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雄的对决

在当时的怛罗斯战场上，对峙双方的军队服饰迥异，语言不通，武器装备亦大不相同。这是蒙古人崛起之前，亚洲两端的最强盛帝国军队间的首次遭遇。

根据推演，高仙芝应该是将步军部署在怛罗斯河边以抵御敌人进攻；自己则率领骑兵驻扎在步兵阵地之后，作为机动部队；战斗力较弱的属国军队被部署在两翼充当警戒部队。

虽然因为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怛罗斯之战双方军队的具体作战过程，但是借助历史记载、考古发掘，以及绘画等艺术作品，我们依然能很好地还原当时对战的唐帝国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各自的特点。

如前文所说，唐玄宗时期，镇军已经取代了行军制度，但根据唐代对行军制度的记载，再配合其他文献，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唐帝国中前期的战术体系和作战模式。

根据《通典》与《李靖兵法》的记载，唐军以2万人为一军，此即唐军最基本战役行动的标准基数编制。这也正对应之前高仙芝所率的2万唐军。

唐军的一军，下分为4000人的中军，各2800人的左右虞侯军，各2600人的右厢前军、右厢右军、左厢左军、左厢后军七军，即“七军”制。此七军组成以中军在中间，其他六军环绕的“六花阵”。六花阵还分为圆阵、方阵、曲阵、直（纵）阵、锐阵五个基本阵形，以应对不同的敌情、地形与攻防需求。

查阅相关典籍和敦煌文书，可以知道，军的指挥官为大总管，并直辖中军；其他六军设总管。七军之下为营，其中中军为一个4000人的大总管营，其他六军总管各下辖一个千人的营，另下辖两个800人或900人的子营，设子总管。也就是说，唐代一军下辖19个营。另外，在唐高宗时期，营下面还有四五百人级别的押官营，设押官。

营下面的队，则是唐军最基本的编制单位。队的编制源自府兵制下的队，也是50人为队（设队正）,10人为火（设火长）。在实际作战中，各军与各营的编制数常常有所变动，但队这一级却一直相对稳定。根据记载，每队据地20步，也就是占地大约45平方米。唐代计算兵力、进行战术配置和进行作战，其实都是基于队这一编制而言的。所以讨论唐军的战术与装备还是要着眼于队这个层面。

结合前面所说，理论上，唐一军共有400队，2万人。其中战兵1.4万人，280队；辎重兵6000人，120队。战兵中，步兵1万人，200队；骑兵4000人，80队。步兵中，弩手40队，弓手44队，跳荡58队，奇兵58队。

临阵作战时，200队步兵中会有30队被抽调出来，组成15个大队，“居当军中心”，负责警卫和充当最后的预备队。其他170队则被分为相等的前后两阵，前阵为战队，后阵为驻队。前后阵均包含弩手、弓手、跳荡和奇兵队。

前阵与后阵其实就构成了唐军“六花阵”中最基本的步兵横阵。根据《太白阴经》的相应记载，唐军全员装备长枪、弓箭与横刀，而铠甲装备率在六成以上。可见，唐军步兵是一支多功能、复合型、拥有良好防护的精锐兵团。其全员兼顾组成重装步兵坚阵与实行远程打击的能力。作战时，还会各有两成唐军步兵另外装备强弩与陌刀，以强化远程打击与陷阵突击的力量。

具体说来，作战时，战队与驻队按照弩手、弓手、跳荡、奇兵队的梯次布置。而在战队之前，唐军还会抽调精锐力量，组成战锋队，很可能装备陌刀，作为肉搏陷阵的先锋。

战斗开始后，唐军会先进行远程打击。古代中国军队一直重视弩这种远程打击武器，唐军自然也不例外。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诸军招收弩手，“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约540米），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约414米），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约360米），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约288米），四发而二中”（《新唐书·志第四十》），达到以上标准才为合格。当然在实战中，考虑到敌人拥有防护，出于保证杀伤力的考虑，弓弩的射程不会过远。《李靖兵法》规定，敌距一百五十步（约225米）时，弩手开始射击；敌距六十步（约90米）时，弓手开始射击。当敌距二十步（约30米）时，弓弩手要丢下弓弩，手持刀棒，与战锋队一起投入肉搏。随后手持长枪的跳荡队与奇兵队也相应投入肉搏战斗。

如果战事不利，唐军则采取隔队抽队撤退的做法，即隔一队抽一队后撤。后撤的队撤至阵后百步（约150米）休整，之后接替前队，掩护其后撤休整。这种战术与罗马军团的交替撤退掩护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激战过程中，驻队不会轻易投入战斗，以维护阵线的稳固和保卫辎重。如果战队有人退缩不前，驻队将执行战场纪律，将其斩杀；如果战队击败敌人，驻队将抽调人员参与追击；战队陷入胶着，驻队将投入战斗，加强战队；如果战队被击败，驻队将接替战队，掩护其重整。

如前所说，唐一军中，骑兵有80队，约占战兵的28.5%。根据之后安史之乱时期，上元元年（760年），对唐军名将郭子仪麾下各路兵马的统计，其中骑兵平均占总额的23.3%。考虑到安史之乱使得唐帝国国力大耗，骑兵的比例必然降低。安史之乱前的安西四镇唐军，如前所说，拥有大量优质战马，所以其骑兵比例不会低于30%。根据记载，唐军骑兵或集中布置，或与弩手、弓手、跳荡、奇兵队混编入六花阵中。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记载中，唐帝国骑兵的战马不披马铠的情况出现得较多，所以出现了所谓“重骑兵在唐帝国开始衰落，轻骑兵逐步代替了重骑兵”之类的错误观点。

中国古代经常将人马俱甲的重装骑兵称作“甲骑”，也就是甲骑具装。结果，国内现代一些学者就根据这些古称，只将“甲骑”作为重骑兵，其余就统统归为轻骑兵，从而得到了前面的错误观点。但这种观点在军事装备研究上是不太严谨的。

其实根据国外较为普及的定义：拥有突击力量、有较强的近战装备、相较于同时代良好的防护，以及强壮的战马，即可视为重骑兵。而并非以是否使用马铠作为判断依据。唐帝国同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骑兵，都是马匹不披铠甲的重骑兵，甚至欧洲骑兵一直到14世纪才开始大量装备马铠。

要知道，7世纪左右的唐帝国初期，是中国金属札甲发展的一个高峰。身甲方面，在胸前、背后或腹部加强有圆形金属甲板的重型铁制札甲——明光铠大量装备。骑兵的全套重札甲，有作为头盔的兜鍪、护颈的巨大护项、作为肩甲的披膊、保护前臂的护臂，腿甲保护则一直延伸至脚踝，可谓非常齐全。这样的盔甲和同时代的欧洲、西亚、中亚相比，也算是拥有极强的防护力。穿着这样的盔甲作战的骑兵，肯定不能算是轻骑兵。并且当时也不缺乏唐帝国骑兵装备全套马铠投入战斗的记载。

至于为什么唐代骑兵不太装备马铠，则主要是由其统一中国后的周边战场所决定的。当时，唐帝国的骑兵较少碰上需要“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唐帝国在西边与北边主要的对手，诸如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铁勒、契丹等，均为使用高速骑兵、拥有较大战略纵深的游牧民族，不适合具装状态的唐军重骑兵作战。毕竟比起对战马的防护，唐帝国更重视其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远赴千里，攻击至怛罗斯战场的唐帝国骑兵，自然也是如此。

总体而言，唐玄宗时代的唐军，虽然可能略逊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前辈，但其在装备水准、战术体系上仍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军。

那么，怛罗斯战场上，唐军的敌人——阿拉伯军队又是如何呢？

在不同的历史书里，对于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的人数，有2万、3万，甚至10万、15万、20万等说法。

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阿拔斯王朝正忙于整合内部力量，并与拜占庭帝国较量，所以此次怛罗斯之战，阿拉伯帝国方面主要投入的是呼罗珊总督区的军事力量。甚至可以说，此战是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的“独走”。

作为之前萨珊波斯帝国的重要总督区和阿拔斯王朝的起家根本，呼罗珊地区拥有雄厚和精锐的军力。阿拉伯人在崛起之初，实行的是部落军制，之后学习了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制，创造了混合有部落军制元素的封建军区制。当阿布·穆斯林帮助阿拔斯王朝崛起，取代倭马亚王朝时，更多地依靠前萨珊波斯帝国的军事体系，从下到上改革了军制。起码就呼罗珊总督区而言，其军制可以视作萨珊波斯帝国“迪赫干”（dihqan）军制的复兴。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为小贵族们提供报酬和装备，让其服重骑兵役。但因为现金报酬还不足以武装这些具装骑兵，政府还要为其提供诸如村庄和小庄园的封地，以封地贡金的形式作为其服役的补偿。领地里的普通农民则服普通的步兵役。这种体制很类似欧洲的封建骑士制与唐初府兵制的结合。

在阿布·穆斯林担任总督时期，因其功高盖主，已经受到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猜忌。因此他开始拥兵自重，但其实力不会超过此前屈底波时代的5万人级别。

当然，如前所说，阿拉伯帝国当时已经征服了大部分河中地区，所以能征调诸多属国的军队。这也是之前10万乃至20万兵力说法的来源。

具体到高仙芝深入怛罗斯战场时，根据《布哈拉史》的记载，阿布·穆斯林正派两路人马扫荡河中。一路由达乌德带队，攻打史国周边，兵力估计起码1万；另一路是齐雅德·萨里率领的阿拉伯与河中诸国联军。其中，齐雅德·萨里掌握着本部精锐1万人，同行的安国与康国军队各自实力大约为数千到1万人。鉴于齐雅德·萨里此前还可能收编了叛乱的什叶派军队，所以此次阿拉伯方的援军实力不会少于3万人。至于城内赛义德·本·侯梅德所率领的守军数量，已经不可考。

说到这里，特别要提一下阿拉伯军队的具体情况。提及阿拉伯军队，很多人甚至一些学者都有一些传统的认识误区，即认为阿拉伯军队是以轻刀快马的“阿拉伯轻骑兵”为主。其实在阿拉伯帝国早期，根据现代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阿拉伯军队的主力既非轻甲，也非骑兵。阿拉伯军队真正的主力是步兵，其中包括步兵弓箭手和重装步兵。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则是阿拉伯帝国征服了北非及西班牙地区大片领土之后的事了。

阿拉伯军队的步兵最出色的当属其步兵弓箭手。阿拉伯弓箭手的箭头是重型箭头，其沉重的箭矢往往在一定距离内可以射穿较重的铠甲。阿拉伯人之前在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的战争中，经常充当佣兵，所以拥有丰富的重装步兵作战经验。阿拉伯重步兵的作战方式更接近拜占庭帝国的方式，以密集队形作战，使用矛与大盾作为主要作战武器。因此，复合弓箭雨与密集矛阵算得上是阿拉伯军队的看家本领。

此时的阿拉伯骑兵也不像10世纪之后突厥化的阿拉伯骑兵那样擅长骑射，他们更擅长于近战搏杀。骑矛被阿拉伯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骑兵武器。阿拉伯骑矛非常长，达5.5米。阿拉伯人当时并不使用弯刀，而是更喜欢长剑。虽然杜甫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曾盛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但对于阿拉伯军队来说，弯刀的大量装备则是10世纪之后骑兵武器逐步突厥化与波斯化时的事，这也是容易被人误解的。

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阶段，受萨珊波斯重装骑兵传统的影响，阿拉伯骑兵也开始了重装化。之前的阿拉伯骑兵大多是马匹不披挂铠甲，人披挂铁甲的“快速重骑兵”。这与唐军有些类似，不过当时阿拉伯骑兵主要装备西式的锁子甲，防护力要弱于唐军的重型札甲。同时，随着前萨珊波斯的“迪赫干”贵族进入阿拉伯军队服役，重型具装骑兵开始成为阿拉伯军队的支柱力量。

在阿拔斯王朝崛起后，由于以呼罗珊总督区的前萨珊波斯势力为基本盘，所以这种重装化的情况进一步加强，甚至连骑兵射手也更加重装化。同时，东方的札甲也开始被阿拉伯军队大量装备。身穿札甲，使用长矛、盾牌、弓的呼罗珊重步兵，也成为阿拔斯王朝的步兵精英。总之，呼罗珊的军队，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相对于其王朝的西部军队，显得更为精锐。而且根据当时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他们的装备也较其他部队更好。

由此可见，当时阿拉伯帝国军队拥有重装步兵、步兵射手、重装骑兵与骑射手，兵种完备、战术体系健全，同时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确实是与唐帝国军队相匹敌的强军。而呼罗珊总督麾下的阿拉伯军队与高仙芝麾下的安西四镇唐军一样，都是帝国军队最为精锐的力量。

相对而言，唐军在弓弩上略占优势，而阿拉伯军队在重装骑兵上略占优势。不过，阿拉伯军队在军队载具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但这个优势不是贝都因人所称赞的拥有“活跃的北风、力量的南风、高速的东风及智慧的西风”之力的阿拉伯马。呼罗珊总督区的阿拉伯军队，更多骑乘的是以不亚于阿拉伯马的阿哈尔捷金马为代表的中亚优良骑乘马，阿拉伯马必然有，但不会是主要战马种类。阿拉伯军队的真正优势其实在于其貌不扬的骆驼。在沙漠地区，骆驼的战略机动性远好于马匹，这使得阿拉伯军队拥有更强的后勤补给能力。同时，骆驼也能帮助阿拉伯人穿越部分沙漠地区，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这可能是阿拉伯军队能够出乎高仙芝的预料、快速驰援怛罗斯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面对坚城，同时兵力不弱于己方的敌方新锐援军已至，高仙芝所率领的唐军在战略上陷入了相当不利的态势。所以他才会选择后退对峙。此后，高仙芝率领远征唐军仍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苦战了五日之久，不分胜负。

在一般的记载中，到了第五天傍晚，形势突变：唐军不可靠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东北方向高仙芝军队的后方发动了袭击。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以具装重骑兵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是夜，唐军撤离阵地。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高仙芝驰守白石岭，而高仙芝欲收拾残部于次日再战，李嗣业答曰：“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势危若此，不至胶柱。”

在撤退的路上，唐军遇到了刚刚赶到的另一支盟军——拔汗那的部众（“拔汗那在怛罗斯南千里”），结果撤退的唐军与拔汗那的部众发生了拥挤，人畜塞路，令撤退的唐军不能通过。李嗣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简单粗暴：“前驱，奋力挺击之，人马俱毙，胡等遁，路开。”就这样，高仙芝只率领数千残部，踏着友军的尸体回到安西都护府驻地。这个情况其实也证明了之前的推论，高仙芝所动员的6万军队并没有全部投入怛罗斯战场。

总体而言，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葛逻禄部队的叛变导致了唐军的惜败。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葛逻禄当时正面临回鹘的军事压力，他们出兵多少，甚至有没有出兵都存在争议。所以唐军的战败，很可能与日后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类似，即面对坚城，又遭遇敌军新锐援军的突袭，围攻部队师老兵疲而被击败。

怛罗斯之战可以说令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精锐部队损失惨重。高仙芝只剩数千残部，其损失可能在2万人左右，其中阵亡和被俘各约一半。但在穆斯林史家笔下，怛罗斯的胜利被夸张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他们分几次将他们（唐军）各个击败，共杀死4.5万人，俘获2.5万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另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艾西尔的《历史大全》则记载：“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

俄国近代历史学家巴托尔德甚至认为，怛罗斯之战“决定了中亚细亚的命运”,“中亚细亚应该是中国的，但它却变成了穆斯林的”。这种说法实在言过其实。唐军虽然败得比较狼狈，但其实核心唐军一共就投入了2万人，主要将领也都安全撤回，所以算不上伤筋动骨；唐帝国在中亚的势力也并没因在怛罗斯的战败而受到严重损伤。怛罗斯之战两年后，唐将封常青即再次远征克什米尔，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怛罗斯之战后，阿布·穆斯林用火与剑征服了粟特；阿拉伯将领阿布·达乌德曾进攻石国，并杀其亲唐的国王。阿拉伯势力深入河中地区，已经对“昭武九姓”继续保持独立，特别是独立的商业活动，构成致命的威胁。结果，到了754年，“昭武九姓”又一次周期性地倒向唐朝，集体上表请求长安出兵驱逐大食。这也是中亚各国最大规模地请求唐帝国出兵中亚，足见怛罗斯之战并未对当时西域政治军事格局造成实质性影响。

正因如此，高仙芝虽然兵败怛罗斯，但并未以败军之将受到处罚。他虽然离开了安西，却出任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一职，而后被召回长安，进一步加官晋爵为右羽林大将军；天宝十四载（755年），高仙芝进封密云郡公。这一切无疑表明了唐玄宗和朝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