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威胁

西汉前期汉匈间的和亲与战争

和亲达成后不久，刘邦便带着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与世长辞。他去世之后，汉朝的形势已经趋于稳定，国内外境况已经大为改善。七大异姓诸侯王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韩王韩信、燕王臧荼都已经被杀；继任燕王卢绾在刘邦去世的第二年病死于匈奴；赵王张敖被废黜王爵后贬为宣平侯，并且他的妻子是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女儿又嫁给了惠帝为皇后，与汉室关系极为密切；此时依旧保持王位的只剩下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但长沙国仅有数万户口，实力完全无法与汉朝廷抗衡。汉帝国在中原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根基，高帝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又让国力初步恢复，这就为汉帝国在对匈战争中争取主动提供了基础，但是其过程是十分漫长而曲折的。

虽然娄敬的出使让汉朝和匈奴结为兄弟之国，汉朝宗室翁主嫁给冒顿单于使汉匈间建立了和亲关系，但是和亲之后，匈奴对汉朝的入侵并没有终结。对于匈奴的侵略，汉朝初期采取了容忍、温和乃至屈辱的对外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景帝晚年。

早在高帝晚年，燕王卢绾谋反之时，匈奴就接纳了其余党万余人，上谷以东地区不断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扰。刘邦去世之后，冒顿单于更加骄横，他竟然向皇太后吕雉递交国书，声称：“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提出让寡居的吕雉嫁给自己的无礼要求。尽管这和匈奴流行收继婚——弟弟有权娶哥哥的遗孀（刘邦名义上和冒顿约为兄弟）的风俗有关，但对于当时的汉帝国和吕雉本人来说这实乃极大的羞辱。愤怒的吕雉召集陈平、樊哙、季布等大臣，准备处死匈奴使者，出兵与匈奴决战。其妹夫樊哙则自愿充当先锋，夸口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匈强汉弱，即便高帝时亦曾困于白登之围，而汉朝久经战火，中原元气大伤，还是国困民乏“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所以汉朝尚不具备反击匈奴的实力，轻易言战是动摇国本、“摇动天下”。

吕雉毕竟是位睿智的政治家，她令大谒者张泽出使匈奴，卑辞答复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并送给冒顿“御车二乘，马二驷”（《汉书·匈奴传》）。冒顿单于也派使者回复汉朝，送来马匹。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春，汉朝将宗室女册封为公主出嫁匈奴，再次确立和亲关系，汉匈之间的一场战争危机才告化解。

但和平仅仅维持了10年时间，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获悉吕雉已经年老病重，汉朝内部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冒顿单于再次开始了对汉朝的侵袭。当年四月，匈奴军队入侵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攻打阿阳（今甘肃静宁县）；次年十二月，匈奴军队再次入侵狄道，掠走民众二千余人。

吕雉去世后，朝廷发生政变，吕氏所立小皇帝被杀，代王刘恒继位，即为汉文帝。文帝继位之初，虽然依旧和匈奴和亲往来，但冒顿单于却认为刘恒以外藩入继大统，在朝中没有根基，诸侯王亦多有怨恨，便趁机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背弃和亲之盟约，派右贤王部入侵占领河南地，突破长城防线。匈奴人不仅抓捕杀害汉朝官吏士卒，还劫掠上郡边境上忠于汉朝的蛮夷部落。文帝下诏，斥责匈奴违背盟约、“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的罪行，派丞相灌婴率领步兵、战车兵85000人到上郡高奴（今陕西延安）迎击匈奴军，并命令中尉调集京畿军队由卫将军率领卫戍长安。右贤王担心自己孤军深入会陷入汉朝大军的围攻，便在劫掠后迅速撤离。文帝亲自从甘泉宫到高奴慰劳将士，激励士气，并到太原巡行，视察边防，汉军士气为之大振。不料济北王刘兴居却趁机举兵谋反，文帝只好返回长安，命令灌婴率部去镇压叛乱。

此次防御战争结束之后，汉匈之间开展了外交活动以修复邦交。汉朝派出使节到匈奴，指责其背约行为，冒顿单于于第二年派遣使节携国书来到汉朝边界。国书中虽然表示要停止战争，继续维持和亲关系（“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并赠送礼物（“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但是却将“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的责任推给右贤王，说是其擅作主张，并指责汉朝边防小吏欺辱右贤王，汉朝在匈奴军入寇后扣押匈奴使节。同时，冒顿单于还炫耀右贤王率军西征，消灭大月氏，征服西域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乌孙（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呼揭（今阿尔泰山南麓）及其他26国，统一北方大草原的赫赫战功，进行武力威慑。

汉朝廷得到匈奴国书后，文帝命群臣商讨是继续和亲还是与匈奴开战，大臣们都认为匈奴刚刚取得胜利，汉军无力与之争锋，主张继续和亲。汉文帝虽然不愿和亲，但是迫于国内形势依旧不稳、国力依旧不足以与匈奴抗衡，不得不同意继续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中大夫意、谒者令肩出使匈奴，带去了厚重的礼物和一封国书。给匈奴的国书中，汉文帝历数匈奴破坏汉匈关系的责任（“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但同意了冒顿单于关于停战和亲的要求，并要求匈奴停止对汉朝边境的侵袭，“明告诸吏，使无负约”。

不久，叱咤风云的冒顿单于去世，在他几十年的人生里，匈奴从一个草原部落成为拥有广阔土地的庞大帝国，草原地区在他的统治下得以统一。他曾与多位中原皇帝较量，并始终不落下风。冒顿时代是匈奴帝国最强大的时代，他可以称得上匈奴的秦始皇。这固然缘于他个人的超凡能力与魅力，也和秦汉之交整个东亚政治版图的大变动有关。匈奴的崛起就得益于中原的大乱，但当中原逐渐恢复了安定之后，匈奴必然从巅峰走下坡路。只不过汉匈之间的力量天平仅仅是开始移动，匈强汉弱的局面得以改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继位，称号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上台后，为了维系汉匈邦交，文帝又将某位诸侯王的女儿册封为公主出嫁匈奴，做老上单于的阏氏。陪嫁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中行说的宦官，被朝廷任命为公主的辅佐者。能承担如此重任，可见中行说在宫中应该为较高级别的宦官，自然不愿去草原大漠过一辈子苦日子，但汉朝官员强行要他随同公主去匈奴，在临行前他发出了“必我也，为汉患者”的诅咒。

中行说到达匈奴后，便投降了老上单于并得到重用。中行说向老上单于提出，匈奴人口远不如汉朝，其强大骑兵的养成依赖于草原游牧生活，而大量输入汉朝的衣服、食物会改变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损害其军事力量的基础。他还帮助匈奴建立账簿文书制度，统计人口牲畜，以增加财政收入。在外交上，中行说建议给汉朝的国书用更大的尺牍和更大的印封，称号也升格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以显示匈奴比汉朝国家地位高。当汉朝使节指责匈奴贱老、收继婚、缺乏礼教时，中行说则根据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加以申辩，并威胁说如果汉朝不给匈奴奉献足够厚重的财物，匈奴骑兵将在秋天攻击汉朝边境（“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

中行说的威胁很快便成为现实。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突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杀死都尉卬（áng），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匈奴大军的先头骑兵焚毁了回中宫，其侦察骑兵甚至到了甘泉宫，直接威胁长安。文帝忍无可忍，命昌侯卢卿率军驻守上郡，宁侯魏遬率军驻守北地，隆虑侯周灶率军驻守陇西，从北、西北、西三个方向屏蔽长安；任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率领一千乘战车和十万骑兵，集结于长安附近的渭河北岸。文帝亲自到军中犒劳、赏赐将士，约束军纪，检阅部队，并准备亲自率军出征匈奴。群臣认为此举过于轻率冒险，纷纷上书谏阻，最后是皇太后薄氏亲自出面，才打消了文帝的念头。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内史栾布为将军，率军出击匈奴。老上单于在长城之内停留了一个多月，才带着大批被劫掠的人口和财物满载而归，汉军只能尾随其出长城，却无法给予其有力的打击。因此匈奴更加骄横，每年都入侵边境，杀害掠夺边境人民，云中、辽东受到的侵害最为严重，每个郡每年都有上万人被杀、被掳。

之后，汉文帝不得不又恢复和亲政策，而老上单于亦派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向汉朝赠送马匹。在给匈奴的答谢国书中，汉文帝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汉匈间以长城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希望单于能和自己一起“捐细故，俱蹈大道也，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汉匈间永久和平“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作为回报，汉朝愿意每年向匈奴赠送“秫蘖金帛绵絮它物”。当老上单于同意和亲之后，汉文帝马上将两国和亲事宜布告天下，宣誓“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两国永久和平。

然而汉文帝对两国和平的期待很快便随着匈奴的内部变动化为泡影。汉匈恢复和亲的第二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继位。军臣单于继位之初汉朝再次派公主出嫁匈奴，但仅一年有余，军臣单于便出动6万骑兵，分别入侵上郡和云中，残杀掳掠了大批汉朝边民。匈奴骑兵的前锋直指代郡句注山，报警的烽燧一直传递到甘泉宫和长安城。汉文帝连忙部署防御，命张武率军戍守北地，前任楚国相苏意戍守代郡句注山，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戍守飞狐口（今河北蔚县太行山脉最东端，太行山脉和燕山、恒山山脉的交接点），沿边各城塞亦坚守御敌。又命河内太守周亚夫率军驻守长安以西的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祝兹侯徐厉驻守渭北的棘门（今陕西省咸阳东北）、宗正刘礼率军驻守长安以北的霸上（今陕西西安东霸水西高原），以防备匈奴袭击长安。

之后汉文帝亲自去三处犒劳军队，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细柳营故事”。在棘门和霸上，文帝的车仗都可以长驱直入，将军以下都骑马迎送。到达细柳军营时，将士们都披着甲胄，手持锋利的武器，弓弩都拉紧。汉文帝的先驱高喊“天子且至！”要求开门迎接，负责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汉文帝亲自赶来，也没有放行。于是汉文帝派人手持节杖向周亚夫下诏说：“吾欲劳军。”周亚夫才下令打开壁门。守卫壁门的军官则对车队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汉文帝缓缓骑行。到了中营，周亚夫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为之动容，派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但汉文帝却称赞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1个月后任命周亚夫为中尉。张武、苏意、令免三路大军北上之后，匈奴见无隙可乘，烧杀一番便撤出边境。

终文帝一世，虽然因国力有限和内部的掣肘，汉朝无法对匈奴的进犯给予有力的反击，而不得不一直施行和亲政策，但是当匈奴发起大的入侵行动时，文帝都敢于组织起兵力进行防御作战，使匈奴始终无法深入中原腹地。随着汉朝国力的逐渐增强和国内局势的稳定，在景帝继位之后，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汉朝的方向发展。当七国之乱爆发时，赵王刘遂曾派人到匈奴联络，约定吴军和楚军起兵时，匈奴派军助战，合力进攻长安。但是吴楚军队陷入梁国战事，始终没有进展，军臣单于便陷入犹豫观望，几个月后七国之乱被汉军平息，匈奴遂放弃了趁机入侵中原的企图。

景帝依旧不得不延续和亲政策，继位仅5年就3次派翁主出嫁匈奴，并且和匈奴通关市，开展边境贸易，每年向匈奴赠送厚重的礼物。两国间大体上保持了和平局面，但是小的入侵依旧不断：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二月，匈奴入侵燕地；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突袭雁门郡，相继入侵云中、上郡，抢走了汉朝在边境蓄养的2000匹良马，上郡太守李广率一百多名骑兵出击，被匈奴数千骑兵包围，李广凭借智谋和神射才得以突围；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匈奴再次入侵雁门郡，太守冯敬战死，景帝连忙调集步兵和战车驰援雁门。

和亲的得与失

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历来饱受争议，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无意对这一政策做过多的评论，仅以该政策为主线来分析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西汉前期和亲政策下的汉匈关系无疑是不平等的，带有屈辱性的。

第一，从民众层面来讲，西汉前期北方的雁门、云中、代郡、上郡、陇西、北地、右北平、辽东等郡不断受到匈奴军队的入侵，仅大的入侵行动就有三次之多。匈奴军入侵频繁之时，“攻城屠邑，驱略畜产”，每年都有数万边境民众被残杀和劫掠，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或者被匈奴掳掠到草原为奴。他们的家园被毁灭，财产被掠夺，妻女被奸淫，自己也死于非命或失去自由，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即便身处内地的民众，也要负担匈奴每年向汉朝勒索的巨额财富（以岁赐和嫁妆的形式），其数额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东汉中期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汉朝，还要向南匈奴岁赐上亿钱看，这种负担必然是不轻的。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讲，匈奴屡屡进犯中原，不断“杀吏卒，大寇盗”, “并暴边境，多杀吏民”，给汉朝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文帝时期匈奴的三次大规模入侵都横扫北方各边郡，其前锋甚至威胁到关中腹地和首都长安。在对匈防御作战中，北地都尉卬、雁门太守冯敬等高级将领被杀，韩王信等人投降，大批边防军官兵战死沙场，边防城塞屡屡被攻破，让汉朝的北方边疆长期处于“久结难连兵”的危局之中。匈奴还扶持或勾结韩王信、燕王卢绾、赵王刘遂等叛乱势力，干涉汉朝内政，危害中原的安定。冒顿单于向吕雉求婚事件，则直接侮辱了汉帝国的国家尊严。汉朝还要每年给匈奴大量财物，并在和亲时献出丰厚的“嫁妆”，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三，从统治阶级自身来讲，与蛮夷胡虏结为兄弟，“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承认匈奴单于与汉朝皇帝平起平坐，严重损害了汉朝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性和皇权的神圣性，是对华夷秩序的巨大冲击。如贾谊所言：“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汉书·贾谊传》）和亲中皇帝不愿派自己的女儿远嫁匈奴，而是派翁主等宗室女子出嫁匈奴单于。虽然她们并非真正的公主，但在深受礼教大防影响的汉朝统治者看来，和亲依旧是一种屈辱的逆伦行为，有损汉室尊严。因此和亲政策在当时就遭到朝野上下的抨击，被看作屈辱外交。如文帝时的贾谊便批评说：“今匈奴嫚厉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汉书·贾谊传》）。他认为与匈奴和亲，并不能改变匈奴入侵的事实，反而相当于在向匈奴称臣纳贡，有失国体。晁错在做景帝的太子家令时亦曾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提出对匈战略：一是“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训练一支精锐的部队；二是“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加强边防工事，募民在边境屯田；三是“以夷制夷”，利用义渠胡人组成的骑兵对付匈奴。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亦不甘心受制于人，屡屡有对抗匈奴之举。吕雉在得到冒顿单于的羞辱性国书后大怒，曾召集群臣，拟议停止和亲、出击匈奴。文帝在匈奴三次大举入侵时，都调兵遣将部署防御，还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犒劳军队、激励士气，甚至一度想御驾亲征。景帝虽然屡次对匈和亲，并与匈奴互市，但也并非完全被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二月时便因匈奴侵入燕地而暂停和亲；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当两位匈奴王率众来降时，汉朝亦给予接纳，并封侯。

但是这些言论和举措都不足以改变西汉前期对匈和亲厚赂的关系主基调。贾谊虽夸夸其谈，有着“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的豪言壮语，但却提不出有效的解决之道。晁错的策略虽切实可行，但限于国内形势，大多未能实施。吕雉最终还是不得不以谦卑的姿态给冒顿回信并赠送礼物。文帝的防御战虽然阻止了匈奴入侵中原腹地，但却并不能对其给予有力的打击，故从文帝后期开始一直到武帝初期，和亲的大局面未曾改变。这并非汉朝君臣怯懦无能，甘愿忍受屈辱和欺凌，而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一，西汉建国之初承袭战国末年以来长达数十年的战乱局面，社会经济衰败，民生凋敝，国力有限。

战国后期，战争的惨烈原本就造成了人口的锐减，自商鞅变法以来，仅《秦纪》中记载的秦军斩杀六国军队的数量就多达182万，总的战争破坏无疑是巨大的。秦朝刚刚统一不久，就多次举行规模浩大的征伐和工程（修筑长城、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尽管秦朝是否实行暴政至今还有争论，但是数百万劳动力脱离生产无疑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损害。秦末至汉初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更是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据葛剑雄先生估计，西汉初年中原人口仅剩下1500万至1800万。民生的凋敝更为明显，一度出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凄惨局面，以至于刘邦不得不“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战争平息之后，国家依旧十分贫困，“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连统治阶级都如此，何况普通民众了。

尽管经过高帝、惠帝、高后、文帝四代经营，汉朝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依旧单薄。即便在平时，民众亦多有贫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但要“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不但“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一旦遇到灾荒年份，“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国家亦缺乏物资储备，“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更不必说，汉帝国缺乏与匈奴作战的浩大军费开支了（“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

至武帝初年，汉帝国才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国库颇为富足，民生亦大为改善：“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上》）但此时距离汉初已经过去七十余年。

其二，西汉前期军事力量有限，不足以和匈奴正面对抗。

首先，汉军缺乏骑兵优势，无力与拥有几十万控弦铁骑的匈奴对抗。主张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的晁错亦承认，匈奴有诸多的军事优势，尤其是骑兵之强大为汉军所不及：“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汉书·爰盎晁错传》）。众所周知，骑兵相较于步兵，在冲击力、机动性上，都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平原和丘陵地带，步兵处于绝对弱势（“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故有“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说法。

汉军初期以步兵（材官）为主，骑兵不多，尤其是汉初马匹昂贵（“马至匹百金”），连皇帝的车驾都配备不起同一颜色的马匹，御苑中亦仅有厩马百余匹。缺乏马匹，便很难建立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与匈奴数十万骑兵抗衡。而汉军重要兵种战车兵，则存在机动性差、速度慢的弱点，难以与机警敏捷的匈奴骑兵对阵。

其次，汉军的兵役制度限制了边防力量。汉军实行征兵制，男子15岁起需要服兵役，汉景帝二年时正式规定男子20岁“始傅”。内地男子一般服役期共两年，一年在本地（称为正卒），一年在京师（称为卫士）或边郡（称为戍卒）。汉军的主要兵员就来源于此。边防军的兵源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内地郡国来边地服役的戍卒，一部分是边地本身的军人（正卒和戍卒合一）。边地出身的军人熟悉匈奴军情和边郡地理，民风彪悍而精熟骑射，因家园经常受到匈奴的侵袭破坏而战斗意志强烈（“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此成为抗击匈奴的生力军。抗匈战争中的许多著名将领便出身边地甚至本身就是胡人，如李广、赵充国为陇西人，赵破奴为九原人，郭昌、李沮为云中人，公孙贺为义渠胡人。但是边郡自然环境较差，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因此人口不足，限制了边地兵员的数量，所以内地郡国的军人必须轮流戍守边境。这些军人并不熟悉匈奴的情况和边郡的地理人情，其在内地的军事训练和战斗经验也无力应付匈奴的骑兵（“不习地埶而心畏胡”），且会因思念家人和故乡而影响战斗意志。一年的短暂时间也不足以锤炼出一支精锐的部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又次，沉重的后勤负担亦限制了对匈作战的开展。边境地区多为苦寒之地，很多地方不适合农耕，定居人口较少，因此边防战争所需庞大物资尤其是粮食必须依赖内地负担。运输粮草不但需要征发大量农民服徭役，而且运输过程中的自然损耗和运输者本身所需粮食就是很大的数额。加之大批戍卒需要从内地到边郡轮流戍守，其调动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如果遇到匈奴大规模入侵，需要从内地调集大军北上，所需更为巨大。这都严重限制了对匈作战的展开，所以经常出现汉军主力集结完毕开拔到北方之后，匈奴军已经满载而归、扬长而去；当汉军大部队撤回内地后，匈奴又卷土重来的被动局面（“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

内忧与外患

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限制，西汉前期，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皇权的有限性也牵制了对匈奴的作战。刘邦生前，汉朝就形成了外戚、功臣、诸侯三派共存的局面，三者之间虽然存在互相牵制和互相斗争，甚至你死我活的血腥厮杀，但又共同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并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战争。

首先是外戚干政。早在刘邦晚年，吕雉为首的吕氏外戚便形成了庞大的权势集团。其在诛除彭越、韩信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亦能得到张良、叔孙通和商山四皓这样重要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其迫使刘邦不得不放弃废黜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为储君的念头，慨叹吕氏“羽翼以就”, “又可奈何”。刘邦死后，吕雉一度企图秘不发丧；她诛杀功臣，后来又残害戚夫人；杀害赵王刘如意，还曾想杀死齐王刘肥。惠帝刘盈虽不甘心做母亲的傀儡，却无计可施，在位仅7年后便于24岁时英年早逝。惠帝死后，连续两位幼年皇帝继位，吕太后更加横行无忌，其宠臣审食其为左丞相、亲信任敖为御史大夫，其内侄吕台、吕产、吕禄统率南北军，并破坏白马之盟中“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约定，封吕台、吕禄、吕嘉、吕产、吕通、张偃为王，连吕雉的妹妹吕须都被封为临光侯。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赵王刘恢及燕王刘建的儿子都被吕氏杀害或被迫自杀。吕雉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颍阴侯灌婴、曲周侯郦商等功臣宿将才联合齐王刘襄、楚王刘交、朱虚侯刘章等刘姓诸侯诛灭诸吕，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吕氏外戚专权的时期长达15年之久，此后又有薄氏、窦氏、王氏等外戚相继崛起。他们虽然不至于如吕氏般威胁汉朝本身，但长期的朝廷党争也无疑影响了国家的对外战争。

其次是开国功臣集团长期垄断政坛，与皇权不断发生冲突。追随刘邦的开国功臣集团，尤其是丰沛故人是西汉前期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长期垄断政坛。以朝官中权位最重的丞相（相国）为例，西汉前期15位丞相中，萧何、曹参、樊哙、王陵、审食其、陈平、周勃、灌婴、周苍、申屠嘉皆为开国功臣，吕产、陶青、周亚夫、刘舍为开国功臣子孙，直到景帝晚年才出现了第一位与功臣集团没有联系的丞相卫绾。太尉因手握军权而不常置，但西汉前期的4位太尉——卢绾、周勃、灌婴、周亚夫均为开国功臣，且其中有一对父子。西汉前期的15位御史大夫中，除围、介两人情况不明外，周苛、周昌、赵尧、任敖、张苍、申屠嘉、冯敬、曹窋、陶青、刘舍皆出身军功阶层或系其子孙，只有卫绾、直不疑出身禁卫郎官，而晁错曾为景帝的太子家令，靠与皇帝的个人关系获致高位。这个以丰沛故人为主体的集团是汉朝建立的中流砥柱，亦曾为诛除吕氏乱政、剿灭诸侯战乱、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但也因功高震主、势大欺主而发起了与文景两代皇帝的政治抗衡。抗衡的结果是皇权逐渐得到巩固，功臣集团的力量逐渐被削弱。但是这种斗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力量，很多有才干的人才，如周勃、周亚夫、贾谊，或死于非命，或抑郁而终，为国家重大的损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则是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如前所说，汉初有七大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他们的领地占了汉初版图的三分之二，且拥有自己的朝廷和军队，形同国中之国。他们有的起兵谋反，有的与匈奴勾结，有的阴谋政变，严重威胁了新生的汉王朝。经过7年时间，刘邦和吕雉才镇压了韩王信、臧荼、英布、卢绾，诛除了韩信和彭越，削夺了张敖的王位，仅剩下国力微弱的长沙国。

六大异姓诸侯王被铲除之后，刘邦又把天下54郡中的39个郡分封给9个宗室诸侯王以为朝廷藩屏：封庶长子刘肥为齐王、弟弟刘交为楚王、侄子刘濞为吴王、堂兄刘贾为荆王；几个小儿子刘如意、刘长、刘恒、刘恢、刘友则分别被封为赵王、淮南王、代王、梁王、淮阳王。汉初，由于他们与皇室血缘密切，离心倾向尚不强，且多数年纪幼小，各诸侯王国的实权被朝廷派出的国相掌握，吕后时期甚至一度遭到残酷迫害。所以诸侯王曾是铲除诸吕乱政的重要力量。

汉文帝本身亦为诸侯王出身，他继位后为了笼络宗室以巩固根基，对被吕后迫害的刘姓诸侯王一一平反、复立。赵国、燕国、梁国复国，齐国的封地被归还，并新分封了济北、河间、城阳、太原等多个王国。此时诸侯王均已长大成人，摆脱了国相的约束，与皇室关系也逐渐疏远。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各诸侯王国实力逐渐壮大，他们招纳亡命者、流民甚至罪犯，任用商人、文士，甚至“不听天子诏”，“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与中央朝廷公开对抗。结果，诸侯王反叛事件此起彼伏。

首先是济北国叛乱。济北王刘兴居为刘肥之子，曾和哥哥刘章一起在诛除诸吕中立下大功劳，但兄弟二人却未被封赵王、梁王，而仅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刘兴居趁匈奴入侵北地、河南地，丞相灌婴率汉朝10万大军北上、文帝亲自去太原劳军之机，起兵谋反。文帝只得停止与匈奴的战事，令柴武率这支部队东进攻打济北国。大军压境之下，文帝又下诏赦免济北国投降者，叛军迅速瓦解，刘兴居自杀，济北国被废。

接着淮南国叛乱。淮南王刘长为刘邦幼子，因自幼被吕雉收养，又是文帝唯一在世的弟弟，故而骄横自大。他在御苑行猎时和文帝同辇，又因私怨杀死了朝廷重臣审食其，均被文帝宽恕。连太后、太子都畏惧他三分，更不必说各位大臣。他归国后“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并赶走了朝廷派驻淮南国的太傅、丞相，自立丞相，几乎和谋反自立无异。文帝只是令舅舅薄昭写信劝诫，但刘长却于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心腹70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奇谋合谋，计划用40乘战车在谷口谋反，袭击长安，并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络。朝廷发觉后派人前往淮南国调查，刘长杀死伍开章灭口，文帝只好命人将刘长带回长安。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判决刘长死罪，并得到43名列侯、二千石高官的赞同，但文帝只是处死了谋反者，将刘长废黜王爵，流放蜀郡，不久刘长在雍地绝食而死。

之后是七国之乱。济北王、淮南王先后叛乱后，贾谊上书《治安策》请求文帝削藩，虽然文帝受制于元勋诸侯，无法重用贾谊，但先后采取封儿子刘武为梁王、将齐国领地分给六人、将淮南王领地分给三人等举措。景帝继位后，重用主张削藩的晁错为御史大夫，削去楚国的东海、薛郡，赵国的河间郡，济北国的6个县，吴国的豫章（郡治在今江西南昌）、会稽（郡治在今浙江绍兴），这就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吴王刘濞为景帝叔父，高帝时代就已经追随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封地之大仅次于齐王，在齐国被肢解后便成为领地最大的诸侯。且其因铸钱、煮盐而富甲天下，并因辈分高、封地广、财富多，隐然有诸侯领袖之风范。吴王刘濞为高帝的侄子，原本就和皇室关系疏远，文帝时吴国太子因与景帝刘启在下棋时争执而被刘启砸死，刘濞一怒之下不再入朝，文帝只好赐予其几案和手杖。现在景帝又削去其两个大郡（占吴国封地大半），令吴国和中央彻底决裂。刘濞派人联络楚、赵、济北、胶东、胶西、淄川、济南、淮南、齐等国诸侯，又与匈奴、东越、闽越勾结，发动了大规模叛乱。惊慌失措的景帝一度杀死晁错以求平息叛乱，但刘濞已自称东帝，景帝不得不命周亚夫为太尉出兵镇压。叛乱阵营貌合神离，淮南、济北王未能参加叛乱；山东叛军未能出击中原反而纠缠于齐地；刘濞错误地将吴楚军队置于梁国战场，久攻不下，周亚夫则在吴楚军兵锋受挫之后切断其补给线，先坚守营垒后又发起反击；匈奴、东越见势不妙亦不出兵策应。最终，七国之乱被镇压，除楚国外，参与叛乱的国家都被废除由朝廷直辖。挟战胜余威，景帝实施了将大诸侯国肢解，废除诸侯国大部分官职，剥夺诸侯王财政、军事和人事权力等政策。此后虽然诸侯谋反事件依旧不断（甚至有淮南王刘安谋反那样的大案），但已经不能对朝廷构成威胁。

如果说外戚干政和功臣专权是间接影响了国家的对外战争，那么诸侯谋反则是直接影响了对匈战争。早在高帝时，就有韩王信、燕王卢绾谋叛后投靠匈奴危害边境；文帝时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迫使汉朝10万大军放弃北击匈奴的计划挥师东进，淮南王刘长谋反时也预谋与匈奴勾结；景帝时的七王之乱中，叛乱者更是派人与匈奴取得了联系，约定匈奴与燕赵军队联合，出击关中，只是因为汉军在几个月间就迅速平定叛乱，匈奴才未能发动。

和亲的成与败

其一，仅从为汉朝恢复经济、增强国力争取时间的角度来看，和亲政策无疑是成功的。汉朝前期的七十余年里，社会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和消除诸侯割据，都有赖于大体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西汉前期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高帝遣散军队，赐给复员军人和流民土地并免除多年徭役，仅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田赋；惠帝将徭役时间缩短为一个月，并选在农闲时期；文帝多次减免田赋，甚至一度连续11年停止征收田赋，将算赋减少三分之二，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景帝虽恢复征收田赋，但将田赋减少一半，定为三十税一，多次赐民爵位以减轻民众负担。这些政策的实施固然可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限制了赋税收入，这就决定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保持在较小规模。战争开支巨大，正是因为汉匈之间长期保持了大体的和平，国家才能有财力来发展生产。诸侯国尾大不掉、频频发动叛乱，汉朝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用于防范和镇压诸侯，济北王的叛乱被平定是如此，淮南王刘长的覆灭是如此，七国之乱的被镇压更是如此。如果长期与匈奴鏖战，汉军主力必然被困在北方边疆，一旦诸侯群起叛乱，仅靠长安的南北军无疑是不够的。

其二，汉朝在前期并非一味地靠和亲和厚赂政策求得苟安，而是不断在军事上做着反击的准备。文帝和景帝两代人都在全面部署对匈防御战略，并为未来的反击积聚力量。

首先是徙民实边。从文帝时代开始，就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奴隶、罪犯和志愿者举家迁徙到边境地区。为此，汉朝制定了优惠政策：有罪者免罪、奴隶恢复自由、平民赐予爵位并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国家还为移民建造房屋、配置农具、发给衣服粮食直到其能自给，并派医生和巫师到边境为边民医治疾病、主持祭祀。向边地移民的政策在景帝时期继续得到执行。这些边民“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父子相保”，不仅为边境提供了优质兵员，而且成为边防军的辅助力量，还减轻了内地向边境运输粮食的负担。二是积粟备边。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以高爵鼓励民众向边境贡献粮食，最高者甚至与列卿同级，又采取减免田赋的办法，藏富于民。边境地区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粮食，不仅免除了边防军的后顾之忧，还提高了国家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三是大兴马政。高祖时萧何就提出厩律，制定了养马的制度；高后时又规定禁止母马出关，以保证马种。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用免除赋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汉书·食货志上》）。景帝时，采纳御史大夫卫绾的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书·景帝纪》），并大力发展养马事业，在关中和边境建造了养马场。中央由太仆主管全国养马事业，边郡有六苑师牧令，郡有马丞，王国有仆。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厩，西北六郡（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则有36处马场。马政的兴起为武帝时期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也提高了军队传递情报的能力。

然而，娄敬设计的和亲战略并非仅仅是为汉朝恢复实力、反击匈奴争取时间的缓冲战略，还包含着对匈奴进行“和平演变”的意图：通过和亲公主生下有汉室血统的儿子，并继承匈奴单于之位来逐渐让匈奴臣服；通过使节往来和馈送礼物，逐渐让匈奴习惯于中原的物质文明和礼仪文化，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

但吕雉不愿让唯一的亲女儿鲁元公主出嫁，日后的历次和亲中汉朝派出的和亲公主也都只是翁主或良家子，而匈奴对此是心知肚明。因此匈奴虽然与汉朝多次和亲，这些和亲公主也可能曾有子嗣，但从未有汉朝血统的王子被立为单于。这正验证了娄敬的预言：“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一个目的并未达成。

至于第二个目的，匈奴的生活风俗确实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汉朝的丝绸、铜镜更成为匈奴贵族趋之若鹜的商品。但是匈奴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未因此改变，更没有吸纳中原的礼乐文明，对中原奢侈品的渴求反而刺激了其入侵中原的野心。

因此和亲通好和防御型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而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则不仅有赖于国力的积累，也需要制度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