？！

钱锺书是如何评论吴宓的呢？他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说：“Mr.Wu Mi's pageant of a bleeding heart,his inclination to wash occasionally his dirty linen in public,his sense of being a grand incompris,his incessant self-flagellation……”《为钱锺书声辩》中的译文是：“吴宓从来就是一个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这样看来，说“吴宓太笨”像是钱锺书的口气，不过比讥笑的观众多一份同情而已。记得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说过一句妙语：“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原谅。）可见同情的基础是理解。其实，理解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例如叶公超懒于开外文系会，柳无忌却认为是无为而治，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那么钱锺书不也是懒于听课，因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了吗？他考大学时数学不及格，不正是有所不为而后能在文史哲方面大有作为吗？所以关于懒与笨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又使我想起了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的另一句妙语：“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stop.”（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看来懒和笨也是一个问号，而不是一个句点。

说叶公超太懒就不是个句点，而是一个问号。只要看看他的历史——1920年十六岁的时候去美国；1921年考入大学，四年后毕业；192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得文学硕士学位，又在巴黎大学做研究。六年之内，从美国中学生到英法研究生，如果说他懒，恐怕也是和钱锺书差不多的有所不为吧。他二十二岁回国，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任教，比钱锺书回国时还小六岁呢。他的学生赵萝蕤、王辛笛等对他评价很高，他的同事胡适、吴宓等对他也有好评。如《吴宓日记》1926年10月3日说：“叶崇智（即叶公超）君邀同Winter至东城，王府井大街一五一公司楼上茗叙。二君于美国现今文学极熟！所论滔滔，宓多不知，殊愧。”又如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931年1月23日说：“晚六时回，公超即在余处面食，饭后同至公超处闲谈。谈英国小说，公超谓现代几个小说家学问皆极博，H.G.Wells无论矣，Aldous Huxley生物学极好，Virginia Woolf历史学极好。”可见叶公超对英美现代文学知识广博，但是博而不精。他虽然在英国认识了艾略特，并且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但却没有写出一本专著。比起钱锺书来，那就差得远了。所以要说他懒，似乎也无不可。钱锺书对现代英美文学家如萧伯纳和威尔斯都评价不高，对艾略特的《荒原》却比较宽容。在我看来，他对萧伯纳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到《荒原》上——艾略特的伎俩，是袭取古代和外国的典故，“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

说吴宓太笨是不是一个问号呢？我们也来看看他的学历：1900年他六岁时已经认字三千，能读懂报章诗文，被誉为“神童”；1908年十四岁时，他作了《思游》诗和《咏史二首》，而钱锺书却是在1930年二十岁时才代父为钱穆写《国学概论序》的。1911年吴宓十七岁时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1917年二十三岁赴美留学，1921年二十七岁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而钱锺书则是1929年十九岁时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1935年赴英留学，1937年二十七岁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士后又在巴黎大学研究一年的。两人的学历差不多。

吴宓1921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教过吕叔湘、浦江清等著名学者，得到梁实秋等的好评。1925年他回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名师；后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提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指出了叶公超、钱锺书等一代学人所走的道路。他作出了上半世纪的宏观规划，贡献实在不小。

吴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了“欧洲文学史”“浪漫诗人”“中英诗比较”“文学与人生”“翻译”等课程。上“欧洲文学史”时，他讲了柏拉图“一与多”的哲学，“一”指理想，“多”指现实。吴先生往往从理想出发来看现实，从“一”看“多”，所以矛盾很多。钱锺书先生却是从现实出发，能够“多”中见“一”，所以反能解决矛盾。吴先生讲“浪漫诗人”时，盛赞雪莱的“泛爱论”，说爱情如灯光，照两个人和照一个人一样亮。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结果生活中矛盾重重，显得笨拙。这大约是说他太笨的根源吧。看来这是宏观和微观的矛盾。从宏观看来，他开“中英诗比较”课，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奠下了一块基石，几乎可以算是大智若愚了。他讲“文学与人生”时，说文学中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讲“翻译”时，他认为模仿“真境”重于模仿“实境”。但从微观看来，他把理想看得重于实际，结果理论往往脱离实践，就不免显得太笨了。例如他讲“浪漫诗人”时，说济慈一行诗中有声色香味等五种感觉词，我拿出一本《济慈诗集》来，请他举个例子。他翻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可见他的理论不一定有实例能证明。他很重视原则，但却不太了解实际情况。例如他把师道尊严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有一次他因讲桌没有搬回讲台上，便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把全班同学大骂了一顿。他不知道同学们正是为了尊敬他，为了抄他贴在墙上的讲义，才搬动讲桌的。后来看到《吴宓日记》1939年11月25日中说：“下午2:30—3:30上《欧文史》课。为Outline事，责学生嫌太急切。”但是印象已经留下，可见他的笨拙往往是因小失大造成的。

这样说来，吴宓太笨和叶公超太懒都不是句点，而是问号。只有陈福田太俗可能是个句点，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吴宓、叶公超、钱锺书三位博雅之士都不相同。吴宓的风流雅事流传很广；钱锺书的雅言妙语令人叫绝；叶公超的雅致生活不同凡俗。如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他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说的“文化”就是一种雅趣。而陈福田呢？他生在美国檀香山，得过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但却没有读过一本中国古书，毫无中国文化素养，这和比他大一岁的吴宓截然不同。他的美国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惊人的妙语，这和博学多才的钱锺书又截然不同。他的生活随俗，学生在昆明街上边走边吃东西，他也边吃边走。因为联大在农校时厕所不够，学生吃稀饭后下了课就在墙角小便，他也站在墙角小便，这和摆教授架子的叶公超也截然不同。总而言之，陈福田只有一个“俗”字了得。

但是“俗”字好不好呢？一般说来，俗人重利，雅士重义。其实，雅士也不是不重利，只是不能见利忘义而已。雅如叶公超，吴宓却说他“好利”。《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 H.K.（始终未还）。”可见雅如吴宓，也是不能忘利的。只有风雅如钱锺书，才能说出：“我姓钱，还能缺钱花吗？”至于陈福田的“俗”气，可以从他喜欢的《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波洛涅斯说的话里看出来：

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

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

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

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

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

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话虽如此，陈福田还是愿意借钱给穷学生的；他甚至回到夏威夷去向华侨募捐，设立檀香山奖学金，帮助成绩优秀而有困难的学生。所以他虽然语不惊人，但是行不逾矩，得到梅校长的重视，当上了外文系主任。关于这点，《吴宓日记》1937年6月27日记下了学生的意见说：“谓宓为本系学生人心所归，一切均胜陈福田，校长何以不命宓为系主任，殊属不平云云。”这也可以算是雅俗之争了。

陈福田对吴宓的看法，《吴宓日记》1929年9月16日有记载：“陈福田谓宓乃浪漫派中最浪漫之人。”也就是说，吴宓重情轻利。叶公超的看法却不同，《吴宓日记》中说：“叶君亦力言宓之离婚，乃本于execution of ideas（信念的实施）。”这就是说，吴宓重义轻利。但据1933年9月22日的《朱自清日记》所说：“叶公超曾说：吴宓的朋友除了他叶公超一人外，没有不骂吴宓的。”叶公超知道不知道吴宓对他的不满呢？

对钱锺书的看法，吴宓和叶公超、陈福田都有矛盾。《吴宓日记》1940年3月8日说：“随超、F.T.（陈福田）、徐锡良陪侍梅校长同归。梅邀至其宅（西仓坡）中坐，进茶与咖啡。宓倦甚思寝。而闻超与F.T.进言于梅，对钱锺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由此可见，雅俗义利之间矛盾重重，但陈福田太俗恐怕还是一个句点。

陈福田先生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编的《大一英文读本》。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中的一本，对西南联大几千学生散布了西方的世俗思想。上学期给我讲“大一英文”的是叶公超先生，他对读本似乎并不满意，所以也懒得讲解。陈福田最喜欢的美国当代小说是斯坦贝克写美国落后农村的《愤怒的葡萄》，中国小说则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所以他选了这几篇课文。但是叶公超的兴趣不同，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关于幽默，也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就是雅俗义利之争，陈福田虽然俗，这些课文也不能算是重利轻义吧！

钱锺书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他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stop.）他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这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

钱先生讲课不用中文，而隔壁教室潘家洵先生把课文翻译成汉语，结果大受学生欢迎。但钱先生说的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他偶尔也有讲错的时候。记得讲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时，周基堃同学（后为南开大学教授）问：“‘My mind to do something’这句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说名词后面省了动词be。后来一查原书，却是名词前面漏了几个字，原句是“I made up my mind to do something”。钱先生应该看过原书，他的解释虽然不能算错，但这说明他的记忆并不能像照相机一样准确无误。

我为什么记得这一句呢？原来和我同上钱先生“大一英文”课的，有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名字是周颜玉。那时男女同学上课并不讲话，老师也不点名；所以下课之后，师生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有的甚至还不认识。我想要在周颜玉面前露一手，好让她认识我，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她，模仿这一句说：我一见她，“my mind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结果没有回音。周颜玉真是名副其实，有点像电视剧《漂亮女孩》中的女主角，她身材不如女主角高，脸却更加漂亮。《吴宓日记》1939年8月7日中有记载：“前数日，于城门遇周颜玉，着橙红色衣，盛施脂粉，圆晶轻小，如樱桃正熟。偕其未婚夫行。今又遇于凤翥街口，着月色衫，斜垂红带，淡施脂粉，另有一种轻艳飘洒之致。与其夫购晨餐杂品。宓甚感其美云。”原来她已经有未婚夫了。六十年后，她和丈夫住在台湾，我写信给她谈到往事。她迟到的回信说：“我已是发苍苍、视茫茫的老妇，恐怕你已认不出来了。”又说：“我是1938年进外文系，后转入社会系。吴宓老师的‘西洋文学史’我只读了一学期。记得有一次因为下雨，我弄脏了他的笔记本，吓坏了。同学告诉我吴老师很爱清洁，他会骂人。结果还好，他只微笑不说话，我松了一口气。”还说：“我在联大时，从未单独见过他，也未曾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是出色的好学生，蒙他抬爱（请我们吃饭），受宠若惊。最近我没照片，下次定会寄一张给你。不过白发老妇，请不要吓倒。”我还没有得到她的照片，所以在我心中，她还是当年同上钱先生“大一英文”课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圆晶轻小”的女同学。

1939年4月3日，钱先生讲的课文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他讲“树叶”一词，也可以和叶先生讲“补丁”媲美。他不但对词汇作感性分析，还对句子作理性分析。如4月21日他讲欧文的《孤儿寡母》，课文中出现了双重否定。钱先生就解释说，双否定有时是负负得正，有时却是加强否定，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叶先生说幽默是看出事物本身的矛盾，他欣赏兰姆《论烤猪》的幽默。其实，为了要吃烤肉而把野猪藏身其中的树林烧掉，只是小题大做；把吃烤肉的故事叫作论文，也是小题大做。钱先生欣赏雅俗共赏的幽默，如4月28日讲的《打鼾大王》：卧车上有人鼾声如雷，吵得旅客一夜不能入睡，大家怒气冲冲想要报复。不料清晨卧车门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妙龄少女，于是大家顿时怒气全消，敌意变成笑意，报复变成讨好。这也写出了人性本身的矛盾，钱先生讲得自己也笑了起来。5月11日的英文作文题是《吃得太多的一个好结果》，我就模仿这篇课文写道：一个人吃得越多，就睡得越死，打鼾也越厉害，即使他的妻子在隔壁和人偷情也不知道。他在梦里和他的妻子谈话，却听不见她在隔壁和人谈情说爱。等到他的妻子听见他不打鼾了，立刻从隔壁房间跑过来，给他一个甜吻。他感到非常满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希望我的作文能够博得钱先生一笑，但改作文的是助教，钱先生看也没有看到。

从5月起，钱先生讲的主要是论说文，如5月15日讲《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说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使我更了解西方的“民主”。5月22日讲的《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又更深入一步。6月12日小考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重深度，叶重广度。

“大一英文”期末考试时，周基堃坐在我右边，看得见我的答案。他就在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结果考试成绩比我还好，把我气得要命。我本想在钱先生班上考第一，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不料改考卷的还是助教，钱先生学期一结束，就离开联大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从周基堃那里也学到了加工的一手，后来把外国人用散体翻译的中国诗词改成韵体，结果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钱先生在联大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听过课的许国璋学长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他英文写得好，主要是因为学了钱先生。

诗酒趁年华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九歌·少司命》

我在中学时代，是乒乓球校队队员。来昆明后，常同二中同学张燮去青年会打乒乓球。在那里又常碰到联大乒乓球校队队员叶笃正，他是我心目中文武双全的大学生典型，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还碰到过江西星子小学二年级的老同学周绪旸，他告诉我他的妹妹绪昭不幸去世了。绪昭是我青梅竹马的小伴侣，我就写了一首回忆往事的诗：

八岁的时候我喜欢图画，

耽误了功课挨了一顿打。

痛在我身上，泪水却从她的眼里流下。

又一次我在她家画到深夜，

她比我还小，却要护送我回家。

路上看见萤火虫开花，这是感情的萌芽！

除了读书、写作、打球之外，我晚餐后常去宿舍附近的翠湖散步，并且写了一篇题为《翠湖》的作文。现在摘抄于下：

翠湖像一面绿宝石镶边的镜子，反映着周围的美丽、青春。当朝阳如柔和的目光抚摩着她的面孔，哪一个诗人不爱听小鸟和游鱼齐唱？当夕阳吻着她和她告别，哪一个画家不想描绘湖水共树影一色？

月夜来了，她给翠湖披上了一块银白色的面纱，多美丽啊！但又多扫兴啊！她同时为翠湖吸引来了一对对唱着《月光曲》的情侣和一群群谈论天气的客人。月亮出来了，但月亮不是我的，我要回去了。改着曹禺《日出》中的句子，我走出了翠湖。

在归途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小路。路上长满了和湖水一色的青草，显然是若干日子没人走过的。我走了进去，溅了两脚污泥，跨过两条小沟，正疑前面无路，忽然看见一溪清流、一道小桥——啊！我找到曲径通幽处了。从此每夜的月亮，在湖畔、在桥头、在草地上，留下了我的影子。

因为考试的枷锁，我已有一个月没去翠湖了。今夜月光如水，大地如洗，我又信步走进了翠湖。不料一月不见，如隔三秋，翠湖堤上已不再长着绿茵茵的青草，而是堆满了黑淤淤的污泥。哎？翠湖在疏浚了。

我再走向那条以前常走的小堤，不料只剩下一片绿水，几茎小草。小堤已被铲除，哪里去寻找旧日的踪迹？现在的翠湖，没有小堤，只有大道；没有幽径，只有直路；没有自然的风光，只有斧凿的痕迹。啊！翠湖遭到了奸污！

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人们要把小堤、曲径一齐改成大路，正如他们要把超人、愚人一齐化为庸俗。我呆立在湖畔，月亮如一支残忍的笔，在水面上描下了我孤独的影子。我叹息，我走了出去。

这篇作文得了70分。浦江清老师只在“要把超人、愚人一齐化为庸俗”后面，画了一个小圈，表示这句还好。其实，这句反映了易卜生、林语堂对我的影响，而整个文风却是在模仿何其芳的《画梦录》，不过“画虎不成”罢了。

昆明的风景名胜很多，最著名的自然是滇池之滨的西山，远远望去，像睡美人在俯视水中的倒影，令人神往。1939年3月17日，基督教会三一圣堂组织了西山三日游，我和吴琼，还有同寝室的周基堃、邓汉英（后均为南开大学教授）、刘伟（后为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都参加了。坐船从滇池到西山要走三个小时，一路上美国牧师康登拓夫妇教我们唱英文颂歌。歌词劝人不要爱尘世的浮华虚荣，因为人生短暂，转瞬消逝，所以应该把欢乐的财富存放在天堂，这样才能得到永生。歌词引不起我的共鸣，但男女声二部合唱，女声如“间关莺语花底滑”，男声如“幽咽泉流水下难”，听来非常悦耳。吃饭时每桌三个女同学，五个男同学，歌声此起彼伏，使我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天堂的欢乐也不过如此，反倒更留恋尘世了。从西山回联大后，我写了一首新诗：

睡美人仰卧在滇池之滨，

高耸的乳峰吮吸着青天的蔚蓝，

使它化为满山遍野的绿阴；

她的幽谷是生命的摇篮；

她的奶汁抚育了无数的眼睛，

溢满了春城昆明的湖山。

昆明的名胜古迹，有黑龙潭的唐梅宋柏，有吴三桂修建的金殿，有陈圆圆临水梳妆的莲花池，等等。据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了家，最终投莲花池自尽。池馆内还有陈圆圆作比丘尼装的石像，所以吴梅村的《圆圆曲》中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5月6日，我同吴琼、万兆凤去了莲花池，但已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只见“香径尘生乌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了。7月23日，我们又去金殿凭吊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是只见“斜谷云深起画楼”，不见“散关月落开妆镜”了。后来我把《圆圆曲》译成了英文。

7月14日，我们还同何国基、陈梅步行去了黑龙潭。去时容易回时难，五个人都累得走不动了，就谈起选择爱人的标准来。大家提了二十六个标准，每个标准要用一个不同的英文字母开始。讨论了半天，结果同意了二十六个英文词，译成中文是：能力、美丽、性格、学业、平等、家世、大方、健康、思想、公正、厚道、爱情、风度、清净、乐观、纯洁、资历、尊重、精神、信任、一致、贞节、勤劳、考验、年轻、热心。我和吴琼重相貌，万、何更重性格，争论得忘记了疲倦，不知不觉回到宿舍了。

8月4日，我同万兆凤参加联大学生会组织的游泳，坐船到西山脚下的海埂去。日记中写道：

蔚蓝的天，铺上几团雪白的云，反映在澄清的湖水里，湖看起来成了无底深渊。太阳落在水里，似乎也柔化了。我一会儿侧泳，一会儿仰泳，像是消融在柔情液化而成的湖水里。我不喜欢自由式，因为我不想和水搏斗，只想尽情享受。游泳后的阳光就像阳光下的湖水一样可爱。躺在孤岛的草地上，看着青山白云，听着波浪接喋，人似乎也和自然合一了。归途中用柳枝戏水，仿佛在钓树影一般。

回校后得二中同学歌雪（他最崇拜歌德、雪莱）的信，谈到6月12日赣州遭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凄惨情景：“空庭寂院，凄凉伤感！梧桐花落满了阶台，没人来扫，屋檐下的鸽子也没有人管了。一阵风偶然把几片浮萍吹到一起，突然又各自漂开了。”这是写人生的聚散，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我的心却被他带来的忧郁染成了灰色。

8月5日，得到小学三年级的老同学涂茀生来信，他告诉了我一些二中老同学的消息。关于歌雪，他在信中写道：老李在科学馆得其所哉！他说：“把气枪装上玻璃子打麻雀，是物理、化学、生物三组联系并用。”歌雪考取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第二名，但是没到浙大，就因病去世了。关于符达，茀生在信中说：“符达他呀，在新淦小学有了爱人，打得火热，每天通信一封（因不便晤谈，故代以信）。对象样样都和符达差不多：程度、资格、家庭、经济、漂亮。”符达和他的对象当时都在新淦小学任教。他们两人一交头接耳，小学生就离开教室，挤到办公室门口来看热闹。后来他们结了婚。

关于茀生自己，他在信中写道：“家庭中的不调和，一天天看得清楚了，有什么办法？调和于家庭之间是多么艰难啊！……悲与喜原是一样东西；笑更是无抵抗、无办法的表现。当我向小鸟儿亲善的时候，它们都远我而去，但狗子们却老围着我咆叫。”

我觉得他太悲观了，就劝他用艺术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我用朱光潜在《谈美》中的话说：“一张钞票用实用态度看来，只是若干钱，可买若干东西；但若用艺术态度来看，就可以看到它的图案、色彩的美丽了。人生也是如此，用实用态度来看，也许枯燥无味；用艺术态度来观赏，也许可以发现一点情趣。”他回信说：“先生，假如当你有债待偿，腹空如也，好不容易得到一张钞票，你是否还苦迸得出一句：‘这张英国印的纸票色彩调配得真好’？”

11月11日，得到符达来信说，茀生考取中央大学农艺系，到四川重庆去了；但茀生的工作能不能让他来接替，还没确定。“一卷棉被，到今日仍然找不到一席之地，让它暂时恒定地铺开来！唉！林明（这是我的别名，取自林冲和陶渊明）！还谈什么，我连鸟雀都不如，无论一只怎样可怜的雀儿，到夜间，它总有一枝可栖！”信里还有一张他和茀生难得聚会的照片，看到他们穿着和一年前一样的制服，却过着和一年前完全不同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真要哭出来了！……

茀生在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后，在全国闻名的南丰蜜橘研究所当所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提了一些实用主义的意见，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那时我却用艺术的态度，躲进了象牙之塔，逃避了斗争，去欣赏诗词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了。

1939年8月31日，我得到二中同学阳含和的信，告诉我他的父亲去世了：“每当阴暗的雨夜，凄寂的月下，寂寞、孤独像一条巨蛇嚼蚀着我的心。是的，我忘不了那慈祥的亲爹娘与亲爱的兄弟、朋友、同学。我恋念着家，我恋念着永泰，我恋念着那暮色苍茫中的一片田野，我恋念着那消失在天边的一条黄色公路，我恋念着那埋在斜柳下的曲折的大观河，我恋念着那黄昏时的紫色的、红色的晚霞……然而，朋友，让我们忘却了‘以往’吧！虽然它是那么美丽，但回忆却会使你痛苦、使你颓废！”

11月19日，二中同学刘匡南也到联大来了。后来，他爱上了《大匠的困惑》的作者林洙，但是不好意思表白，只在她的纪念册上题了一首英文诗，译成中文是：

红玫瑰鲜艳（用红色笔写），

紫罗兰淡雅（用紫色）。

多情本高洁（用蓝色），

何时赠彩霞（用五彩）？

林洙对他也有好感，但是没有体会到这首诗的含义，结果做了梁思成的续弦夫人。而匡南却不幸在1957年12月13日去世了。我们死别的日子，偏偏就是二十年前同车离开南昌的那一天。我写了一首《哀匡南》：

二十年前生离日，又是今朝死别时；

回首往事都成梦，从此生死两不知。

犹忆同学少年时，江畔读书各言志；

赣江流水新发电，故人已随江水逝。

万里求学去昆明，茅屋萤灯传书声；

西山峭壁今犹在，翘首北望念故人。

联大毕业去重庆，君曾伴我游嘉陵；

北碚温泉水尚暖，故人地下骨已冷。

炮竹声中庆胜利，我曾偕君归故里；

雪拥鹰潭车不前，茅舍寒宵待鸡啼。

欧游归国庆解放，贺君新婚喜成双；

灯下谈心论诗词，冬夜传书惊早亡。

念君英姿如美玉，思君柔情似水长；

方谓英才展经纶，何期噩耗断人肠！

青山默默万点愁，百般相思付东流；

松柏常青伴君眠，三更梦里思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