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制度演进
一切制度包括经济制度都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在发展在变化，人们的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变化，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必须要发展变化。
（一）制度变迁是累积渐进的
我们在研究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保守传统，尊重规矩，很多时候比创新变革更重要。保守主义是遵守传统和习俗的，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保守主义始终是占上风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最早进入现代社会，总体制度更加健全完善，更加注重尊重秩序、规则和传统。激进主义基本上是左翼，左翼的人在这个国家往往也不可少，一般是不占上风的。美国如此，英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什么原因？因为人类社会制度变化是积累的、历史的、演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等，是比较慢的，甚至相当长时间是停滞不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来，这个世界才进入快速发展变化时期。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之中，科技创新，社会生产力长足提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联系广泛而紧密。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坚持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传统天经地义。
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秩序、文化传统，但不可避免地更多具有前资本主义的制度秩序、文化思想基因遗传，有着3 000年历史刻下的难以抹掉的种种烙印。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却不能不带有浓墨重彩的历史文化思想及制度传统基因的持久性影响。虽然取得工业化等方面的长足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不发达的发展状况总体不可能很快改变。到1978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将近30年，但是7亿人口都能吃饱饭穿得暖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吃不饱，以前吃饭光有钞票不行还要有粮票。城镇户口粮食每人每月定量发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生产队集体组织分配口粮，靠天吃饭，靠工分挣饭。由于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普遍短缺，除粮票外，还要发好多票。买烟要有烟票、买火柴要有火柴票、买布要有布票。怎么办？
1978年中国发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创新，一下子把经济搞活了，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力快速发展，普遍的商品短缺很快解决了。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的制度，改革开放既是新形势下的伟大革命，学习借鉴世界经验，也客观地不超越历史、不否定传统，实事求是补上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搞社会主义该做的功课。
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没有否定历史、脱离国情和实际，不是休克疗法的剧变，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一是我们坚持公有制，允许发展非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二是我们搞市场经济，但不搞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远远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三是渐进改革对于传统影响久远、习惯习俗力量强大的大国，是明智的选择，这既尊重了传统，又顺应了变化。
渐进改革也有渐进改革的问题，主要是传统力量影响下路径依赖必然加重。因此，渐进改革过程中，到了一定时期、关键阶段，总要下决心有点大的创新突破，闯过关口。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沿海经济特区，可能被批评为复辟资本主义，要全党、全国统一思想，下决心闯关。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体制被撕开口子，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开始从农村包围并进军城市，“双轨制”并存导致许多经济问题。中国必须加快体制并轨，下决心进行价格改革攻关。这也引发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性大规模通货膨胀。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不够，虽然我国经济竞争力和防外部冲击风险能力不强，我们还是下决心加入WTO，使我们抓住了全球化机遇。
渐进改革要不断破解难题，有重大创新突破。但是越往后走，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的。如果改革矛盾积累、阻力加大、利益固化，改不动、也不敢闯，走回头路、甚至走过了头的斜路不是没有可能。近年来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程度回潮的端倪。改革不是放权让利么，改革不是打破计划经济么，现在有些部门、有的地方管头管脚更多更繁了，反而计划经济那时候的国家宏观管理比现在简单。现在好多审批制度，这个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立一个项目，办一个企业，投资一个工程，大概要盖上百个图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一个项目没这么难，只要计划委员会统筹协调就解决了。不要以为改革开放，真的放权让利给个人、给企业、给市场了。很多政府审批都是在改革开放中逐个逐个加上去的。改革开放以前没有那么多部门，国家计委就是强大的计划经济机器，其他各个部门基本按照计划要求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很多部，还搞了不少议事决策协调机构，很多部门都增加了诸多行政审批。审批比以往都多，增添了好多管企业管百姓的政府规章制度。因此，不要都在改革名义下空谈制度创新，关键是做了什么，实际效果如何。
再看看我们的制度，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是中国历史上延续两三千年以来的，这是很难超越的。中国制度里面有很多文化意识形态积淀，这些文化积淀两千多年来就是如此。制度是个复杂体系，各方面制度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不是说改一下都可以改掉的。制度演变常常从习惯习俗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边界开始，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发展演变到有定型规范要求时产生的。
把握传统对认识制度很重要。我们刚到机关工作不懂什么叫制度，什么叫传承，什么叫路径依赖。我们一进去以后，老员工就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你们多看看，不要只看规章规定，规章规定背后的习惯习俗等潜规则，有时候比规章规定等显规则还厉害。但是，要先看懂不容易，我们初到机关，一开始真没看懂，没看懂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们将来会碰到，如果你到党政机关，处长让你写个东西，别看你是硕士博士毕业，你写的长篇大论文章能留下两行就不错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抄抄弄弄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写，你不知道里面怎么运作，不知道很多规矩、很多方方面面的关系，不清楚上面精神和下面实际。我在市委市政府码字近20年，慢慢体会思考才悟出字如其人的味道，给不同的领导写字和写不同东西真不容易。新来的人要写字，吃三年萝卜干饭，还不一定摸对路，写到我这里还要改成大花脸。我不是说新来的博士硕士不好，有的处长写了好多年了，到我这里也要大修大改。因为你在那个层面，看到的、听到的不一样。你为别人码字，但不知道人家所思所想所虑，在处长层面看事想事，与在主任层面看事想事，是不一样的；市长、市委书记层面想事情干工作，你若没看懂这里面好多事、好多规矩、具体情况，怎么可能码好他们的文稿、文章、报告。千万不要仅仅只看条文上的规定，为什么说传统有时候比创新更重要，因为所有制度的公开规定你都明白了，但是传统需要继承的你恰恰还不知道，有时候这些规矩惯例更重要。
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化很大很大，从古到今人的本性、外貌变化大不大？应当比外部物质世界变化小多了。现在的人个子变高了，掌握的知识丰富多了，更聪明了，但是受传统习惯影响的人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相对变化较少。我们现在讲的为人处事之道、治国理政之道，许多还是孔老夫子两千年前说过的。制度创新是渐进的、累积的，最重要的是决定制度的文化和传统习俗是一代代人继承积累起来的。世界上不同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不一样，很大程度根源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一样。
二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创新是危险的事。现代社会更多的是法治社会，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很多。很多事情只要改变规矩规则，往前走一步，如果前人没干过，不敢有人轻易干。在一个国家、团体、组织里，如果谁提出一件新鲜事是正确的，但以前从没有人干过，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需要向大家征求意见，达成一致同意并修改相关制度，你才敢干。
改变规则、改变规矩、改变制度从来不容易，因为会涉及方方面面利益关系，影响权力、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就是不改变制度，一个小小的与众不同的行为，有点另类、有点标新立异、有点奇葩的倡议，你也会发现，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有冷嘲热讽，有坚决反对。在历史上出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新行动的人，没有人不经受过冷眼、嘲讽、蔑视的。制度创新是难的，新制度新思想要从旧的东西里冲出来，必须要经过别人的轻蔑、嘲讽、打击甚至被扼杀在摇篮里。
制度创新一定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要有定力和韧劲，难就难在这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制度创新，搞改革很难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十几户农民是按了手印的，为什么按了手印啊？如果被发现了，如果他们没搞成、搞出问题来了，他们就要担责任的。给你定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反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出大问题了，可能要进牢房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按下手印，出了事大家一起负责。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因为农民饿极了、没饭吃。农民就是这样，饿也饿死，抓到牢里管饭吃，说不定也死不了。先按个手印，就干起来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小的创新也不容易，制度创新从来没那么容易的。古代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那是用生命和鲜血铺垫的。许多改革勇士自己变成改革的殉难者，只有重大损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所以任何创新和改革，哪怕一个小变革，事后你可能觉得没啥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实际上很难的。
制度创新要冒风险，不仅要有勇气有胆量，而且不能蛮干瞎闯，要有智慧、有定力、有韧劲。改变人人习惯的制度规则，要能拿出比老制度更好的新制度，还要让人家都坚定相信你的创新是有利于他的，是能成功的。人们有不少时候喜欢有些制度变化，希望求新求变。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往哪变，如何变，怎么推动变。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要不要改？没有人敢改，也不知道往哪改。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政治风波中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的口号是反对腐败，也有些过激口号和行动，但是没有人反对改革的。中国还是要改革开放，坚持并深化改革开放不能动摇，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中央选领导人，要选改革开放的人，选能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人，不能选不改革开放的人。在国际上中国要树立继续改革开放的形象，在国内要真正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认可，中国领导人必须是坚定搞改革开放的人。
人类重大制度创新是非常难的，制度创新要解放思想，形成共识，说服很多很多有疑虑、有意见、有担忧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候是不得了的。你有想法，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说服一个班级几十个人都不容易，一个改革开放重大决策让13亿人接受，能容易吗？制度创新从来是艰难的、痛苦的过程。
三是制度创新成败、成效是不确定的。创新是为了解决不确定性问题，谋求现存制度中不可能产生的超额价值，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经济权力，不简单是防范风险。风险任何时候都有，可以通过保险机制熨平，只要把概率算出来就能熨平。但是害怕的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不知的、测不准的。
重大制度创新虽然都是对着阻碍发展的问题而去，但成本多大、收益如何、成本收益如何分摊仍是不确定的，没人完全知道这个制度创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因为制度创新是社会利益的博弈，是从打破原有既得利益体系开始，到最终形成新的利益均衡的一个过程。制度创新需要大量投入社会资源，要支付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对抗，能不能搞下去、搞出什么名堂谁也不敢打包票。改变一个制度、一个规则，改变一个国家的状态，哪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个制度创新注定是不确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改朝换代是常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大势，穿插着周期性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也好，农民起义也罢，都可以算封建根本制度不变下的革命或改革，也或多或少有制度创新。农民起义成功了当皇帝，不成功要杀头。农民造反不成功不要紧，皇帝边上还有位高权重的能人，手握军权的大将可以称王，宋朝创始人赵匡胤就拥兵称王，当了皇帝。把大臣找过来喝杯酒，杯酒释兵权，把心头之患大问题解决了。所以大家知道，制度创新谁也不知道成败，一定是不确定的。制度创新是要解决不确定问题，但是其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成败很难预料。面对这种不确定，敢于推动发起和组织制度创新的人是了不起的。我们崇尚制度创新，还要尊重敢于制度创新的人。
四是革命性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并不总是制度进步。打碎一个旧世界不容易，创建一个新世界更难。重大的革命性制度创新，通常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扫荡原来的旧世界秩序，并构建新制度。但是，不是每一次革命都会带来制度进步，也不一定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增进公平正义与民生福祉。
我们相信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经济社会制度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并非每一次革命、每一个制度创新，都意味着文明进步。某些声势浩大的革命或看似伟大的制度创新，可能抑制文明进步，阻碍创新发展，带来更差的制度复辟或倒退。比如，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文人为首的政治家，发起推动变革旧制度的革命。当时法国君主政体制度极大压抑法国人民，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在旧制度下深受束缚、遭受压迫。经受启蒙运动的法国文人热衷于研究分析政治，他们虽无政治实践但却满怀政治关怀，希望依据理性即维护自然权利的价值理性，推动废除旧制度的社会变革。文人发动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革命，由于他们从没有过政治实践和历练，也并不真正掌握底层百姓的期盼要求，加上文人们具有思想过急的冲动，法国大革命一旦发动就难以管控，演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多次循环。社会进入长时间动荡不安，更加民不聊生。
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依据科学理性，抱着崇高情怀，有着看似很好的顶层设计、整体设计的改革或制度创新，也可能适得其反，带来制度破坏或制度倒退。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话，人们以为只要“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看看我们自己，中国长达数千年封建社会周期性革命性改朝换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又基本不受影响，国家上层建筑和社会动荡一直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两千年时间，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没有什么改变，农耕方式虽有进步，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实质性进步。而且在周期性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冲击震荡中，更符合民主进步的制度时常出现倒退。比如，蒙元对中原征服的直接后果，是唐宋以来臻于成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遭受破坏或中断。再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本意设想是要防修反修、清除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建立更加广泛而充分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果是造成“十年内乱”，民主法制受到严重冲击践踏，思想文化大幅倒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因此，任何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实际的重大制度创新，往往适得其反。
五是经济制度创新重在拓展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经济制度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促进分工合作不断拓展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与信任关系。制度就是要让人在经济交往中能相信你、信任你，让信任和相信成为可计算的、可交换的、可监控的东西。经济制度可以制止和惩罚经济活动中不信任者、违约者，保护产权和人们各种经济权利，从而拓展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资本主义是可计算的市场，前提是要建立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现在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庞大，经济和贸易关系超国家、地区、民族，几乎伸展到世界任何角落。从村镇的生产分工协作到城市更复杂的经济分工合作，再到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与经济交往体系把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凭什么自觉主动进行分工合作，就是要有超越个人的相互信任。这种广泛信任通过制度、合约、规则来保证，通过政府、经济组织、中介机构等，依法依规依章程督促协调大家执行合约、遵守法律规章。所以现代经济制度创新的根本，就是为了建立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使得交易秩序不断拓展，从小到大、从内到外，使分工、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
超越个人联系的信任关系很重要，建立和拓展这种信任关系一直是很难的。直到资本主义以后，真正超越个人联系的信用关系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及更早的经济社会形态，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没有真正建立，生产交换范围很小。中国长期以来直至近代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没有建立起超越个人联系广泛的社会信用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很早就同遥远的外国有生意往来，但这些更多是货物贸易、远距离贸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靠制度、靠合约、靠法律保证的超越个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当时“一带一路”进行的贸易，大量带有朝贡性质，中国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西方认为的中国最繁荣最稳定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皇帝推动的，郑和下西洋，远征船队有27 000多名水兵和200多艘舰船，最大的一艘1 500吨的轮船世上罕见。与此相比，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只有87名船员和3艘舰船，每艘舰船载重不超过100吨。当然，欧洲人航海是要寻找新大陆，发现新商业机会。中国人那时出海贸易的目的是宣扬明朝皇帝，扩大中华朝贡体系。“一带一路”之所以是向西陆路走向，那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汉人在长期民族间贸易基础上，拓展的一直延伸到土耳其等国的贸易通道。这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因为没有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支持交易网络拓展，没有超过个人联系的社会信用关系支撑经贸拓展，这种经贸关系难以持续稳定和不断扩展。因为这种超越个人联系的大规模交易不确定性太大，维护交易的权益、保护交易不受损失的成本太高，长期稳定规范的自由贸易必然萎缩。
不建立超越个人联系的广泛社会信任关系，也就难以发展商品经济，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知道中国南宋时期商品贸易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能发展。南宋时期城市已很繁荣，市场也相当有规模，但是没有培育出市场经济。因为中国人做生意还难以超越个人联系，没有产生靠合约、规定、制度和法律保护的社会信任体系。做生意还是老乡跟老乡做，朋友跟朋友做。中国的企业喜欢搞官办，或找官府给以支持；要么就办许多地方性商会，诸如什么山西商会、福建商会、广东商会、安徽商会等等。总之要靠关系、要找后台，离开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很多生意做不了。在中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发展不起来呢？皇帝至高无上，天下都是他的。你们自说自话搞所谓大规模社会信任体系不行，最后必然要契约化制度化法治化，直到把皇帝老子也给约束管治起来了，可能把皇帝和中央集权制也废了。这是任何一个皇帝不能允许的。
中国长期以来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难以形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长不大，说明创新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太困难。我们封建社会一直是重农抑商的，所有的富商巨贾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威胁皇权地位、毁掉集权统治。因为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富豪大多是官商结合，有官的支持保护，钱赚多了野心就大了，想成更大事。经济太富，会想政治权力。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对此都很清楚，他们始终是抑商的，士农工商，商永远排在最后。不让商人做大，真养大了就宰，这就是封建时代的逻辑。我们现在仍有少数人没有超脱古代封建思想意识，钱赚多了就想政治地位，这跟旧社会差不多，有钱就想权，搞着搞着就搞出问题了。封建社会的富商巨贾，在历史上总是构成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强大阻力，从而周期性遭到清洗。当然封建王朝还是需要商人的，既允许长大，又不让搞得太大，实在太大就把你灭了，家产充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早有，每一个封建朝代都不让猛长，长出来了就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没有外部压力、没有外部严重冲击条件下，靠自身是很难形成发展的。
中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直围着家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家族之外、乡村之内，有乡规民约，出了村子就只有靠亲戚朋友老乡。所以，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中国人是以家为同心圆的，从血缘、亲缘、地缘往外一圈一圈扩展关系，超越这种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关系圈就不再伸展了，社会经济分工合作也就停止了。封建帝王是皇家，搞家天下；我们每个人有家庭，再大一点是家乡，家乡扩出去是熟人、同学、朋友、老乡。长期历史传统习惯是，在中国做生意、办事情往往先找家人、亲戚、老乡、朋友，离开这个圈子，很多事不好办。我们相当长时间都是熟人社会，没有达到陌生人社会的状态，也建立不了超越这个联系的经济制度体系。当然，这些已成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体系。但是，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势力仍是很强的，找朋友、老乡、同学等帮忙办事，找领导、找组织解决问题，还是大家喜欢的。
今天的世界，市场经济关系远远超越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适应交易扩展，就是各个主权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保护财产权、保护债权、保护物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的一切合法权利。如果出现经济纠纷，可以按照这些制度规则去打官司。不过跨越国界还有难处，特别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经济利益摩擦，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等有很多差异，容易产生矛盾冲突，比如中国和美国就存在比较大的经贸冲突。世界上没有谁怕谁，应该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但是确实国与国之间总会有问题。市场交易要扩展，总要遵守共同认同的规则，但在多边规则之外，各国还有特殊监管措施诸如国家安全审查等法律，从而随时可设置壁垒、门槛。为促进交易关系深化拓展，有双边和多边贸易规则，有欧盟，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公约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但经济交往、经济利益矛盾一旦触及政治领域，麻烦就大了。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了，不知怎么惹谁了，被人瞄上了。被人瞄上不好，但是，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有权利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应当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实现赶超，要再伟大，这没有任何错，但却遭遇“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从不想当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迎难而上，有定力有智慧，做好自己的事，是完全可以避开和跨越任何陷阱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分析经济制度体系。中美贸易关系不只牵动两国的经济利益，不只是简单的贸易摩擦，美国错误地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其自由经济制度发起了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同美国争夺制度性话语权。美国一直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制度准则是美国创造的“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只有华盛顿共识了。中国经济发展快了，体量大了，到处投资购并，还要向外推介宣传输出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制度。的确，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是国际规则接受者，现在我们力推“一带一路”倡议，带头主导建立新的国际投资开发性银行等，开始介入国际规则的制定，强调要有制度话语权，美国一些政客担心了。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接受世界贸易规则，中国在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全球最快，我们享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也是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不是靠别国恩赐，靠的是亿万中国人民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迸发，靠的是自身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总之，把制度问题好好琢磨琢磨，大到国家制度、经济和社会制度，小到企业制度、家庭制度，只有把制度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交易制度演进、分工和交易秩序拓展讲清楚。
（二）经济制度变迁受利益驱使
经济制度创新是有不确定性的，成功或失效很难预料。任何制度创新都要有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投入都不可少。人们为什么还愿意进行制度创新？受什么动力驱使？做什么事都得有动力，无利不起早，学习、锻炼身体等也得有动力。比如，人们的学习动力不一样，有些人学习是想把知识搞清楚；有些人学习是想长点本事；有些人学习就是为明天有个好工作。这些都很正常，但必须要有动力。制度创新也必须要有很强的动力，经济制度创新是为了经济利益。搞一个经济制度创新，拿到的经济利益比以前更少，他不会创新；制度创新投入了很多，没有倍加的收益，有更多的损失，也不会搞创新。经济制度创新必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经济制度创新古已有之。具体国情、历史传统、发展阶段不同，各个国家具体经济制度差异很大。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制度创新，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才有的。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制度创新，侧重现代经济制度创新。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后，以资本主义为主的经济制度创新。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东欧和亚洲等又出现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又不一样。比如苏联社会主义就不一样，苏联后来解体了，好多人认为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了。你去问问特朗普，他肯定不认为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制度，他感到俄罗斯同美国价值观、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很不一样。但俄罗斯也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早已摈弃了传统社会主义。再如印度，像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搞了不少社会主义的东西，传统的种姓制度依然存在，很难将其简单归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有不同的经济关系，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也不一样。我们要研究现代经济制度，重点是明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动力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轨道。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是占统治主导地位的，资本家拥有资本，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无限的追逐，是资本家投资、生产、做生意的根本动力，也是驱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是工人拿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价格即工资报酬后，完全为资本家奉献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体形态有三，即资本家的利润、地主的地租、借贷资本的利息，这些都是工人剩余价值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剩余劳动，但剩余价值能够产生并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者、推动者，他们把土地、资本、资金、劳动等各种要素弄到一起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拓展全方位贸易投资，提供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和服务。他们按照土地、资金和劳动力所有者提供的要素价格支付地租、利息和工资，他们这样做不是为别人做好事，目的是获得远大于地租、利息、工资的利润。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充分竞争的一般状态下经济是没有利润的。利润只有经济均衡状态出现了扰动，主要是引入新制度促进了新技术采用、新市场发现、新要素使用等等而产生的。因此，追逐利润驱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引入新的制度，把规则改变了、把生产方式改变了、把机制改变了，改变了生产要素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
任何创新不论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都是要改变现存和已有的制度、科技和管理体制，这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毁灭也可能是新生。没有强烈持久的激情，没有极大的动力，谁都不愿去搞创新。
资本主义最大的动力就是追求利润，利润让资本家始终有生生不息的冲动去搞创新。为什么资本敢于跑到全世界开疆辟土，资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自己的国家跑到遥远的陌生国家。赚更多的钱，获取更多的利润，做强做大其商业帝国，资本从不怕冒险、不惧挑战。许多国家都招商引资，欢迎一切资本，也有个别不欢迎的。特朗普就不欢迎中国去美国投资购并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其他产业他不反对，带动就业多，投资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他还是欢迎的。
美国是喜欢资本的，喜欢有钱人的。钱很多的人移民美国是容易的，钱不多不欢迎。钱重要啊！钱去了，人就可以跟过去了，钱不够多到美领馆办移民签证没门。你说自己有本事，有什么本事，至少目前没看到你有本事。他看到你有300万美金，肯定知道你有本事。钱只要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肯定是靠本事赚来的。这里不排除有人在貌似合法条件下坑蒙拐骗赚到很多钱，不排除少数人权力寻租收受贿赂搞到很多钱。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就是奔着钱去的，哪个人、哪个企业赚的利润多则创新活动也多，也越有创新能力，在全世界都受人欢迎。所以资本生生不息的冲动就让他继续赚钱，全世界只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当财富超越了自然资源限制、超越物质形态束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及后工业社会迈进，最后进入垄断金融资本掌控经济，追求利润、追逐财富增值、追逐剩余价值成为永无止境、难以停歇的冲动。货币变成一个价值符号，货币转化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才变成永恒的冲动。
现在不少企业家说，要那么多钱干啥？这既是真心话，也不是真心话。没谁跟钱有仇，合法合理挣钱于己于国于民都有利。现在企业家办实事、搞制造不容易，营商环境还不够好，有些企业家要不是舍不得创下的事业，钱足够享受美好生活了，真想不干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要鼓励支持企业家追求利润，鼓励扩大生产性投资，让他们赚更多的钱。
我们搞市场经济，要有利润刺激，不要怕人家生产致富、投资致富、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钱多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最后还是社会资本。鼓励赚钱，才能不断推进经济制度创新，创新靠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驱使。追求利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创新动力，制度创新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创新又会产生更多利润，给社会提供更丰富、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服务。当然，制度创新可能是微小的，也可能是宏大的，但必须是市场导向，适应市场需求的。比如，上海阿大葱油饼，是个体摊主，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店铺，每天限量做那么多油饼，卖完为止。别以为他笨，他要是一天做几万只油饼，再开个连锁店，葱油饼味道就变了，利润可能就没有了。阿大也是创新者，他出售的葱油饼有超过其他葱油饼的高利润。制度创新就是要拿到超过平均收益的收益，马克思叫它相对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经济学理论称之为利润。
企业制度创新，有小的创新也有大的创新，公司做大之后，可以有更大手笔的企业制度创新，比如生产汽车整车的企业纵向一体化。一个企业原来做整车，后来发现专门为其生产发动机的发动机厂挺好的，发动机厂钱赚得多，整车反而赚得少。该企业的实力又比发动机厂强，为了利润就想兼并发动机厂——纵向整合，但发动机厂不愿意被兼并。一种情况是如果市场上还有其他发动机厂，汽车厂威胁要买其他家的。一下失去这么大买主，发动机厂有点怕了。另一种情况是发动机厂质量好、影响大、不愁销，汽车厂要巩固与其合作关系，高价购买发动机厂的股权，本来股权1元一股，出价2元一股，先插一只脚再说。不论是纵向兼并还是股权投资介入另一企业，都是企业制度创新。企业可以纵向兼并，也可以横向兼并。同样生产手表的企业，知名牌子的厂商把不知名的手表厂兼并了。品牌就是价值，同样的手表质量差不多，关键看品牌，兼并之后好品牌产量扩大了。前提是这个牌子手表产量扩大后，消费者队伍增加、产品质量稳定、牌子依然很响。否则增产不增收，增产了反而价格下来了。所以，当企业家要改变企业组织制度，引进新要素、新技术、新方式，他要改变原有企业规则制度，是要冒风险的，但也能获取更多利润。
追求利润驱动制度创新。创新很难但并不神秘。很多时候追逐利润是被逼无奈，冒着危险搞出了创新。欧洲中世纪以后，尤其是16世纪以后，国王骄奢淫逸，国库空虚，横征暴敛，搞不下去，跟贵族和商人的矛盾激化。国王捉襟见肘，只能向商人借钱，还不了债就卖爵位，鼓励商人向海外扩张生意。商人们联合投资买船造舰，把钱给航海高手——海盗，让他们从事风险极大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赚一般生意根本赚不到的高额利润。这些敢投钱给海盗的商人是创新者，那些海盗船长也是创新者，他们推动企业制度创新，发现了新市场，赚到了大利润。最早的企业家不是王公贵族，是投机取巧的商人，是海盗和罪犯，唯有他们胆大妄为，敢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赚钱的人，不少也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的人。刚改革开放，胆子大很重要。那时候什么商品物资都短缺，人们头脑里观念陈旧、束缚很多、怕这怕那，只要敢想敢干赚钱机会很多，但大部分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曾经犯过事的，搞过长途贩运、投机倒把，钻过计划经济空子的人，脑子活、胆子大，善于发掘任何机会，捞到了第一桶金。当时，安徽芜湖有个卖瓜子的小贩，摇身一变开了个厂，生产销售“傻子瓜子”，生意很红火。这个叫年广久的人一点不傻，是个能说会道的企业家、创新者。当然，他也非常能吃苦耐劳，很勤奋，很有韧劲。后来有人批评他雇工8人以上，搞私有制，惊动了中央，而邓小平一句话，“让他干，没什么的”。那时，还有很多人创办了各种各样的饮料、保健品生产企业，什么这个宝、那个奶的，广告铺天盖地，没有多少营养，但挺赚钱的。他们没有什么特大的本事，多大的知识学问，也不掌握先进科技，但是大胆敢为敢创新，当然脑子也好使，就是企业家。
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成了，制度创新更难了，赚取超额利润更难了。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要通过制度创新获取更高利润很不容易。不少企业想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路径就是成为上市公司。现代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的公众公司是企业制度创新，但是现在它往往更多是形式创新，企业具体制度、治理结构是不是有创新不得而知。好多排队等候上市的公司，还是看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而不是要完善治理结构。我们不少上市公司年年不分红，只增配股，股票投资者拿不到真金白银回报，还要继续往里面砸钱。还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造假很厉害，坑、蒙、拐、骗地忽悠股民，空手套白狼这种微观经济制度创新，不只是伪创新，还是耍流氓。主要是制度还是比较落后，监管部门的监管体系跟不上。
经济制度创新是要追求利润，但也要兼顾多方面利益，给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人、资金借贷者、劳动者等都要带来更多好处。当然，追求利润的创新永远还是资本为主导。但资本再大，富可敌国，也要遵法守法，不能同国家对着干。
创新者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要广交朋友，要有社会责任，照顾相关者的利益，为大家减少负担，减少支出，增进福祉。比如福特把福特汽车生产的定位，瞄准到每个家庭都可以买得起，以此目标规划，实施企业组织、管理和制度创新，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创举。福特公司的创新，不仅使成千上万生产线上工人工资大幅提升，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而且让更多家庭有能力早点使用原本少数人才有的汽车，极大带动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国也有，比亚迪总裁让全国人民3万元可以买一辆性价比不错的比亚迪轿车，他至少有这个想法，也是创新。当然，比亚迪还搞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卖得不错，也是创新，但在核心技术上还要下很大很大力气。赚的钱或利润，主要还是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和相关政策收益。
创新一定要让参与者享受一点利益，创新也有可能使某些人不开心，不开心的人怎么办？企业制度创新，这个企业的工人工作节奏更快了，工作强度更大了，工薪报酬只提高了一点点，而利润提高许多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觉得不公平怎么办？一是可以主动离开企业。自由选择、自主决策，感到不公你可以弃他而去。但是，工人拖家带口的找一个稳定职业不容易。如果离开这个企业，工人的成本要更高——好死不如赖活着，他选择继续留在那里。二是工人不开心还有办法，偷懒磨洋工，前提是不能被监工或管理者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工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搞个残次品，甚至搞点小破坏活动来表示不满。你让我损失，我也让你损失；反正我也不能走，走了没有更好的地方去。
宏观制度创新就更不一样了。比如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政府制度创新，更复杂更困难。假如一个人对国家制度不满意，怎么办？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在这里就要遵守法律。不满意，你可以移民。现在移民方便了，你可以申请移民他国，只要人家欢迎你。你一天到晚说这个国家真差、不民主、不文明，国界边境虽有把守，也还是走得了的。对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有不满、有意见，千万别简单骂。说国家不好，你要努力，从自己做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改变你自己，你才能更好地改变这个国家。一个国家制度创新，如果有人不满意，可以走，告别这个国家。但这是有成本的，除了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和社会关系及社会环境差异外，去另外国家还会有更多风险或更大不确定性。
所以，微观制度创新、宏观制度创新，根本取决于动力。如果大家对制度创新不满意，要给予释放的空间，可以选择退出，也可以逃避，也可以偷懒。国营企业不要你，你可以去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不要你，你可以自己创业，这本身蕴藏着自由选择的机会。资金容易跑，商品容易运，工厂和设备也可以搬迁。长腿会跑的人，真越过国界还要签证，其实人的流动还真不容易。美国控制是严的，控制偷渡，怕人赖在美国不走。美国也想要人，要的是人才，不是一般的人。如果自认为是人才，是金子到哪里总是要发光的，此处不养爷，别处有人请。其实有情怀有真本事，在哪都受人待见，都无所谓了。
经济制度创新是靠利润来驱动的，经济制度也能让每个人有所作为、有所获益。但任何制度创新，仅有利益、动力还是不够的，推动重大制度创新的人还要有理想情怀和责任担当。为了根本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为人民谋福祉的理想，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许多人后来牺牲了，但更多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忘初心，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最终要为老百姓带来各方面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创新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创新，创新者是要有情怀有信仰有责任的。
（三）制度变革是危机逼出来的
制度变革除了动力之外，到底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大规模经济制度创新，有的时候千呼万唤不出来。有的国家经济制度可以长期不变，没有多大变革。有些国家制度创新刚开始很快，后来就没有了。我们要分析制度创新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
制度变革主要受环境所迫，是危机逼出来的。一般来说，现有制度解决不了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很多问题，很多利益主体、很多参与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感到这样不舒服那样也不舒服，觉得自己的收入、福利、利益增长缓慢，相当多人的状况在恶化，社会矛盾明显激化，沉默、躁动、愤怒情绪蔓延滋长。这个时候说明现行制度发生了严重危机，经济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如此。当出现了制度性危机，制度创新基本就快要来了。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约定俗成、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秩序、法律法规的集合。长时间来人们一直遵守这些规则规矩、法律法规等，现在竟然感到好多人不守规则、规矩，甚至钻法律法规空子，有的私下或公开抗法。大家都茫然了，社会乱套了，经济秩序无序了，现存的经济制度失灵失效了。人们就被迫需要修改、改变现存经济制度了，制度创新时机到来了。因此，制度创新往往源于制度危机，已有的制度失灵失效需要新制度。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由局部到全局的渐变过程。比如，经济制度失灵失效一开始可能是个人信用危机。某个朋友、某家企业不遵守约定的规则，借钱不还，赖账违约。接下来，这种个别的、局部的、地区性的信用违约相互传导，相互传染，引发整体的社会信用危机，所有人都遭受损失，少数坏人得益。此时，信用制度创新就成为时代需要、共同意愿，严惩失信的信用制度才可能建立。
通常讲，制度失灵失效一开始人们是不相信的，要到不守规则、任意破坏制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多数人感到社会失序混乱才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是在制度失灵失效环境中，个人都从自我理性出发规避风险，寻求收益，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冲突。乱世出英雄，也会出恶魔，成千上万的理性人可能会拥护一个铁腕暴君。希特勒为什么在德国可以上台？他是德国人民选的，是民主选举上来的，每人一票，仍会选出暴君。在民主方式下会有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和暴政真不能简单看。这就是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所有理性人选择加起来，会是一个极大错误，即所谓的合成谬误。个人遇到的环境条件是不同的，知识、经验、能力和思想意识也不一样，理性的个体选择得出非理性社会集体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人们之间信息总是不对称的，他们对信息的感受、了解、把握和分析是不同的。在制度失灵失效尤其是重大制度危机时，经济社会无序混乱，各阶级各阶层各种力量分化、重构、对抗加重，人们非常渴望重建新制度。此时，伟人登高一呼，不管是用强权、用暴力或用民主选举，都有可能受人民拥护欢迎。
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中，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希望轻易改变根本规则、基本制度和宪法等大法。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意改变早已认同，并熟知和长期遵守的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重大制度改变人们事先吃不准，改不好是大问题。如果发起一场重大变革，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什么情况下才非改变不可呢？就是出现严重制度危机的时候，没有办法忍受，难以活下去了。举例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场上买不到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短缺，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东西你会生产也不让你生产，只能按计划由国有企业生产。想买东西凭票供应，排队等待，或者摇号、抓阄，最后大家越来越不满意，集中计划经济也就不改不行了。
比如，欧洲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欧洲的帝王跟中国皇帝差不多，王室和国库开支，要靠财产收入，更多靠臣民交税纳贡。王室骄奢淫逸，国家开支很大，国王发现国库空虚，贵族做大了，就开始加税或从贵族或商人那借钱，借完钱还不了。一些贵族与商人不满，更多贵族与商人跟国王对抗，国王就找个理由整治他们，直至抄家、封产、抓人。抓一个两个还可以，弄到最后可以缴税和借钱的贵族和商人越来越少，国王就发现有问题了，怎么办？应该给贵族和商人更多权利，给贵族下面的老百姓更多权利。在放权的同时，把责任和负担也分派给贵族、商人和平民百姓。欧洲的贵族、商人与市民阶层因此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有了更大利益激励，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发展的重要力量。欧洲的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就是这么慢慢产生的，制度创新是被逼出来的历史过程。
同样，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制度变迁也都是形势环境所迫，是已有的制度危机逼出来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对外开放也是环境形势所迫，被逼出来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因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几乎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意，强烈呼唤革命，拥护变革，才终于到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当时自力更生、不开放也有道理，刚刚把新政权建立，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不久中国又抗美援朝，打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都打成仇人了，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封锁。中国不对外开放也是迫不得已。因此，我们只能学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靠老大哥帮点忙，以自力更生为主。后来同苏联老大哥也搞翻了，我们同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本来就不联系，这又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协作不到一块，我们只能自己搞自己的制度探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百废待兴，我们终于明白，集中计划经济制度是封闭落后的。唯有对外开放，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没有严重的制度危机，就不可能有重大制度创新。