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苍狼——匈奴草原帝国的形成

匈奴的起源

按照古籍记载，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几乎全文照抄《史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三国时期的史家张晏称，淳维是在商朝初年流亡北方的。乐产的《括地谱》则有更详细的论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汉代和之前时代的文献中，匈奴的先祖是商汤灭夏之后，逃亡北方草原的夏族残余。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卷二十五》中虽然援引了这一说法，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

此后，关于匈奴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古代学者因上古史料稀少，局限于索隐考据而无法深入研究。近现代学者则可以得到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的帮助，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除了传统的夏族后裔说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比较重要的说法：

第一，同种异名说。王国维先生在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提出商朝时期的鬼方、昆夷、荤粥（Xūnyù，同“獯鬻”）、猃狁（Xiǎnyǔn，也作玁狁），春秋时期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等，皆与匈奴“同种”。此说为20世纪以来多数学者所支持。

第二，义渠说。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作品中认为匈奴的先祖是义渠，理由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二》记载，同年义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下”。两史书互相参照，可知匈奴就是义渠。

第三，西来说。岑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认为匈奴是“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孙次舟先生在《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中亦认为匈奴为西来的游牧民族，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出现于中国北方边境。

第四，北方草原民族说。此说最早由俄罗斯及蒙古国考古学家提出，在国内则创始于曹永年先生的《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他认为先秦时代的匈奴只是当时北方许多不同族源的部落或种族中的一个，后来由于匈奴强大，草原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皆以为匈奴”）。这一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研究匈奴的起源和族属并非笔者学力所及，也非本文的要旨，但我们依旧可以尝试着对匈奴的起源做一个大体的推断。

匈奴为夏后氏苗裔说不足为信，因为匈奴与夏族存在不同特征。第一，语言迥异。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只是尚不能确定其属于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还是蒙古语族，也有学者认为匈奴语属于已经消亡的阿尔泰语系第四语族（亦邻真）或三大语族形成前的“阿尔泰原语”（杨建新）。无论哪种可能，匈奴语都与华夏族所属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原始汉语）存在明显差别。第二，体质不同。现挖掘出的匈奴墓葬中的遗骨显示，匈奴人种虽有欧罗巴人种或远东人种的成分，但以北亚蒙古人种（即古西伯利亚类型）为主，与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夏族明显不同（参见朱泓《体质人类学》）。语言和血统迥异的两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是一脉相承，但是匈奴确实与夏族存在某种渊源，匈奴风俗中有华夏族的遗风，如祭祀龙（“五月大会龙城”“岁有三龙祠”）、祭祀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尚黑（“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等等。因此匈奴先祖和华夏族早有接触固不待言，一部分北迁的华夏族在先秦时就融入匈奴联盟也大有可能。

义渠说和西来说缺乏依据。《史记》中所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匈奴参与五国伐秦之事为孤证，仅见于《秦本纪》，为其他史料所不载。而且匈奴即便参加了此次合纵攻秦行动，也不能证明匈奴就是义渠，因为两国可以同时对秦国用兵。何况义渠流行火葬，风俗和崇尚土葬的匈奴格格不入。

匈奴西来说，在匈奴进入中国北方边疆的时间和路线这一关键问题上，或与其他史料矛盾，或含糊其词，均难以确证。

王国维主张的同种异名说，将鬼方、昆夷、獯鬻、玁狁、戎、狄、胡都看作匈奴民族的“曾用名”，则是混淆了两类异族之间的区别。综合上古文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学的成果可知，鬼方、昆夷、獯鬻、玁狁、犬戎等戎狄系民族生活在冀北、晋北、陕北、宁夏、陇东等地，这一地带先秦时以森林草原地貌为主，属于农牧交错带；而匈奴、林胡、楼烦、东胡、月氏、丁零、屈射等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则在其北面的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阿尔泰山、天山北路、外贝加尔乃至南西伯利亚地区。

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早已指出的，戎狄并非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和上古的华夏民族一样从事农牧混合经济并兼营狩猎。如《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瓜州（今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之戎被秦国驱逐后，投奔晋国，被赐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南鄙之田”。戎人“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也修建自己的城邑。如《后汉书·西羌传》提到义渠、大荔筑城数十。他们在战争中也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如康王时期西周对鬼方用兵，一次战役就俘获鬼方军队的战车一百余辆；又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军与无终及群狄作战时，对方以步兵为主。这些特征都与“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匈奴迥异，而与华夏民族更为相近。

而且戎狄诸部族自上古时期开始就与华夏族有着时战时和、时亲时离的深厚渊源。早在五帝时代，黄帝就曾“北逐荤粥”。殷商时，武丁曾出击鬼方，经过三年商军才战胜了鬼方。周人与戎狄关系更为密切，太王亶父时期周人曾被戎狄驱赶到岐山（今宝鸡东北）；文王时攻伐畎（quǎn）夷；武王时将戎夷放逐到“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一度征服了戎狄；但是周穆王在位时，戎狄和周人开始交战，穆王虽然攻打西戎胜利，获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周人与戎狄之间的盟友关系也彻底告终。终西周一朝，既有戎狄的入侵让周人损失惨重：“靡室靡家，猃允之故”, “岂不日戒，猃允孔棘”；也有宣王中兴时对戎狄的打击：“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最终，西周因储位之争而与西戎中最强大的申国（周平王的母族）反目成仇，被申、曾和西戎的联军消灭，周幽王父子在骊山脚下被戎人杀害。申侯引狼入室，之后戎人夺取了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宗周故土。

春秋初期，戎狄一度对中原诸国咄咄逼人。山戎曾越过燕国攻打齐国，齐釐公（齐僖公）率军在首都郊区才将其击退。44年之后，山戎又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将其击退。又过了二十余年，戎狄居然兵临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攻打周襄王，将襄王驱逐到郑国。戎狄还拥立了襄王的异母弟弟王子带为天子，夺取了陆浑（今洛阳伊川），势力范围向东渗透到卫国。四年后，得晋文公出兵相助，戎狄才被赶走，王子带被诛杀，襄王之子得以继位。据《左传》记载，自闵公到宣公（公元前7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初）,70年间，戎狄曾两次攻破成周，一度灭亡邢国、卫国、温国，多次侵入晋国、齐国、鲁国、郑国。其后，晋文公和秦穆公先后成为诸侯霸主，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秦国和晋国也就成为与戎狄交战的主力。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在圜河、洛河之间的赤狄、白狄，在陇山（今六盘山）以西的绵诸、绲戎、狄、獂，在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之北的义渠、大荔、乌氏、朐衍。这场战争延续了数百年，直到战国中期，随着中山和义渠的覆灭才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结。

另一方面，戎狄也和华夏有着密切的往来，彼此通婚不绝、血脉相通。西周伐商时西戎是其重要盟友，西周王室先后曾有两位戎人王后，东周襄王又曾娶狄女为王后。晋襄公时，瓜州之戎就称自己是晋国“不侵不叛之臣”。晋悼公曾派魏绛“和戎狄”，让很多戎狄部落“遂服于晋”。

值得一提的是，晋国公室与戎狄的通婚特别频繁。晋献公的夫人骊姬、大戎狐姬（晋文公的母亲）、小戎子都是戎狄女子。晋文公流亡时，狄人将一对姐妹献给他，文公娶了季隗为妻，将叔隗给赵衰为妻（后生下赵盾）。秦国的先祖也多次与西戎结亲，戎胥轩、大骆都曾娶戎女为妻。与之相比，战国后期之前，中原诸国和东胡、匈奴、月氏、丁零等草原民族接触甚少。

到了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离匈奴出现于中原视野的战国后期不过两百年时间，却已经不清楚匈奴的历史（“其传世不可得而次云”），何况其他了。

当然戎狄和匈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构成了匈奴的重要族源（详见后文）。

虽然匈奴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之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其具体的形成过程依旧充满疑团。我们只能综合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武沐的《匈奴史研究》、乌恩的《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及马利清的《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等研究成果，尝试着对匈奴的起源做一个推测。

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周前期），受气候的干冷化、人口的增长、骑马技术的成熟和冶金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亚欧大草原的农牧混合人群普遍向游牧生活过渡。为了追逐丰美的草场，不断有游牧部落从寒冷的北亚地区呼啸南下。在西辽河流域和鄂尔多斯高地，龙山时代遗留下来的农业群落逐渐消亡或南迁，千年间当地人迹罕至，残存的居民生活也走向游牧化。约公元前600年（春秋晚期），来自今蒙古国和西伯利亚的游牧部落也迁徙到这一地区，征服（或融合）了当地居民，形成了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部族。尤其是前者，创造了辉煌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其特征为随葬动物纹饰的青铜装饰品和大量青铜武器、马具，并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而罕见陶器和农业工具。

同一时期，由于政治集权化、精耕灌溉农业的兴起和华夏民族意识的勃兴，实现部分统一的华夏诸国，尤其是秦、赵、燕三国，不断向北扩张。大批戎狄小国、部落被消灭，其民众不是融于华夏族，就是北逃到农牧交错地带。在长途逃亡中，他们无法带走房屋、农田和大部分家具，唯一能带走的财产就是牲畜和武器。这些北逃者虽然曾经从事农业并建筑城邑，但此时他们只能依赖畜牧和掠夺为生。几代人之后，他们已经丧失祖先原本有的农业定居生活技能和意识，而和蒙古高原南下的游牧部落无异。至迟到战国中期，戎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消亡，融入华夏和胡人中。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直接走向接触和对抗。这也是战国中期燕、赵、秦三国与胡人交战和建设长城的大背景。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本生活在今蒙古国中部偏北杭爱山一带的匈奴本部也从蒙古草原南下。他们在转变为游牧民族之后，属于石板墓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追寻温暖肥沃的牧场或是被邻近的游牧部落打败），他们于春秋战国之交南下，抵达阴山地带。由于林胡和楼烦在与秦国、赵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更为强悍的匈奴部落趁机征服了林胡和楼烦，并吸纳了当地的胡人及北逃的戎狄，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的统治部族虽然来自漠北，但其主要文化却传承了林胡、楼烦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并且吸纳了戎狄乃至一部分华夏族的文化因素。虽然后来这些原本血统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不同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但是其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异。之后南匈奴和北匈奴的分裂也与此有关：南匈奴人种中有较多的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与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的北匈奴不同。

战国时代的匈奴

匈奴联盟出现之初，原本与中原各国并不接壤，其西南方向与义渠接壤，南面与林胡、楼烦相接，东南方向与东胡毗邻。

由于战国时代列国兼并战争激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为了扩大版图、增加户口并消除后方威胁，赵、燕、秦三国不断向北方扩张。

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赵国出兵西略胡地，直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附近），拓地千里。林胡（今河套平原东部）、楼烦（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及内蒙古一部）被迫降服，向赵国提供马匹、军队。赵国在其故地上设置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雁门（治今山西玉右县）、代郡（治今河北蔚县）3个郡。

燕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82年），东胡（今辽河上游及内蒙古东部）入侵燕国，燕昭王派曾在东胡生活多年的秦开率军迎战。燕军不但收复失地，而且千里追击，将东胡赶到西辽河上游。燕国在东胡故地上设置了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两郡。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宣太后诛杀义渠王，秦国出兵吞并义渠（今陕西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一部），在其故地设置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市）、陇西（治今甘肃临洮）、上郡（治今陕西绥德）3个郡。

秦、赵、燕的开疆拓土，让匈奴开始与中原各国接壤，而战争中大批胡人逃入草原投奔匈奴联盟，则让匈奴的实力大为增强。匈奴就此开始以百蛮大国的身份，进入中原列国的视野。

秦惠文君更元七年，匈奴首次见于史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这一年匈奴参加了反秦的合纵，但是史家们对此处出现的匈奴是否为司马迁臆断、误记一直争议很大。据刘向的《说苑君道》记载，燕昭王十六年（公元前297年）左右，燕昭王和郭隗交谈时，提到匈奴曾入侵燕国，“驱驰楼烦之下”。

总之，到战国后期，当时的态势已经是“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的势力范围扩展到秦、赵、燕三国的北部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秦、赵、燕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但是战国时期三国的主要兵力都用于对付其他中原国家，秦赵之间、燕赵之间更是屡屡发生大规模战争，因此对北部的防御便显得兵力单薄。加之游牧骑兵拥有机动性优势，秦、赵、燕的对匈防御难免处于被动。

尤其是赵国，由于长期与秦国发生大战，损失十分惨重，仅长平之战就损失45万士卒，国中精壮折损大半。匈奴趁机南下，占领了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的狼山山脉）、北假（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阴山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河南地（今河套平原），控制了赵武灵王时代修筑的北长城（沿着狼山山脉修筑）。当时的阴山、河套地区沃野千里、依山带水，气候湿润温和，草原和森林都十分茂盛，宜农宜牧，远比漠南更为适宜游牧部族生存与发展。匈奴占领这一地带后经济实力大增，也更便于获得中原的技术和物资，所以更有实力侵犯中原诸国，尤其是赵国。在此情况下，赵国派李牧驻守雁门，并授予李牧大权，可以自行委任官员，并且边郡的税赋不需上交朝廷，均由李牧幕府自由支配，作为边军的军费。

李牧出镇雁门后，针对匈奴骑兵众多、机动性强，赵军无法与其正面对抗的现实情况，认为赵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打败匈奴，制定了“避敌锋芒、耗敌锐气”的积极防御策略。他改善士兵的生活，每天都杀牛让战士们分食，“厚遇战士”以激励士气；训练士兵勤习射骑，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强烽火警报系统，派出众多的间谍侦察匈奴的军情。李牧下令，匈奴入侵时赵军应及时掩护百姓进入城塞，但不得与匈奴军交战，否则军法从事（“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当匈奴入侵，由于烽火和间谍的及时警报，百姓都得以迅速避入城塞中，但赵军都不出城与匈奴交战。虽然赵国军民都没有死伤损失，但不仅匈奴以为李牧怯战，赵国边军也因立功心切，对这位无法给他们带来军功的将领不满。急于解决匈奴问题的赵王要求李牧出击匈奴，遭到李牧拒绝。赵王大怒之下将李牧撤职召回，派其他人出镇雁门。

新将领上任后，为了讨好赵王和边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屡次与匈奴军队交战，却接连失败，不但赵军损失惨重，边地民众也无法正常地耕种放牧。赵王无奈之下只好又请李牧出山，李牧称病闭门不出。赵王强行让他出镇边郡，李牧得到了赵王不干涉其军事指挥权的承诺后，才重新执掌北方防务。李牧重新上任，继续采取以前的政策，匈奴数年间无法大肆劫掠，都以为李牧真的是怯战之辈，变得骄狂而烦躁。赵国边防军不断得到赏赐却无法出战，因而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急于立功报恩。李牧认为时机已到，便集结1300乘战车、13000名骑兵、敢死之士5万人、弓箭手10万人，日夜训练，做好了战斗准备。为了引诱匈奴出战，李牧命令边地牧民在边境上放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开始还疑心有诈，先派小股部队去试探，赵军佯装败退，委弃数千人畜。匈奴单于早就认为李牧怯懦，此时更不疑有他，便率领大军入侵。李牧以正面部队摆出阵势牵制匈奴军，左右两翼则包抄夹击，匈奴军被杀死十余万人。追随匈奴来犯的襜褴（今山西北部与内蒙一部）、东胡、林胡都遭到重创，匈奴单于向北逃走。其后十余年间，匈奴不敢入侵赵境。

李牧虽然赢得了抗匈战争的巨大胜利，消灭匈奴骑兵十余万人，但是在长平之战的重创下，赵国军事力量已大不如初，而且主要防御方向是西面的秦国，因此赵国未能完全恢复赵武灵王时期的旧疆，李牧也被调往对燕战场。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趁赵国与燕国交战两败俱伤之机，秦军王翦、桓齮（yǐ）、杨端和攻打赵国，夺取九城。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国又派将领桓齮继续攻赵。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之战中，赵将扈辄被杀，赵军10万人战死。赵国连忙派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大败秦军，秦将桓齮战败而逃，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但次年，桓齮又卷土重来，连克宜安、平阳、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秦军又攻打邺（今河北临漳西北）、狼孟（今山西阳曲）、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但在番吾再次被李牧打败。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国在灭韩之后，趁赵国内部发生旱灾、人心不稳之机，再次派王翦、杨端和攻赵。在秦军的攻势下，井陉沦陷、邯郸被包围，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抗，秦军无法继续前进，双方僵持一年之久。屡屡被李牧挫败的秦国只好使出反间计，派间谍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想要谋反。昏庸的赵王居然中计，派赵葱、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司马尚被罢免，李牧则因拒不受命而被杀害。一代名将没有被强大的匈奴和秦国打败，却殒命于昏君奸臣之手，赵军士气为之瓦解。仅仅3个月后，王翦就灭亡了赵国，赵葱被杀，赵王迁及颜聚被俘虏。

秦匈之战

李牧被杀、赵国覆灭后，秦国又忙于讨伐其他诸侯国，一度受到抑制的匈奴得以趁机重新入侵北疆，夺取了多个郡县，并以河南地为基地威胁关中。此时的秦王政正忙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在灭亡六国后又忙于建立帝制、加强中央集权、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统一度量衡等内政，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之前，均无法将主要力量用于对匈奴开战。但是秦始皇毕竟是位大有为之君，他虽然暂时无法对匈奴开战，战备活动却没有放松。

秦始皇的举措中，第一项是选主将。灭齐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始皇就将年轻的蒙恬调往上郡，负责关中地区的对匈防务。蒙恬出身将门，其祖父蒙骜从秦昭襄王开始就为秦国效力，官至上卿，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蒙骜曾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攻打韩国，夺取成皋（又名虎牢）、荥阳，立为秦国的三川郡；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又奉命攻赵，取37城。嬴政继位后，蒙骜依旧是秦军大将，于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率军攻韩，取13城；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率军攻魏，取20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蒙骜去世。其子蒙武于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做王翦的裨将，追随王翦攻打楚国，杀死项燕；次年蒙武再次率军攻打楚国，俘虏楚王。蒙恬为蒙武之子，曾学习法律，担任典狱官，是一位出色的文法吏，据说还是毛笔的发明者；他曾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率军攻打齐国，因为战功被拜为内史，可谓文武双全。让这样一位优秀的世家子弟长期驻军上郡（“暴师于外十余年”），既是为了保护关中的安全，也是为了让蒙恬熟悉北地的地理形势和匈奴军队的作战特点，积累作战经验，为将来的对匈作战塑造一位合格的主将。

第二项是修长城。匈奴的优势在于骑兵的机动性为中原军队所不及，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就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秦帝国统一天下后，与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边界长达数千里，不可能处处派重兵驻防，因此必须修筑长城，以阻滞骑兵的攻势，并在反击时保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和补给线。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便开始浩大的长城工程，秦长城以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北长城为基础，重新修筑了被匈奴破坏的赵武灵王所筑阴山南长城，将赵长城与燕长城连接起来，并将燕长城延伸到鸭绿江以东。在西段，秦人则加固了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赵长城和旧秦长城之间的空隙则由黄河“以河为塞”来填补。至此，“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防线构建完毕。

第三项是备后勤。冷兵器时代交通运输条件有限，大规模动兵消耗巨大，后勤补给十分重要。出击匈奴需要在草原上千里作战，无法取粮于敌，从内地输送粮食等物资也十分艰难。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便开始了修建驰道和储备粮食的工程（当然这么做还有巩固统一成果、个人巡行炫耀等其他考虑）。

与匈奴作战有关的驰道主要有三条：从咸阳向西北直达北地，再从回中转入陇西郡的驰道；从咸阳经渭河河谷直达陇西的驰道；从咸阳向北经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治今北京密云）、右北平（治今内蒙古宁城县）直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碣石山）的驰道。有了驰道，不但便于调动军队，也有利于运送粮草辎重和传递军情，驰道可谓秦军出击匈奴的生命线。

大军出征塞外，粮食供应尤为重要。李斯就曾以“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为理由反对对匈开战（《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纳李斯的提议，但并非不了解粮食供应对北征匈奴的重要性。秦初关中已有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三大粮仓，中原有敖仓、陈留仓、宛仓，但两者皆属国家用于最危急时刻的战略粮库，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因此始皇帝又在山东地区新修建了黄仓（今山东黄县）、琅琊仓（今山东胶南琅琊台）和腄仓（今山东福山），作为北伐大军的主要粮食供应地。

在完成上述筹边备战准备的同时，秦始皇还多次北上巡行，视察防务，部署战略：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巡行陇西郡和北地郡，视察西北防务；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山东，先后视察了黄仓、腄仓和琅琊仓；秦始皇三十二年，巡行北边，从上郡开始，视察了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等地，直达碣石，渡海而还。此后，他做出了派遣蒙恬率30万大军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的决策。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此事归结于燕人卢生所献图谶——“亡秦者胡也”，但从秦始皇周密的筹边部署来看，即便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不是后人编造的故事，也仅是促使秦始皇下决心出击匈奴的一个次要因素而已。

秦始皇三十二年夏秋时节，蒙恬率领30万秦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战争的目标是夺取河南地。秦始皇之所以选择河南地为进攻目标，是因为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不可能彻底消灭匈奴，也不可能在几千里战线上同时出击。夺取河南地，既可以解除匈奴对关中的威胁，也可以以此为基地，进攻阴山和贺兰山的匈奴军队主力，从而消除北方边患。

夺取河南地的战斗十分顺利：蒙恬亲率主力从上郡出击，攻取河套北部；陇西和北地的秦军则由杨翁子率领从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击，攻取河套南部。由于秦军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匈奴的主力骑兵还在阴山和贺兰山，因此面对秦军步兵、骑兵、战车协作作战的凌厉攻势，河套的少量匈奴骑兵无力阻挡，渡河向西北方向逃走了。初冬时节，秦军便控制了鄂尔多斯高原，前锋到达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当时是黄河主航道）。但是蒙恬深知匈奴主力尚在，真正的大战尚未开始，便命令秦军在黄河南岸过冬，休整士卒，准备再战。

头曼单于未能料到秦军攻打河南地，还没来得及出兵援救，河套匈奴军就已经被打败。次年初春，正当他准备趁天气转暖之际出兵夺回河南地时，蒙恬抓住战机，抢先发动了进攻。此战，秦军主力由蒙恬率领从河套出发北上，先攻克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为阴山的缺口），切断阴山匈奴军的东西联系，而后北上阳山、东取北假，完成对匈奴军队主力的打击；另一路秦军则渡河西进，夺取贺兰山脉，策应主力。匈奴军队猝不及防，只好被动应战。双方在高阙、阳山、北假等地展开激战，秦军接连战胜，匈奴军无力对抗蒙恬所率主力秦军，也无法突破秦军长城防线，再加之东胡和月氏从东西两方威胁匈奴，头曼单于害怕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不得不率军北撤到漠南地区游牧。

秦军胜利的原因在于，这支在战火中锤炼百年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时步兵、骑兵和战车协同配合；此时离灭六国之战仅数年之短，秦军老兵作为战斗骨干犹在，战斗经验丰富、军纪严明；主将蒙恬是位优秀的将领，指挥若定、睿智果敢，又深得秦始皇信任；战前修长城、筑驰道、建粮仓，做了充分的准备，为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反观匈奴，此时还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阶段，单于尚未确立集权体制，游牧骑兵分散而难以统一指挥，各部落各自为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组织纪律性较差，战斗力并不是很高。所以匈奴人只能利用骑兵优势乘虚而入，进行袭扰和劫掠，难以与中原的正规军正面对抗。

秦军虽打得头曼单于率军北撤700里，但是并未消灭匈奴主力，匈奴依旧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不可能北上千里追击匈奴，因此在战后，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以防止匈奴再次南侵。

一是命令蒙恬继续率领30万大军驻守北边，防范匈奴来袭，并派长子扶苏监军，加强防务。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扶苏、蒙恬被逼自杀，这支边防军由蒙恬的副将王离（王翦之孙、王贲之子）率领，继续忠实地戍守边防。直到中原大乱，秦二世才陆续将这支部队的主力调入内地。

二是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河南地设立九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九原区），在西起榆中、东接阴山的黄河沿岸设置了44个县，将罪犯迁徙至此，充实这些县。后来又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一次向九原郡迁徙了3万户。河南地原本就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大批移民的到来将这里开发成富庶的“新秦”，为边防军就近提供兵源和粮食，让河南地成为抗匈的基地。

三是在河南地以北增设两条防线。一条是“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沿着黄河在险要地带修筑城塞，以掩护河南地。一条是在“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沿着阴山山脉，重修、加固了赵武灵王时修筑的北长城，以掩护黄河沿岸的各城塞。

四是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的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该直道从云阳开始，至子午岭上，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向东北方向延伸，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以北，经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南渡过黄河，到达今内蒙古包头，前后长达1800里。直道一半修建于山岭之上，一半经过草原平地，便于从关中向九原迅捷地调兵，直到西汉时还被使用。

通过对匈奴的出击和战后严密的布防，秦朝得以有效防范了匈奴的入侵，遏制了匈奴的崛起。所以，直到中原出现大乱，北方边防军南调，匈奴才得以再次抬头。

冒顿与匈奴的崛起

河南、阴山之战中头曼单于战败，说明处于部落联盟状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匈奴尚不足以与中原帝国正面对抗。连续丢失了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的匈奴联盟遭受重创，不仅被迫向月氏派出质子，还被东胡轻视。而这个被秦军北逐七百余里的部落联盟之所以没有走向消亡，反而成为雄踞草原数百年的强大帝国，史书通常归因于头曼的太子冒顿（Mòdú）:“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同‘强’）大”。

冒顿单于与成吉思汗一样有着传奇的经历。他虽然是头曼单于的长子，但是其生母去世后，头曼喜爱年轻貌美的新阏氏，爱屋及乌，冒顿继母所生的幼子也深受头曼宠爱。头曼单于想废除冒顿而改立幼子，便使出借刀杀人之计，派冒顿到月氏去当人质。冒顿当了月氏的质子之后，头曼却紧急调集军队攻打月氏，想借月氏之手除去冒顿。月氏果然中计，准备杀死冒顿作为报复。生死一瞬之间，冒顿偷走了月氏的宝马，连夜逃回匈奴。冒顿的英勇机智令匈奴贵族钦佩，头曼单于不便对冒顿下手，只得命令他担任万骑长。

冒顿深知父亲不可能让自己继位，而一旦弟弟继位，自己将性命难保，于是他决定发动政变推翻父亲，夺取单于之位。为此，冒顿首先要拥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对自己的部下发布命令，自己鸣镝所射向的目标，众人必须跟着射击，否则将被处死（“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在打猎时，冒顿用鸣镝射杀野兽，有部属因为不跟着射击而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部下中有人不敢射，都被冒顿斩杀。后来冒顿又以鸣镝射自己的爱妻，更多部下不敢射，他们都被斩首。后来冒顿出猎，用鸣镝射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的部属都毫不犹豫地射击。于是冒顿知道部下都对自己绝对忠实。当头曼单于带着冒顿出猎时，冒顿突然用鸣镝射头曼，他的部属本能地跟着射击，头曼被乱箭射死。头曼死后，冒顿又处死了自己的继母和弟弟，反对他的匈奴贵族大臣也都被处死。凭借着自己的勇敢、机智和权谋，冒顿成功登上单于之位。

冒顿虽然自立为匈奴单于，但是还受到强大的东胡和月氏的威胁。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认为匈奴刚刚发生政变、国内不稳，正好趁机挑衅。于是东胡派使节到匈奴向冒顿索要头曼单于生前喜爱的千里马，这不仅是对匈奴示威，也是想获得向匈奴开战的借口。群臣都认为这是匈奴宝马，不应该送给东胡，但是冒顿单于深知匈奴国力尚弱且内部还不稳定，不能给东胡攻打匈奴的理由，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便将宝马送给东胡。东胡误认为冒顿害怕东胡，不久派人向冒顿求取他的阏氏。匈奴的贵族大臣都愤怒地说这是对匈奴的侮辱，应该出兵攻打东胡，但是冒顿认为出兵的时机未到，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将所爱的阏氏送给东胡。东胡王更加骄横，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便率军西侵。当时东胡与匈奴中间有荒地千余里，东胡派人对冒顿说：“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要求匈奴割让这块土地。冒顿召集群臣议论，有的大臣认为冒顿连宝马、爱妻都能送给东胡，便建议将土地割给东胡。但冒顿并非真正的怯懦，而是在等待和东胡交战的时机，他认为东胡已经被自己表面的怯战所欺骗，而匈奴的国力也已经足以和东胡对抗，便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将主张割地的人处死。之后，冒顿亲自率军攻打东胡，东胡因轻视冒顿而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在匈奴军队的袭击下，东胡被击溃，民众、畜产被匈奴所虏。其残部东逃，分为乌桓和鲜卑两部。

冒顿打败东胡之后，又四处扩张。

向南：由于中原内乱，河南地的秦军内调，阴山山脉和河套地区的军事要塞无人防守而纷纷废弃。匈奴军队趁机越过阴山、渡过黄河，重新夺取了河南地，直达秦昭襄王时期修建的旧秦长城和赵武灵王时期修建的赵南长城。处于内乱中的中原政权只得退守白于山、六盘山、赵南长城一线。原本臣属于中原政权的楼烦、白羊也转而臣服于匈奴。

向西：冒顿单于对原本游牧于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间）的月氏发动攻击，后来又派右贤王出击月氏，将其重创。乌孙原本和月氏是邻国，曾被月氏吞并，其国君难兜靡被月氏所杀，残余部众逃入匈奴。难兜靡的儿子猎骄靡当时还是个婴儿，被一个乌孙贵族保护着逃入匈奴，被单于养大。猎骄靡长大后，单于命他统领乌孙余部，攻打月氏。后来乌孙追击月氏，留在西域，成为匈奴的属国。同时，楼兰等西域数十个国家也归附匈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征收赋税。

向北：匈奴先后打败了浑窳（yǔ）、屈射、丁零、隔昆、新犁五国，征服漠北各部，完成了对草原“引弓之民”的统一。

自此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开始出现于长城以北。

匈奴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单于，单于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军事权，也主持部族会议和国家祭典。单于在匈奴语中的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孤涂”在匈奴语中是“子”的意思，“单于”的意思则是“广大”，单于的称号大约和中原的“天子”相似，有君权神授的意味。此时的单于之位已经由挛鞮氏世袭，但尚未建立嫡长子继承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并存。单于之下，地位最高的是左、右贤王（按匈奴语音译则应为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一般由单于的儿子或弟弟担任。匈奴以左为上，按照惯例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第一继承人，但是并不存在定制，并非由左贤王继位的例子也有很多。仅次于左、右贤王的是左、右谷蠡王。以上四王地位最为重要，被称作“四角”。随着匈奴王族的繁衍扩大，又分封了很多王，如日逐王、浑邪王、休屠王、犁污王、姑夕王、蒲类王、呼衍王、伊蠡王、蒲阴王、于靳王、左伊秩訾王、皋林温禺犊王、句林王、卢屠王、呼卢訾王、奥鞬王、右致卢儿王、左祝都韩王、右于涂仇掸王、右股奴王等，但是地位均在“四角”之下。

左、右谷蠡王之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到左、右大当户均出自匈奴王族挛鞮氏，均拥有自己的封地、属民和军队，大的有万余骑兵，小的有数千骑兵。这些匈奴大贵族被称作“二十四长”，都号称“万骑”。虽然匈奴大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司法权力，但是都必须听命于单于，其升迁废立乃至生死都操于单于之手。当他们触怒单于时，单于有权削减或剥夺其领地转授别人，甚至将其处死。异姓贵族中地位最高的是左、右骨都侯，是单于王庭中直属的辅佐大臣，也经常被单于派到各王的封地监察政务、统领军队。骨都侯一般由挛鞮氏的世婚家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担任，为匈奴王族之外最显赫的贵族。二十四长在自己的封地内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军事职务。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行政职务，亦多由各级贵族担任。

匈奴帝国的疆域可大致分为内外两部分。其腹心地区一分为三：单于王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位于帝国中央，在代郡、云中的北面；诸左王、将的封地在帝国东方，在上谷以东，连接秽貉、朝鲜；诸右王、将的封地在帝国西方，处于上郡以西，连接氐、羌。匈奴是个游牧帝国，因此各个封地虽然有自己大致的范围，但是其民众是逐水草移徙的。匈奴帝国的外围则由各被征服部族、国家组成，如乌桓、月氏、楼烦、乌孙、林胡、白羊、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等。这些国家或部族是匈奴的臣属，必须向匈奴纳贡，帮助匈奴军队作战，但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匈奴一般也不会将其领地和属民直接并入匈奴。这些属国与匈奴的领属关系并不稳定，多是慑于匈奴的军事力量，因此时叛时服。

匈奴帝国最重要的决策方式是大议事会。由于各王、将的封地相隔甚远，因此这样的大朝会每年只有3次：“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dài）林，课校人畜计。”（《汉书·匈奴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年正月的“小会”，除少数异姓贵族外，出席者均为单于王族。龙城大会参加范围则有所扩大，除了祭祀之外，龙城大会也是单于裁决贵族间纷争的主要场合。议事会决议帝国重要的军事、行政、司法和经济事务，虽然贵族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最终决策权在单于本人手中。从冒顿三次召集群臣议论东胡事务，前两次多数大臣均主张对东胡开战却被冒顿否决，第三次部分大臣想迎合冒顿而主张向东胡妥协却惨遭杀戮便可以看出，单于拥有专制大权。

另外，单于和诸王已经有了自己的官僚系统，虽与中原相比还很原始、简单。如左、右骨都侯主管司法（“断狱听讼”），有宿卫官（郎中、都尉），有文官（相），有武官（当户、且渠）等。各级官员多由贵族世袭，如前所说，出任左、右骨都侯者大多来自呼衍氏、兰氏、须卜氏。匈奴尚未建立完善的俸禄体系，官员的收入来自封地、赏赐和战利品。

当时，匈奴帝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律，但是由于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还没有成文法，只施行习惯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相对于秦汉严密的律令体系，匈奴的法律缺乏精密化的规定，但已有了雏形。其主要罪名有违抗君命、谋反叛乱、欺君罔上、丢弃国土、擅自拥立、作战不力、违背盟誓、持械斗殴、杀人越货、盗窃财货等。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典，单于经常根据个人的喜怒好恶滥施刑罚，如武帝时汉朝使节郭吉因言语触怒单于而被扣押，但单于却迁怒于无辜的“主客见者”，将其诛杀。

匈奴的刑罚也比较简约，最常用的是死刑，一般的行刑方式是斩首；其次是轧刑，其具体所指不明，有刀割面、杖挞、辗轹骨节等说法；三是没刑，指没收全家财产或把全家没为奴隶；四是囚禁，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在同一地区定居时间有限，因此囚禁一般最多10日；五是流放，如汉朝使节中有很多被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虽然如前所说，负责司法的是骨都侯，审判“当决轻重”，但是重大案件必须“口白单于”，由单于亲自判决。除了单于和贵族外，由于流行神判法，胡巫在司法中的作用也很重要。如卫律正是借助胡巫的力量，逼迫单于杀死了自己的女婿、汉朝降将李广利。

作为一个国家，还需要自己的财政来源。匈奴帝国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税收。匈奴已经有了自己的税收制度，每年秋高马肥之时，要在蹛林举行大会，“课校人畜计”。这次大会几乎是举族参加，目的是计量每个部族的户口和牲畜增减情况，征收物品作为赋税。二是贡赋。匈奴对自己的属国也征收贡赋，如对乌桓征收皮币，在西域派驻僮仆都尉（驻今新疆焉耆一带）征收赋税等。汉匈和亲之后，汉朝每年送给匈奴的财物及公主出嫁时的嫁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贡品。三是贸易。贸易中最重要的是和中原互市，也有与西域、羌、乌桓的贸易往来。匈奴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牛、马、羊等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进口的商品包括丝绸、铜镜、钱币、漆器和铜铁等。四是掠夺。从战国后期开始匈奴就不断侵袭、劫掠中原，尤其喜欢在秋收麦熟之时劫掠边郡。其目的，除了抢劫外还有破坏边郡的农业生产，逼迫中原交纳贡品。

匈奴帝国尚未建立起常备军，其军队以部落兵为基础，实行族兵制。军队的征发、调遣和作战都以部落为基础，经济（主要是游牧）、行政和军事组织合一。匈奴最大的编制是万骑，其万骑、千人、百人等十进位编制，乃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编组军队的组织形式。匈奴军队主要是骑兵，其骑兵和牧民兵民合一，青壮年男子均为军人，平时游牧、战时为兵。匈奴社会的基层组织为“落”，相当于中原的“户”，成年男子都被编入骑兵，大约每落出一名骑兵，十落出十名骑兵，由什长指挥，以上有百长、千长。而千长、百长、什长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百长、什长一般也是氏族首领，小的部落有一位千长，大的部落有几位千长。部落酋长又被称作大人，之上则是万骑长，一般由匈奴王族充任。除了匈奴本部的军队，被匈奴征服的各属国、部落，如乌孙、西域诸国、丁零、楼烦、白羊、乌桓，在战时要派军助战，听从单于调遣。

匈奴的军制虽然比较原始，但也有其优势。第一，由于军、政、族合一，各级军官平时也是官吏和部族首领，与本部士兵之间有着亲疏不等的血缘关系，因此军官和士兵间的关系远比中原王朝的官兵关系密切，作战中容易一致行动、指挥便利。不会存在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即便战事不利而溃散，也很容易重新组织起来。第二，由于兵民合一，匈奴男子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学习骑射，长大后编入军队，平时生产，战时只要贯弓上马就可以出战。因此动员效率很高，也不需要专门的军事训练，整个匈奴就是一个大军营，能以较少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兵源。第三，匈奴军队没有专门的后勤，战时可以依靠劫掠为生，在草原或沙漠行军时则要依靠随带的牲畜。因此除了男子兵民合一之外，匈奴妇女也从小习练骑射。虽然她们一般不直接参加战斗，但负担着后勤补给的重任。大军远征时，她们驱赶牛羊跟着游牧、劳作，就近为军队提供肉食和奶酪。“因水草为仓廪”，这就使匈奴军队能长期脱离后方远距离作战，机动性大为提高，也不像中原军队那样常常担忧后勤补给线的安危。

匈奴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轻利”著称，以与轻骑兵灵活机动的战术相配合。其武器主要有弓箭、刀、剑、铤，防具有头盔、盾牌、铠甲。其中最重要的是弓箭和刀矛，所谓“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而弓箭乃是重中之重，冒顿单于就将匈奴称作“引弓之民”。匈奴的弓多为木质，箭镞有铜、铁、骨三种，还有一种名为鸣镝的响箭，用于指挥作战。近距离交战时，匈奴人主要使用刀、剑、铤作战。铤的形状类似于短矛，但矛柄为铁制；匈奴剑以短剑为主，具有浓厚的鄂尔多斯短剑风格，剑有双刃，剑柄有动物图案的纹饰；匈奴刀的刀背有直背和弧背两种，刀刃则有直刃、弧刃、凹刃之分，其特点为刀脊坚厚，便于骑兵砍杀，近战格斗时则用匕首互相配合。另外，虽然缺乏记载，但根据考古发现，匈奴人也喜欢使用带有金属头的棍棒，即骨朵锤。这种骨朵锤质地坚硬、简单耐用，不仅用于狩猎，征战时也可当作打击、破甲或抛击类兵器使用。除了青铜棍棒头外，还有铁质的，但由于铁质易锈，大多铁质实物保存下来不易。

匈奴的盾牌以轻便见长，多由柳条、藤条织成或由木材制成，外面覆以皮革，形状多为圆形或长方形，内有系带可绑于左臂，用于抵挡箭射刀砍。匈奴甲则分为皮甲和铁甲，前者用牛皮制成，后者则用小甲片组成鱼鳞状。头盔有青铜盔和皮盔，因骑兵利在轻捷，所以以皮盔为主。

匈奴军队中最重要的装备是马，“以马上战斗为国”。匈奴的战马主要是蒙古马，虽然体型不算很高大，但是体力充沛、奔跑速度快、冲击力强、耐久力好，十分符合草原作战需要。匈奴骑兵出征时一般至少带着两匹马，轮流骑乘，以保持马的体力，还可以搭载伤员、俘虏和战利品。当时尚未发明马镫，御马的主要器具有马鞍、马笼头、马衔。（参见黄立鹤《西汉时期匈奴的军事文化》）

如前所说，匈奴男子从小就练习骑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成年后便编入甲骑。除了学习骑射外，匈奴男子也在游牧和围猎中锻炼自己的军事技能，比如伏击和追击，如何部署兵力、协同作战和严明纪律；在长途转移牧场中学会如何行军和奔袭；到达新牧场后他们要学习如何建造营盘和防御袭击。

匈奴军法严酷，前面冒顿单于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爱妻、父亲，部下也必须跟着射击，否则均被处死，便是生动的例子。除了严厉的惩罚外，丰厚的赏赐也足以激励士气：“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在死亡的威胁和厚赏的激励下，匈奴军队战斗力很强。

值得一提的是，匈奴帝国的崛起与冒顿单于这样的天才人物的出现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冒顿单于，匈奴不会崛起得如此迅速，也可能失去崛起的机会。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并非仅仅由冒顿一人可以造就，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其一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根据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公元前210年左右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10年之内降温1摄氏度，这次降温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60年，其程度与明清小冰期相当。（山克强《历史朝代兴替的气候冷暖变化背景》）这次寒冷期的到来让草原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各部族之间争夺牧场、牲畜的斗争更为激烈。秦帝国军队的北伐行动让匈奴的牧场大部丧失，加之又受到月氏和东胡的威胁和侵袭，因此匈奴必须依靠集权体制和对外劫掠来摆脱危机。

在此背景下，军事首领的权威必然大为增加，因为部族贵族及平民将对外劫掠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如头曼单于虽然对冒顿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因冒顿的英勇机智而不得不让他统领万骑。冒顿在发动政变和对外战争时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正是其得以建立集权帝国的基础所在。

其二是有利的国际环境。上文曾提到秦始皇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出击匈奴，打败了头曼单于，夺取了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阴山山脉。之后秦朝又采取各种措施，全面加强了北方的防务。可想而知，如果秦朝持续存在下去，冒顿即便统一了草原，也很难夺取河南地，入侵中原，而且秦朝也不会对冒顿的征伐行动坐视不理，必然出兵干预。正是由于秦始皇死后，中原迅速发生反秦起义，遍地烽火，秦军不得不把边防军主力内调，使匈奴得到机会夺回河南地。

中原的内乱不但消除了匈奴的军事压力，还给匈奴带来了众多的人力。秦末的大乱迫使修建长城的民工、屯田垦殖的移民和边疆的原住民四处逃散，很多人便流落匈奴。这些逃入匈奴的中原人，被称作秦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秦人，恰恰是原河南地的居民，人数多达二三十万。由于匈奴占领河套时他们已经定居数年，有了家产亲人，短时间内难以逃回故土，况且中原本身战火纷飞，所以他们大多只能投靠匈奴。这些人有着从事耕作和建筑城池的技能，让匈奴的经济水平大有提高，而且其中不乏工匠，更有利于匈奴军事力量的增强。除了平民，一些中原上层人物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等原因也流落匈奴，如韩王信、卢绾、臧荼之子臧衍等人，他们逃入匈奴时都带着众多的官员和军队。由于他们熟悉中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了解中原军队的战术，更让匈奴如虎添翼。

其三是匈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早在战国早期，匈奴文化的器物群中就有青铜短剑、铜刀、铜链、铜斧、铜鹤嘴斧等兵器和工具，以及铜带扣、铜环、铜管状饰等装饰品。战国中晚期，由于中原器物的传入，匈奴开始流行铁短剑，铁长剑也开始流入，马具也以铁制品为主，工具也以铁鹤嘴斧为主。这一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如铁马嚼、铁链、铁刀、铁剑、铁镰和铁铧，可见此时匈奴已有了自己的铁匠炉。又如建造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伊沃尔加古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色楞格河西岸的古台地上），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经初步具备城市规模。

综上所述，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崛起，并非因冒顿一人而兴，即便没有冒顿，这个草原帝国亦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