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拉锯：查理五世与海雷丁的争锋及德意志宗教战争

就在西班牙与法国鏖战于意大利，德意志诸侯忙着争权夺利的时候，雄踞亚欧大陆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在东欧地区打入了一个坚实的楔子。利用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在匈牙利南部建立的傀儡政权，奥斯曼帝国迅速在多瑙河流域建立起了前进基地。哈布斯堡王朝虽然不断从奥地利出兵，试图驱赶这个卧榻之侧的酣睡者，但结果却是挑起了一场匈牙利人之间的内战。因为对匈牙利人而言，奥斯曼帝国固然是压迫自己的异教徒，但哈布斯堡王朝何尝不是打着“圣战”的大旗行吞并之实呢？

对于匈牙利方面的战事，奥斯曼帝国始终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姿态。直到1528年约翰·扎波利亚屡战屡败，不得不向君士坦丁堡求援，苏莱曼一世才于次年5月10日统率8万大军北上。沿途会合了约翰·扎波利亚麾下6000余名匈牙利士兵之后，莱曼一世于9月10日通过陆路抵达维也纳。此时，哈布斯堡王朝在城内仅有1.7万守军，只能选择据城死守、等待援军，而奥斯曼帝国方面似乎也不急着发起进攻。

正当维也纳守军满腹狐疑地注视着城外星罗棋布的奥斯曼军帐之际，9月27日一幕震撼全城的景象出现在了维也纳城畔的多瑙河上：一支庞大的奥斯曼舰队逆流而上，迅速遮蔽了整片宽广的河岸。此举不仅切断了维也纳与巴伐利亚、波希米亚方面的水上联系，更令维也纳原本相对安全的多瑙河一线城墙，遭到了奥斯曼帝国军的猛攻。水、陆两线夹击是奥斯曼帝国攻坚的拿手好戏，1453年正是通过这种战术，奥斯曼帝国成功夺取了拜占庭屹立千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而此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奥斯曼帝国的攻击手段更是花样百出，甚至出现了“水雷”攻击——从多瑙河水面上向城墙投射漂浮的爆炸物。

如果不是这一年奥地利的冬天来得比以往要早一些，那么维也纳可能最终难逃陷落的命运。由于军中多是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官兵，无法忍受东欧的苦寒，苏莱曼一世只得于10月15日草草收兵。不过此时暴风雪已经在喀尔巴阡山南北肆虐，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奥斯曼军队在奥地利军队的追击之下，不得不一路丢弃辎重和伤兵。而徐徐航行在多瑙河上的奥斯曼船队，则因满载陆军攻城炮等重型装备，在波希米亚境内的普雷斯堡被奥地利军队的炮火拦截，损失惨重。

“第一次维也纳之围”虽然以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告终，但却令奥地利方面深感不安。此后哈布斯堡王朝频繁出兵匈牙利，希望能建立一个稳固的缓冲带，但约翰·扎波利亚却依托苏莱曼一世的支持，坚守着匈牙利南部地区。1531年，奥地利军队围攻布达。苏莱曼一世随即宣称将举倾国之兵再度攻打维也纳。1532年6月25日，苏莱曼一世率军从贝尔格莱德出征。查理五世立马调集一支大军到维也纳组织防御，并在8月发表了《纽伦堡特许令》，答应暂时停止宗教战争，以换取新教诸侯对他的支持来对抗奥斯曼帝国。

然而长期内耗之下，欧洲列强几乎无一能在地面战中对抗国力正处巅峰的奥斯曼帝国。查理五世不得不扬长避短，重用热那亚海军名将安德鲁·多利亚，由后者指挥一支基督教联合舰队深入爱琴海东部，不断袭扰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沿海据点。

此举果然取得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毕竟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补给全都必须通过海运，由小亚细亚输送到希腊、巴尔干等地靠近前线的海港。一旦丧失这些海岸基地，再强大的陆军也会因为补给断绝而土崩瓦解。苏莱曼一世虽然抽调大批精兵良将赶赴后方对付安德鲁·多利亚，但这些地面部队根本无力剿灭飘忽不定的海上舰队。奥斯曼帝国军队虽然取道穆杰—德拉瓦河流域进入奥地利西南地区，并对维也纳和施蒂里亚采取试探性行动，但最终由于海上补给线被切断，后继无力的大军不得不在查理五世的严阵以待下再度撤军。

1533年，苏莱曼一世为了集中兵力于东线，与伊朗萨非王朝争夺阿塞拜疆等地，最终决定与神圣罗马帝国签订“永久性”和约。和约中，奥斯曼帝国承认将匈牙利西部和北部约占其领土三分之一的地区，交还匈牙利管辖，但斐迪南必须和约翰·扎波利亚一样向君士坦丁堡纳贡。此举不仅从政治上对神圣罗马帝国展开了诱降，更令苏莱曼一世可以集中精力弥补奥斯曼帝国在制海权方面的短板。

从维也纳前线回到君士坦丁堡后，苏莱曼一世第一时间找来了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海盗头子——海雷丁（Hayreddin Barbarossa,1478—1546年），不仅任命其为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还许诺一旦成功歼灭基督教联合舰队，就将罗德岛等爱琴海群岛封赏给他。

海雷丁原名雅哥布·希萨尔，其父雅哥布曾是奥斯曼帝国军人，据信参与过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役，并以获取战利品的方式占有了原为东正教徒的海雷丁之母。此后雅哥布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开始在爱琴海经营陶瓷生意。在此期间，雅哥布家里添丁进口，共有四子二女长大成人。其中长子伊萨克在岸上经营家族商馆，次子阿鲁吉和幼子伊莱斯驾船出海，负责产品的运输，而未来的“海雷丁”希萨尔则跟着父亲学习制造陶器。

但天有不测风云，16世纪末的一天，雅哥布家族的货船在海上遭到了医院骑士团的袭击，幼子伊莱斯惨死于圣骑士剑下，阿鲁吉和货船则被掳到罗德岛。对于此次劫掠，西方一些史料为了维护医院骑士团的形象，宣称雅哥布家族被袭时已经转型为海盗，医院骑士团是为了维护爱琴海基督教船只的航行安全云云。这一说法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或许永远没有准确答案。但在当时的地中海上，基督徒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确实是势如水火，即便是普通的商船、货轮，亦不得不仗剑行商，彼此攻击和掳掠更是家常便饭。

阿鲁吉被带到罗德岛后，忍受了三年漫长的奴役生活，直到自己的家族上门缴纳赎金，才重获自由。不过在另一种说法里，人们认为是希萨尔独自驾船驶入罗德岛，救出了自己的哥哥。但奥斯曼20万大军都没攻下的罗德岛，显然是不可能任由一叶扁舟自由进出的。

罗德岛上的牢狱折磨令阿鲁吉性情大变、矢志复仇，他带着弟弟希萨尔正式开始了家族的海盗生涯。阿鲁吉先后获得了奥斯曼总督谢查德·柯库特（Shehzade Korkud）和马穆鲁克苏丹的资助，最终在东地中海组建了一支拥有18艘桨帆船的海盗舰队。

此时地中海上，奥斯曼帝国开始大量装备借助三角帆以逆风航行的“谢贝克”（Xebec）快舰。但机动性上的巨大优势，却必须以牺牲续航能力为前提，因此阿鲁吉很快便决定将自己的基地前移。1503年，阿鲁吉在突尼斯当地苏丹的首肯下，占有了近海的杰尔巴岛以栖身。利用突尼斯与意大利一衣带水的便利条件，阿鲁吉大量招募北非穷苦的柏柏尔人充实自己的海盗队伍，频繁劫掠地中海中船只，之后更是大举袭扰意大利沿海地区。

为了张扬个性、打响名声，阿鲁吉用颜料染红了自己的须眉，由此得到了“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的称号。由于其嗜杀的传闻，有人甚至宣称他的胡子是被人血染红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嚣张，以阿鲁吉为首的海盗集团，成了西班牙人重点打击的对象。

1518年5月，刚结束“康布雷同盟战争”的查理五世，抽调1万精兵与阿尔及利亚地区的贝都因人一起，围攻正在阿尔及利亚地区谋求陆上霸权的阿鲁吉。在沙漠里，阿鲁吉等人失去了海上来去如风的本领，只能负隅顽抗，直至全军覆没。但这位传奇人物的战死，非但没有削弱奥斯曼帝国海盗的实力，反而成了万千人敬仰的标杆。相关传记是这样记述阿鲁吉的落幕演出的：“阿鲁吉本来已经到了海边，但是此时他听见了背后传来的殿后人员的呐喊声。这个大海盗绝不是个会抛弃部下的男人，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回过头去，冲入乱军之中。阿鲁吉犹如狮子般奋战，即使失去了一只手臂依然不停地战斗，直至最后倒下。这就是英勇的‘巴巴罗萨’结束生命的方式。”

凭借兄长留下的赫赫威名，希萨尔再接再厉，他利用苏莱曼一世的资助，进一步扩充了舰队的规模。1519年，希萨尔率部杀入阿尔及利亚，将西班牙在当地的势力连根拔起。此后，他又带领海盗洗劫了法国南部与西班牙沿海，甚至登陆法国土伦港（Toulon）杀烧掳掠，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尼的原野上散步漫游，还跑到加地斯港外拦劫了从新大陆满载金银回航的西班牙船。希萨尔因为闯下的偌大名头，获得了“海雷丁”（意为“信仰的美德”）的美誉。

海雷丁肆无忌惮的攻击，令查理五世不胜其扰，最后授意安德鲁·多利亚指挥西班牙舰队进行更大规模的海盗讨伐战。就海战指挥能力而言，海雷丁和安德鲁可谓棋逢对手，只在伯仲之间。但此时的欧洲各国一盘散沙，相互拆台，即使西班牙占了上风，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绊住手脚，让海雷丁趁机杀来。1534年，就在安德鲁凭借兵力优势捣毁海雷丁在突尼斯的巢穴，将其赶出意大利沿海后不久，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选择与奥斯曼帝国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夹击西班牙。在法国人的暗中帮助下，海雷丁窜入西班牙沿海，于1536年在那不勒斯沿海登陆，大肆劫掠。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查理五世授意安德鲁改变单纯防御的态势，将战火再度引向地中海东部的奥斯曼帝国海域。

此时的国际形势对西班牙人颇为有利。

1535年东征伊朗萨非王朝失利的苏莱曼一世，决定在地中海重塑自己的权威，于是在1537年7月，他亲率大军出现在了威尼斯人控制的科孚岛对面的阿尔巴尼亚海岸。长期以来对奥斯曼帝国颇为恭顺的威尼斯政府不明就里，只得努力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进行斡旋，但得到的回应是：“割让科孚岛，或是选择战争。”而就在斡旋期间，奥斯曼舰队联合法国战舰开始合围科孚岛。

奥斯曼帝国的强硬姿态，令威尼斯被迫向西班牙求援。利用掌控罗马教廷的优势，查理五世迅速纠集了一支由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医院骑士团组成的“圣战联合舰队”开赴战场。与此同时，查理五世授意弟弟斐迪南从奥地利出兵匈牙利。面对来自整个欧洲的压力，苏莱曼一世被迫解除了对科孚岛的包围，但却命海雷丁率军扫荡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海雷丁领命而来，袭击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海岸地区。

见奥斯曼帝国有了新的行动，威尼斯方面坐不住了，他们力主与对手进行一场海上决战。威尼斯人的底气，来自于其长期以来的战争准备：在“佐奇奥海战”之后的30年里，威尼斯不仅扩大了常备舰队的数量，还强化了各港湾基地的防御设施，并革新了自身武备。就在这一时期，一款集合机动性、火力和续航能力的新型主力舰横空出世，后世称之为“威尼斯炮舰”（Galleass）。

依照威尼斯的标准，一艘威尼斯炮舰应至少拥有3根桅杆，排水量在1000吨以上，可以搭载火炮和充足的兵员。这种超大型桨帆船，承平时代通常用来输送物资与旅客，战时则被迅速集结起来，在战斗中充当主力。对自身武备的自信，让威尼斯人坚信，只要西班牙肯出兵相助，完全有机会一举荡平奥斯曼帝国资助的海盗集团。

威尼斯人找到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Ⅲ,1468—1549年），通过他提出了一个组建联合舰队的草案：威尼斯和西班牙各出82艘大型战舰，教皇国则另出36艘大型战舰，共同组成200艘规模的庞大舰队开赴战场。

这一方案看起来颇为诱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问题。1538年6月，威尼斯出动了55艘大型排桨战舰、27艘威尼斯炮舰、约100艘用来搬运物资和士兵的小型桨帆船，以及2万名水手与陆战队。教皇国方面，只凑出了27艘桨帆战舰和1万名官兵。西班牙人则姗姗来迟，直到9月22日，49艘桨帆船和23艘大帆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才抵达集结区。即便加上若干辅助舰艇，西班牙人的舰船数目也不超过100艘。

客观地说，此时欧洲列强虽然在海军技术上较奥斯曼帝国略为领先，但整体实力却只能说是堪堪持平而已。更何况，威尼斯、教皇国与安德鲁背后的热那亚积怨颇深，要不是看在后台大老板查理五世的面子上，基督教联合舰队或许根本组建不起来。而抵达战场之后，也许是因为与威尼斯情绪上的对立，也许是并不看好此次远征，安德鲁并不积极地表示：寒冬将至，不如明春再战。可惜的是，此次查理五世并没有完全控股，因此他的建议被否决了。最终，基督教联合舰队顶着不利的风向驶入了海雷丁所在的海域。

9月28日，基督教联合舰队与奥斯曼海军会战于希腊良港普雷韦扎外海。安德鲁认为风向不好，最佳方案应该是后撤避战，但威尼斯与教皇国的海军将领却竭力反对。他们单纯地认为，联合舰队的舰艇和兵员均是对手的两倍，实在没有临阵脱逃的理由。但事实证明，安德鲁和海雷丁对海战的领悟远在这些庸才之上。凭借顺风优势，奥斯曼舰队来去无阻，立马冲破了联军的阵线，肆意攻击没有还手之力的辎重战舰，而基督教联合舰队麾下笨重的西班牙大帆船却只能原地打转。如果不是安德鲁及时发布撤退命令，其遭受的损失很可能远不止49艘小型战舰。

普雷韦扎海战对基督教国家而言，虽谈不上伤筋动骨，却暴露出欧洲列强同床异梦的弱点。在此后的33年里，欧洲海军始终不敢跟奥斯曼海军交锋，飘荡着新月旗的战舰一度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据说奥斯曼帝国宰相曾对威尼斯大使戏称：“听说贵国过去与海成婚，但是我想接下来娶走大海的国家应该是我们了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奥斯曼人可比威尼斯人要多太多了。”对于这样的讽刺和挖苦，威尼斯人也只能忍气吞声，被迫割让在爱琴海的大部分据点，以换取海雷丁对威尼斯商船网开一面。

查理五世一度想收买海雷丁，无奈这位海盗头子与哈布斯堡王朝前有杀兄之仇，后有夺地之恨，岂能轻易和解。查理五世一怒之下，决定不顾安德鲁的苦苦规劝，于1541年御驾亲征，准备一举荡平海雷丁在北非的新巢穴——阿尔及利亚。此次远征，西班牙舰队兵强马壮，查理五世自认胜券在握，甚至将宫廷里的贵妇带上了战舰。可惜的是，就在阿尔及利亚沿海，一场前所未见的强地中海风暴瞬间便摧毁了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舰队，安德鲁无可奈何，下令把幸存舰艇全数开上沙滩搁浅才免于沉没。在这场风暴之中，西班牙人损失了150艘以上的各式船舰和8000名兵员。查理五世的这次御驾亲征被欧洲史学家形容为：“在光荣中开幕，于屈辱中终剧。”

1536年，趁西班牙人被海雷丁折腾得够呛之际，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再度出兵米兰，挑起了“第三次意大利战争”。查理五世则以从西班牙出兵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从尼德兰攻击法国北部的皮卡第作为回应。腹背受敌的弗朗索瓦一世被迫退守本土，借助教皇居中调停。双方在尼斯达成停战协定，各自撤兵，约定法国对意大利西北部拥有控制权10年不变。但随着查理五世折戟北非，弗朗索瓦一世再度挑衅，这一次查理五世选择与英国结盟。

弗朗索瓦一世深知此刻西班牙的软肋在地中海，因此主动派出舰队与海雷丁共同行动。1543年，法国和奥斯曼联合舰队洗劫了当时归属于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尼斯。就在弗朗索瓦一世自以为得计之时，海雷丁突然提出要将舰队停泊于法国的土伦港过冬。身为盟友的弗朗索瓦一世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只能任由数以万计的海盗大举涌入土伦港，给当地的法国民众带来了极大恐慌。

海盗进入土伦城后，市民们被迫使用奥斯曼帝国的货币，不仅如此，海雷丁还将城内的圣玛丽教堂改造成了清真寺，这在法国天主教信徒看来可谓奇耻大辱。而自称“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弗朗索瓦一世，虽然同意为海雷丁的舰队提供过冬的粮草，可事实上被迫供养这批不受欢迎的客人的却是土伦居民。

然而即便这样顺从，弗朗索瓦一世也没有获得海雷丁的认可。奥斯曼海军以弗朗索瓦一世三心二意、支吾搪塞为由，将整个法国舰队扣押，索要赎金。无奈之下，弗朗索瓦一世只能让土伦百姓自掏腰包，凑钱请海雷丁尽快离开。这一事件，使弗朗索瓦一世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与西班牙草草议和之后，便中断了与海雷丁的合作。1546年，纵横海疆的海雷丁在君士坦丁堡去世，整个西欧才算是长舒了一口气。

“第三次意大利战争”结束与海雷丁的去世，使查理五世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他迅速与同样力不从心的苏莱曼一世议和，然后开始整治神圣罗马帝国内的新教诸侯。自《纽伦堡特许令》颁布以来，10年里新教在德意志境内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来。新教相对简化的教义和各种经济上的优惠，令许多平民趋之若鹜；而贵族阶层对新教同样看中，只因选择新教可以弱化皇帝和教会对自己的控制。查理五世深知不能再对其听之任之，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1546年，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再度召开时，查理五世已经做好了以军事行动对付新教徒的准备。教皇也不吝啬，答应为其提供12500名士兵及大笔财富。此外，查理五世还向韦廷家族的另一分支阿尔贝丁系承诺，一旦协助他战胜恩斯廷系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ederick Ⅰ,1503—1554年），便将整个萨克森交由阿尔贝丁系当家莫里茨（Maurice,1521—1553年）掌管。

古语虽云，“疏不间亲”，但事实证明现实利益往往可以战胜血脉至亲，更何况莫里茨和约翰·弗里德里希不过是远方堂兄弟。1546年，查理五世向新教诸侯组成的“施马卡尔登同盟”发动进攻之时，莫里茨第一时间挥师杀向自己的同宗，尽管他的这背后一刀捅得既不漂亮也不成功，但好歹为查理五世争取到了调兵遣将的时间。1547年4月24日，查理五世亲率天主教诸侯联军主力与萨克森—黑森联军会战于易北河边的米尔贝格（Mühlberg）。此时，查理五世患有严重的痛风之症，不得不借助担架才能抵达战场。最终，皇帝大获全胜，于是御用画师大笔一挥，查理五世的形象变成了另一番模样——策马持枪、英武不凡。

约翰·弗里德里希兵败被俘，查理五世龙颜大悦，随即谨守承诺，将萨克森大部交给莫里茨打理。但皇帝似乎忘了，被德意志上下讥讽为“迈森的犹大”的莫里茨，既然可以背叛自己的同宗兄弟，有朝一日背叛皇帝自然也不稀奇。直到那时，查理五世才释放了约翰·弗里德里希，并将文化名城魏玛作为其新的封地。日后韦廷家族恩斯廷一系正是以魏玛为起点，逐步开枝散叶的。其后裔虽然在德意志本土并无太大建树，但却在比利时、保加利亚和葡萄牙荣登大宝，甚至今统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温莎王朝亦是约翰·弗里德里希的后裔。

击败了“施马卡尔登同盟”的领袖约翰·弗里德里希后，查理五世的权威一时间在帝国内达到了顶峰。但有形的邦国可以攻破，无形的信仰却无从剥脱。查理五世深知，新教的理论已经在德意志的沃土之上生根，外部又有英国和法国宗教改革的春风吹来，要真正实现帝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在顽固的天主教徒与强硬的新教徒之间探寻出一条中间道路。然而想要在神圣罗马帝国一盘散沙的政治版图之上，建立统一的国教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各路诸侯视中央集权为“野蛮的西班牙式奴隶状态”，以致原本互相敌视的天主教和新教诸侯团结一致，试图推翻查理五世，而他们的领袖正是财雄势大的莫里茨。

莫里茨的如意算盘是：一边假借查理五世的名义继续与新教诸侯作战，一边暗中向法国新任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519—1559年）输诚。一旦时机成熟，他便以德意志西部的大片国土换取法国军队的支持，赢取一顶属于自己的皇冠。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莫里茨按部就班地推行计划之际，始终对宗教战争作壁上观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加入了战团。

拥有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长期在宗教改革问题上两边下注：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加入了“施马卡尔登同盟”，但始终出工不出力；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侄子格奥尔格却效忠于皇帝。当养精蓄锐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萨克森时，莫里茨被迫仓促迎战，虽然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却也身负重伤，不治而亡。

查理五世对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仗义助拳是否心存感谢，世人不得而知。因为不堪痛风折磨的他，此时已选择将神圣罗马帝国交由自己的弟弟斐迪南打理，自己则一头扎进西班牙的尤斯特修道院中。在他孤寂而落寞的身影背后，一个强盛的帝国就此没落，德意志群雄逐鹿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参考文献

[1]（法）让·德科拉．西班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许昌财．西班牙通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9.

[3]（英）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英）罗杰·克劳利．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美）T.N．杜普伊．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