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刀耕火种到美好生活
与地球45亿年的高龄比较,人类只是地球的“新客人”。如果将人类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审视,采集狩猎史竟占到了人类历史的99%。是什么力量,让人类在1%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挣脱蒙昧与野蛮,不断开辟新时代?
分析的切入点可以是多样的。我们尝试去繁就简,从生产要素的视角,来探究这背后的历史逻辑,找寻生产要素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我们身处的时代,进而更好地去探究未来。
农业社会的漫长实践:尝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18世纪之前,欧洲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03%,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每世纪的增长率也只有3%。亚洲的增长速度更慢,整整用了17个世纪的时间,经济才增长了25%,也就是说每世纪的增长率只有1.47%。因此,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之间的发展差异并不大。
当时,人类最主要的生产对象就是农业涉及的粮食、牲畜、鱼类等。哪怕是最发达的社会,也必须要有75%~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当人口增加超过粮食供给时,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资源变得供不应求,疫病、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随之暴发,以极其粗暴的方式缩减人口数量,调整实现资源供求的再平衡,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和衰减,不断循环往复。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考察人类跳出这个陷阱的漫长实践可以发现,生产力是核心主线。在原始社会中,最常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劳动力是生产力唯一的重要因素,采集食物是一场真正的荒野求生,聪明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得以延续生命,弱者由于食物匮乏则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经过漫长的实践积累,劳动者的生存经验不断增加,使采集更加得心应手。
慢慢地,人们开始学会使用工具,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特征,人类终于步入了进化的加速期,并不断走出大自然的“新手村”。
在狩猎中,人类祖先开始学会投掷石头,使用燧石制成的长矛刺穿猛兽,还会设下陷阱围捕猎物,夺取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再后来,人类学会用火进行自我保护、狩猎动物和加热食物,从原来的茹毛饮血到品尝美味可口的熟食,从原来的风餐露宿到有了遮风挡雨的洞穴,人类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人们开始学会拿着工具与大自然搏斗、与土地结合并开展生产的时候,农业就产生了。甲骨文里最早出现的“农”字,就是人类拿着石器农具耕作的样子。《汉书》指出,“辟土殖谷曰农”,就是说,农业是人们拿着工具开辟土地种植稻谷。历史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农业社会的立身之本都在于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创新。约公元前1130年的时候,多里亚人十分推崇铁器,发明了镰刀,开始使用各种铁制工具。在城邦国家建立的早期,木犁逐渐被装上铁制的犁铧。人们在土壤肥沃的地方会使用轻犁进行耕作。而在土壤贫瘠的西欧,重犁的出现则解决了人们的深耕难题。
无独有偶,西周时“一人跖(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到了战国,青铜器开始没落,铁制农具带来的进步振奋人心。“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战国时期政治家李悝的表述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实物资本的劳动工具显然是农业生产中举足轻重的发明,它使人类的生存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开始脱离了采集捕猎的原始状态。工具的使用,让农业生产从人和土地的结合,进化为人、土地和工具的结合。
仅仅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就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农业社会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革。秦汉时期,北方农业兴起,人们改进垄作法,后来有了代田法的用武之地。到了魏晋南北朝,耕耙耱技术已成为江南水稻产区农民的首选。两汉时期,随着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推广。隋唐以来,江南农业更大程度发展,出现了“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放眼全球,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人在地力肥沃的南部开展一熟制,在地力贫瘠的北部则实施了三圃制,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始灌溉,修筑梯田。中世纪的欧洲陆续出现了续耕续休制、二圃制和三圃制。从粗放耕作到精耕细作,农业生产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进一步提升。从东西方看传统农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开始有勇气去改造自然,为农业生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前期农业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农民、土地、技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物质资本生产要素。千百年来,农业的发展无非就是围绕以上要素做文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这一要素在农业生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了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进程。农民、土地、技术和资本在量上的扩大、质上的提升,不同生产要素的配比以及发挥作用的大小,决定着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原始社会中,人们主要看天吃饭,农业社会里,更多要依靠人力投入和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到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则更为关键,我国的杂交水稻、日本的精细种植、以色列的滴灌技术,都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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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的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是一个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决定了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高投入、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农业路线成为必然的发展之路。当前以色列农业的科技贡献率超过90%,居世界前列。以色列是现代节水灌溉技术的发源地和设备主要供应地。以色列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以滴灌为主,输水管网遍布全国各地,水肥连供能直接输送到植物最易吸收的根部,通过持续缓慢的供水供肥来维持作物根区最适宜的水分养分含量,使水分利用率提高到95%,肥料利用率提高到80%。以色列的温室大棚技术自动调控温度、湿度、灌水、肥料供应等,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又有效避免了病虫害和光、热、水、气异常变化的影响,提高了农产品质量。以色列育种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突出育种的实效性和经济性,培育出了一系列符合农业生产需求和市场欢迎的新品种。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以色列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效连接起来,提高了以色列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从单一的劳动力生产要素,逐步扩展到人、土地、资本和技术相互配合,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巨大飞跃。单位面积土地能够生产越来越多的粮食、水果和蔬菜,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
纵观农业发展历程,每一个关键转折,如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传统到现代,都需要一个强力的外生冲击,这个冲击就是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改变。每当一个新生产要素出现并融入生产生活,就意味着生产力实现了新的进步甚至飞跃。
我们不禁要问,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未来的农业生产中,让其他生产要素的活力更加迸发,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从而创造出更强大的农业生产力?
工业社会的巨大跨越:钢铁洪流下世界日新月异
农业社会里,人类的财富更多是来自土地,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作物丰收。古代的皇帝在先农坛祭先农神,行籍田礼,期望着每年能得到更多大自然的“恩赐”。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依靠自己创造的条件来增加经济产出,尝试成为“造物主”。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代替人力和畜力,人类的体力大大节省,生产效率则大大提高,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的生产方式还在持续升级,只不过,各类生产要素所贡献的价值发生了急剧改变,土地、劳动力、资本依然重要,技术、企业家才能则变得更加关键,更具革命性。
18世纪,从飞梭到珍妮纺纱机,人类逐渐感受到了机械这一工具的高效与便捷。18世纪末,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正式宣告人类登上了新的高度,钢铁洪流即将到来。
最先产生变化的是轻工业,港剧《苗翠花》中有一个情节,方世玉之父方德气不过洋人对国内布料的鄙夷,定下赌约,比拼两国刺绣工艺。他选定经验丰富的老匠人不眠不休月余,织出“双面绣”绝活,洋人拿出的则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刺绣。但细细探究,他却发现洋人的普通刺绣只需要孩童操作机械,很短时间内便可批量生产。他深觉时代已经变化,当即引入机械改造传统纺织生产。
虽然这一故事可能杜撰成分大于史实,但也描绘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轻工业的巨大变化,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迅速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大的产出。
轻工业劳动工具打开了新纪元的序幕,之后便快速迭代升级。产业变革迅速从轻工业传导到重工业,不久,人类就用钢铁塑造了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创造了钢铁怪兽——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代替了马车和木船;创造了水泥丛林——公路、大桥、隧道、高楼,代替了马道和木屋草房;创造了五光十色——霓虹灯、电视机、大银幕、留声机,代替了蜡烛和油灯,点亮了夜晚,驱散了寂寞。
当然,人们也铸造了一种又一种更有杀伤力、更有破坏力的武器,构筑了“枪与炮”的热兵器时代。甚至在后工业主义、赛博朋克等较为超前风格的艺术作品中,也随处可见钢铁机械的身影。比如1995年,迈克尔·杰克逊在布拉格拍摄的宣传片中,不但有军队伴舞,还有坦克飞机配合,堪称其封神之作。
这一切的产生,却不仅仅是因为土地。是的,劳动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体系的复杂性,使劳动者面对的劳动对象更加广泛,从自然资源到生产过程中的零部件、半成品,乃至工业产品都可以成为劳动对象的一种。这衍生出了庞杂的工业分类,也造就了更为精细的分工。所以作为这一时代劳动者的代表,工人的内涵更加丰富。比如,纺织女工和钢铁工人所面对的劳动对象、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截然不同。
劳动者创造并决定了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英国工业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和重商主义为逐利行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商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专利法的颁布,保证了技术发明人的经济利益;财政金融方面的创新,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组织上看,传统手工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企业这一伟大发明。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替代了家庭的生产方式,以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形式提高效益。企业的大量出现,壮大了市场,产生了更多新的交易、合作机会。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出现,进一步激发出市场主体更多的内生动力,带来了更多组织和制度创新。
所处历史阶段不同,所见亦不同。进入工业社会后,当人们升级劳动工具,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开入农田,改造劳动对象,不断择优育种时,我们不得不感叹,劳动者已“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类进入了一个不仅仅依赖太阳和季节的节奏进行生产的时代,一个突破了人畜体力极限的时代,一个斯密式或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的时代。
服务业社会的大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
工业绝不会成为人类攀登的顶点,生产力也绝不会停止迈进的步伐。
随着人类的发展,各行各业都诞生了巨大的需求,个别敢于吃螃蟹的劳动者挣脱行业的桎梏,尝试为以前的工友提供专业服务并获取收益,这成为现代服务业的萌芽。
但这些需求仅靠个别劳动者来满足,并不现实。人类从群体主义和社会分工中尝到的甜头、汲取的经验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提供服务的行列,推动了20世纪服务业的发展与兴盛。简单来说,服务业的工作是满足“需要”,但这“需要”层出不穷,劳动对象更为丰富,劳动过程更为新颖,劳动成果更为多样。
同时,劳动者的自身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办公室里的一个白领所创造的价值,可能并不比几百个工人没日没夜工作创造的价值少。一部电影的票房,甚至比某个企业的产值高得多。劳动力素质(知识水平)的高低变得更加重要,成了更加关键的变量。
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在《服务经济学》中阐述了服务业发展的动因,根据劳动对象和需求的不同,总体分为消费需求的增长引致生活性服务的产生,以及制造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提升。首先是生活性服务业,它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包括为居民和家庭提供健康、养老、旅游、娱乐、体育、文化、零售、出行、住宿餐饮、教育培训、住房服务等方面的服务。简单来说,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人类吃穿住用行的服务行业,贯穿于居民个人的生老病死各环节。
生活性服务业与居民消费息息相关,向居民个人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产品及服务,面对的是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关系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因此,个性化、本地化、国际化、便利化成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特征。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当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产率会下降,经济发展速度会整体放缓,这种现象又被称为“鲍莫尔病”。这与老派的生活性服务业难以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质密切相关。生活性服务业往往是面对面的服务,比如教育就是老师对学生,医疗就是医生对患者,家政服务就是保姆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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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占比增加、经济增速下降的“鲍莫尔病”能够被解决吗?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1967年建立包括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进步部门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会带来停滞部门相对成本的抬升,并导致停滞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当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人力成本上升波及之前劳动生产率并不高的服务业,从而抬升政府、医疗、教育、表演、休闲等各种服务业的人力成本,由此造成服务业成本的提高,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上升了,但经济增长反而放缓,这种现象被称为“鲍莫尔病”或“鲍莫尔成本病”。
从国际经验看,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以后,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喇叭口”形态,一边是服务业的比重往上走,一边是经济速度往下走。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服务业的市场主体难以使用高效率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服务业效率不改善的同时,制造业的效率在成倍、成十倍、成百倍地提升。所以,服务业是一个面对面、同时同地、不可能使用高效设备的产业,和高效率的制造业相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生产力停滞的产业。
2012年,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超过了50%。我们是不是会遵循先行者的规律,进入一个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下行的阶段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可以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如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可能会避免。近年来,随着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进入服务业,服务业的生产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例如,一个老师平均只能教12个孩子,在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很快的同时,教育的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但是有了慕课(MOOC)之后,同样一个老师,他可以教的学生呈高倍数增长。清华大学现在大概有200门慕课,有800万名学生,平均一个老师可以教授4万名学生,最多的一门可以教100万名学生。我们可以发现,凡能借助数据技术的服务业,其效率比制造业还要高很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也是未来增加服务业占比,解决经济增速下降的“鲍莫尔病”的关键。
这种投入产出模式,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效率很难提升。当工业生产效率急速提升的时候,生活性服务业仍然停留于面对面的服务,尽管生活性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但是劳动个体千人千面、千差万别,难以标准化复制,而且先进技术渗透融合较难,不易实现“摩尔定律”式的快速发展变革,生活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速度显著慢于其他行业部门。但总体上,大部分生活性服务业,如养老、托育、家政,从产生那一天开始就相对稳定,与新的生产要素融合较慢,一直是面对面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产出模式。
当然,一切事情总有例外。例如,老派的教育行业提速起飞,通过加入新的劳动工具,即互联网,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慕课就是利用互联网掀起了一场学习革命,给贫困偏远地区的学生和社会人士再学习提供了公益普惠性的学习平台。截至2020年10月,我国主要慕课课程平台已达到30余家,上线慕课数量已有3.4万门,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第一。
再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它是指为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行业。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工业的配套服务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个最朴素的市场逻辑下的产物。企业要发挥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把自己所不擅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心无旁骛地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自身成本。比如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行业,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决定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知识水平,而这两个因素都可归集到劳动者身上。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创新密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显著特征,也是全球许多著名制造业企业战略转向的共同选择。苹果、特斯拉等高科技制造企业,也都纷纷向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国内外的经验也表明,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级劳动者要素的集聚。
劳动者中技术能力更为优秀或管理能力拔尖,能够更加高效创造价值的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才。可以说,人才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任何时代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时代的人才对事物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背后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也有天壤之别。
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提供服务的行列,生产性服务业得以从工业中脱离,为工业生产活动提供辅助和支持,并日益成为制造业价值链的关键所在。随着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传统工业不断被重构、被升级,加之更便利的劳动工具不断加入,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推动农业进入了新的层次,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不断被重塑,劳动者也出现升级分化,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小农,转变升级为更细化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农艺师、农机操作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等多种角色。当物资不再紧缺,农业也由一味地面向产量走向了产量质量并举。现今的超市里,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如壹号土猪、樟树港辣椒等农产品已开辟并占据了各自领域的高端细分市场,成为新的爆款。
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0%,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为70%。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最为集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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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生产性服务业囊括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商务服务业,尽管其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却贯穿于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源自市场自由而充分竞争下的分工社会化。即在市场自由竞争下,企业必须将自身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其最擅长的领域,通过市场购买相关生产性服务以替代企业内部生产。IBM和福特公司都宣称,它们不是做产品(计算机、汽车)的,而是提供服务的。产自贵州遵义的小辣椒要运到贵阳,如果通过传统配货方式,每吨的物流成本是300元,而通过物流公司的专业化物流网络,每吨运费能降低50~100元。这样一来,40万吨辣椒,每年能降低运费2 000万~4 000万元。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神奇之处。
从史前到21世纪,人类总在不断攀登,试图推动生产力突破重重阻碍,获得新的质变。回望过去,每至生产力跃升之时,总是伴随着新兴生产要素的融合更替,总有新的劳动对象被重新定义,有更高效的生产工具被创造出来,劳动者的各项能力大幅提升。这一次次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之前已成熟产业的内涵,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继续经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哲学循环,也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经历一个又一个台阶的跨越,认知方式一次又一次被打破。人类探索更先进、更高效生产方式的步伐永远在路上。
人类攀登的下一高峰会是什么,生产力的逻辑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我们翘首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