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弩之末的帝国攻势

大战间歇期的汉匈关系

漠北决战中，匈奴损失兵力多达八九万人，单于几乎被俘，但是汉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战死、病死的战士就数以万计，损失战马多达十余万匹。匈奴虽受重创，但远遁漠北。汉军因丧失大批战马，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时全国仅剩下20万匹马，短时间内失去了跨越大漠草原的远程打击能力。于是伊稚斜单于为了争取外交主动，听从了赵信的建议，派遣使者赴长安请求和亲，企图获得喘息之机。汉武帝召集群臣进行讨论，有些大臣同意和亲，但有些激进派要求匈奴臣服。如丞相长史任敞就提出应该趁匈奴遭到打击之际，让匈奴臣服为汉朝的外臣国，执臣服礼。汉武帝倾向于这一主张，派遣任敞出使匈奴，试图劝降匈奴。自恃依旧拥有与汉朝谈判资本的伊稚斜单于只愿恢复和亲，下令扣留了任敞。

刚刚取得胜利的汉武帝马上下令整顿骑兵，准备再次出击匈奴。然而霍去病在元狩五年英年早逝，面对兵马折损、主帅陨落的困境，汉武帝只得将战略重点先转向其他方向，汉匈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伊稚斜单于在位13年后去世，乌维单于继位。汉武帝开始走出长安，巡狩各郡国，以整顿国内事务，而汉军则如前面所说，向南越、闽越、西南夷、朝鲜发动攻击。

等到南越、闽越等国相继覆灭，国内又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汉武帝再次腾出手来，发动对匈奴的全方位攻势。

其一，出动重兵对匈奴进行军事威慑，试图以武力为后盾迫降匈奴。

前任太仆公孙贺奉命率15000骑兵从九原出征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今蒙古国杭爱山以北），从票侯赵破奴率一万余骑兵出令居（今甘肃永登）数千里，至匈河（今蒙古国塔米尔河）。汉武帝则亲自率军从云阳出发，经过上郡、西河（分上郡北部而置，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至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临北河，集结18万骑兵向匈奴展示武力，并派郭吉出使匈奴。郭吉以“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和汉武帝亲率大军集结边境威胁乌维单于，要求他向汉朝南面称臣，否则匈奴将被驱赶到“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乌维单于大怒，斩杀了匈奴负责接待外交使节的官员，并将郭吉流放北海。

尽管面对汉朝的迫降，匈奴采取了强硬的对策，但是乌维单于深知漠北决战后匈奴国力已遭受重创，短时间内无力与汉朝争锋。因此他一面约束部下，停止对汉朝边境的骚扰，在汉军北伐匈奴时则命各部族北撤以避锋芒；一面派使节出使汉朝，请求和亲，以获取喘息之机；一面休养生息，畜养马匹，在匈奴成年骑兵大多阵亡的情况下训练少年骑射，逐渐恢复军事力量。

其二，连续向匈奴派遣使节，向匈奴发动外交攻势。

汉使王乌以去节、墨黥其面为代价亲自进入单于的穹庐，获得了乌维单于“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的承诺。不久，匈奴中位高权重而又深知汉朝内情的赵信去世，新的汉朝使节杨信认为匈奴更为虚弱，所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他拒绝去节觐见单于，所以乌维单于在穹庐之外接见了他。杨信重申了汉朝要求单于派太子为人质来达成和亲的主张，但乌维单于却要求汉朝履行汉初的约定，派遣翁主嫁给单于并送给匈奴财物以换取汉匈和平。单于不但违背了对汉使王乌的诺言，反而指责汉朝违背盟约。

杨信无法完成使命，只好回返汉朝。汉朝再次派王乌出使匈奴，乌维单于则欺骗王乌说自己要到长安觐见天子，愿意和汉武帝结为兄弟。为此汉朝在长安为单于修筑了豪华的官邸，准备迎接他入朝。但乌维单于其实只是想以此诈取汉朝的财物，所以以汉朝使节非朝中贵胄为由拒不来朝。出身显贵的匈奴使节在汉朝不幸病死后，汉朝为表示诚意，派将军路充国护送匈奴使者灵柩回国，并赠送了价值数千斤黄金的财物，却反遭乌维单于扣押。此后双方展开了多年的军事和外交对抗，互相出兵攻击对方的边境，也经常扣留对方的使节，汉匈彼此都扣留了对方十余名使节。为了防备匈奴骚扰边境，汉武帝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与赵破奴驻守朔方以东防备匈奴。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维单于在位10年后去世，其年幼的儿子詹师庐继位，号称儿单于。单于本部驻扎于西北方向，其左贤王部威胁云中，右贤王部威胁酒泉、敦煌。

其三，经略边疆，完成对匈奴的战略包围。

汉武帝眼见对匈奴的外交攻势均无功而返，短期内又无法对匈奴发动致命攻击，便利用匈奴暂时无力大规模南侵的机会，不断经略边疆。首先是加强河西的防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武威、酒泉二郡析置张掖郡和敦煌郡，并迁徙数十万内地民众及武都氐人前往戍守，加强对河西走廊的防御，并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然后是不断派使节出使大夏、大月氏等西域国家，并与乌孙达成和亲，威胁匈奴的右翼。以及前面提到的命赵破奴出击楼兰、李广利出击大宛，扫清西域的反汉势力。最后是加强北方边境防御体系的建设。元鼎六年，汉武帝以“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史记·平准书》），张骞通乌孙、大宛后，“始筑令居以西”，形成了令居至酒泉的长城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修筑了从酒泉到玉门的长城（“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夏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建筑了居延塞、休屠塞；李广利征服大宛后又将长城从敦煌向西延伸到盐泽。在长城之外，汉朝又在元封六年由公孙敖建筑了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狼山山口西北）；太初三年，由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修建了光禄、支就、头曼、虖河、宿虏诸城，直至庐朐（今阿尔泰山南麓某地）；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在西河郡增山县西筑眩雷塞（“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此外，汉朝还在虎猛筑有虏塞和翁龙障，在上郡筑有匈归障，在北地郡筑有神泉障和浑怀障。

其四，想方设法挑拨匈奴内部矛盾。

匈奴联盟原本就缺乏高度的中央集权，左贤王和右贤王更长期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儿单于上台后年幼缺乏威望，汉朝便派了两名使节，分别拜见单于和右贤王，欲分裂匈奴。但使者进入匈奴后，都被送到单于王庭，被愤怒的单于扣押。此时李广利西征大宛，公孙敖修筑受降城，匈奴内部则遭遇大雪灾，牲畜大多饿死冻死。儿单于年少而好杀伐，国内贵族多有不满。左大都尉欲杀单于，派人到汉朝请求出兵相助。尽管公孙敖修筑了受降城但是依旧因为路程太远无法接应，于是第二年春天，赵破奴率2万骑兵出朔方北二千余里，与左大都尉约定在浚稽山（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境内，阿尔泰山中段）会合。但是左大都尉的阴谋被儿单于发觉，并招致杀身之祸。匈奴出兵伏击赵破奴部，赵破奴边战边撤，一路斩首、虏获匈奴数千人，但在受降城以北400里处被匈奴8万骑兵包围。赵破奴夜间自己出去找水源，被匈奴俘获，军中群龙无首，全军覆灭。儿单于趁机率军攻打受降城，未能攻克便侵掠汉朝边境而去。次年，儿单于又亲自率军攻打受降城，但在半路病死。

太初三年，儿单于死后其子年幼，匈奴贵族拥立乌维单于的弟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赵破奴北伐的失败打破了汉匈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句黎湖继位后重新发动了对汉朝的侵袭。当年秋天，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都受到匈奴攻击，数千人被杀、被俘，匈奴军还破坏了徐自为所筑亭障；右贤王攻入酒泉、张掖，抢走了数千人，多亏任文出击相救，才夺回了被俘的人口。李广利出击大宛回师时，句黎湖单于还试图出兵切断李广利回师的后路，但最终未敢发动，并在当年冬天病死。句黎湖单于死后，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被立为单于。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汉军打败大宛、慑服西域各国后，志得意满，决定再次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他首先下诏：“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以汉初的国耻和春秋大义为远征做好舆论准备。且鞮侯单于初立，深知匈奴还无法与汉朝对抗，便想以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他将不愿投降的汉朝使节路充国等人送回汉朝，并对汉朝表示恭顺的态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史记·匈奴列传》）。面对匈奴的和缓政策，汉武帝及时做出善意的反应，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派遣中郎将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率领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带着厚重的礼物出使匈奴，并送还原本被扣押在汉朝的匈奴使节。但是这次原本意在缓和两国关系的出使，却带来了汉匈大战的再次爆发。

虽然苏武奉上了丰厚的礼物，但自觉羽翼已丰的且鞮侯单于却表现出高傲的态度，拒绝了汉朝的要求。使团准备离开王廷时，匈奴内部正酝酿着一场叛乱。叛乱者的首领缑王是降汉的昆邪王的外甥，他因追随赵破奴北伐而不得不归降匈奴，但却预谋劫持单于的母亲阏氏逃回汉朝，帮助他的则是虞常等被卫律挟持投降匈奴的汉军官兵。苏武使团到达匈奴后，虞常找到了故交副使张胜，争取到他的支持，约定杀死卫律后劫持阏氏南逃。1个月后，单于出猎，王廷中只剩下阏氏的子弟。虞常率领七十余人准备发动暴动，但因叛徒告密，被单于的部队剿灭，缑王等都战死，虞常被俘虏。单于派卫律审讯虞常，张胜不得不把事情报告给苏武。苏武虽然没有参加叛乱，但深知单于必定加罪于自己并逼迫自己投降。为了不有辱国格，他想自杀殉国，被张胜等人阻止。虞常果然供出了张胜，单于大怒之下召集贵族大臣，决定杀死苏武等人。左伊秩訾王建议单于招降，单于派卫律召见苏武。苏武不愿屈节辱命，拔刀自杀，被卫律抱住并找来巫医救活。单于佩服他的气节，朝夕派人探望，对张胜则加以囚禁。

苏武痊愈后，为了逼迫他投降，单于下令斩杀了虞常，卫律则对张胜拔剑威胁，怯懦的张胜居然投降。卫律又威胁苏武说要以死罪连坐苏武，并举剑威胁，苏武不为所动，据理力争。见苏武不畏生死，卫律又以“赐号为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的富贵荣宠相诱惑。苏武不但坚持不屈，还指责卫律背恩负义、叛国投降，被单于重用后又挑拨汉匈关系。他向卫律指出此举将给匈奴带来的严重后果：“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汉书·李广苏建传》）单于得知后，对苏武更加重视，将其幽禁在地窖中想以饥饿来逼迫他投降。苏武喝着雪水吞咽毡毛求生。匈奴便将他流放到连匈奴人都看作苦寒之地的北海牧羊，扬言公羊生下羊羔后才能归国。苏武在北海过了19年艰苦的流放生活，直到昭帝时才被汉朝营救回国。

天山、浚稽山之战

苏武使团的被扣押，不仅给他个人带来了人生悲剧，留下了“苏武牧羊”的历史传奇，也标志着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再度爆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汉武帝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帅，发动了自元狩四年漠北决战以来对匈奴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

20年的光阴荏苒，不仅汉武帝刘彻已经从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变成了年近花甲的老者，曾经叱咤风云的汉军将星们也一一陨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前将军李广自杀于军中；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郎中令李敢被霍去病杀害、右将军赵食其因罪被废为庶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英年暴卒；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大行令张骞去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大行令李息率军10万攻打西羌，此后从史书中消失；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右将军苏建于元朔六年（前123年）因战败获罪，后出任代郡太守，死于任上。

至此，参加过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河南之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元狩四年漠北之战三大战役的汉军主要将领仅剩下丞相公孙贺、因杅将军公孙敖和强弩都尉路博德。公孙贺久居相位且已年近七旬，不可能再亲历军旅，因此汉军宿将中可用者仅公孙敖和路博德。但此时卫子夫年老色衰，霍去病、卫青、曹襄先后去世，卫伉、卫不疑、卫登丧失爵位，烜赫一时的卫氏外戚正在走向衰落。汉武帝也有意打压卫氏一族而重用李夫人家族，因此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与卫青情同兄弟的公孙敖都被排除出主将人选的考量。汉武帝选择了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同时他也开始留意对汉军青年将领的培养，李广的孙子李陵便在此时进入了刘彻的视野。

李陵出身将门世家，不仅祖父是飞将军李广，叔父郎中令李敢、代郡太守李椒也都是汉军将领，其父李当户虽然早死，但也与汉武帝少年时有旧谊。因此李陵十几岁便以侍中头衔任建章监，为皇帝近臣。李陵擅长骑射，与人友善，谦让下士，颇有李广之风，因此深得武帝器重。他曾奉命率领800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侦察敌情，因功升任骑都尉，奉命率领五千勇士，驻扎于酒泉、张掖教习射术，防御匈奴。李广利伐大宛之战中，李陵奉命率领5个校尉部随后做后援。李广利回师之时，李陵得到汉武帝的诏命，留下大部队，率领500轻骑兵出敦煌，至盐水（今新疆吐鲁番孔雀河）迎接李广利部，后继续驻扎酒泉郡。李陵的出身、才华、品质和资历无疑都符合汉武帝培植新生代将领的要求。

天汉二年的征伐，汉武帝计划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3万骑兵为主力出酒泉，在天山消灭右贤王部；以公孙敖部从西河出击，路博德部从居延出击，两军攻击单于本部，会师于涿邪山（蒙古国东南曼达戈隔壁一带）。三路部队中李广利部最先发动，于五月从酒泉出击，沿着祁连山北麓向西北方向进军，在天山（今博格达山）与匈奴右贤王部激战，歼敌万余人。但在回师途中，李广利部被匈奴军队包围，粮食殆尽，战死、饿死的兵士多达二万余人，依旧无法突围。多亏假司马赵充国率数百精锐骑兵杀出一条血路，李广利才得以率军突围而出。公孙敖部和路博德部则在秋天分别从西河和居延出击，两军挺进匈奴腹地，但是并未能与匈奴大军相遇，虽然会师于涿邪山，但徒劳无功，不得不撤军返回，白白浪费了粮草补给。

李陵部的任务原本是为李广利护送辎重，但李陵不愿做李广利的属下，主动请求率军到兰干山南牵制匈奴军队，策应李广利部。汉武帝以缺乏骑兵为理由拒绝，李陵则夸口说不需要骑兵，仅需5000步兵便可以横扫单于王庭。汉武帝也许是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霍去病的影子，竟满口答应，并命令路博德率军接应。路博德为汉军宿将，不愿为年轻一代的李陵做后援，便上奏说现在秋高马肥，不利于汉军作战，愿到明年春天和李陵各率酒泉、张掖5000骑兵合击浚稽山。汉武帝接到上奏后，以为是李陵胆怯而托路博德上书，不但责备李陵出尔反尔，而且下令路博德从西河出击，在钩营阻拦匈奴军队。汉武帝还命令李陵九月从遮虏鄣出击，进军至东浚稽山南的龙勒水（今甘肃敦煌西南龙勒山附近），邀击匈奴军队。如果未与匈奴军相遇，则从赵破奴故道南下受降城休整，并汇报和路博德的通信往来。

事后证明，汉武帝的这一命令是十分错误的，他让李陵部和路博德部各自为战，相隔千里，彼此无法策应掩护，不但无法起到策应李广利部的作用，也为匈奴军队围歼李陵部创造了机会。

圣命难违，李陵只得率领5000步兵从居延出击，北上30日行军千余里，到达浚稽山扎营。李陵将一路的山川地形绘成地图，命令手下骑士陈步乐回长安汇报。陈步乐得到汉武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郎官。李陵部在浚稽山与单于的3万骑兵相遇，敌众我寡，李陵部被团团包围。但是李陵部并非一般的汉军步兵部队，这5000荆楚勇士多为奇才剑客，力大无比，箭术超群。李陵沉着应战，命令部队在两山之间扎营，用战车结成堡垒阻挡匈奴骑兵的冲击，前排士兵手持戟盾阻挡骑兵，后排士兵手持弓弩掩护，“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匈奴军见汉军人少，直接纵马向汉军冲锋，李陵部千弩俱发，匈奴骑兵应弦而倒。匈奴军撤退上山，汉军乘胜追击，杀死数千人。

匈奴单于大惊，连忙向左贤王和右贤王召集了八万余骑兵围攻李陵部。李陵部眼见寡不敌众，只得且战且退，但匈奴穷追不舍，数日后，李陵军退入一处山谷。汉军连日作战，士卒多有受伤，但由于得不到补充，李陵不得不命令重伤员才能上车休息，中等创伤的要驾车，轻伤员则要继续作战。为了不影响士气，李陵下令在车辆中搜查，斩杀了随军的女子。第二天，李陵部全力投入战斗，匈奴军被杀三千余人。随后，李陵部向东南方向撤退，沿着故龙城道行军四五天，进入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匈奴军队放火焚烧芦苇，发动火攻，李陵也下令放火抢先烧掉周围的芦苇以突围，粉碎了匈奴军的火攻。李陵部走出沼泽地后南行与匈奴军在山区遭遇，单于在山上命令其子率骑兵攻击李陵部。李陵率军与匈奴骑兵在树林里缠斗，又杀死了几千人，并且命令以强弩射击单于本人，单于只好下山撤走。

单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汉军精锐部队，一时无法攻破，而且李陵部不断南下，向汉军城塞接近，单于担心这是汉军的诱敌之计，匈奴军队可能会进入汉朝大军的伏击圈，因此他决议撤军，但遭到部下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匈奴出动十余万骑兵还无法消灭数千汉军步兵，匈奴将军威扫地，以后更没有底气与汉朝交战往来。他们认为，前面还有四五十里就是平原，如果还无法消灭李陵部，再撤军不迟。李陵从俘虏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下令全军全速南下。但是匈奴骑兵众多，一日之中双方竟交战数十次，匈奴又伤亡了二千余人，匈奴单于准备撤军。怎料李陵军中的军候管敢因为被校尉侮辱，投奔匈奴，向匈奴泄漏说李陵军没有后援、弩箭将尽，军中主力只有李陵和韩延年各率800人打着黄色和白色旗帜开路。

管敢的叛变将李陵部逼上绝境，单于放弃撤军的念头，集结骑兵切断汉军的退路，反复围攻。李陵部在山谷中行军，匈奴军在山上居高临下，矢如雨下，李陵部虽然用弓弩还击来掩护部队撤退，但南撤还未到鞮汗山（阿尔泰山支脉），汉军携带的50万支箭就用光了，不得不放弃战车以提高行军速度。此时汉军还剩下三千余人，连运输人员都斩断车辐，文职官吏都持着尺刀参战，战斗十分惨烈，但还是被匈奴军逼入了峡谷。单于下令封锁峡谷出口，从山上投掷礌石，大批汉军士兵或死或伤，部队已经丧失战斗力。黄昏后，李陵决定铤而走险，孤身一人着便衣摸向匈奴营地，意图刺杀单于，但匈奴军防守严密，他找不到潜入的机会，只得无功而返。此时李陵已经决定战死殉国，有部下劝他说：“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不如先投降匈奴，以后再寻找机会逃跑，并举了赵破奴的例子。李陵却口口声声说：“吾不死，非壮士也。”其实，他也知道此时汉军已无力再战，于是命人斩断旌旗，把珍宝埋入地下，下令部下分散突围，每个军士发给二升干粮、一片冰，约定到遮虏鄣会合。夜半时，李陵与韩延年都上马，带着壮士十余人突围，但被匈奴发现。匈奴出动骑兵数千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无面目报陛下！”之后居然投降了。其部下分散突围，最终脱身到达汉朝边塞者仅四百余人。

李陵部最后覆灭的地方离边塞仅百余里，但匈奴军十余万云集，汉朝边防军不敢脱离营垒援救。听说李陵投降后，汉武帝大为愤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群臣都要求将李陵治罪，只有司马迁为其辩解。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借李陵之事来攻击李广利，所以将其处以宫刑。

李陵部的覆灭与李陵意气用事、负气投降有关，更与汉武帝的错误决策分不开：第一，汉武帝命令李陵孤军深入，而未在其附近配备部队，让李陵部无法得到友军支援；第二，汉武帝没拨给李陵骑兵，让李陵部以纯步兵部队行军千里，致使其在遇到匈奴大群骑兵时无法及时脱身；第三，当李陵部陷入困境时，汉武帝既没有应急预案，也没有及时派出军队驰援，坐视李陵部覆灭。

尽管出于帝王的高傲，汉武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并把责任推给路博德，但他还是感觉到了李陵投降的无奈，派人犒劳赏赐李陵残部，并在1年后派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试图救出李陵。可悲的是，公孙敖收到错误情报，向武帝汇报说李陵在帮助匈奴训练骑兵（实际上是投降匈奴的汉军都尉李绪）。汉武帝盛怒之下，不加以核实，就将李陵灭族，陇西士大夫也因此以李家为羞。后来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李陵为了报仇派人刺杀了李绪。单于十分器重李陵，将女儿嫁给他，立为右校王，参与军机大事，还保护李陵逃脱大阏氏的追杀。

燕然山之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北伐匈奴以惨败告终，令汉武帝大为震怒，李广利的惨败和李陵的投降更让他大失所望。但是仅仅1年之后，他就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攻势。此次汉军兵分四路：李广利率6万骑兵、7万步兵，从朔方出击；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万余人从居延出击，策应李广利部；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3万人，从五原出击；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骑兵1万、步兵3万人，从雁门出击。四路大军兵力总数多达21万，声势不下于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匈奴已经从两次战役的胜利中找回了自信、恢复了实力。且鞮侯单于沉着应战，将妇孺、辎重都送到余吾水（今名图拉河）北，亲率10万骑兵在河南岸列阵，与李广利部交战。李广利见无法攻破匈奴军队，便率军南下，匈奴军追击，两军交战十余日，汉军才得以脱身。游击将军韩说则没有遇上匈奴军队，一无所获。因杅将军公孙敖与左贤王部交战，也落了下风，不得不撤回。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军再次失利，虽然没有大的损失，却标志着汉朝在战争中已经开始陷入被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汉匈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原因在于双方的内部都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且鞮侯单于去世，原本应由其长子左贤王继位，但匈奴贵族却拥立其次子左大将为单于。后来左大将坚持让位，左贤王顺利继位，称狐鹿姑单于，但承诺传位于左大将。狐鹿姑单于的弟弟成为左贤王，其子则只能屈居日逐王了。匈奴的内乱危机随着几年后左贤王病死，狐鹿姑单于封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才告化解。

汉朝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其焦点是皇帝与太子、卫氏外戚之间的争斗。这个矛盾最终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爆发，酿成了惨烈的巫蛊之祸，许多高层人物卷入其中。太始元年正月，与卫氏关系密切的公孙敖因罪被判处死刑；征和元年十一月，汉武帝以噩梦为理由，出动三辅骑兵搜查上林苑，关闭长安城门11日之久，搜查巫蛊；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正月，卫子夫的姐夫、丞相公孙贺和外甥、太仆公孙敬声都下狱而死；闰月，卫子夫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都因巫蛊之罪而被处死，卫青的儿子卫伉也被株连而死。此后数月间，在酷吏江充的主持下，大批贵族、官员被牵连入巫蛊案之中惨遭杀害。而身患疾病的汉武帝则离开长安，到甘泉宫避暑，朝廷上下危机四伏。

七月，韩说和江充将矛头指向皇后和太子，声称在太子宫中发掘出了巫蛊，而此时武帝远离长安，太子无法自辩。壬午日，被逼入绝境的太子刘据在少傅石德的鼓动下，派门客逮捕江充等人。韩说因拒捕而被杀，御史章赣虽然受伤，却逃往甘泉宫。刘据命太子舍人无且持节深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倚华报告皇后卫子夫。在卫子夫的支持下，刘据出动宫中厩车载射士，搬出武库的武器，征发长乐宫卫士，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将他处死，并烧死了胡巫。刘据带着卫士和门客攻击丞相府，丞相刘屈氂丢弃印绶逃走，其长史逃往甘泉宫。汉武帝怒斥刘屈氂没有周公诛管蔡的魄力，命令他出兵镇压太子。

为了不让太子得到长安军民的支持，汉武帝返回城西建章宫，征发三辅军队参战，刘据则发动武库兵并赦免长安囚徒参战，并派如侯去调动长水和宣曲的胡人骑兵。但是如侯被侍郎莽通杀死，武帝得以调动胡骑进入长安，辑濯士（水军）则由大鸿胪商丘成率领参战。当时要控制长安，最重要的是取得北军的支持。统率北军的任安是卫青的门客，因此刘据派人持节令要求任安发兵，任安收下节令，但关闭营门、拒不发兵。刘据只好率领杂牌部队数万人到达长安西城门，和丞相率领的部队激战。交战五日，死伤数万人，最终太子的部队被打败。太子逃出城去，放走太子的丞相司直田仁、为田仁求情的御史大夫暴胜之、坐观成败的任安都死于非命。太子的宾客，曾出入宫门的都被处死，参加叛乱的被灭族，趁机劫掠的官吏则被流放敦煌。太子出逃不久，即在泉鸠里被官吏发现，自杀身亡，两个皇孙都遇害身亡，皇后卫子夫则在宫中自杀。后来汉武帝才逐渐认识到巫蛊之案的可疑之处，加之田千秋为太子申冤，最后江充被灭族，苏文被烧死，曾对太子动手的人也被灭族。汉武帝怜惜太子无辜，修筑了思子宫作为归来望思之台，卫皇后、史良娣（汉宣帝的祖母）、史皇孙（汉宣帝的生父）等人也得到妥善的安葬。

虽然巫蛊之祸最终得以昭雪，但是它对汉朝政治的伤害是巨大的，皇后、太子、御史大夫等高层人物的死和数万军民的伤亡都让原本的危局雪上加霜。汉朝迫切需要在这场大乱后恢复元气，但根基已经稳固的狐鹿姑单于决定不放过如此良机，开始了对汉朝的主动进攻。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匈奴入侵上谷、五原，杀掠吏民，接着又入侵五原、酒泉，杀死两部都尉，气势汹汹。面对匈奴的进犯，汉武帝不顾巫蛊之乱后政局不稳的现实，决定以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来粉碎匈奴的入侵，并重新振作民心士气。朝中的方士、史官、星象师也纷纷迎合他的需要，声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并占卜说李广利为主帅最吉利。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汉军分作三路出击匈奴：李广利率军7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率领4万骑出酒泉千余里，为了防止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拦截莽通，汉武帝还命令成娩率领楼兰等六国军队攻击车师。单于听说汉军大举出动，便将辎重都运送到赵信城北的郅居水（今蒙古国北部色楞格河），左贤王驱赶其人民渡过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己带领精兵在姑且水（今蒙古国北部图音河）以西布阵。

商丘成率军前进到邪径，没有发现匈奴大军，但回军途中遭遇匈奴大将与李陵所率三万余骑的追击，双方在浚稽山交战。经过九天的激战，汉兵突破匈奴部队的防线，杀伤大批匈奴兵。双方一路交战到蒲奴水（今名翁金河），匈奴军损失惨重，被迫撤走。

莽通率军到达天山，匈奴派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领二万余骑邀击汉军。他们见汉兵强大，便连忙撤退，莽通率军不战而还。同时闿陵侯率领军队包围了车师，俘虏了车师国王和臣民。

李广利部是此战的主力，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5000骑在夫羊句山（范夫人城以西）峡谷邀击汉军，李广利派属国的胡人骑兵2000人与战，匈奴军大败，死伤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击到范夫人城（今蒙古国达兰扎兰加德城西北），匈奴军望风而逃，不敢交战。战场形势向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时，汉朝内部却再次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大军出征之前，李广利请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丞相刘屈氂（刘屈氂的儿子娶了李广利的女儿）上书请立昌邑王刘髆（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为太子。内者令郭穰告发刘屈氂的夫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李广利夫妻祭祀祈祷昌邑王为皇帝的罪行。汉武帝令廷尉前往调查，罪证确凿，刘屈氂夫妇都被处死，李广利的妻子儿女也被收押。

李广利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恐惧，其亲信胡亚夫劝他投降匈奴以免与家人同遭不测。但李广利犹豫不决，既不愿率军撤回，也不愿投降匈奴，便率军北进郅居水，想以军功赎罪来拯救全家。到达郅居水后，匈奴军已经撤走，李广利不甘心，命令护军率领2万骑兵渡过郅居水搜寻敌军。汉军终于搜寻到左贤王、左大将所率2万骑兵。双方合战一日，汉军杀死匈奴左大将，匈奴军损失惨重。但是汉军孤军深入匈奴腹地，主帅又冒险求功，全军已经处于危局之中。李广利的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认为李广利“怀异心，欲危众求功”，用数万汉军将士的生命来赌博。两人为了挽救汉军，图谋逮捕李广利，然后撤军。李广利得知后，杀死了长史，但汉军也因此更加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李广利不得不率军退回速邪乌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单于得知了汉军疲惫不堪的情形后，率领五万骑兵拦截李广利部，双方激战数日。匈奴命人在夜里在汉军前面挖掘深数尺的壕沟，切断其退路，随后发起猛攻，汉军溃败，李广利投降。

燕然山之战是武帝在位时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也是其一生中对匈作战最大的失败。连同两年前的天山之战、浚稽山之战的失败，汉军损失兵马十余万，元气大伤，河南、河西、漠北三次大战连胜的大好局面为之逆转。败局的形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上来说，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穷奢靡、好鬼神、滥刑罚，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乃至出现流民数百万、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的危局。汉朝以征兵制为主，士卒主要来自征发的农民，流民四起必然减少汉军的兵源，民间的苦难必然影响汉军的军心士气。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激烈斗争，最终酿成惨烈的内乱，不但军民死者数万人，太子、皇后、丞相、御史大夫等人死于非命，汉军的重要将领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利等人也被卷入政治漩涡，或死于非命，或被迫投降，都直接影响了战事。李广利部的覆灭更直接和朝廷内的党争有关。

从经济上说，由于连年对外战争和上层尤其是皇帝的奢靡之风，汉朝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逐渐被耗尽。尽管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集中财权、聚敛财富的政策，但依旧难以阻止财力的下滑。财政困难反映在军事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战马的大量减少，造成汉军骑兵比例的下降，在机动性上重新被匈奴超越，李陵部的覆灭就和缺乏骑兵有直接关系。财力的下降也影响到了粮草供给和辎重运输，损害了汉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从战术上说，汉武帝晚年的历次对匈作战都犯了兵力分散、缺乏协同配合的兵法大忌。这与卫、霍去世后汉军缺乏一位能统率全军的主帅有关，也和武帝晚年猜忌大臣、不愿意向武将放权有关。李广利虽然有一定指挥才能，但缺乏卫青在军中的威望，其功绩和品质都不足以号令全军，其他将领对其并非心悦诚服，因此各位将领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配合。李陵不愿意给李广利做后援就是突出的例子。

与之相比，匈奴在战争中逐渐熟悉了汉军的弱点，战前都将辎重、妇孺安置到漠北以让士兵没有后顾之忧；战争中重用卫律、李陵等熟悉汉军情况的降将训练、指挥匈奴军队，发挥其优势；当汉军出击时隐藏部队避其锋芒或派出小股部队交战，待汉军疲惫或撤退时再出动骑兵穷追猛打；针对汉军分路出击的特点，重点攻击其中一至两支，保持兵力优势，对其他汉军则采取回避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