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亨利王子的成长环境

现在，比兄长阿瑟·都铎小近五岁的亨利王子成了英格兰王位的法定继承人。1491年6月28日，亨利王子出生于格林尼治宫。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从此格林尼治宫就与都铎王朝的历史息息相关。格林尼治宫原本是一个庄园，归一个叫刘易舍姆的佛兰德斯修道院所有。该修道院解散后，庄园转入亨利四世手中，后被赏赐给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金雀花。汉弗莱·金雀花把格林尼治宫的土地圈了起来。他去世后，格林尼治宫重归王室所有。爱德华四世喜欢装饰、扩建这座宫殿，他的外孙亨利王子许多方面遗传了他的审美和性格特点。爱德华四世将这座宫殿赠给了自己的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后来，因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支持约克家族的叛乱，作为惩罚，她失去了这座宫殿。随后，亨利七世将它赠给了自己的王后，即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因此，这座宫殿成了约克的伊丽莎白子女的出生地。在格林尼治宫，曾多次举办过马上长矛打斗和骑士竞技赛。它还见证了许多化装舞会和狂欢宴饮：即位后不久，亨利八世就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在此举行了婚礼；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在此下嫁给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这里还诞生了所有未来的都铎王朝君主：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因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被褫夺了格林尼治宫，它转归约克的伊丽莎白所有。于是，亨利王子在此地出生了。1491年，在遵规修士教堂，亨利王子接受了洗礼。亨利王子最初非常喜欢遵规修士会，后来很厌恶它。主持洗礼仪式的是当时的埃克塞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此人后来成了亨利八世身边主要出谋划策的人。亨利八世的乳母叫安·卢克。即位后，亨利八世给安·卢克每年二十英镑的养老金。如果按现今的货币计算，约三百英镑。关于亨利八世早年的生活细节，我们知之甚少。一个世纪后，在《亨利八世生平与统治》一书中，爱德华·赫伯特男爵称，年轻的亨利王子受父亲亨利七世的安排去坎特伯雷教区。在那里，亨利王子接受的教育令他更适合成为神职人员，而不是担任世俗职位。亨利七世这样做的动机能很好地反映他的性格特点：用教会的收入来养活幼子，比用王室的收入更划算。不过，这一说法可能仅仅是从亨利王子接受的出色教育及亨利七世的节俭习惯中推断出来的。亨利七世即使曾有意让年幼的亨利王子以后成为神职人员，很快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转而让儿子接受世俗职位。1493年，亨利王子两岁时，被任命为五港总督兼多佛堡总督。这两个职位向来都是要职。不久，亨利王子被擢升为司礼大臣，具体政务由他人代为处理。但毫无疑问，司礼大臣一职的大部分薪俸都归亨利王子所有，或者是进了王室私库。1494年9月12日，亨利王子被封为爱尔兰总督；六个星期后，他被封为约克公爵；在隆重的仪式中，他被封为“巴斯骑士”;1494年11月，他被封为苏格兰边区总督；1495年5月，他被授予嘉德勋章。

这些国家要职中的任何一项可能都会使一位老练的行政官员难以承担，如今竟然交到一个孩子的手中，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亨利七世这么做是有他的打算的。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些职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以便进行监管。这是早期罗马独裁官强加给罗马共和国的一种政策，虽然形式上不是专制统治，但实质上就是专制统治。这一政策限制了亨利七世统治下的贵族的权力，并且在不增加税收或减少王室私财支出的情况下，为亨利七世的子女提供了收入。公爵、伯爵和男爵等惯于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动辄发动战争。相比之下，政务如果交由级别较低的人来做，可以做得同样出色，并且开销更少，对国内和平的威胁也更小。在亨利七世对爱尔兰的管理安排方面，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自约克的理查和乔治·金雀花担任爱尔兰总督以来，爱尔兰就一直是约克家族的据点。在爱尔兰，兰伯特·西姆内尔曾加冕称王。爱尔兰贵族与农民曾跟随珀金·沃贝克一起作乱。对爱尔兰这个多事之地，亨利七世必须采取行动。可能他认为选择一个都铎家族的王子担任总督，爱尔兰人对约克家族的忠诚度会有所降低。不过，亨利七世采取了一种更稳妥的措施来表明自己对爱尔兰的信任：他委任了一位虽然只是个骑士，但能力可能是枢密院中最强的人来担任幼子亨利王子的副手。1494年年底，爱德华·波伊宁斯爵士正是以此种身份前往爱尔兰的，并且召集了德罗赫达议会。从立法产生的影响的持久性来看，德罗赫达议会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议会之一。近三百年来，爱德华·波伊宁斯制定的律令一直是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宪法关系的基础。影响更加持久的是亨利王子被封为约克公爵的先例。时至今日，即从亨利八世到爱德华七世，英格兰君主或王位的法定继承人的次子几乎总是被封为约克公爵。最初选择这个头衔是因为亨利王子的名字带有鲜明的兰开斯特家族特征，因此，选择具有鲜明的约克家族特征的“约克公爵”的封号，是对约克家族针对都铎家族的偏见的一种妥协。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都铎王朝时期桂冠诗人约翰·斯凯尔顿在诗歌里吟诵的：“玫瑰有红亦有白，如今合为一朵开。”“约克公爵”这一封号暗示了被关押在伦敦塔中的约克王朝的末代约克公爵——什鲁斯伯里的理查已死，现在诈称是约克公爵的珀金·沃贝克是假冒的这一事实。

不过，在亨利王子这个孩童的脑海中，他还不能理解爱尔兰的威胁，以及与约克家族和解这些政治问题，尽管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都是围绕他制定的。从亨利王子的画像上看，他的眉毛很浓密，长相成熟。如果这些能够反映出亨利王子当时的智力情况，那么他一定很早熟。如果不是因为那稚嫩的双唇和鼻头，亨利王子看起来就是一个五十岁男子的模样，要是再给他添上胡须，这活脱脱就是他晚年时的样貌了。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说，亨利王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亨利王子头脑聪明、思维活跃，交给他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他都做得很成功。都铎家族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担心孩子承受的教育压力过大。亨利八世很可能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或他妹妹玛丽·都铎的外孙女简·格雷一样，都是好学之人。不过，对亨利八世来说，幸运的是，他日渐强壮的体格赶上了早熟的心智，他对文艺的痴迷也转向了对运动的不懈追求。亨利八世是第一位在文艺复兴新思想的熏陶下接受教育的英格兰君主，他的朝臣尽是学者、修士、诗人。替亨利八世掌管家庭事务的玛格丽特·博福特是英格兰教育事业的大力赞助者。时至今日，研究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教授，无论是在我们古老的大学授课时，还是在自己的祷告词中，都会提及玛格丽特·博福特的名字。剑桥有两所学院尊玛格丽特·博福特为创办者；英格兰著名的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感恩于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慷慨相助。玛格丽特·博福特还把许多拉丁文和法文书籍翻译为英文。亨利七世尽管才华略逊于亨利八世，但他对艺术和文学非常感兴趣，并且为子女的学习延请了许多名师。亨利七世的王后约克·伊丽莎白被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描述成一个具有很强判断力、行事谨慎、十分虔敬的人。阿瑟·都铎的老师——历史学家兼诗人伯纳德·安德烈很可能在亨利王子的教育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阿瑟·都铎死后，伯纳德·安德烈把自己编撰的两份王室大事年鉴呈献给了亨利王子。贾尔斯·杜维是个法兰西人，也是一本著名的法语语法书——《法语阅读听说入门》的作者，他教授亨利王子法语。多年后，贾尔斯·杜维又教授玛丽一世法语。亨利王子的书法可能是贾尔斯·杜维或伯纳德·安德烈传授的，他的意大利式笔迹虽不是很秀气，但不至于潦草。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竞相模仿亨利王子的笔迹，其中，有许多社会地位不太高的人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悉数隐藏在这样的字迹中，如威廉·莎士比亚。不过，亨利王子最有名的老师当属约翰·斯凯尔顿。此人是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等在诗作中时常提及的最杰出的诗人。约翰·斯凯尔顿是亨利七世执政时期的桂冠诗人，他曾在诗中提及亨利七世身着绿白两色都铎式制服的情形，也曾赞美过阿瑟·都铎被封为“威尔士亲王”，以及亨利王子被封为“约克公爵”的事情。不满九岁时，亨利王子就已经开始跟从这位被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称为“英格兰文坛无与伦比的光芒和宝石”的诗人学习了。约翰·斯凯尔顿写了如下一首诗。

王子英名耀英伦，

我辈孜孜授业勤。

赫利孔山清泉醇，

东宫饮罢笔如神。

约翰·斯凯尔顿的讽刺诗中不乏粗鄙的语句，甚至公然无视神职人员的纯洁誓言。这或许让人有理由怀疑约翰·斯凯尔顿对亨利王子品格的影响是否有积极的一面。不过，约翰·斯凯尔顿一直恪守职责，并且于1501年把一本没有什么价值，以拉丁文写成的，谈论道德的论文《帝鉴》献给了他的王室学生亨利王子。深受亨利王子喜欢的还有另外两本书，这是年轻的约翰·博埃里奥后来献给他的。约翰·博埃里奥是亨利七世的热那亚医生约翰·巴普蒂斯塔·博埃里奥的儿子，也是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的学生。据约翰·博埃里奥所说，因为父亲约翰·巴普蒂斯塔·博埃里奥的坏脾气，他受到了无数折磨。约翰·博埃里奥所献的这两本书，一本是伊索克拉底所著的《致尼古拉国王》的英译本；另一本是卢奇安所著的反对听信流言的论述《论流言》的英译本。从受亨利八世迫害的人的情形判断，年轻时他根本没把《对话集》中的警告放在心上。在其他方面，亨利王子学习得很快。他酷爱数学，精通拉丁语、法语，懂意大利语，后来可能又从阿拉贡的凯瑟琳那里学了些关于西班牙语的知识。1499年，人文主义者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去格林尼治附近拜访自己的朋友——芒乔伊男爵威廉·布朗特时，结识了年轻的亨利王子。“当时，我住在威廉·布朗特的乡间别墅里，”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托马斯·莫尔来看我。我们一起出去散步，一直走到了邻村。除

了阿瑟·都铎，亨利七世陛下的所有孩子都在此地上课。我们走进大厅时，一众王室侍从，以及威廉·布朗特家的侍从都聚集在那里。快九岁的亨利王子站在中间，他的言谈举止已有几分人君的气质。他谦和有礼，同时不失威仪。亨利王子右边是玛格丽特公主，约十一岁，她后来嫁给了詹姆斯四世。在亨利王子左边玩耍的是四岁的玛丽公主。埃德蒙王子尚在襁褓之中。托马斯·莫尔和同伴阿诺德向亨利王子行礼，然后呈上一部作品。亨利王子就是当今英格兰国王。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料到会遇到如此情形，因而没有什么可呈献的，但我答应亨利王子，下次相见时，我会向他送上礼物。同时，因为托马斯·莫尔事先没有提醒我，我对此愤愤不已。吃饭时，亨利王子差人送来一张纸条，要我写点文字，以试探我的文笔。回到家后，我毫无灵感，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写诗了。最后我花了三天时间才写成一首诗。

这首诗，即《不列颠的倾诉》，是献给身为约克公爵的亨利王子的。诗中以拟人化的英格兰的口吻，表达了对英格兰、亨利七世，以及他的子女的赞美。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还附了一封信，信中称颂了亨利王子对学习的热诚。七年后，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再次写信给亨利王子，如今的威尔士亲王，对亨利王子的嫂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姐夫——卡斯蒂尔国王腓力一世的亡故表示吊唁。亨利王子以热情的口吻予以答复，并且邀请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继续通信。这种回信风格给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他有些怀疑这是不是亨利王子写的。他说：“亨利王子写信时，一定是有人在思想和表达方面给予了帮助。后来，在我与威廉·布朗特的一次谈话中，威廉·布朗特用各种理由试图打消我的这种怀疑。当他感觉自己说服不了我时，他就放弃了。此事就此搁置，直到他得到可靠消息后，才又来找我。当我们第二次私下聊天时，威廉·布朗特拿出了几封亨利王子写的信，其中有写给别人的，有写给威廉·布朗特的，还有一封是给我的回信。这些信中有明显修改过的痕迹。同一封信，你可以辨认出哪封信是初稿，哪封信是第二稿、第三稿，有些甚至还有第四稿。不过，无论怎样修改，都是用的同一种笔迹。这样我就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补充说，威廉·布朗特和他一样，认为如果早知亨利王子有如此天分，那么当初就不会怀疑他是驳斥马丁·路德的那份大作——《保卫七种圣礼》的作者了。《保卫七种圣礼》足以证明，在亨利王子的教育中，神学研究占据重要地位。王室的思想都很传统。兰开斯特家族就如此，早期的都铎王朝也是如此：丈夫托马斯·斯坦利死后，玛格丽特·博福特致力于各种善举，过着半修道的生活；亨利七世将一个拒不皈依的异教徒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在神学上，亨利八世自始至终都是个保守主义者。

亨利八世从未忽略过艺术。他自幼热爱音乐，这种热爱伴随了他一生。在亨利八世还是约克公爵的时候，亨利七世和阿瑟·都铎身边就有许多吟游诗人。亨利八世身边也有一群吟游诗人。他即位后，无论是巡行国内，还是为了和谈或征伐到国外去，身边都有这群诗人。亨利八世精通鲁特琴、管风琴，还有羽管键琴。国事再繁忙，他也要挤出时间弹琴。他还派人遍访全国，为王室教堂唱诗班物色人选，有时甚至还从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的教堂唱诗班中强行调几个人过来，因为他觉得托马斯·沃尔西的这些人比自己的那些人唱得好。亨利八世还把圣马可大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家狄奥尼修斯·梅莫从威尼斯共和国诱至英格兰。有时，亨利八世和朝臣会听狄奥尼修斯·梅莫独奏管风琴，一听就是四个小时。亨利八世不仅喜欢演奏乐器，还对乐理有一定的研究。音乐创作方面，他也很在行。在当时优秀的音乐作品中，亨利八世创作的声乐、器乐作品是数一数二的。这些作品的手稿如今藏于大英博物馆。他创作的《主啊，万物的创造者》成就最高，至今仍是英国各教堂中最受欢迎的圣歌之一。

1502年4月2日，年仅十岁的亨利王子成了英格兰王位的法定继承人。1502年4月3日，他被封为康沃尔公爵。在都铎王朝，这两件事均无先例。1503年2月18日，亨利王子被封为威尔士亲王、切斯特伯爵。按照规定，国王或法定继承人生下次子前，约克公爵的爵位自动空缺。亨利王子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的第一个表现是，他参与了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联姻事宜，而联姻在16世纪外交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国王最不可能考虑的就是儿女的家庭幸福问题，因为儿女的婚姻是外交博弈的棋子，有时还是建国立邦的手段。腓力一世曾想撮合女儿奥地利的埃莉诺与亨利王子的婚事，同时想让亨利王子的妹妹玛丽·都铎嫁给自己的儿子——奥地利的查理。奥地利的查理是卡斯蒂尔王国、阿拉贡王国、勃艮第领地和奥地利大公国的继承人，生来就注定要掌握神圣罗马帝国的大权。不过，英格兰并没有回应这些提议，因为阿瑟·都铎的死使这些提议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一得到阿瑟·都铎去世的消息，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立刻委派埃斯特拉达公爵斐迪南就新寡的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王子的婚姻进行磋商。两天后，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才给亨利七世写了一封慰问信。这一婚姻无疑会获得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同意。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基督教的精神领袖，但面对势力强大的君主的请愿，他态度一贯都很温和。麻烦的地方在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嫁妆只付了一部分。斐迪南二世不仅拒绝交付剩余的嫁妆，还要求亨利七世退还以前阿拉贡的凯瑟琳和阿瑟·都铎结婚时他送的嫁妆。亨利七世认为自己有权得到阿拉贡的凯瑟琳全部的嫁妆，并且不会退还分毫。对阿拉贡的凯瑟琳和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亨利王子联姻的提议，亨利七世不屑一顾。他不是看不到英格兰与西班牙联盟的好处，也不是不在意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嫁妆。当亨利七世提出自己要娶阿拉贡的凯瑟琳为妻时，震惊不已的伊莎贝拉一世要求亨利七世立刻将阿拉贡的凯瑟琳送回西班牙。最后，斐迪南二世只好降低要求。因此，阿拉贡的凯瑟琳和亨利王子的联姻让斐迪南二世损失不小。1503年6月25日，在弗利特街索尔兹伯里主教埃德蒙·奥德利的家中，亨利王子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1504年11月，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及时签发了同意亨利王子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的特许令，这让临终前的伊莎贝拉一世大感安慰。不过，此事让人们对亨利王子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事前景并不看好。卡斯蒂尔的王位从伊莎贝拉一世手中传给了她的二女儿卡斯蒂尔的胡安娜，但卡斯蒂尔王国的管理则转归斐迪南二世，以及卡斯蒂尔的胡安娜的丈夫腓力一世（美男子）。1506年1月，腓力一世（美男子）和卡斯蒂尔的胡安娜从尼德兰出发去西班牙接管遗产，途中因船舶失事，他们的船被迫停靠在英格兰海岸。亨利七世对他们极尽礼遇，并且授予腓力一世（美男子）“嘉德骑士”的称号，而腓力一世（美男子）则授予亨利王子“金羊毛勋章”作为回礼。然而，亨利七世利用腓力一世（美男子）的困境，向他索要“白玫瑰”约克家族专享的萨福克伯爵的头衔，并且于1506年4月30日迫使腓力一世（美男子）签订了一项事关尼德兰的商业条约——《温莎条约》，即《马格纳斯协定》。佛兰芒人将该条约称为“邪恶的协议”。腓力一世（美男子）返回卡斯蒂尔三个月后就病死了。亨利七世开始插手腓力一世（美男子）领地的事务，之后坐收渔利。他想到了两个关于联姻的计划：娶腓力一世（美男子）的妹妹，即尼德兰摄政王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然后借她的手控制尼德兰各地；或者娶腓力一世（美男子）的遗孀卡斯蒂尔的胡安娜，然后以她的名义实际掌管卡斯蒂尔王国。最终，亨利七世选择与卡斯蒂尔的胡安娜结婚。如果无法通过和卡斯蒂尔的胡安娜结婚得到卡斯蒂尔王国，那么他认为还可以通过让卡斯蒂尔的胡安娜的继承人——六岁的奥地利的查理娶自己十岁的女儿玛丽·都铎的方式达到上述目的。无论亨利七世选择以何种方式推进自己的计划，都会让斐迪南二世心烦意乱，斐迪南二世就不会那么急迫地要求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王子完婚，亨利七世反对亨利王子的婚事就可以圆满结束了。现在，亨利七世正在与奥地利的查理的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密谋从斐迪南二世手中夺取卡斯蒂尔的统治权。对亨利七世来说，与斐迪南二世联姻的事已失去吸引力，因为亨利王子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更合适的新娘。亨利王子本应在十四岁时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完婚，但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夕声明，这份婚约无效，自己是不会履行的。这一声明使亨利王子可以自由地考虑其他联姻建议，由此提高了他作为一项“可转让资产”的价值。接下来，就亨利王子与瓦卢瓦—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结婚的多轮磋商谈判开始了。瓦卢瓦—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是昂古莱姆公爵弗朗索瓦的姐姐，而昂古莱姆公爵弗朗索瓦就是后来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亨利七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亨利王子接见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使。这些大使建议亨利王子娶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四世的一个女儿，或者尼德兰摄政王——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以便结成婚姻联盟。与此同时，陷于孤立的斐迪南二世首先与法兰西人达成了和解：他娶了富瓦的热尔梅娜，并且放弃了对西班牙的纳瓦拉的所有权；然后，通过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全权处理意大利北部事务的方式确保了那不勒斯的安全；最后，斐迪南二世迎合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敌意，暂时打消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占领卡斯蒂尔的想法。通过威尼斯共和国这一诱饵，斐迪南二世成功地引开了对手。1508年10月10日，康布雷同盟形成，它将斐迪南二世和路易十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团结了起来，对威尼斯共和国展开了非常不公正的攻击。幸运的是，亨利七世没有参与康布雷同盟，但仍未放弃控制卡斯蒂尔的计划。1508年12月，玛丽·都铎和奥地利的查理正式订婚。这是行将就木的亨利七世在世间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1509年年初，在临终前的几个月里，亨利七世力图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亨利七世主导英格兰命运的这二十四年，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也是我们今天了解的欧洲历史的开端，此时旧秩序正处于被清算的状态。但丁·阿利吉耶里笔下描述的一个由精神层面和世俗层面组成，由国王和教皇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但更狭隘的独立政体理念。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道路，要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并且往往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统一让位于语言、教会和国家的多元化，世界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分离主义者和爱国者。帝国君主制政体变得无足轻重；各国国王在瓜分皇帝权力的同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削弱实力比自己强的皇帝的权威，以及下属封建领主的权威，并且在双方的权限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权威。封建主义的破坏力与君主制集权的斗争，最终以君主制的胜利告终。国家的内部团结、统一为对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些方面，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处于十分领先的地位。法兰西王国比英格兰王国早半个世纪平息了内乱，然后驱逐外敌，粉碎了封建残余势力，并且先从弱小国家入手进行扩张：勃艮第、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的部分土地先后被法兰西王国吞并。这个新生国家——统一的法兰西王国的旺盛活力冲破了阿尔卑斯山脉的障碍，蔓延至意大利。世界帝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往，但人们仍对它心有余悸。从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到1525年弗朗索瓦一世兵败帕维亚，法兰西王国统治全世界的梦想成了其他国家君主的噩梦。如果不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法兰西王国，走上内部整合道路，法兰西王国可能真的会像欧洲其他国家担心的那样，早已实现它的梦想。斐迪南二世娶伊莎贝拉一世为妻，驱逐摩尔人，建立了西班牙王国。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娶了“大胆”查理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并且将尼德兰并入奥地利。统一后的法兰西王国发现自己遭遇的是其他统一的王国。现代欧洲的政治体制已大致勾勒出来，各个王国的边界变化不定。在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仍有一些小公国和政权，它们随时可能被野心勃勃的邻国占领；在统治全世界这种念头的驱使下，这两个国家都做出了一些牺牲——神圣罗马帝国牺牲的是世俗制度，而意大利牺牲的是精神信仰。两国嫉妒对方的发展，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来遏制对方，由此产生了均势理论；为调整彼此间的争端，国际法应运而生；查探对方图谋的必要性催生出了现代外交。

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出现这些变化时，各国君主在国内的地位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国家对外扩张的标志是国内王权的相应增长。在英格兰，这种变化并不新奇：撒克逊海盗部落首领登上统一的英格兰王位的每一步，都标志着王权的增长。君主的影响力每扩大一次，君主的权威就会加强一次，君主的权力影响范围就会随着自身权威所及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对15世纪各国君主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地方自由和封建权力制约了布列塔尼公爵或阿拉贡国王，却无力约束法兰西国王或西班牙国王。王室权势的扩张侵蚀着其他人的权力，政府职能向王室集中。君主是国家团结的象征，是民族抱负的中心，是国民尊崇的对象。文艺复兴给这场君主集权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人们不仅把目光投向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神学、文学和艺术，还开始重新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组织和法律、法理体系。《查士丁尼法典》与原始的希腊语版本的《新约》一样具有启示性。与普通法中的野蛮条例相比，罗马帝国的律令似乎更加合理、完善，正如古典拉丁语比中世纪拉丁语更加合理、完善一样；在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苏格兰王国，罗马法已取代当地原有的法律体系。罗马帝国的律令和宪法都是新兴君主制王国君主借鉴的典范。罗马帝国是专制体制，它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君主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并不总是这样。罗马皇帝总是被人习惯性地加以神化，不过罗马人一般是在皇帝驾崩后才把他们当作神一样供奉，而16世纪的人们则是在国王活着时就将其奉若神明。正如儒勒·米什莱所说，“新的救世主就是国王”。

英格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强调国王的社会救世主地位。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六十几年，是15世纪议会制政府的黄金时代。此后，大众演说家四处演说，揭露了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的邪恶并呼吁其垮台。不过，对当时敏锐的观察家来说，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突出特点似乎是“缺乏治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行政混乱”。兰开斯特王朝没有上下从属关系。兰开斯特家族的统治不够名正言顺。这一事实使国王任由议会摆布，而议会在自身权限达到顶峰时，局限性便暴露无遗。即使是在立法领域，成文法令法规也很少。议会的主要法令是减少郡选民，以便形成寡头政府；将选区的选民限制在常驻骑士和市民范围内；使议会避免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因为不满足于立法权威，议会甚至去干预自己无法控制的行政领域。议会已陷入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论，即自由与有力的管理难以相容；行政机构是立法机构的天敌，如果一个强大，那么另一个必然软弱。议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软弱的行政机构。因此，当国王满足不了进行统治管理的最低要求时，议会便会限制国王的权力，让他“财政自理”。事实上，议会毫无责任感，什么政令也不执行。因此，兰开斯特王朝“缺乏治理”，最终在持续了二三十年的玫瑰战争中谢幕。这种混乱局面阐明了都铎王朝统治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的确，只有理解了15世纪的暴政、议会管理的失败，以及民众对坚定、出色的统治的强烈需求，我们才能破解亨利八世统治中的许多问题。所谓的英格兰人对议会管理总是充满热情，对议会投票充满渴望不过是现代人毫无根据的推测。对历史的解读和对《圣经》的解读一样，因时而异，并且现在的政治理论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看法。19世纪的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议会传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成了英国人的一对密不可分的政治舞台上的道具。国王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公众视线中，都必须就臣民的权利和议会的特权做一番慷慨陈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自身事务管理过程中随时拥有发言权是每个人行动的动力。因此，关于亨利八世统治的故事就成了一个政治神话。事实上，热爱自由并非一直是，将来也不会一直是英国人的思想主旋律。英国人时常以坚定的决心，通过战斗与谋杀等手段来获取自由，但有时他们会想追求其他目标。有时，人们要求国家实行强有力的统治，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并且他们喜欢善治胜过喜欢自治。扩张战和保卫战常常会冷却人们对自由的热爱，削弱人们对议会的信心。一般来说，英国人的理想严格受限于对物质财富的热情。

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这一切很明显。兰开斯特王朝的议会改革实行得过早，导致最后以失败收场，并且使议会名誉扫地。对议会的权利，人们漠不关心。大众的普遍情绪是：“你们上下两院赶紧消失吧！给我们和平，尤其是国内和平。我们需要和平，以便寻求新的发财方法，新的商业发展，以及研究文学、宗教和艺术的新问题。”议会上下两院的权力大得超出了大众的认知，甚至超出了独立的政治行动范围。与自它创建以来扮演的角色相比，16世纪的英格兰议会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1623年，威廉·莎士比亚写下了戏剧《约翰王》，但在剧中他完全没有提及英格兰国王约翰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大宪章》。这样的遗漏放到如今，或者是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的任何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安全保障，也是后来议会呼吁斯图亚特王朝遵循的、神圣的文件。不过，任何这样的呼吁都不会触动都铎时期的人们，因为他们不需要，也不想以任何武力来对抗一个体现国民愿望、按照国民意志统治的君主。与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在辩论中，议会也很少提及《大宪章》。《大宪章》——这一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最憎恶的工具，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深受大众欢迎。在星室法庭，亨利八世担任法官，一切案件尽量从速办理，聘请律师的费用适中，合理但不合法的案件大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理。星室法庭的主要困难在于前来上诉的人络绎不绝，法官应接不暇。16世纪，英格兰人对君主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议会的信任，君主被奉若神明。都铎王朝时期的君主的威严给予诗人灵感，使他们神化君主。诗人的这种做法确实为捍卫君主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亨利八世统治初期，威尼斯共和国驻英格兰的一位大使——安东尼奥·巴瓦林写道：“凡是见过亨利八世的人都喜欢他。他拥有天人之姿，不是凡夫俗子。”

这就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将专制统治具体化为实用利器的做法。很少有国王能像亨利七世这样获得巨大成功。正是他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基础，然后亨利八世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赫赫权威。亨利七世本是遗腹子，幼年时随叔父贾斯珀·都铎和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等流亡海外。从约克家族的角度来看，因为亨利七世即位的可能性太大，所以招来了约克家族对他的排斥；他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又太远，无力联合他们来支持自己。亨利七世把自己地位的提升归因于对手犯的错误，还有自己冷静、审慎的策略。他吸取对手的经验教训，以免自己重蹈覆辙。1485年，亨利七世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入侵英格兰，但此后他做事就不再靠运气了，不再让激情或热情左右自己去鲁莽冒险。他喜欢的是实实在在的事物，而不是浮华的、无法控制的权力。亨利七世抛掉所有顾忌，放下一切原则，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毕生的任务，那就是为自己和孩子保住王位，平定叛乱，抚平战争造成的伤害、尽力挽回战争造成的损失。愚蠢的行动很容易演变成战争，但建立永久的和平需要亨利七世所有的耐心、敏锐的眼光与远见、谨慎，还有坚韧的意志。亨利七世首先要做的是使国库充盈。接着，他发现发动对外战争会带来大量财富。在他的观念里，镇压国内的叛国行为也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叛乱贵族被没收的财产收归王室手中，填满了英格兰的国库。英格兰旧有贵族的毁灭始于玫瑰战争，而亨利七世通过褫夺财产这一都铎王朝君主实行的政策中特有的手段来加速这种毁灭。到1509年，英格兰只剩下一位公爵和一位侯爵，即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和多塞特侯爵托马斯·格雷。亨利七世利用褫夺财产这一手段不仅铲除了叛徒，还取消了他们家族的地位、剥夺了他们家族的权力。清除执政领域中封建主义的做法始于爱德华一世执政时期，到了亨利七世执政时期，这种做法实施得更加彻底。封建社会就好比一座金字塔，现在金字塔的斜坡被摧毁了，只留下都铎王朝的君主独踞塔尖。王室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

到目前为止，英国王室子女与贵族通婚已不足为奇。自亨利七世登基以来，这样的通婚共有四次，其中，有两次发生在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时期。只有一次发生于16世纪，即查尔斯·布兰登与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的结合。有些人认为，查尔斯·布兰登自作主张娶了玛丽·都铎，他应当被处死。亨利七世通过减少贵族人数、实施系统性打压等手段，削弱了英格兰的贵族阶层。与斐迪南二世一样，亨利七世更喜欢利用律师和神职人员治理国家。这些人可以得到法官、主教等职位，不会要求王室赏赐田宅。律师和神职人员跻身朝堂，并且将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土地领主排除在政权外。亨利八世遗嘱中提名的十六位摄政王，没有一个人敢自称已经当了十二年的贵族。所有都铎王朝时期的权臣，如托马斯·沃尔西和托马斯·克伦威尔、威廉·塞西尔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出身都比较低微。出于相似的目的，亨利七世通过法律，限制贵族的仆从数量，并且禁止贵族拥有私人武装力量。他还设立了星室法庭与申诉法庭，以此让权臣服从他，并且保护穷人免受权臣的伤害。深受罗马帝国箴言影响的英格兰民法程序，不仅增强了都铎王朝时期国王的王权、提升了都铎王朝时期国王的尊严，还有助于建立专制。

国王的权力由此得以发展、扩大。站在国王宝座前台阶上的亨利王子拥有继承英格兰王位有史以来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及他的父亲亨利七世完全不曾有过的优势。亨利王子的王位继承权安然无忧，国库里堆满金银财宝；人民与亨利王子心意相通，再也无人觊觎王位。事实上，自腓力一世将约克家族的埃德蒙·德·拉·波尔交给亨利七世后，埃德蒙·德·拉·波尔就一直被关在伦敦塔里。他面容憔悴、萎靡不振。数年前，有人曾认为汉弗莱·斯塔福德可能会继承英格兰王位。不过，王位觊觎者对王位的诉求只是提醒了人们：虽然亨利王子的幼弟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都铎、兄长阿瑟·都铎已先后亡故，但亨利王子还在，王位觊觎者不可能制造出什么混乱。天下安危悬于一线，这根线就是亨利王子。如果换作是其他人，那么是不可能毫无争议地获得英格兰王位。因此，如果说英格兰人对亨利王子忠诚得有些过分，那也不足为奇。英格兰以前的国王中，从未有人像亨利王子这般才华横溢、俊美健壮。1509年4月22日即位时，亨利八世还差十个星期就满十八岁了，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优秀的品德和英俊的外貌。虽然说亨利七世晚年时身体虚弱，脾气很坏，但早期执政时，他那迷人的笑容令约克郡的市民为之倾倒。亨利八世的母亲——约克的伊丽莎白被威尼斯共和国驻英大使安德烈亚·巴多尔描述成一个非常美丽、能干的女人。约克的伊丽莎白把父亲爱德华四世许多受人欢迎的特征都遗传给了亨利八世，不过爱德华四世的军事天赋没有遗传多少给亨利八世。爱德华四世一生经历了十三场激战，没有一场战败。除非想自欺欺人，否则见过亨利八世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就是人们心中理想的君主。1515年4月，在英格兰经商的威尼斯共和国人洛伦佐·帕斯夸利戈这样写道：“亨利八世陛下是我见过最英俊的君主。他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小腿极美，皮肤白皙，赤褐色的头发梳成又直又短的法兰西式样，圆圆的脸，脖子又粗又长……他会讲法语、英语、拉丁语，略通意大利语；善于弹奏鲁特琴和大键琴，曲谱看过后就能唱出来；他拉弓的力气比任何英格兰男子都要大，马上长矛打斗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1519年，威尼斯共和国驻英格兰另一位大使塞巴斯蒂安·朱斯蒂尼安形容亨利八世：“他十分英俊，上天已将他造得不能再完美了。他比信奉基督教的任何君主都要俊美得多，比弗朗索瓦一世也要俊美得多。亨利八世体格匀称，令人羡慕。亨利八世听说弗朗索瓦一世留着胡子，于是他也留起了长胡子。他的胡子略微发红，留长以后看起来像是金色的。他极有才艺，通晓音律，会作曲，骑术很好，马上长矛打斗技术也很精湛；会讲法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他酷爱打猎。每次外出打猎时，沿着他想要经过的乡间路线，他总会事先安排好八匹马或十匹马。当一匹马跑累了，他就换骑另外一匹马。等他回到宫中时，这些马就已筋疲力尽了。亨利八世喜欢打网球。打网球时，他白皙的皮肤在华美的衬衫下散发着光泽。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看亨利八世打网球了。”

国王由冷酷多疑的亨利七世换作了亨利八世，这不可避免地让英格兰人狂喜不已。“对于新君登基，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威廉·布朗特给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写信说道，“当您听说我们的国王亨利八世——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称为我们的屋大维——继承了父亲亨利七世的王位时，您所有忧愁就将烟消云散。亨利八世有着优秀的品格。您对他是非常熟悉的。拥有这样一位国王，您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不过，当您知道亨利八世如今的表现是多么英勇，举措是多么英明，他又是如此喜爱正义与善良，对学者有着多么深厚的情感时，我敢发誓，您无须飞上九天就能看见这颗吉星。您如果能看到全世界都在为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国王而欢欣鼓舞，他的存在是众望所归时，那么定会喜极而泣。天地沉浸在喜悦中，万物弥漫着奶和蜜的味道！贪婪被驱逐出境，财富唾手可得。我们的国王亨利八世不要黄金、宝石或其他财宝，他只想要美德、荣耀与不朽。”威廉·布朗特的描述现代感十足，但我们如果能充分考虑到威廉·布朗特是尽力以浮夸手法去模仿老师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的风格时，那么就足以表明亨利八世给自己同时代一个受过自由教育熏陶的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全民性的体育运动和军事操练方面，亨利八世那无与伦比的技能对他的广大臣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无论是射箭、摔跤、马上竞技，还是在球场或狩猎场上，亨利八世的表现都是英格兰最好的。论开弓、驯马等，没有人比他更熟练。他曾单独与妹夫查尔斯·布兰登在马上或在地上进行骑士竞技。这一场景被一个观众比作是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的战斗。这些事绝非史册不屑记载的那种琐事，它们有助于解释亨利八世在臣民心目中具有怎样的非凡影响力。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的王子登上王位，他擅长运动，是最好的桨手、板球选手、神枪手，那么不难想象，他一定会得到成千上万名非常关心体育但对政治毫不关心的臣民的热情支持。这位王子如果天生拥有钢铁般的意志，非常懂得臣民的所思所想，还拥有卓越的治国才能，是个行动起来大刀阔斧的人。即使是放到现在，这样的人也能保证议会权力的完整性，或者是内阁政令的持续有效性。当时，都铎王朝的臣民对长达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和亨利八世即位前持续了十五年的各种觊觎英格兰王位的阴谋活动仍记忆犹新。除了混乱与亨利八世，他们别无选择。贵族一一失势，议会对国王几乎俯首帖耳，国王实行独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托马斯·克伦威尔，托马斯·莫尔曾这样评论亨利八世：“如果一头雄狮知道自己的力量，那么任何人都很难控制它。”亨利八世拥有雄狮般的力量，但现在谁也不知道他要多久才会明白这一点，以及他发现这个秘密后又会怎样使用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