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入地中海的“女士长靴”
15世纪末的意大利依旧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整个亚平宁半岛自北往南,分别为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那不勒斯五大强国瓜分,除此之外更有热那亚等小国散布其间。这之中,那不勒斯与西班牙王室关系紧密,其君主斐迪南一世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堂兄,但这位西班牙贵族在当地的统治却并不得人心。随着1494年8月国王斐迪南一世突然病故,那不勒斯陷入了动荡之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宣称13世纪统治南意大利的安茹王朝本为法国王室的分支,因此那不勒斯是法兰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借口统率数万精兵南下争位。“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法国军队进驻那不勒斯
再看此时的意大利诸国,米兰、佛罗伦萨均囿于政局动荡,威尼斯引而不发、坐观其变,教皇国则有心无力、孤掌难鸣,其他城邦更是慑于法国王室的兵威,无不俯首帖耳。因此查理八世的军队一路南下,犹入无人之境,于1495年2月以“解放者”的身份控制了那不勒斯大半国土,并逼迫西班牙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31—1503年)加冕其为那不勒斯国王。
面对查理八世一举并吞那不勒斯的举动,西班牙王室自然不能容忍,国王斐迪南拜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ordoba,1453—1515年)为帅,领2100名精兵跨海驰援那不勒斯。单纯从纸面实力来看,投入意大利战场的西班牙军队不及法国人的十分之一;但法军劳师远征,后勤补给完全依赖于阿尔卑斯山间的崎岖小路,而西班牙人拥有制海权,进退显然更为自如。因此战端一开,西班牙人初时虽略受小挫,但很快便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不断通过小规模交锋削弱对手的力量。粮饷匮乏的法国人没过多久便军纪涣散,在意大利到处烧杀劫掠,引发了各方势力的普遍不满。神圣罗马帝国趁势出面,勾连威尼斯、米兰、教皇国各方势力,威胁法国军队的后方。
腹背受敌的查理八世不得不于1495年10月率部从那不勒斯北归,沿途米兰等意大利城邦出兵邀击,令法国军队伤亡惨重。事后,法国人为了掩饰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宣称是因为其士兵在那不勒斯驻守期间大量感染了梅毒而导致战斗力直线下降的。因此在法国,梅毒又被称为“那不勒斯病”。因这种病毒是从法国散播到整个欧洲的,欧洲人其实更喜欢称其为“法国病”。当然从相关资料来看,真正将梅毒传入欧洲的,可能是那些跟随哥伦布从新大陆返回欧洲的水手们。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被视为是印第安人收下天花等旧大陆疾病之后的“回礼”。
在意大利战场上联袂击败法国之后,1496年西班牙以110艘战舰、上万名侍从的庞大送亲队伍,将公主胡安娜送往尼德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王子“美男子”腓力完婚。这场令整个欧洲为之侧目的婚礼,集中展现了西班牙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宣告了欧洲大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两大帝国的结合。但是令整个欧洲没有想到的是,查理八世撤离意大利带走的一个人,却无意间开启了一场席卷地中海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这个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子——杰姆(Cem Sultan, 1459—1495年)。
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1432—1481年)以弱冠之年,率领8万大军在新型重炮的支援下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消息传来,整个欧洲为之震动。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延续千年的帝国被彻底埋葬,更代表着欧洲东南部将暴露在奥斯曼帝国的兵锋之下。可以预见:骁勇善战的奥斯曼帝国陆军将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涌入巴尔干半岛。同时,挂着星月图案的战舰也将从金角湾出击,扑向黑海和被奥斯曼帝国称为“白海”的地中海东部。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海上扩张,首先被冲击的自然是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威尼斯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尼斯人曾是奥斯曼灭亡拜占庭的主要帮凶。在1203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曾出于自身利益,引导来自欧洲的圣战者们将矛头对准拜占庭帝国,一度令其元气大伤。而此后威尼斯在经济上长期针对拜占庭,更令其国库空虚、积贫积弱。即使在奥斯曼大军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之中,近在咫尺的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作壁上观的姿态,仅派遣8艘战舰、千余士兵前往支援。
正如马基维利所言:“今天舍不得花十枚金币扑灭灾祸之源的吝啬鬼们,明天就会为了损失一千枚金币而捶胸顿足不已。”威尼斯人虽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便试图与奥斯曼帝国修好,但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还是令威尼斯人很快便尝到了养虎为患的苦果。1463年,穆罕默德二世借口威尼斯窝藏奥斯曼帝国的通缉犯,出兵围攻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殖民地。威尼斯虽然动员强大的外交和经济力量,鼓动巴尔干半岛乃至匈牙利、瓦拉几亚诸国联手对抗奥斯曼帝国,但国力上的巨大差异,最终还是使威尼斯人在苦苦抵抗了16年之后,被迫向穆罕默德二世屈膝求和。
在最终签署的和平协定中,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坚持要求威尼斯必须放弃在希腊、爱琴海拥有的所有领土,每年上贡的金币也仅为最初要求的十分之一,但这些慷慨的背后却是更为深远的算计:16年的海陆交锋,令奥斯曼帝国深感自己在航海、造船诸领域与威尼斯等欧洲国家尚有差距,要迎头赶上还需时日,而唯利是图的威尼斯恰好就是他们汲取西方先进技术的绝佳窗口。
因此,奥斯曼帝国不仅特许威尼斯与自己通商,更竭力笼络其文化精英。和约订立之初,穆罕默德二世借口国内没有擅长人物肖像的画手,重金邀请威尼斯画家简提列·贝里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年)为其绘像。在这种刻意营造出的千金买骨的氛围下,奥斯曼帝国在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始赶上甚至反超欧洲。而大批对大海同样充满向往的奥斯曼年轻人更是纷纷驾船出发,在地中海掀起了一股海盗狂潮。
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晚期,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扩张方向为:向西,夺占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向东,吞并拜占庭的残余势力——特拉布松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和土库曼人建立的“白羊王朝”(White Sheep Dynasty),并最终与盘踞中东的帖木儿帝国争夺幼发拉底河流域。陆地上的连年厮杀,令奥斯曼帝国一度无暇顾及地中海方向的扩张。被基督教世界视为最后一支十字军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趁势以罗德岛为中心不断袭扰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这令穆罕默德二世不胜其扰,最终决定于1481年纠集海陆大军,准备御驾亲征。
就在医院骑士团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之际,5月3日,穆罕默德二世却病逝于军营之中。由于穆罕默德二世死前并未册立王储,而长子穆斯塔法(Mustafa)又早于三年前便已然离世,因此当穆罕默德二世驾崩的消息传来后,次子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47—1512年)与三子杰姆随即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战。奥斯曼宫廷普遍支持杰姆,但巴耶济德却得到了更为关键的近卫军的支持。杰姆虽屡败屡战,但终究力不能敌,只能逃往罗德岛,寻求医院骑士团的庇护。
杰姆在罗德岛盘桓了14年,期间,醉心于重组十字军、收复君士坦丁堡乃至圣地耶路撒冷的罗马教廷不断遣使与之沟通,希望能以他为旗帜挑起奥斯曼帝国新的纷争。但巴耶济德二世登基之后便着手推进一系列内部改革,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建立了惠及各个阶层的税收制度,令杰姆及其后台老板无机可乘。此外,欧洲各国此时正忙于内斗,也无心资助杰姆前去夺权。
1494年末,杰姆突然抵达罗马,后世大多认为他是受到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邀请。但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杰姆此行很可能是源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鼓动,毕竟此时出兵席卷意大利的查理八世,打的便是效仿十字军远征奥斯曼帝国的主意。而在法国军队撤离之时,杰姆也跟随查理八世离开了罗马,但最终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军中。有人认为其死于政治暗杀,而凶手恰恰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但无论真相如何,杰姆的死对其兄巴耶济德二世而言,可谓天大的好消息。在假惺惺地为弟弟服丧三日之后,不再担心基督教世界会另立苏丹的巴耶济德二世开始在地中海加快扩张速度,矛头直指威尼斯共和国。
15世纪9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海盗集团逐渐成了气候。起初,这些海盗多为个人行为,主要针对西地中海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西部沿海地区,威尼斯人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随着1492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南部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陷落,奥斯曼帝国的海盗开始将矛头转向东方,并建造出了超越传统桨帆战舰的西班牙式“盖伦”(Gallon)大帆船。海盗出身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元帅凯马尔·列伊斯(Kemal Reis, 1451—1511年)在主持这一军事改革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将原本用于摧城拔寨的火炮搬上了战舰。
1495年,奥斯曼帝国第一艘“盖伦”大帆船“葛克”号下水服役
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东地中海跃跃欲试,不仅连续袭扰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还击退了以罗德岛为中心的医院骑士团海上武装。1499年1月,凯马尔·列伊斯统率一支由20艘“盖伦”大帆船、67艘桨帆战舰、200多艘小型排桨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进入希腊沿海,攻击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威尼斯方面虽然倾尽全力,但仅能动员17艘大帆船、47艘桨帆战舰和100余艘小型战舰。在阻击奥斯曼帝国的“佐奇奥海战”(Battle of Zonchio)中,威尼斯舰队被奥斯曼帝国的舰载火炮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威尼斯海军将士上下一心、勇于拼命,最终避免了全军覆没,但此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希腊沿海最为优良的军港——勒班陀(Lepanto),在威尼斯的海外殖民体系中打入了一个坚实的楔子。而此刻谁也不会想到,勒班陀这个奥斯曼帝国雄视地中海的起点,最终也将成为其向西扩张的终点,只是历史走完这一兴衰成败的循环,足足需要70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