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方学和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美国特性和世界性意义

刘：美国的区域研究之前，欧洲曾长期存在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域外知识形态，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从对两者的比较中，又可以看出美国区域研究有哪些总体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学特性？

牛：从历史上看，现代以前大致没有关于域外知识的体系化组织可言；而在现代专业化学术体系在欧洲大国建立以来，域外知识的生产也并不被置于优先位置。18世纪晚期以来，现代大学兴起，相伴随的是学术体制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人文、社会知识的学科体系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域外知识并没有被赋予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充分的、制度化的地位。欧洲国家在贸易、殖民、对外政治军事活动和文化扩张中产生了对域外知识的巨大需求，但是，海外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组织者首先是政府机构。以大学为主的专业化学术主要以东方学的形式对这种需求作出回应，18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主要学术大国形成建制和研究传统。当然，19世纪以后博物学、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提供了一些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大体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东方学是国际研究的主导形式。东方学以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为基础研究非西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人文学术范畴。8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人类学从主要处理非西方“原始”人群，实际上也与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相隔绝。19世纪晚期开始制度化的，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本国和西方世界，很少把域外世界作为正式研究对象。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学术尽管也留下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庞大、复杂的知识遗产，但以那时的世界图景、文明（等级）观念和知识格局，东方学的专业化建制只给非西方世界留有边缘的、零散的、偏颇的存在，遑论其中“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9西方主要学术大国的域外研究，都偏重于本国所属殖民地；而无论是单独的国家学术体系，还是作为总体的西方学术界，都没有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全世界覆盖”的格局。总之，东方学尽管发挥和呈现了欧洲人文学的伟大博学传统，但这种模式下的域外研究，终究是一种局部的、褊狭的专业化学术格局。在欧洲以东方学为主干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参与，或者说域外世界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没有正式的、相当规模的存在。10现在看来，由于意识形态和学科体制上的缺陷，东方学的视角和进路是不足以形成健全和充实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社会历史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它的意义不局限于美国，而具有真正的、多方面的世界性。它是世界范围内专业化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和目标扩张的一个重大动向：对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或者说在制度化学术体系中缺乏合法制度身份的对外研究，现在要把它纳入学术领域和学科体制，特别是纳入社会科学的范围，加以学术化、制度化改造和“合法化”加持。基于个人研究，我认为，美国区域研究有一个可以加以确指和清晰界定的“创生”运动。从1943年开始的大约10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协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在美国发起构造区域研究的学术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区域研究“创建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区域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方案、议程和蓝图。它的要旨就是构造完整的国际知识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其中又有两个基本诉求和目标，一个是空间向度上“全世界覆盖”，就是说美国社会科学在对象上要包纳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不容有遗漏和偏废；另一个是针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的议程，是在“跨学科”的旗号下动员和“整合”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使之加入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都要在新生的区域研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区域研究创建运动，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这一运动的很多全国性领导人来说，其意图和思虑并不只是涉及应对美国当时暴露出来的国际智识短缺这一问题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并不只是让区域研究来提供战争和外交所需要的那种“与政策相关的”（policy-related）的智识，而是对海外研究的地缘政治的、智识的、文化的属性和意义有通盘思虑和谋划。而要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机理和原理建立比较充实、恰切的认识，就要对它的创建和成长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动机和考虑加以了解和理解，而不能只局限于地缘政治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11

区域研究的创生运动大体奠定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智识和制度框架，而从其后几十年的发展和当今格局来看，可以说区域研究创生运动的目标大体上实现了。关于海外地区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知识在美国专业化学术和公共知识生活中已成庞大存在，且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社会科学学术集群，拥有稳固的制度基础、复杂繁密的组织网络。美国式区域研究是世界上前所未有庞大的和制度化的对外研究体系和学术复合体。在规模、格局、实力，以及组织的能力和多样化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体系无法与美国区域研究相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也曾引进和效法欧洲东方学，包括吸纳来自欧洲的学术人员，也由此在其学术体系中建立了一些东方学性质的域外研究。12但到区域研究创建时期，美国人很明显地要让美国的区域研究区别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向，公开或者隐含地体现在战后学术史的很多方面。美国区域研究创建者当时也对欧洲各国的国际研究体系予以注意和考察，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欧洲各国的对外研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总体上不值得美国追随和复制。13这一点，可从我们相对熟悉的费正清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对旧式“汉学”（sinology）的背离中观察到。在区域研究的创生过程中，与对东方学的疏离相并行的是，美国人一度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导致了后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褊狭性的情况，即对人文学（包括语言学）的贬抑，而这也是区域研究在发展演进中所要弥补和纠正的。

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构建全新的不同于欧洲的海外智识体系的目标是实现了，并且这一体系呈现出相对于欧洲东方学模式的多方面优势。欧洲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区域研究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吸收美国经验、仿照美国的组织理念，14至少部分地依照美国区域研究模式对其域外研究加以改造和重构。美国社会科学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显著优势，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格局中确立和维持美国的中心和“霸权”地位，均与区域研究的模式和影响力大有干系。以区域和国际研究为中心的美国国际知识已经成为美国智识和文化的“国家资源”（national resources）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加州大学教授桑顿称区域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a 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断言它“作为一种组织知识工作的新制度范畴的创生，可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15均非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