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况

魏武提倡恶风、吴蜀奖励权术与绘画思想之变迁——因战乱促成宗教勃兴——道释画渐盛——曹不兴与卫协以后之画风——顾恺之崛起——贵族独占之艺术界被打破——道释画渐盛之原因——我国佛教画之祖——卫协之艺术手段——晋人对于佛画之热爱——山水画成立之原因——我国山水画之祖——审美程度之进步——图画向外之传播——绘画由黄河流域渐移长江流域

三国虽杀伐相仍，号称乱世，而王室士族之好尚绘画，较之汉代，有加无减。盖汉代绘画，虽极富美，以累代帝王用以章饰典制，奖崇风教之故。及其敝也，致一般画家思想，被礼教所囿，只从事关于激扬礼教之制作，无有能出新立异，别开生面者。自三国鼎分，海内骚然，魏武提倡恶风，吴蜀亦奖励权术，于是礼教之防破，人情风俗为之大变，绘画思想亦随之解放。帝王士夫，往往以画寄兴。魏之曹髦，吴之孙权，蜀之诸葛亮、张飞，要皆雅好绘事，间有图画。而魏人杨修、桓范，吴人曹不兴、赵夫人，尤为著名。至于晋，则荀勗、张墨、王廙、史道硕，世称大家。而王逸少、谢安石等，亦皆能画。盖绘画之风习，往往以时事为背景，由三国而两晋，画家思想，既不复为礼教之制作所囿；又其时同为我国历史上纷争之期——三国，为汉族与汉族相争；两晋，为汉族与诸胡相争；兵戈纵横，杀伐无已。在上而当其事者，既力疲于运筹决胜之艰难，皆欲有所自遣；在下而受其害者，又恨切于乱离死亡之频仍，亦欲有所自慰；于是相率而逃于清静。在三国，则承两汉重视方士之余，而尚老庄；在两晋，则因三国好老庄之弊，而尚清谈；而东晋臣民，举目有河山之异，抱厌世观念者尤多。其结果，乃促成宗教之勃兴，而绘画即受其影响，随宗教而发扬其异彩。故就当时画材论，虽以人物画为最流行，而人物画中已见道释画之渐盛，或画作卷轴，以供礼拜，或画于寺壁，以助庄严。其时画家，要皆能作带宗教色彩之图画，其最著者，吴有曹不兴，晋有卫协。卫协以后，佛画益风行，大有代经史故实画而大盛之势。盖信奉佛教者，多供养之为对象；而寺壁之装饰，又在在需此类绘画也。不宁惟是，自晋室南渡后，因地理学术之关系，绘画思想，益以革新。如卫之弟子有顾恺之者，相继崛起，兼擅佛画，及其他人物画，更别出心裁，为山水传真。于是山水画，始由人物画之背景脱胎而出，独立成门，实为我国绘画进步史上开一新纪元。且三国两晋，为君主者，整军经武之不暇，虽或雅好绘画，亦不与以有力之提倡，所谓画家，如卫协、顾恺之等，虽为士夫，要皆不受帝王之豢养；其自由制作，亦非独供帝王之玩赏；前代为贵族独占之艺术界，遂被打破，亦可记之事实也。兹举其要点而概论之。

道释画之渐盛 自汉以来，佛教已流传中国，历三国而两晋，上而君主，下而士庶，信仰佛教者，代有其人。盖自魏朱士行始为沙门，西行求法后，踵而起者，如晋之竺法护、法显等，不下数十人。其由西域挟高僧而归，则如佛驮、跋陀罗等，皆为时人所信敬。于是建佛寺，画佛像，而其所以庄严佛相者，自不能无相当之佛画。其时僧侣之受中土欢迎，而陆续自印度来宣教者，又各挟其关于佛教之图画以俱来，中土画家，应时势之要求，多取为范本而传写之，于是佛画乃渐盛行。三国时，天竺僧康僧会者，远游于吴，吴主孙权信之，为立建初寺于建业，江南之有佛教而立寺者，此其嚆矢也。吴人曹不兴以善画人物名，尤善作大规模之人物，尝画像于长五十尺之素缣上，运笔灵敏，亡失尺度。时康僧会初入吴，设像行道，不兴见西国佛画像，乃范写之，盛传天下，是实为我国佛画家之祖。晋之卫协，即曹氏之弟子也，曾作七佛之图，不敢点睛，谓点睛恐飞去云。盖晋武帝时，所谓寺庙图像，已崇京邑，画家对于佛画，自易获得范本，进为精妙之研求；且我国古画，法多尚简略，至协出始就佛画而陶熔之，渐趋细密，其艺术手段，尤足左右一时之风习。东晋哀帝兴宁中，始置瓦官寺，僧家设会，以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无过十万钱者；既而顾恺之打刹，注百万。恺之素贫，众以为大言壮语。后寺僧请句疏，恺之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月余，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不三日而观者所施，可得百万钱。乃开户，光彩陆离，施者填咽，俄而果得钱百万，是即可见顾作之精妙。按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陆探微、张僧繇效之终不及。至唐寺废，杜牧之为池州刺史，过金陵，叹其圮，募工拓写十余本，以遗好事者。佛画之进步，而时人对于此种绘画，视为灵光所寄，庄严不可思议，其信仰佛教之热烈，亦可知也。且顾恺之师法卫协，而恺之实为崇尚老庄之一人，故其作佛画外，亦作道画。所谓道画者，多以龙为画材，以附会老子犹龙之说。龙之一物，遂为宗教画上特有之象征。故晋代作品，自恺之所作龙头样及赤龙等图外，其余画家，亦往往有龙之作品也。

山水画之成立 秦烈裔画四渎、五岳之图，汉刘褒画云汉、北风之图，吴之赵夫人绣山河形势于军服，虽已见山水画之端倪；然以体用兼备论，可称为山水画之成功者，实在晋室东迁以后。盖晋室既东，江北之地，尽为诸胡所割据，北方汉族，不能安其故居，才智之士，相率而南。此辈既从难地来客斯邦，又受南方所盛行之老庄思想之浸淫，群趋于爱自由爱自然之风尚，而江南人物俊秀，山水清幽，自然美又足以激动其雅兴。于是对景生情，多有能罗丘壑于胸中，生烟云于足底者。明帝之轻舟迅迈图，卫协之宴瑶池图，戴逵之吴中溪山邑居图，顾恺之之雪霁望五老峰图，皆系山水名作。惟当时所谓山水画者，多为人物画之背景，独恺之所作，乃能从人物画之背景，更进一步，故有我国山水画祖之称焉。然山水画虽已成立，而作者寥寥，其在社会之势，远不及道释人物画之盛。

审美程度之进步 自汉季以来，图画之事，经道释画之渐行，渐觉其神圣；及山水画之成立，益明其雅美；审美程度，因大进步。其有因审美而乐收藏者，明帝可为代表，盖明帝兼精鉴识也。有因审美而作论评者，则顾恺之可为代表，盖恺之能以科学的方法，批评绘画也。当时审美程度，既已进步，赏玩绘画之风气，亦遂大开；陶渊明、王逸少、石季龙等高人豪客，皆置有画扇，出入携之。后世作画扇头之风，殆滥觞焉。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篡晋位，内府真迹，玄尽有之；刘牢之尝遣子敬宣诣玄，请降，玄大喜，陈书画共观之。夫至以共观书画为一种欢迎上宾之表示，则当时玩赏书画之盛可知，亦足证东晋风尚浮华之一斑。

绘画向外之传播 我国绘画，自秦汉以来，已受域外艺术之接触，前既述之。至于魏晋之世，则又以种种关系，我国绘画，乃颇有传播于域外者。南夷俗征巫鬼，好盟诅要质，诸葛亮乃为夷作图。先画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又画夷牵牛负酒赍珍宝诣之，以赐夷，夷甚重之。见《华阳郡国志略》。所谓夷，在今日实云贵间之居民，然在当时，因视为域外者也。即如朝鲜半岛，亦于当时输入我国文明，而连带及于绘画。盖五胡十六国，更迭云扰中原，黄河流域糜烂不堪言状，其时高丽百济，亦年年鏖兵，半岛民族，纯为武装之生活，无暇研究文化，顾大陆与半岛之交通，受战争影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逐渐输入半岛。朝鲜受此影响，凡百事物，焕然一新。盖当高丽小兽林王元年，即晋简文帝咸安二年秦王苻坚遣使送浮屠顺道及佛像于高丽。寻僧阿道复往，高丽王为创立肖门寺以居顺道，创立伊弗阑寺以居阿道，是为佛教由中国传入高丽之始，亦即佛教画由中国传入高丽之始也。同时百济亦由海道与东晋交通。近肖古王二十七年，即小兽林王元年，遣使朝晋，三十年，得博士高兴，于是百济始有书记。枕流王三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陁，自晋携佛经佛画等往朝，王迎入宫中，敬礼甚至。次年立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是为佛教入百济之始，亦即佛画由中国传入百济之始也。新罗于百济通中国后五年，亦遣使于秦，后四十五年，佛教始由高丽输入，于是朝鲜半岛，皆被中国文化，而绘画亦因宗教而传播焉。

上述数点，可见魏晋绘画之概况。抑自三国以来，我国文明逐渐南下，晋室东迁后，文明俱南之迹，益可显见。前代图画之都会，在黄河流域，时则转移于长江流域。而画家之赫赫享大名者，亦皆产生于长江流域。如曹不兴可为三国时之代表作家，其产生地，则在吴兴；顾恺之可谓两晋时之代表作家，其产生地，则在无锡，皆江南人也。绘画都会，随时代文明而移其区域，是亦一极可研究之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