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88-1099年在位）进行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的慷慨陈词鼓动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檄文传遍西欧，揭开了将持续数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局。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之手——“上帝的敌人”正致力于酷刑与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传说中的蛮夷，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因受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的承诺所蛊惑，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此后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征途……

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索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Ⅰ Comnenus）为了在小亚细亚击退来势汹汹的突厥人而向罗马求援。当皇帝的使节于1095年春季抵达意大利时，乌尔班二世正在皮亚琴查主持一场宗教会议。原本阿莱克修斯仅仅期望教皇能召集一支小而精的西方雇佣军，但后者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机遇。拜占庭人原本试图达成某种战术性的目标，而教皇却决定发起一场战略性的浩荡东征。接下来的数年中，阿莱克修斯的帝国被前赴后继的西方人潮所淹没。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血战，十字军屡屡逢凶化吉，攻城略地，最终于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拉丁人的成就远远超出皇帝的估算，被征服的领土本应交还拜占庭，但他们却很快成为一方诸侯，建立的四大十字军国家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深刻地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亦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西方拉丁人，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锲而不舍地奔向耶路撒冷，而伊斯兰世界也一次次地尝试着夺回圣城。或许在现代的读者看来，这有些令人费解。这座古城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充满黄金与蜂蜜，论人口与规模也无法和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相比。对犹太人而言，它不仅仅是其故都，更是供奉约柜的圣殿所在地。虽然圣殿已被罗马人毁坏，但残留的西墙（亦称“哭墙”）依旧是犹太民族至圣的遗迹。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则是耶稣殉难及复活之地。于“耶稣坟墓”上修建的圣墓教堂，早已成为万千基督徒向往的朝圣地，在基督教世界的诸多教堂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至于穆斯林，则将耶路撒冷视为仅次于麦加、麦地那的第三圣地。这既是由于伊斯兰教继承了对亚伯拉罕的敬仰，也是因为人们相信这里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处，以及将圣城定位为未来“审判日”焦点的传统。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同时埋下了数百年后十字军东征的种子。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北非主教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著作首次奠定了十字军观念的基础。圣奥古斯丁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下，战争可以是既合法又正当的。其复杂的理论稍后简化归纳为“正义战争的三大前提”：由合法的权威发动（如国王或主教），正当的理由（如抵御敌人进攻或收复失土），带有正当的意图（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暴力）。奥古斯丁的三项原则初步支撑起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并用于证明某些正当战争在上帝眼中可被容忍，而欧洲后罗马时代的蛮族统治者加快了将战争神圣化的进程。他们皈依基督教后，将日耳曼式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拉丁信仰。例如，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下，主教们开始宣扬甚至亲自参与并指挥征服东欧异教徒（或令其改宗）的血腥战役。千禧年之交（1000年），基督教教士为武器盔甲祝福已变得司空见惯，各种武士出身的圣徒也纷纷被纪念和推崇。

至11世纪的后半期，拉丁基督教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圣战”。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运动的早期，教廷已开始意识到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对实现其决议和意愿大有必要。这促使教皇进行了号召基督教支持者为了保卫教会而参与战争的一系列尝试。作为回馈，后者将得到语焉不详的精神“奖赏”。在格里高利七世教皇（Gregory Ⅶ,1073-1085年在位）的铁腕下，关于“神圣暴力”的教义与实践有了重大发展。由于决心召集一支忠于罗马的教皇军队，他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传统。数百年来，神学家已将“基督的战争”定义为基督徒为洗清罪孽而进行的内在、精神上的斗争，修士们有时也被描绘为“上帝的战士”。格里高利为了他的目的，改变了这一观念，他宣告全体世俗社会有一项高于一切的义务：作为“基督的战士”以实际的武力保卫拉丁教会。虽然格里高利七世有些操之过急，并因此不得不狼狈地流亡南意大利，有些晚节不保。但他大胆的举措，为其日后的继任者（也是其曾经的顾问）乌尔班二世登上讲坛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奠定了基础。

站在西欧王公贵族的角度，他们参与十字军东征也有着合理的内在动机。比如11世纪的安茹伯爵富尔克·内拉（Fulk Nerra,987-1040），作为一介武夫，他不仅曾东征西讨，四处劫掠，甚至还将自己的妻子送上了火刑柱，可谓双手沾满鲜血。即便他如此暴虐，英雄迟暮之时，竟也对将堕入地狱的结局夜不能寐。于是他先后三次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洗涤罪恶的朝圣之旅。在最后一次朝圣时（当时伯爵已垂垂老矣），据说他脖子被套上了狗绳，赤身裸体，由仆人拳打脚踢地牵入圣墓教堂——他的忏悔之举连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也为之瞠目。富尔克·内拉作为一个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从他身上的确可挖掘出中世纪贵族内心深处的某些想法。经过教会近千年的耕耘，基督教的教义早已深入人心。

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世俗化的欧洲大相径庭，它属于一个高度宗教化的时代。从出生、死亡，到睡眠、饮食、婚娶，基督教的信条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慈悲、责任、传统等观念，均有助于促成中世纪人的宗教热忱，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恐惧或敬畏。正是这种恐惧令富尔克·内拉相信他的灵魂面临极度危险。11世纪的拉丁教会训诫说：每个人死后都将面临审判——“灵魂称重”。纯洁者将得到奖赏——升入天堂，而罪人将堕入地狱永受折磨。对那时的信徒而言，通过宗教艺术及雕塑获得的直观印象，已经令上述危险变得刻骨铭心，罪人们将受到惩罚——他们被魔鬼扼住脖子，或者被恶魔拖入地下的烈火之中。

在此背景下，中世纪的拉丁基督徒因其罪孽和迫在眉睫的“审判”而备受煎熬。因此，他们急切地寻求各种救赎之道。追求纯洁、完美的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极端表现是修道院制度。在那里，修士、修女们许下“三愿”（即“安贫”“禁欲”“听命”），保持秩序井然的集体生活，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如法国东部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Abbey of Cluny）提倡的宗教改革运动（教皇乌尔班二世也曾是一名克吕尼修士）。但对王公贵族而言，要他们完全放弃世俗生活遁入修道院隐居，有些强人所难。因此，他们对远赴东方参与针对异教徒的“圣战”显得情有独钟。尽管前路凶险，但解救（保卫）耶路撒冷的目标，能令贵族们的灵魂得到洗涤，在未来的审判中免遭地狱之苦，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教会为了控制这批桀骜不驯的贵族，并“祸水东移”以使欧洲内部免于生灵涂炭，也进一步推波助澜。

总之，十字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劳师远征，更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武装朝圣”。其中的贵族固然掺杂着私心杂念，但也不乏宗教情怀。例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为了筹集军费，便抵押掉了自己的整个公国。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当时也是相当宽容的。允许“有经人”在缴纳人头税的前提下保留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求其彻底臣服并立即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在穆斯林统治圣地的大部分时期中，基督徒付出一定代价（如缴税）后，依然可大体不受阻碍地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甚至在此定居生活。当然，伊斯兰教从早期开始便不排斥战争。7-8世纪它的惊人扩张也主要依赖军事征服。穆斯林学者们从《古兰经》与“圣训”（hadith，记载了穆罕默德的“传统”或言论）中获取理论上的支持。上述经文提供了大量关于先知主张“为真主而战”的实例。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人们曾探讨过这种“圣战”（或称“吉哈德”，字面意思为“斗争”）的确切内涵。其中的一些人，如穆斯林神秘主义者（苏菲派）主张最重要的（或称“高级圣战”）是洗涤罪孽和过错的内在修行。但在8世纪晚期，逊尼派法学家发展出一套正式的理论，声称斗争应该是拿起武器，用战争手段对抗异教徒（有时也称作“初级圣战”）。最后，伊斯兰法学家们正式将世界划分为两部分——“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即穆斯林统治和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地区）与“战争之家”（Dar al-harb，世界其余地区）。“吉哈德”的明确宗旨是通过对“战争之家”发动不懈的“圣战”，使全人类皈依伊斯兰教或服从穆斯林的统治。理论上，与异教敌人达成非永久的和约是得到许可的，但任何停战协定的时间都不应超过10年。

当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很难被视作基督徒的“自卫反击”。耶路撒冷固然曾属于基督徒，但那是500年前的旧事，当地穆斯林已繁衍生息了数十代。拉丁人对圣地“姗姗来迟”的入侵，也很难让人相信是为了替昔日的拜占庭帝国讨回公道。另一方面，穆斯林发动“圣战”的火焰尽管尚未熄灭，但在11-12世纪，已相当微弱。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整个伊斯兰世界正在策划一场对基督教世界的大规模远征，换言之，西欧的拉丁人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自661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Ali, 601-661，先知的堂弟和女婿）被刺杀后，“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又称“正统哈里发”）的统治宣告终结，穆阿维叶建立了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这便在伊斯兰世界中播下了不和与分裂的种子。因阿里的不幸遇刺，穆阿维叶的登基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阿里及其后裔的支持者形成了什叶派（Shi'a，字面含义为党派、宗派），他们坚称只有阿里与他的妻子法蒂玛（Fatima，穆罕默德之女）的后代才有对哈里发之位的合法继承权。最初什叶派致力于从正统逊尼派手中夺取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在神学、宗教仪式、律法方面走上了不同道路，二者的分歧也上升至教义层面。此后的4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的分化不断扩散、加深。750年，一场血腥的政变后，倭马亚王朝遭到倾覆，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他们将逊尼派的中心进一步迁离阿拉伯故土，在伊拉克特意打造了一座壮美的新都——巴格达。它宣告了逊尼派统治在精英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全面转向，从近东转向美索不达米亚。后者曾是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摇篮（有时被称作“新月沃土”）。阿拔斯王朝的资助亦令巴格达成功跻身当时世界的科学、哲学学术中心之列。接下来的500年中，逊尼派的中心不再是叙利亚或圣地，而是伊拉克与伊朗。然而，阿拔斯王朝的掌权却伴随着那个曾经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的四分五裂。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治者（有时被称作“摩尔人”）于8世纪脱离控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裂痕也日益加深。什叶派团体大致和平地继续生活在近东、中东的逊尼派中。但在969年，一支踌躇满志的什叶派夺取了埃及的控制权。在法蒂玛王朝的庇护下，什叶派拥立了自己的哈里发，拒绝承认巴格达逊尼派的权威。通过从阿拔斯王朝手中征服大片近东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东地中海沿岸部分地区），法蒂玛王朝被证明是前者的劲敌。至11世纪后期，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已经势同水火。因此，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教已基本分裂。这断绝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穆斯林统治者同仇敌忾，联手对抗基督徒入侵的一切可能。

逊尼派、什叶派的敌对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11世纪，突厥人的到来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更深远和戏剧性的变化。大约从1040年起，这些以尚武和骑射著称、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民开始渗入中东。其中的一个特殊部落塞尔柱人（Seljuqs，来自咸海以外的俄罗斯大草原）成为突厥人迁徙的先锋。在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这批令人生畏的塞尔柱人宣布将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忠心不贰。他们很快取代了伊拉克、伊朗本地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的统治。1055年，塞尔柱诸侯图格鲁尔贝伊被封为巴格达的苏丹，从而得以对逊尼派发号施令。之后，他的王朝继任者世袭这一权力超过百年之久。塞尔柱突厥人的降临一度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与统一。旺盛的精力与强大的武力令他们很快横扫四方。在南方，法蒂玛王朝被击退，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再度被夺回。在小亚细亚，他们对拜占庭帝国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支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最终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苏丹国（罗姆苏丹国）。可惜好景不长，在塞尔柱帝国苏丹马利克沙阿（Malik Shah）于1092年去世后，由于继位的纷争，塞尔柱王朝陷入了分裂甚至内战的边缘。南部的法蒂玛王朝则趁机收复故土。伊斯兰世界再度呈现出分崩离析的面貌。几年后，拉丁人的十字军便开始通过拜占庭领土向圣地进军。这可以说是“乘人之危”，亦可以说是幸运地把握住了天赐良机。因此，四大十字军国家的相继建立，固然有基督徒浴血奋战的因素，但也是拜穆斯林内讧之赐。

第一任“圣城守护者”——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1060-1100）虽德高望重，但在位仅一年时间，继任者是他的兄弟、首位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Ⅰ,1100-1118年在位）。他利用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南征北讨，成功地将新生的耶路撒冷王国打造为中东强权之一，并扩大了它的版图。1118年，鲍德温领军远征埃及，却在尼罗河畔与骑士们用长矛捕鱼时旧伤复发，最后病逝于边境小镇阿里什（El-Arish）。据说，他的死不仅令本国臣民哀悼，甚至其敌人都惋惜不已。

此后执政的鲍德温二世，在战功上无法与其前辈相提并论，但十字军国家的局势尚且稳定。当来自安茹的富尔克（Fulk,1131-1143年在位）继位后，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伊斯兰世界出现了12世纪的第一位政治强人——伊马德丁·赞吉（Imad ad-Din Zengi，约1084-1146）。他自称“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和异端的摧毁者”，从而成功吹响了穆斯林反击的号角。1044年，他攻占并血洗了埃德萨伯国，整个欧洲为之震动。随后引发了虎头蛇尾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对基督徒而言幸运的是，两年后赞吉在远征伊拉克途中，被其身边的太监弑杀。剩余的三大十字军国家获得了喘息之机。虽然赞吉之子努尔丁后来成为圣地基督徒的心腹之患，但至少迫在眉睫的穆斯林入侵暂时得到了遏制。

12世纪西欧的经济与人口都获得了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进步和日益膨胀的自信。更多的财富在流通，统治者和贵族们可以用这些资金雇用装备精良的职业军人。这意味着主要基督教强国军事实力的上升。意大利的几大海上共和国（如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几乎瓜分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与重要商路，发达的商业提供了扩张的资本，也成为不断向圣地十字军国家输送物资的动脉。

虽然伊斯兰世界传统上在这些领域一直领先于西欧，但拉丁人紧追不放，尤其是在船运和贸易方面，甚至已有反超穆斯林对手的趋势。当时意大利商船已经统治了地中海，但欧洲的通讯效率与鼎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相比还逊色不少。而且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依然匮乏。地理上的无知不仅对商人来说是个问题，十字军将领们也很少冒险在前辈们打下的地盘之外活动，他们更倾向于循规蹈矩。

另外，虽然拉丁人的确掌控着地中海，但从耶路撒冷至西欧有数千公里之遥，信使往返需要数月。当十字军国家遭受突然打击时，西方的援军常常缓不济急。加之伊斯兰世界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圣地的基督教王公们在11世纪中期以后，更倾向于采取守势。

12世纪欧洲的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圣地十字军国家的普遍富裕。与昔日乌尔班二世天花乱坠的宣传不同，在炎热的近东，多数欧洲移民生活颇为艰辛。现代考古学家通过对古城佩特拉（Petra，位于约旦）之外的乌艾拉（al-Wu'ayra）城堡遗址中16座岩凿墓穴的挖掘、分析，从残存的骸骨中发现拉丁移民缺乏足够的果蔬以平衡饮食。与本地人相较，他们相对白皙的皮肤更加剧了叶酸的匮乏。例如，其中一个生于12世纪、6-9个月大的婴儿的一块头盖骨残片几乎呈海绵状，表明这个不幸的孩子死于极度缺乏维生素C而引发的败血症，而这恐怕并非个例。迥异的气候、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战乱制约了欧洲移民数量的飞速增长，在十字军诸国中人口占据多数的一直是本地穆斯林。

当然，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伊斯兰国家签署和平协议的机会，十字军国家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至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的人口达到了10-12万人，加上郊区居民（穆斯林居多），总数接近40万，可谓十分繁荣。

同时，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上流社会依然通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多数政治和军事精英或具有突厥血统或已经突厥化了。与半个世纪前一盘散沙的局面相比，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整合的趋势：北面是努尔丁的赞吉王朝（逊尼派），南面是埃及强权法蒂玛王朝（什叶派）。赞吉已成功唤醒了穆斯林的“圣战”觉悟，然而多数穆斯林对圣地的基督徒并无特别的恨意。因为即便是十字军的后裔，通常也在中东生活了数代人之久，双方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穆斯林将拉丁人称作“法兰克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野蛮人”，但勇敢、强壮，在战场上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十字军国家中的基督徒也对穆斯林邻居产生了独特的认识。比如很多初来乍到的西方贵族惊讶于穆斯林武装对弓箭的倚重，认为这违背骑士精神，有胜之不武的嫌疑。本地的十字军贵族却并不视之为怯懦之举，甚至还给出了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那是因为穆斯林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内血质较少。和平时期，耶路撒冷王国境内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确能够相安无事。圣城基督徒区随处可见叫卖的穆斯林小贩，圣殿骑士团的银行也常有穆斯林客户光顾。

1163年，刚刚登基的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一世（Amalric Ⅰ,1163-1174年在位）发动了该国在12世纪的最后一次主动开疆拓土的战争。以法蒂玛王朝拒绝兑现进贡耶路撒冷王国的年金为由，他在医院骑士团的鼎力支持下，出兵埃及。法兰克人很快在培琉喜阿姆（Pelusium）击败了大维齐（首相）沙维（Chaver）率领的埃及主力部队。绝望中的穆斯林不惜凿开尼罗河大堤，以洪水泛滥来暂时延缓基督徒的攻势。阿莫里被迫暂时退兵，沙维则借机前往叙利亚向努尔丁求援。后者派出大马士革名将谢尔库赫（Shirkuh）于1164年驰援埃及。

之后，阿莫里一世再度发起了攻势，并成功将谢尔库赫逐出埃及。但由于王国主力南下，同年努尔丁在十字军国家北翼大动干戈。8月爆发的哈来姆战役中，基督教联军耻辱地战败，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三世等显贵，均沦为努尔丁的阶下囚。阿莫里只能匆匆回国处理危局。1167年，谢尔库赫与阿莫里先后回师埃及。

不过，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情势变得相当微妙。因为大维齐沙维敏锐地发觉，谢尔库赫有可能成为努尔丁的代言人，危及自身的权力，便转而向阿莫里抛出橄榄枝。后者得以在开罗城外扎营，而谢尔库赫夺取了历史名城亚历山大港。双方在战场上一时难分高下，最终谢尔库赫同意休战并撤离亚历山大，阿莫里则获得了一笔不菲的金钱作为犒赏，满意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要筹备与拜占庭公主玛利亚·科穆宁娜（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曾孙女）的婚礼。通过联姻稳定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盟后，阿莫里于第二年撕毁停战协定，又一次入侵埃及。

这给了努尔丁干预的口实。同年，谢尔库赫的大军也出现在尼罗河畔。拜占庭援军迟迟未到，阿莫里自忖并无必胜的把握，远征虎头蛇尾地画上了句号。1163-1168年的埃及战役，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些许成功，在战略上却极为失败。法兰克人缺乏周密计划和长远目标的远征未能扩张王国领土，反而令北部重要的两个十字军国家的领袖身陷囹圄。

不过，埃及政局也陷入一片动荡。1169年，谢尔库赫刺杀了沙维，自立为新一任大维齐。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沦为努尔丁的傀儡。第一次，叙利亚与埃及处于同一穆斯林政权的掌控下，这导致了耶路撒冷王国安全局势的恶化。谢尔库赫去世后，他的侄子尤素夫·伊本·阿尤布（Yūsuf ibn Ayyūb,1137-1193）继承了其职位，不久后，他将以萨拉丁（Ṣalāḥ ad-Dīn，意为“信仰之善”）的名号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